择校与免费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择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择校，就是家长愿意以较高的经济代价，换取子女进入重点中小学就读的机会。换言之，择校，就是使“钱”做为教育选择的一种手段，让“钱”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使之“多花钱便能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这是近几年我国普通中小学教育中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也是颇为引起非议的一个问题。持非议同志的主要观点是：普通中小学教育，尤其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应当是“免费教育”原则的。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关键是对“免费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是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以前所梦寐以求的教育理想。在夺取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也将免费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免费的教育政策，诸如初中等教育是免交学费，只收少量杂费；高等教育不仅免交学费，而且免交杂费；研究生教育不仅免交学杂费，而且事实上是拿工资上学；即从正规教育来看，受教育的层次越高，免费的程度也址高。正规教育的情况如此，非正规教育的情况也一样，是形式上的缴费上学，事实上的免费教育，因为我国的成人教育虽然要交纳学费，但这种费用有相当一部分人回单位是可以报销的，真正由个人缴纳的费用极少。在这种几乎完全免费教育的情况下，给人们的感觉是，社会主义的教育都应当是无偿的。于是，一让“钱”参与教育机会的选择，人们就会感到不公平和不平等，就会出现心理不平衡，甚至反感。
的确，在一国范围内实行全部教育的免费或无偿并非乌托邦，这已在不止一个国度中成为现实。但它的前提是，既要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更要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否则，理想只会变成空想。就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基础薄弱，却举办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穷国办大教育”，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的统计，中国教育公共支出约占全世界教育公共支出的1.04%，但负担的三级正规教育学生却占全球的17.9%。按人均教育公共支出计算，中国1991年人均为10.13美元，不足发展中国家平无水平42美元的四分之一，甚至仅相当于非洲国家平均水平30美元的三分之一左右①。到本世纪末，即使我国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到1000美元的小康目标，教育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便达到4%，人均教育公共支出还只能达到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
与教育投资供给不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却存在着无限扩大，膨胀的趋向。首先，我国人口众多，且增长过快，对教育造成的需求压力巨大。上前我国人品已达12亿，即使在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今后半个世纪每年新出生人口大体仍将维持在250万人左右，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新出生人口直接决定初等教育的规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将传递给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社会要满足新生人口对教育的需求，必然会引起教育需求的膨胀。其次，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人民群众受教育的范围与程度也将逐步提高。据测算和预算，我国文盲占人口的比例目前约为15.88%，而本世纪末将基本堵住新增文盲的产生，文盲占人口比例将控制在3－5%。本世纪末85%的人口和地区将普及8年和9年义务教育。各类高中、中专和技工学校的毛入学率将由1990年18.41%增加到2000年的27.43%。大专以上在校人数占18岁到25岁的人口比例将从1990年的3.54%上升到本世纪末的5.24%，②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引起对教育需求的扩张和膨胀。第三，由于个人和家庭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日益提高，所以个人和家庭只要条件允许总有获得更高层次教育的冲动，总是希望所受教育程度址高址好。这就是我国教育发展中所面临的十分尖锐的矛盾。
要解决这一矛盾，有两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一是限制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 那就势必要放慢教育的发展速度。但是，一般来讲，限制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是比较难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因而是不可取的。二是改变教育的供给方式，这就势必要放弃免费教育的作法。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这是一条较为恰当的途径。
从理论上看，从免费教育到收费教育，从无偿教育到有偿教育的转轨，确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其实，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有过论述。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不赞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般地谈论教育的免费问题，而应区别对待对初等教育的免费马克思是完全赞同的，因为这涉及的主要是劳动人民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对当时的中、高等教育实行免费教育马克思是不赞成的，因为“事实上这不过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③。马克思这里讲的虽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免费教育问题，但其中却贯穿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在存在着巨大经济收入差别的情况下，不应对所有人、所有层次和类别的教育都免费。实行无差别的政策，只能是以表面的均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均等。这个思想对于今天我们研究教育从无偿到有偿、从免费到收费转轨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前所述，在现阶段，尽管在我们国家不存在不同阶级间的对抗，但经济收入的差别仍然存在，在教育方面也仍然存在着质量、层次上的差别。而一个国家不论实行什么制度，接受高质量、高层次教育的主要是社会上等阶层和富裕家庭子女的专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实行免费教育可能导致不公平，而有差别地收费教育反而会带来某种程度的公平。因此，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在我国经济收入存在巨大差别的情况下，也不应当实行无差别的教育收费政策，也就是说，对那些享受高质量、高层次的教育的人实行无偿教育。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高质量、高层次教育吸收家庭教育投资的能力，广泛吸收贮藏在社会中各种教育资源，来扩大高质量、高层次教育机会的供给能力，使更多的人能免享受到高质量、高层次的教育。
从实践中看，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有差别的教育收费政策不仅没有危及大范围内的教育机会均等，反而有利于改变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各类学生之间分配不均等的状况。在一个国家和无区的教育发展过程中，资源的稀缺性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因此，如何利用稀缺的教育资源来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就成了各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应当值得重视。韩国，在普及初中义务教育时，也遇到了经费不足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并没有普遍实行免费教育政策，而是首先将其有限的教育经费用于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扶持上。这样韩国的免费初中教育首先是从海岛和边远地区开始的，与此同时，在大中城市及其它经济富裕地区则实行收费的初中义务教育。待1993年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免费初中义务教育才逐步得以实施④。我国有的省市在普通教育范围内，向大、中城市和富裕地区家庭征收较高比例的学杂费，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征收较低比例的学杂费，贫困地区免征学杂费的做法，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只有根据不同情况，实行有判别的教育收费政策，才能体现公平和平等。
从现实情况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突出表现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断向个人倾斜，而国家财政收入的份额逐年降低。据有人测算，国家、企业、个人最终可支配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21.7＾、30.71%和47.53%变为1990年的14.03%、17.34%和68.63%⑤，并且呈继续发展的趋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导致居民收入的急剧上升，至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3.5万亿元，是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210.6亿元的165倍。而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的毕生却不断下降，政府的“钱袋子”在逐渐缩小。财政收入的减少以国家教育投资的数量和比例。在国家财政收入份额降低的情况下，原来由国家承担的教育费用，应该部分地、合理地向个人转移。这种转移除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类教育外，也应当包括义务教育阶段上前尚不能普遍满足的那部分高质量的教育，否则，本来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勉强维持的免费教育体制将更加难以维系。
当然，允许让“钱”参与高质量的教育选择，不是乱无章法，不是只要谁手中拿着一叠钞票，就能走进重点学校。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为这种选择划定范围，制定章法，使之逐步规范化。具体讲：第一，实行优质优价的原则，适当拉开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在收费方面的差距。重点中小学之所以能成为重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长期重点投入的结果。在当前情况下，重点中小学具有很强的吸收家庭和社会教育投资的能力，充分利用这种能力，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教育投资在这些学校整个经费来源中占有较大的份额。这样就可以减少国家对重点中小学的投资，将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普通中小学和贫困地区教育的建设。第二，在以“钱”做为选择手段时，应以分数为基础。也就是说，在允许家庭经济能力作为一种合法的选择手段，重点中小学在招生时应兼顾分数与金钱两项原则，进入重点中小学读书的学生首先要有优异的成绩，其次才是准备承受较高的学习费用，因为如果孩子基础不太好，家长硬是凭仗自己的经济条件让其挤入重点学校，孩子面对那些基础扎实、学习能力较强的同学，很可能产生自惭自卑、自暴自弃的心理，甚至形成严重的心理障碍，厌学、辍学、不幸事件的发生也是可能的。这就不利于孩子的学习与身体健康。因此，没有优异的成绩，即使家庭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也不能进上学。相反，那些学习成绩确实优异而家庭经济条件又较差的学生重点学校则应当承担起对他们的培养责任，这时起作用的只是分数。这样做才是最接近教育机会均等的一种做法。第三，重点学校的收费可以高些，但不能以盈利为目的。教育不同于经济，学校不等于企业，培养人才更不能等同于商品生产。培养人要考虑、计算成本，教育收费是对教育成本的一种补偿，但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即使是重点中小学，由于师资、设备等办学条件优址，收费可以高些，但也只能略高于成本，企图以此来牟利是不允许的。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都不应改变。即使在西方，也没有一个国家把教育当作盈利和牟利的事业。第四，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重点学校收费制度。这些制度应包括重点学校收费基础上及标准的申报、审批和公开制度，学校收费过程的管理制度，票据使用制度，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制度，经费使用和结算公开制度，以及对学校收费的检查、审计和处理制度等，力争使学校收费每一环节、每一细节都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注释：
①②蒋鸣和：《对于中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再认识：国际比较的启示》， 《教育研究信息》1995年第1－2期合刊。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页。
④《亚洲四小龙教育纵横》，新世纪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⑤《经济管理》，1992年第4期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