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依附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作用论文,国家论文,资本主义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4]07-0100-07 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认为，拉美依附型经济的基本和决定性特点是它主要依赖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这一特点有很多含义，本文所强调的是，在资本流通领域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作为主导特点而存在，这就要求资本家在每个增长阶段有更多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因为工人在相对低的工资水平下的消费支出会相对较低。 本文假设在拉美经济体中，资本主义支出的更大需求主要是依靠国家的资源和行动来满足。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中的资本单元有技术和金融的缺陷，也在于国家自身运转的特点，历史上其与资本各成分的私有利益相结合，虽然不一定形成国家垄断。① 本文分三个部分来研究这一问题。第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范畴内讨论过度剥削，指出在巴西经济的具体情况下，这可能代表优势，且可以利用类推和历史成分将这种形式的主导优势扩展到北美的其他经济体。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一个主要依赖对劳动力过度剥削的经济体的动态含义。第三部分指出国家方面组织和运作的影响，包括哈维(Harvey，2004)所诠释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剥夺”。② 二、过度剥削和依赖 过度剥削劳动力这一概念可以在马克思的很多著作中找到，包括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但他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区别性的类别来对待。③马克思讨论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情况，即大部分劳动条件都远不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需求。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过度剥削”，而是称之为“剥夺”或者剥削的“残忍原始状况”。很明显，马克思的“过度剥削”表明的是一个过渡性阶段，因为其中过多地暴露出阶级间的不平等冲突，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好处。在这种社会秩序下，需要由国家和私人机构调节做到公平，并从基本上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条件(Hirsch，2010)。 在“价值理论”的框架内，商品依据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力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易。众所周知，劳动力商品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不是一个能生产的商品。它的价值是根据劳动者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而确定的，它不仅是重要的物质能源支撑着工人日常的劳动，而且作为工人与社会融合和生活水平，也是所必须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这些条件是由历史和社会元素决定的，这种社会发展在改变了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会改变每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劳动力价值的这一定义，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利润的来源是基于它来定义的：劳动者根据其劳动力(社会再生产中消费品包含的抽象劳动力的总和)的价值获得报酬，剩余劳动从这一劳动力中提取出来，就解释了利润的来源。因此，劳动力生产并卖出的商品中包含支付和未支付的劳动力。因为，这一定义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稳健性很重要，所以关于这一观点的相对性和分支一直有很多争论。有些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分析呈现的不同程度的抽象注意不够，因为这一构想无法解释带有高度分化的市场和复杂工资体系的发达工业经济。它只能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参考，这对其他的文稿是必不可少的。④不过，我们明白其目的是揭示决定和区分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基本元素，并形成具体的标准。 按照上面的定义，过度剥削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不足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仅有缩短劳动者生命的意义，只有在几乎无尽的劳动力供应下这种影响才会对系统起促进作用。玛尼(Marini，1973)尝试明确依附型拉美资本主义的具体特点，他认为过度剥削的情况是固有的，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建立方式影响的结果。在这一结果中，过度剥削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类别，这对理解依附型拉美资本主义的本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过度剥削的结构特征为完全依据马克思对其的定义进行实证调查带来了困难，如我们所知道的，他认为计算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每个社会和每一历史阶段的特定历史情况。此外，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社会日益复杂，使得经济界、劳动组织，及其特有的市场更加复杂，尤其是涉及到区分劳动者和生产部分的类别。马克思抽象地提出了劳动力价值问题并表明了过度剥削的可能性，要提升这一抽象水平需要划定国民社会的界限，因为这一领域内国家的司法规定非常普遍。很明显，这已经预设了全球系统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和有等级的。 具体到巴西经济的案例中，在1955年巴西劳动运动中所创立的非政府组织——统计和经济研究联合部门(Interunion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DIEESE)已经计算出了最低生活条件方面的社会参考值。这一机构计算了最低必需工资，包括一个工人要养活一个四口之家(两个大人，两个孩子)所需的最低收入。⑤但是，官方最低收入水平大大低于DIEESE所计算的水平，⑥见表1。
在巴西经济的案例中，收入低于这些最低值的人口不占少数。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巴西政府获得和计算巴西经济指标的官方机构)的数据，表2中列出了最低工资所规定的收入范围内的人口频数。 根据表1、表2所包含的信息，我们可以确定2010年巴西10岁以上人口中有27.47%至少没有收到官方的最低工资。这还没有考虑那些确实没有收入的人，他们占37.11%。此外，如果我们将达到3倍最低工资的收入范围作为没有获得最低必需工资人口的标准(这类人在有收入人口中占52.62%)，可以断定过度剥削是巴西经济的主导形势。在拉美其他国家的统计中也能提取出类似的数据，尽管有不同之处，但与劳动力价值和过度剥削的理论和历史定义是相一致的。不过，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所以不再列举。⑦
三、过度剥削的动态意义 极低工资的动态意义首先是限制了经济的增长潜力，导致其的相对不稳定性，因为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较低需要反复补偿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⑨马克思明确表示了生产过程再生产的可能性，认为工资水平对生产水平和资本循环都有影响。在生产层面，通过资本主义中存在的矛盾关系——万物平等，低工资带来了更高的利润。不过在资本循环层面，又是万物平等，低工资暗示着必要的生产性和给非生产性消费会增长，这样一来积累过程被扩大化，或者它需要扩展到外贸销售部分中去。⑩ 为便于分析，我们假设一个封闭式经济，工资综合水平的下降会导致资本家生产性消费(投资)和非生产性消费(消费商品)的同等幅度上升，这样积累的整体过程就不会被放慢速度。由于一些间接原因，比如立法对工人不利，工资也会普遍下降，马克思没有分析这种下降的意义，因为他的关注点一直是在资本累积过程的本质上。当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成熟，很多社会已经趋于工业稳固，进入生产的发达阶段时，这一问题就会出现。 在马克思主义领域，这一问题体现在围绕阶段性危机(无论是资本的低迷消费危机还是生产过剩危机)的本质进行的争论中。在讨论对凯恩斯(Keynes，1985)和卡莱茨基(Kalecki，1977)提出的有效需求原则时它也会出现。在卡莱茨基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工资水平下降的影响。(11)卡莱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动力就是一种分配性安排，这使他能够建立一个等式，从中可以看出收入分配的影响。见表3。
在这个解释等式中，国民收入Y可以通过支出或者收入来获得： Y=I+Cc+Cw=P+W 其中，Y=国民收入/产品；I=生产性消费或者总和的投资；Cc=资本金的消费；Cw=劳动者的消费；P=利润；W=工资。 制作这个表格的目的是要说明，鉴于已给出的收入在各方的分配，变量I(投资)在决定国家收入水平Y方面是最相关的。这一分配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政治争论的焦点，也是他们争论的结果，这与马克思的普遍准则是一致的。重视投资并不是在量上重视，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变量，随着资本累积的情况而波动。卡莱茨基和凯恩斯一样，认为消费的社会支出受习惯和收入限制的影响比较稳定。(12)不过卡莱茨基将社交消费分为两个变量，分别与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支出相对应。他追随马克思并理解了历史过程，以一种简化的方式认为劳动者会花掉所有的收入，有高度的消费倾向。我们认为对于资本家来说，消费的稳定性是通过社会习惯维持的。因此，如果我们用同样的国家收入水平Y，但是不同的收入分配来比较两种经济的话，会很容易证实对于低的总工资水平来说，高水平的利润和投资是必要的。见表4。
表3中，Ⅰ、Ⅱ和Ⅲ部门分别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的消费资料和工人的消费资料相对应。工资水平的普遍下降会导致部门Ⅲ在总收入中比重的下降，因为工人的消费被缩减了。因此，在低工资水平下，若收入不变Ⅰ和Ⅱ部门生产的增长是必要的。在部门Ⅲ中，对利润和支出的预期是通过当前工资的变化以一种次要的方式形成的，与之相比，在这两个部门中消费的决定取决于对整个系统利润的预期，也就是之前收入没有构成的成分。很明显，当卡莱茨基将这一过程理论化时，认为补偿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通过外贸。即便如此，如果我们假定两种具有稳定的生产国际一体化的经济，收入分配的差异也会导致投资水平的差异。(13) 马克思或者卡莱茨基在这一表格中没有揭示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国家方面的非生产性支出(按照马克思对这一术语的理解)。这可以用如下的补偿等式来表示： Y=C+I+G 比较收入相同而收入分配不同的两种经济，会发现补偿是由更多投资或者更多政府支出来实现的。 四、国家运转方式的影响 有了在第二、三两个部分中形成的理论作为参考，现在可以进一步讨论拉美依附型经济的具体特点。马克思的依附理论认为，这些经济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更好的方式讨论过度剥削对国家经济组织和经济动力的理论和历史影响，并以马克思依附理论的源头为背景，优先考虑对于工人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也从全球系统边缘资本再生产的可能性的角度，以中心国家的生活标准为参考讨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如玛尼(2000)指出的那样，拉美经济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行列中，起到了低价位供应食物或者原材料的作用。因此，他认为中心国家劳动力再生产的花费可以动态地缩减，进而扩大了利润量以及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加入到全球系统中的结构条件使得边缘国家有了某种资本再生产的标志。(14)另一方面，多斯桑托斯(The
tonio dos Santos，1970；1972)认为，依附的本质和社会条件的反常恶化是固有的，尤其是在那些建立了军事独裁的国家。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中社会的历史发展会导致社会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 在目前形势下，当时合适的一些目标已经不合时宜或者以一种新的不同形式呈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军事独裁不复存在，在大部分地区由根基稳固的政府所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建立起来，国家的政治议程开始考虑从属阶级的社会需求。工人阶级受益很大，与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独占霸权的历史时期相比，他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即便如此，过度剥削仍占居主导地位，尤其与本文目的相关的是，国家继续将资源集中起来，直接转移到私人部门，这已经超越了积累的直接需求，也超越了其暴力垄断、控制钱财，保护私有财产的一般功能。 哈维(2004)把在循环危机阶段将额外资源转移到私人部门的现象叫做“剥夺”。马克思也采用了同样的表达形式，纳西门托·阿里(2013)也对其进行了讨论，这都并非偶然。哈维认为，剥夺现象与马克思文献中提到的原始积累类似，不过它有一些内在特点，会在资本累积有断裂威胁的情况下反复出现，这是周期性危机所固有的。这里我们假设剥夺现象在拉美是结构性的，是特定发展情况下出现的结果。那就意味着“剥夺”，不仅仅是资本危机时期一个典型的现象，也是外围资本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资源向私有资本的转移是积累动力的一部分。(15)在第三部分中，我们指出了一般工资水平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在劳动市场中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作为一个主导特点而存在，在既定的收入或者生产水平上补偿了资本主义生产性消费(投资)。因此我们要强调的是，在回应实行因历史原因而产生的经济动力时，地方和区域资本是具有脆弱性的。 马克思依附理论指出拉美经济的加入从历史角度来说是依附型的，是特殊的。此外，玛尼认为加入决定了积累的特点和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加强剥削——绝对剩余价值(增加工作时间或者工作强度)来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对比来说，在资本主义的中心，攫取相对剩余价值占主导地位。在中心国家，剩余价值的增加主要是生产创新的结果，但在拉美边缘国家，创新却伴随着生产现代化方面的落后，主要是通过集约式利用自然资源来扩大生产(Marini，2000)。由于这一原因，在这一地区运作的私有资本的潜力在结构上受到了制约，不能独自通过过度剥削劳动力进而降低工人的社会消费来满足积累的需求，这里的积累比较来说是要大于中心地区的。从历史来看，这一局限性可以通过对外资开放或者国家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来克服。在历史上这两种形式都有可能被记录。但是，这一地区经济的特有元素是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有所扩大，其中保护自然资源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很明显，国家适合发挥的这种互补作用有固有的缺陷，因为它的金融资源主要是依靠征税途径来积累。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国家的生产功能一旦形成，会以上市公司的形式变得自主，他们中的很多几乎完全受市场调节。这就意味着，国家拥有的这种与积累互补的功能会随着每一个依附经济的复杂度和差异性而变化。 在巴西经济这一具体案例中，这些功能在20世纪70年代延伸到整个基础设施生产领域，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缩减到了电力供应、通信和一般服务业，但最后主要还是通过国有银行为投资提供资金。在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在决定国民收入方面的相对重要性。
理解国有公司在巴西经济中重要性的另一个方法是看他们在扇形结构中的比重。《Exame》杂志(16)每年都会公布在巴西活跃的最大最好的公司的排名，从它收集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国有企业加入到了国内经济中。表6是该杂志2011年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到在巴西能源部门中，按净销售量排名的十大企业中有六个是国有企业。而且，表6还进一步地说明了这十大企业在巴西500强企业中的相对位置。
表7列出的是服务业中的信息，在这个行业中按净销售量排名的十大公司中有五个是国有公司。
表8列举的是银行机构，巴西国内的五大银行有两个是国有银行。
所有的这些数据构建了一个具体的结构框架。不过我们有必要强调，虽然巴西经济中的国有股份十分重要，但若从在国家经济中的分量来看，它还不能与中心国家的经济相比。巴西的公共支出，即政府因提供商品和服务等运转活动产生的支出，包括员工的报酬(比如工资)、利息和补助金、津贴、社会救济金和其他支出，例如租金和股息，都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他们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对比十分明显。所以，在依附型经济尤其是巴西经济中，国家的特异性并不在于国有资源在经济中的占有比重，而是在于其参与的本质。不幸的是，并没有现成的数据让我们来比较不同国家中国有企业在投资支出中的比重或者参与的程度，如果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不同的资本再生产模式下国家调节功能的差异。更困难的是把国家通过税收，或者货币和金融领域获得的公共资源向私营部门转移的程度实体化。按照哈维(2004)的定义，这些转移通过私人活动剥夺了社会资源。巴西经济中的剥削程度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粗略估计：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核实收入集中的程度，这种集中是国家的征税行为导致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动态运转国债，或者说管理国债。关于第一种形式，桑托斯(2010)和西维拉(Silveira，2010)指出，巴西的征税系统具有从整体上集中收入的效果。征收结构分为三大类税收：直接税、间接税和社会保障税。其中，间接税明显具有集中本质，社会保障税是中立的，直接税有分散功能。即便如此，净效应仍然是集中。另一方面，桑托斯(2010)也指出，国债的动力是通过拥有一些社会部门的债务权，主要是银行和养老金来高度集中财富。鉴于基金一般是由银行管理的，国债的动力将公共领域的大量资源转移到了私人领域。 通过对资本群再生产中的困难进行调整，或简单地通过在国家机构领域的直接的政治行动的方式得到的私有优势，当资源转移到私营部门却在社会行动方面不做回报，“剥夺”就形成了。很明显，所有的这些理论和历史元素都需要进一步地研究。但是，这里所提供的记录足够描绘出在资本主义边缘的拉美资本再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不管其区域经济的等级制度如何。 本文旨在说明，在依附型社会中过度剥削劳动力有重大意义。这些意义中比较明显的是，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相比，国家的功能有所扩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述的，这一特点并没有削弱资本主义聚集财富的一般本质，而是加强了它。事实上，巴西经济中国家的运作行为表明其常规筹资活动和对国债的管理都有集中财富的作用。在这一案例中，巴西在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等级中的相对位置反映了这一点。在拉美，巴西是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53.9。(17)桑托斯·阿尔梅达·菲略(Santos e Almeida Filho，2012)综合了一些社会指标来说明其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比较社会差异很大(Arrighi，1995)。 因此，有很多现象可以说明虽然从2007年开始拉美的宏观经济表现，比较来说好于中心国家，但它的资本主义发展还是表现出了自己的活力。伊久莫夫·俄·瓦哈利(Izyumov e Vahaly，2012)指出，在世界银行分类出的发展中经济和过渡经济中剥削有所加重，如果我们把上述因素也加入其中，就能够得出一个总体框架来说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决定因素还是和以前一样。(18) ①此处参考列宁的国家理论，它讨论了国家与大型垄断资本的有机关系。参见列宁(Lenin，1983)。 ②哈维定义的“剥夺”与原始积累的意思类似，不过他认为这是历史资本主义发展所固有的过程。 ③参见Carcanholo(2013)的研究。他认为，过度剥削的概念是玛尼(Marini，2000)的核心，因为它由依附型拉美资本主义的特有成分构成。不过，过度剥削不是其分析的出发点，而是地区经济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中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果。因为，区域资本资源很难在不让工人蒙受损失的情况下保证其资本价值。 ④参见Mazzuccheli(1985)。 ⑤最低必需工资的计算方法参见http://trovatore.dieese.org.br/metodologia/metodologiaCestaBasica.pdf；规定最低工资的法律在同一机构的技术说明书中有详细论述，参见http://www.dieese.org.br/notatecnica/notatecSMC.pdf.分别访问于2013/17/01；2013/06/03。 ⑥和巴西政府一样，拉美地区受拥护的政府一直在强调最低工资的实际变化，就像收入转移政策一样。这样一来他们就将讨论的焦点从绝对最低工资上转移开来，保证了每个社会参数中有足够的社会条件。 ⑦收集这些数据很困难，因为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没有负责统计数据的机构。此外，考虑到过度剥削的主题，计算需要一些最低社会工资的社会参数。 ⑧包括只有救济金收入的人。 ⑨“生产性的”意思是消费直接用于生产的商品：投入、资本商品和厂房。 ⑩生产性或者非生产性工资的定义与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力有关。并不是说与社会无关。参见Carcanholo(2008)。马克思最早抽象地讨论了这一主题，但没有回答当代的问题。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上的巨大差异，我们有必要在更加具体的层次上得出一个定义。原则上，本文的影响是将生产领域看做生产剩余价值的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中，工人在严格意义上，基于文中所引用的要求，不仅仅被区分为工业和农业的工人，也是服务业的工人。 (11)虽然卡莱茨基的理论分析一直是通过价格来进行的，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价值向价格的变化是有争议的，但我们这里假设关于这一主题的不同观点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工资水平对资本主义动力的影响。 (12)参见Possas(1987)。 (13)很明显这里假设了外部吸收生产出的商品没有障碍，不管它们本质上是消费资料还是生产资料。 (14)关于玛尼所说的拉美经济加入到全球经济中是有争议的。在历史上，面对关于依附理论地位的不同观点，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和José Serra批判了下述论断：拉美是工资商品的出口国，因此这一地区起到了降低中心国家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作用。这一争议反复被修改，因为该地区经济向发达经济出口的数据没有支持这一论断。劳动者消费的典型商品并没有出现在实际的出口清单上。这是玛尼分析的出发点。这里的观点是有资源转移的证据和一般工资水平较低的记录就足够了。 (15)理论论据参见Almeida Filho e Paulani(2011)。 (16)专注于经济话题的周刊，只用葡萄牙语出版。官网：http://exame.abril.com.br/. (17)数据源自2011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 (18)作者估算了79个发达、发展中和过渡经济体(约占世界经济的90%)的剩余价值率(RSV)，利润和劳动力占GDP的比例，并预测了发展趋势。对1995-2007年的估算说明，发展中和过渡国家的剩余价值率水平和利润比例平均高于发达国家1.5-2倍。在所研究的阶段内，发达经济体的剩余价值率一般比较稳定。但是，发展中和过渡经济体的剩余价值率有持续的增长。所以在这一阶段内，全球剩余价值率和利润比例是增长的，使20世纪80到90年代间的“劳动力比例缩减”至少持续到大萧条时期的开始。
标签：巴西经济论文; 依附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巴西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投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