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长三角产业转移与区域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合作论文,产业转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后半期以来，贸易自由化和通信技术共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分工，世界经济的发展逐渐表现为全球范围的经济整合，尤其是运输技术、通讯技术、电子技术、材料、能源等方面不断发生的新发现和创造，促使发达国家的产业布局向全球层次发展。新的国际分工已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必须要素之一。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是战后50年代出现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的国际表现形式，跨国公司成为主要载体、通信技术的资本迅速流动成为主要特征。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空间表现，是传统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如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生产装配、重化工业生产制造等开始转向发达国家边缘地区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扩散，并在80年代以后逐渐向东亚、东南亚及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扩散。
随着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承接的来自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和加工制造业方面的产业转移也越来越多。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技术进步路线和技术选择的基本特征。固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中国提供了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除了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外，中国还拥有大量可供外资利用的廉价土地（与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有关）和巨大的市场，有利于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重要城市群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效应，形成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并增加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态势
在新的国际生产劳动分工条件之下，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是最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地带，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成为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区域，也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与国民财富最为集中的地区。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国经济生产已经是世界经济生产的重要环节，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是世界重要制造业基地。
随着东部地区经过多年高速增长，它的先发及政策优势效应减弱，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发展受到土地、资源、劳动力成本约束，发展瓶颈约束逐渐变刚性，传统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如何节能减排，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成为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在这种状况，由于东部地区与国际市场与资源联系较为紧密，全球金融危机加大东部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其首先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在经济外向度较高的地区负面作用较为明显。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更为缓慢。
随着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与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东部地区的产业从本世纪开始向中部地区转移。从“十五”计划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相继实施，以及沿海各项要素成本的全面上涨，东部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已逐步放慢，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增速则在逐步加快。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化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我国的国内产业梯度转移的步伐，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新一轮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高潮。从2008年四大地区的投资增长状况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东北与中部地区以35.4%和33.%居于四大地区的前二位。
整体而言，我国的产业转移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不同地区在产业链或价值链分工中的功能来看，它可以粗略发划分为以上六个阶段，如表1。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产业转移的浪潮之下，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外向型特征明显的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比较大，经济呈现下降趋势。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趋缓。外向度高的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北京等城市经济增长速度都排名居后；特别是面向美欧市场、出口依存度高的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区，其经济增速滑落非常明显。由此，在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之下，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呈现东低西高、南慢北快的局面，我国经济重心向北向中移动的倾向较为明显。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发展速度趋于缩小。从2006年开始，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高地出现了从南向北和从东向中、西部移动的两大趋势。东部地区京津冀及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中部地区整体提升之势居四大板块之首，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减缓。2008年中国各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8%，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增长速度高2.8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为11.4%，东北地区为13.3%，中部地区为11.8%，西部地区为12.4%。这表明，目前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东部地区。
二、长江三角洲比较优势新变化与安徽经济发展新机遇
长三角经过长达近二十年的发展，支撑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约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产业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硬约束。据估计，自9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综合商务成本上升了76%，工人工资平均上升了51%，石油、煤炭、钢材和土地等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人民币汇率进入了长期上升期。长三角的要素成本不断上升，部分制造业向中西地区转移的趋势不可避免。
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不断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开始调整区域产业布局，实行产业区域转移，把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扩散出去，以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而中西部地区交通、通讯和能源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制度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大大改观，其固有的区位劣势在不断弱化。外加低廉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资源，是大规模承接这种产业转移的理想区位。长三角地区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形成了巨大的时空压缩，更使这种转移变得更加容易。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经济转型是它们不容回避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如位于泛长三角地区的安徽省等，也在积极准备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2007年以来，国家的出口政策也出现了大的调整，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多次下调甚至取消，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和玩具等多种产品列入了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许多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濒临破产和倒闭。加快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已经迫在眉睫。
目前，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规模越来越大，转移的产业主要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转移的势头强劲，是对资源能源依赖较强的上游产业转移趋势明显。与长三角地区相邻且交通运输条件较好的中西部省区，在吸引产业转移方面明显占优。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转移的产业主要以纺织服装业、农产品加工、化工、家电制造、汽车零部件产业等为主
与长三角相邻的安徽因为交通便利优势，也成为产业转移的热门地区。据合肥市政府网站的信息，在最近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共引进项目50多个，总投资30多亿元，实际到位资金近5亿余元。从长三角向合肥转移的产业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包括机械装备、汽车配套，以及一些电子产品类的企业。
目前，长三角部分化工企业正在向安徽转移，其中有整体转移和部分转移两种方式。深受沪皖两地关注的华谊集团的整体转移就是一例。2008年这个全国最大的煤化工企业——华谊集团投资70亿元，在巢湖市建设无为化工产业基地。按照规划，华谊将在无为化工园规划建设23个项目，规划总投资超过230亿元，相当于华谊目前在上海的总投资规模。但华谊无为产业基地的项目技术水平尤其是节能、环保等环节均引进和自主开发了一大批新技术、新设备。华谊集团在皖江地区兴建化工产业园是上海对安徽进行整体产业转移的典型模式，这种整体转移的方式，有利于企业和地方共同发展。
安徽已经在汽车整车与零部件生产方面开展与上海、浙江的合作，以奇瑞、江淮汽车为代表的，通过自主创新而发展出来的龙头企业同时也发挥出对产业转移的“牵引力”。芜湖现在已集聚了200多家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70%来自浙江省。通过技术创新发展起来的淮南矿业集团目前也与上海、浙江等地多家企业形成了联合体。
家电业曾经是上海的支柱产业，目前已经向江苏、浙江和安徽转移，浙江慈溪市从做家电零配件起步，正在成长为“长三角”南翼重要的家电制造业高地。安徽滁州打造长三角最大家电制造业基地。比如合肥现在已是国内家电巨头们的聚集之地，家电总产量已居全国第三位。在海尔、长虹、美的、格力等企业的带动下，合肥原有创新的创新能力得到发挥，家电业的专利申请量已居全国前列。
三、关于我国制造产业转移和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几点思考
（一）日本川崎的经验
川崎市是诞生日本近代产业的都市。川崎市接邻首都东京，其本身作为从东京湾到横滨一带的京滨工业地带的中心城市，川崎市发展聚集了电气机械、钢铁、化学、食品等多种多样的产业，成为代表日本的工业城市。但是自1970年代以后，面对公害问题的加深和制造业外流的问题，如何转换以往的“重厚长大”型的产业结构成为川崎市急需解决的课题。针对这些问题，川崎市不是抛弃工业城市的基础和遗产，而是在强化环境保护的同时，向创造高附加值、集聚各种科学及知识的新型产业化城市转型和发展。
川崎市的产业转型和发展的方向之一是推动技术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具体地讲，促进临海区域的基础材料产业和能源产业的高附加值化及高智能化，使内部区域的电气机械产业从生产的基地变成研究开发的基地，制订研究开发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及支援政策，支持创业阶段的风险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川崎市的产业再生和发展同时也是通过促进有关节省资源和能源技术的开发，建设形成资源循环、能源循环型的产业都市的进程。现在不仅出现了开发新能源的高新技术企业，而且如医疗、教育、电影、音乐、体育等需要各种独创性活动的产业也在萌芽起步。以工业城市的转型和发展为目标的“川崎模式”不仅仅向世人展示出工业城市和环境城市相共存的可能性，对于新兴工业化城市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沿海产业结构提升与中西部地区接受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和升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弱。但是随着我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我国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将不可避免。这个过程将从沿海地区开始，逐步渗透到中西部地区。当然这个过程需要较长时间来完成。所以安徽在当前做好制造业能力转移的同时，还要为未来产业升级做好积极的准备。未来产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即使在制造业中，白领的数量会逐步增加，蓝领的数量会相应下降。
当前上海已经认识到经济转型和产业空间转移的重要性。上海的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已经或正在考虑将上海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分产业或经济活动，转移到上海以外地区，其中最优先考虑的是向安徽等邻近省份，或泛长三角区域转移。与此相对应，中西部地区正在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承接沿海地区的加工装配能力的转移。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建设各类承接沿海制造转移的产业园区。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要为这种转移创造更好的商务环境和空间环境，重视对环境影响的评估。泛长三角地区应该成为产业链纵向整合实现地区内各省份共赢的范例。这种整合还可加强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
（三）关于园区的空间布局
安徽等泛长三角地区为了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设立了许多新的产业园区或“飞地”，甚至在这些园区作出了允许转出地区分享GDP和税收的特殊制度安排。我想重点对这些园区的空间布局谈一些建议。以前，我国三线建设是“靠山、隐蔽、分散”这样一个六字方针。这个方针，从军事上来说有其合理性，但是对于经济建设来说，却是非常低效的。在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建在山中的工厂不得不被遗弃。对于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园区，借用“六字方针”的形式，建议采取“靠城（大中城市）、沿线（交通干线）、集聚（形成产业集群）”的方针。园区不应该尽可能靠近城市中心，或者与城市建设融为一体，有较高的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这样的园区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土地的产出率，使土地得到有效利用，才能使城市基础设施有更好的规模经效益，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有效和合理的空间布局可以在各类优惠政策措施外，成为吸引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靠城：园区的发展应该紧紧依托大中城市，以充分利用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交通、教育、医疗、商业服务和文化、社交场所等，来更好地满足人才和他们的家庭需要。一个在空间上孤立的园区，很难满足这样的需要。园区的“科技含量”越高，这些要求也越高。
沿线：通讯和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是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园区应该尽量靠近交通干道。从目前长三角的制造业产业布局来看，基本上主要沿沪宁线、沪杭线的“Z”字型布局，或产业带／产业走廊。随着苏中、苏北和长江北岸地区的快速发展，今后可能会进一步形成沿江和沿海“T”字型产业带。沿线的园区，不但有物流成本的优势，还为人员的通勤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集聚：格鲁克曼的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用产品需求的多样化和规模经济来解释为什么产业内贸易会在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间进行。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不仅在于要素的成本，还在于产业的空间集聚和这种集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在未来30年中，我国由于人口变化，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不断弱化，但是通过产业集聚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可以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适当提高园区的建筑和投资密度，将园区建设与城市建设更好地整合或融合起来，可以为园区提供更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也可以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的规模经济效益，使这些投资取得更好的回报。将园区建设与城市建设更好地整合或融合起来，还可以推动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可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扩大内需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一个制度性问题是地方政府可以用低价向农民征地（一级市场）。对土地价格的低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过度使用甚至滥用。这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的。园区的规划和发展还应为不同产业的积聚和形成产业集群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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