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及其实践指向
吕增艳，张澍军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作为中国梦的世界逻辑表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展现，其内涵指向的是民族国家间国际交往的基本构想，其互惠共赢和平的实践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的理论考察可以清晰认知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国际交往中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把握民族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共赢；民族国家；国际交往；社会主义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中国作为逐渐强大起来的民族国家“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1]，在实践中国梦的同时致力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中国全球治理思想的理论升华。2013年，习近平在访问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经过4年的发展，2017年1月在联合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这一理念走向成熟。2017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2]。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推向国际，这既是中国道路的世界逻辑表达，也是世界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进程。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根源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国际交往的频繁，既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大同世界”价值目标的体现，也是“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和谐精神的现实表达；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化追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关系方面的重要成果。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蕴含
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一体化的社会进程中实践主体的共同命运指向，不仅是共同的经济利益，更包括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共生性命运的集体共识，个体的生存、健康和发展状态与集体发展进程的休戚相关性。在国际关系中，“命运共同体”更多体现互利共生的发展理念、和衷共济的人文气息，是有关国家结成风雨同舟和休戚与共的关系，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层面，而且包括社会、人文、价值观、安全等层面[3]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共同社会理想的集体认同感和完善有效的国际秩序保障等，内涵上包含了成员在生存发展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该包含三层内涵：首先，以经济发展为内容的物质共同体；其次，以民族国家文化互相尊重为目标的文化共同体；再次，以人的自由发展和依赖关系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智慧的展现，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目标，致力于解决现代民族国家国际交往中的矛盾和困境，在保持民族独立性的同时加强对话与合作。相对于传统的国际利益共同体模式，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集体文化认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特征，“共享共赢”是这一实践路径内涵的综合概括。
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以来,2016年短短一年时间我国新增人口增加了125万人,打破了保持了十几年的年均出生水平,预计新一轮的婴儿潮即将到来,而我国现行儿科服务体系将会面临近30年来最为迫切和强大的压力,儿科医护人员面临的职业压力可想而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指向是民族国家间国际交往。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最基本的政治共同体形态。在近代历史演进过程中，从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到霍布斯的《利维坦》《论政府》等相关理论著作论证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概念。到了17世纪后，随着“主权平等”原则的确立，民族国家的概念正式形成，并以领土和人民作为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国际法作为现代国际交往的重要规范，关于现代国家的规定是“以领土的统一性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居民的同一性。只要领土实质上是同一个，国家也就仍然是同一个。国家在时间上的同一性是直接地以领土的同一性为根据的，只是间接地才以生活在该领土上的人口的同一性为根据”[4]246。民族国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的基本前提，也是主权国家国际交往的底线。
中国作为传统的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较之其他民族国家，始终渗透着文明、文化的内容，并通过强大的文化影响着周边国家形成“儒家文化圈”。这种文化同一性的巨大影响表现为对一些个性极强的民族依然具有同化作用。“犹太民族一直被视为个性最强的民族，流散世界各地上千年依然保持其风俗习惯。他们虽然在任何国度不同化于人，独来到中国却不自觉地大为同化。明清两代都有应试做官者，河南开封府内还有他们的遗迹。”[5]297辛亥革命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中国”在概念上第一次作为民族国家的称号对外展示；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以“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概念内涵更加明确，除了现代民族国家强调的国土、人口等社会存在的内容，还包括了历史传统上的中华文明。在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背景时，除了物质利益外，还要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树立民族自信，实现“民族”复兴。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的现实背景
根源于世界发展形势和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从形式到内容的相关思考，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构建过程中，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
(一)现代民族国家间辩证的国际交往方式
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承担了更多的国际责任，国际交往的无政府状态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成为国际交往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首先，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关系，这是民族国家间的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会提高人们对资源的利用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民族国家的发展呈现出地区间的不均衡性。世界财富不可能平均为各个民族国家享有，在社会竞争规则的制约下，少数国家会控制大部分资源和财富。相对于国家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问题，国际关系上的利益分配结构更加复杂，需要一个稳定的且能体现公平的国际体系维系。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必然要求原有的国际体系重新调整，调整的方式有对外扩张和市场发展两种途径，这也是中国崛起引发一些大国担忧的原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其实践，是对国际交往现实困境的有效解决。
中华民族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别于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分裂割据，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在这种社会结构状态下，如何处理多民族、多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中华民族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传统中国社会根源于发达的封建农业生产的经济基础上，人们认为超自然的精神是万事万物的生存法则，在社会生产中表现为对土地和环境的敬畏，在实践目标上倡导“天人合一”“阴阳和合”的发展模式。历史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先于周边国家，在多民族、多文化的交往和融合时，作为周边民族效仿的中心文明，中华文化强调“求同存异”“大同小异”的相处之道。这种站在全局立场之上的思维模式为中华民族树立了“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象，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提供了历史渊源。
(二)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必然性
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超越了资本主义国际交往模式下大国崛起和战争之间必然联系的思维困境，以唯物史观的立场站在人“类”的高度，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治理思路。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的历史背景
资本扩张和全球性掠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形态的本质和发展方式，在殖民扩张过程中获得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通过军事基础上的市场拓展完成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统治地位。资本与暴力结合实现有效循环，是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基本路径。“英国不会把它的海上力量单纯地建立在军事基地上，也不会仅仅建立在舰船上，而是建立在通过战争和合约获得的巨大的贸易优势之上。”[10]289这种国际交往使中国在近代历史上饱受欺凌，也使中华民族在国家出路探索过程中民族情感空前凝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动因。
雨落先表示了歉意，说许姐，非常不好意思，请您来其实不是因为证书，而是想和您商量件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许沁略显诧异，笑道，什么事啊，搞得这么紧张兮兮的。玉敏刚要张口，雨落用手止住了，然后平静地说了。
(一)全局性的历史思维模式
其次，民族国家间的合作关系，这是现代民族国家主要的存在方式。17世纪开始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为现代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政治格局，随后的工业革命引发的资本扩张、资源和市场掠夺使世界上的民族国家以一体化的姿态走向资本主义国际舞台。1917年十月革命及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开创了社会主义国际舞台。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业化、信息化的全球化浪潮后，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日益密切的社会分工条件下可以独立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获得的主要是加工制造业这些从发达国家转移来的分工工种，但这仍是后发民族国家积累社会财富和生产技术的重要途径。在封闭的状态下，仅靠有限的国内需求促进生产在发展速度上是不够的，必须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途径，才能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积累发展条件。
(二)“和而不同”为核心的文化交往形式
在民族国家交往和实践模式构建中，始终强调以文化为载体的交往方式。早在春秋时期面对文化的多元性便形成了“百家争鸣”的交往之道，封建王权更是把天下诸国都纳入中华文化的历史范畴，通过礼仪治国的理念教化整合周边是文化上处在领先地位的中国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这种文化交往模式是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和“天下大同”的有机统一，同资本主义打着文明旗号的军事扩张有着本质的差别。学者钱穆评价传统中国国家交往模式：“看重文化，大于看重血统。只有文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中国人对当时他们所谓的异族统治，也并非想欺侮他们，把他们吞没或消灭”[7]107-108。在历史上，中国这种以文化为先导的国际交往模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提供了超越军事政治结盟的基本范式。
(三)以社会经济共同发展为重点的交往内容
如前所述，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社会生产发达、地理资源丰富的农业生产大国，周边国家和中国可以形成良好的国际交往氛围源于中国发达的政治文化，也根源于交往过程中有利的经济发展前景。西方学者认为：“对外国来说，主要动机是经济利益，在他们看来，对华贸易利润丰厚，大大超过了他们在表面上承认中国的优越性所需要付出的代价”[8]5。在国际交往实践过程中实利的经济发展内容和共同进步的发展思维，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尊重，激励着周边国家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参与中国历史上“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
甜高粱(sweet sorghum)是世界五大作物之一，起源于非洲，在非洲有500多年的栽培历史[1-2]。由于其生长速度快，光合效率作用高，易栽培，适应性强，抗旱[3]，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大特性[4]，甜高粱作为最具优势的可再生生物能源作物之一，已受到有关专家和政府的重视，并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列入《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5]。甜高粱与甘蔗，玉米相比，能够更有效地利用CO2，对肥料和水的需求更少[6-7]。作为饲料作物，制作青贮是目前甜高粱主要的应用形式[8]。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指向 ——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中国是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民族国家，“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6]。在领导构建国际交往模式的历史实践中，中国人民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扩张性和攻击性，而是建立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和平的国际交往模式，这种模式是对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否定，是中华民族“创造精神”和“梦想精神”的充分展现。
针对资本扩张对其他民族国家产生的恶劣后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消灭剥削制度：“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9]291。实践中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生产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成功与马克思最初预想有所不同，如何在不进行对外扩张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另外，在近代国家发展过程中，民族化和全球化的关系是一对重要的矛盾关系。《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面对全球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无产者的联合非常必要，这并不是像一些西方国家指责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祖国，在现代的国际体系下，任何国际关系下的价值和利益都要置身于独立的民族国家前提之下，否则就会被用来扩张和侵略的霸权主义利用，干涉别国的内政，践踏其他民族国家的主权。邓小平指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政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11]172。苏联正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伤害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感情，也使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歧途。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和平发展、共享共赢才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既是中国扩大政治文化国际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产业经济转型的重要保障。中国要在建国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这不仅需要国家间的交流合作，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保障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世界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出口国，14亿的人口总量，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市场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庞大的国内需求为发达国家现代化生产提供广阔的市场；作为技术输出国家，又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促进世界经济格局健康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和平发展、共享共赢为内涵依托和践行准则，是中国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交往的自信展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需要国际舞台，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逐渐强大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的坚守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探索
作为崛起中的世界大国，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建立新型国际交往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便是立足于这一国际背景下的积极探索。
在中国闭关锁国之际，西欧早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开始工业革命，对市场的需求使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此时，交往的法则从中国熟悉的文化交往变成了市场和资源的掠夺。“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9]716。虽然在形式上中国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从领土到人民、从经济到文化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理念和近代国际交往的被动性、不平等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历史文化渊源。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始终秉承和坚守着和平的国际交往原则，探索和实践着超越军事政治结盟的新型共同体模式。
(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地缘上和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上都有着重要的合作基础，2002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开启了中国参与国际自贸区的历史进程。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三大的自贸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从1991年至201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由79．6亿美元增至4721亿美元，增长了近60倍[12]。共同的经济利益是政治对话开展的前提，也是现代国际交往纵深发展的体现。自1991年开始，中国和东盟各国建立对话关系，并在1993年，进一步提出谋求建立一种在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基础上的“磋商伙伴关系”；经过十年的实践探索，2003年中国与东盟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非东盟大国，中国与东盟在多次国际会议和论坛上对合作内容进行深入对话。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印度尼西亚，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探索走出的重要一步。在与东盟进行对话合作的过程中，对传统国际合作模式进行了更全面的拓展，实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案上的“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转变。
在跨境电商旅游英语理论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适当引进微课，通过“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及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得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发现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展开自主的探究及解决，教师在此过程中应结合实际的教学内容在课前设计过程中针对教学内容中的重点难点制作视频，在网络上搜集一些精彩的微视频，结合教材内容平自我制作，保证视频中的英语知识点学生们不同学习层次学生能够理解[2]，并在微课制品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提出针对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在翻转课堂教学过程中结合问题进行探究解答，促进学生们学习积极性及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1.1 细胞、质粒与试剂 人肝癌细胞系 Huh7 细胞的衍生细胞系 Huh7.5.1 细胞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钟劲研究员馈赠，用于制备细胞培养产生的 HCV（HCVcc）；人肝癌细胞系 Huh7 细胞由本实验室保存，用于研究 HCVcc 感染与 AchE表达二者之间的相关性。J6/JFH-1 嵌合全长 HCV基因组转录质粒由洛克菲勒大学 Charles Rice 教授馈赠。
(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领域的重大探索。现实国际交往中，一方面国际交往深度融合与发展成为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的恐怖主义、难民潮和经济低迷现象层出不穷。这种国际交往困境要求，为实现民族国家联动发展、合作共赢实践目标，必须探索有效的国际交往实践模式，超越以往国际交往模式和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举办，10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中国以一个崭新的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中国历史传承和世界时代发展下诠释了大国的国际责任担当模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发展最好的发展中国家，在民族国家国际交往中，既没有独善其身，也没有侵略和奴役落后国家，而是以合作共赢的方式推进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大同世界”的建设构想，关于大国与周边小国睦邻友好的历史传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形态的理论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发展目标。这种把“中国梦”和“世界梦”有机结合的理念，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列实践探索，在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建设成就的过程中，提供给其他民族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以发展模式的思考和选择。在内容上体现了民族国家现代国际交往模式新趋势，超越了传统的军事结盟和政治结盟，更关注经济、文化、生态领域内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在形式上打破了区域经济集团发展的方式，展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以政治信任为基础的集体认同，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平台和发展前景。
山西黄河一线旅游资源的厚重程度与其市场竞争力不相匹配，黄河旅游产品总体知名度低，吸引东南沿海、南方和海外游客的能力低，客源主要来自省内、周边省份和环渤海地区[12]，众多游客只知壶口而不知山西沿黄其他景点。以碛口景区为例，近年来其游客量和旅游综合收入增长迅速（见表2），但通过笔者的实地调查发现，众多游客前来碛口游玩的主要动机是这里门票免费，大多数游客在游玩过后的感受平平，重游意愿不强，还未形成良好的旅游口碑效应。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2018-01-20].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613458?isindex=1.
[2]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上的主旨讲话[EB/OL].(2017-12-02)[2018-01-25].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681332?isindex=1.
[3] 许利平.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与路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5]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6]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8-03-20)[2018-04-01].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879544?isindex=1.
[7] 钱穆.中国文化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
[8] [美]埃里克·安德森.中国预言——2020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M].葛雪蕾，洪曼，李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美]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M].安长荣，成忠勤，译.张志云，卜允德，校.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 张志文.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砥砺前行：东亚合作经贸部长系列会议综述[N].人民日报，2016-08-07(3).
On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dea and its Practical Direction
LV Zeng-yan，ZHANG Shu-jun
(School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 As a Chinese strategy for building a better future for mankind，a logical expression of the world version of Chinese dream and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Marxism localization in China，the idea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nvisages a basic rule for interactions between nations and countries and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ts reciprocal，win-win，and peaceful practice mode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studying the theory developed out of the idea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at it is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for China’s society to enter into a new era，strengthen our confidence in the path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rasp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building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Sharing and Winning Together；Nation-state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ocialism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9)03-0086-05
[DOI] 10.16164/j.cnki.22-1062/c.2019.03.012
[收稿日期] 2018-06-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710050)。
[作者简介] 吕增艳，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通化师范学院学报》副编审；张澍军，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思想理论教研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秦卫波]
标签：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共享共赢论文; 民族国家论文; 国际交往论文; 社会主义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