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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政治学各个分支中，发展政治学实际上只限于比较政治学中，而且它的研究对象几乎涵盖比较政治学的所有领域。在上世纪中叶，比较政治学中最聪明最优秀的学者，都在研究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等等。事实上，1960年代发展政治学出现时，它是比较政治学中最前沿的领域。
在其全盛时期，发展政治学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一个有限的地理范围。尽管研究跨地域和超越时间的民族和国家形成是有可能的，但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发展政治学是与非洲、中东、亚洲的新独立国家相关联的。有点奇怪的是，拉美的较老的国家也被包括了进来，尽管产生于政治发展这一概念、后来又跟政治发展这一概念混淆的现代化理论对拉美从来都不适用。那时，学者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目的论的过程，并将这一概念在各民族从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大背景下应用，以致扩大到世界上所有正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地区。这样，美国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目标与那时最激动人心的学术发展趋势几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① 整整一代的比较政治学家在土耳其、缅甸、墨西哥、印度之类遥远的地方潇洒地徜徉。
那么，对那些以理论为目的的、学术上突出的比较政治学者而言，他们研究某个特定的地理范围是出于什么目的呢？由于发展中国家正在殖民统治留下的残局中致力于民族独立、国家建设，并建立政治体系，他们面对的挑战是独特的，比如增进社会团结和提升国家能力(尽管这些挑战在较早以前老的国家大约也有过)。学者们认为对这些现代化中的政治的问题和挑战的研究与对第一世界民主国家的研究领域，如宪法结构、发达的思想体系、公共政策、甚至新的政治行为学等，是完全不同的。为了研究新兴国家中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学者们不采用研究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选举时用的概念(如选民对党派的认同、选举行为的决定因素、政治议题的重要度等)，而是关注于政治忠诚、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等问题。诚然他们也相信，基于第三世界的研究得出的政治发展的理论框架也会适用于任何地方——不论时间地点。对诸如教育、传播、官僚机构、政治文化等进行系统的跨国比较研究，要优于仅仅将各地区的研究堆在一起。②
今天看来，1960年代政治发展的文献是一个伟大和大胆的实验，但是失败了。它失败的关键之处在于年轻一辈的学者没有推动它，而是拒绝了当年激发它的工程。作为一个范式，现代化理论遭到无数的批判。并且，它的目的论视角由于与现实世界的发展出入太大而难以为继。结构功能主义最终也没能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范式。那么，本文是否应当仅仅写成一篇思想史，只对发展政治学这一曾导致激烈批评的领域进行一个批判性的回顾呢？不是。事实上，尽管比较政治学者可以继续研究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经济学，当下，他们也许应当考虑研究发展政治学。或者，他们应当考虑，政治制度、公民政治、政权转移这些问题，应当用来解决发展政治学最初提出的各种问题。
矛盾的是，正是在大家都停下来重新思考1960-70年代的那些大辩论时，这些关于这个学科的前途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了。在世纪末的两个大趋势——全球化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引导学者们回到关于经济与政治发展间关系的重大问题，甚至要重新推出现代化理论。无休止的全球化看来要将世界的政治变得跟大众文化似的，到处都一样，以至于都可以怀疑是否还有必要区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此外，国际规范(以及国际力量如蓝色贝雷帽部队)，也正在使这个世界上民主制度空前地安全。的确，从中产阶级的增长，新技术带给更多地球居民更多更快的信息，以及独裁统治的被颠覆，我们很容易看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众多国家向西方式民主迅速进军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关系。③ 如果发展政治学的成功要依靠政治发展的成功，那么1990年代的这些大趋势已经给发展政治学增添了生机。
这对想复兴发展政治学的人来说是很诱人的，但由此达到的成果必定会是微薄的。如果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那么，秘鲁的政治参与、巴西的代议政治、印度的种族身份等就不会有任何独特的地方，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在比较政治学中存在一个单独的发展政治学领域。更大的危险不在于现代化理论将会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而是它没有能力来处理各种难题，从而成为发展政治学的基石。很多证据表明，现在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破败是有多种形式的，和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没有两样。这就否定了现代化将抹平各国政治区别，并且产生盎格鲁—美国的民主模式预测。对全球化的抵制、种族冲突的重新出现、在2000年里表现出来的政治忠诚和身份的迅速变化等说明，如果我们预计未来全球政治将是一个基于民主普遍胜利的一体化世界，那我们就同1965年时一样，谬以千里。印度尼西亚和俄国关于是否让部分民族独立出去的痛苦、委内瑞拉对自己民主制度致命的自残、在墨西哥古代文明的后代中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反叛等都说明，现代化理论所预计的结果可能会是完全错误的。
然而，尽管这些令人吃惊的变化使现代化的概念充满问题，它们同时也说明，发展政治学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应当继续存在。发展政治学会尽最大的力研究其它分支回避的问题，而且它关注的范围对其它分支来说也许是大得吓人的。国家在发展中的新角色和角色再塑、种族区别和冲突的复活、它们给民族统一带来的挑战、民主政治制度在前专制主义国家的建立等等，都是发展政治学必须复兴的急迫理由。
本文认为，未来这个学科要想比过去成功，就应当抛弃目的论观点，认为发展必定是一个走向公平、高效、稳定的政治秩序的过程；不应假定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模式；不应认定某种特定发展道路必会成功或失败。而且，如果要想发扬光大，它也应当放弃寻找能促使民主制度和经济共同发展的功能和结构的努力，甚至应当拒绝将经济社会现代化作为解释政治结果的一个主要自变量。相反，对影响政治发展的因素应当保持开放的态度，并可以随时置疑。并且，对政治发展应当分解成各个部分来研究，如政权的兴亡、政治体系内的最重要的制度的建立和衰败、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国家在发展中的地位等。作为一个应变量，政治发展不是一种研究方式，而是一个文化主义、结构主义、理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制度主义、或者政权分析等方式的都可以发挥作用的研究领域。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我将回顾从1958年到1975年中的主要争论、假设和僵局。第二部分，我将指出大致从1975年到1989年发展政治研究低潮期的一些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可以说，在政治制度、国家、社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一些最令人激动的进展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在第三部分，我分析1990年代现代化和民主化信念在理论界的复兴，并回到发展政治学应该怎样不应该怎么样的问题上。最后，我展望发展政治学的新研究重点和它可能对比较政治学的贡献。
一、发展政治学的全盛时期和它受到的批评
在它最多产的时期——1960年代——发展政治学领域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领导。这个委员会资助的一套九种专著，探讨了政治发展和大量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包括传播(Pye,1963)、官僚机构(LaPalombara,1963)、教育(Coleman,1965)、政治文化(Pye & Verba,1965)、政党(LaPalombara & Weiner,1964)等；日本和土耳其的现代化(Ward & Rustow,1964)；政治发展的危机和顺序(Binder等，1971)；西欧的国家形成(Tilly,1975)；以及欧洲和美国政治发展的危机(Grew,1978)。
事实上，这些著作是有些参差不齐的。大家可能记得这样的定义：当“那些所谓‘现代’的政治行为超过那些‘传统’政治行为的程度”，和“当个人成就考量代替先赋标准，功能的个别性在社会关系上代替功能的区别，以及当普遍规范淘汰特殊规范”的时候，就是政治发展了(Pye,1965，页12)。但是，这仅是几种理解方式中的一种。Pye(1965，页11-13)至少叙述了六种其他的定义，涵盖的范围从实现更高经济发展程度需要的政治和政府环境到民主的发展等。学者们的目的之一是从一个理论的角度研究国家和制度的发展以及群众如何变成公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排除对发达工业国家的研究。④ 另一个目的是研究所谓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不过，即便后来当后者占据研究议程的主导地位的时候，学者们依然自觉地和明确地拒绝个别地区研究的方式，而是采用一个系统性的比较研究的方式，应当说是为了建立比较政治的通用性理论。
发展政治学研究的第一个十年毫不羞涩地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当时激发发展研究的主要是社会学理论而不是政治哲学。学者们在政治体系的比较中，有意识地采用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的理论和概念。当时政治学中的法律和制度的概念过分强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不适用于分析和比较在规模、结构、文化上差别巨大的新政治体。Almond(1960)就说，政治学家应该通过研究社会而不是政府来更好地研究这些国家的政治：
这些地区的宪法和正常的政治制度变化频繁，而且通常与真实的运行相去甚远，所以对其进行具体描述无助于预测这些系统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分析他们的传统文化、西方和其它因素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政治社会化和招募的做法、他们的政治基础如利益集团、政党、通讯传媒等。(页ⅷ)
由于焦点放在社会上，发展政治学深受行为学科革命的影响。但是，在方法上，发展政治学发展了三组其他比较政治学分支没有的视角：现代化、结构功能主义、目的论的发展观。
现代化 现代化的范式(其起源可追溯到韦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经济发展将带来社会秩序上一系列的变化，从而带来政治的改变。城市化开始之后，进入城市的移民的政治取向会变化，从对他们村庄和本地强人的狭隘忠诚，转向对民族和国家官僚机构的忠诚。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起到教化人民的作用，是形成现代公民的保证(Deutsch,1961; Lerner,1958)。这种从传统社会的被统治者到现代民主公民的转变是非常个别化的，不仅带来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且是不可被压制的。尽管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一个社会定位为不是传统就是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观点，但在1960年代的发展政治学文献中，关于传统和现代的范围能否精确区分，以及各传统和现代的范围对政治发展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上，多少还是有些模棱两可。⑤ ⑥
结构功能主义 发展政治学研究第一个十年的第二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是从多尔汗(Durkheim)那里借来的对政治的结构—功能的研究方法。作为发展政治学理论上最雄心勃勃的部分，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些通用的范畴，用来比较研究差异巨大的民族。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得有政治结构，而所有政治结构都要行使同样的政治功能。结构包括通常的制度——议会，行政，官僚体系，法庭等——和较不正式的结构如政党和利益集团，亲属和宗族，地位和种姓体系，甚至骚乱和街头示威(Almond,1960,p.8)。要知道对不同政治体系中哪个结构去进行比较，就要先明白每个政治体系都需要行使的功能：在输入方面的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和招募，利益表达，利益集中，政治传播等，在输出方面，包括制定规则，运用规则，和对规则的裁决。结构功能主义把分析的范畴从国家转向政治体系，从权力转向功能，从政治职务转向到政治角色，从制度转向结构，从大众观念和公民教育转向到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Almond,1960,p.4)。尽管人们常将它与现代化理论混为一谈，结构功能主义代表的是发展政治学一个完全不同的路向。对结构功能主义而言，政治发展“不是现代化带来的政治上的结果，而是要使现代社会能够有效运转而必备的政治条件。”(Huntington & Dominguez,1975,p.5)
发展政治学的目的论 发展政治学最具备受争议的部分，是认为政治发展必定朝向某种(或某几种)终点，而且这种过程是一个更大范围的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Huntington & Dominguez,1975,p.4)。从概念上说，这就暗示，就像经济发展一样，政治也会(向更好的状态)发展。这是发展政治学中最规范主义的部分。Pye(1965,p.11)认为，虽然这有将客观分析与鼓吹某种发展模式混淆的危险，但这种危险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些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他们自己至少也像关注经济发展一样密切地关注政治发展。但这显然忽略了那些前殖民地的居民，即他们会对这些以西方模式为他们的社会发展方向的分析作何感受，不论这些学者是多么善意的。
这些关于政治发展的各种认识说明，如同Pye(1965)曾经痛快承认的那样，这个领域试图不给出政治发展的一个“严格定义”。(p.13)他们不能超越自我批评。Colman(1971)批评发展政治学的目的论和现代化维度，认为这两者(1)忽略了发展初期制度模式的多样性，(2)默认传统和现代两端之间的运动是必然的和直线发展的，(3)并且有一个“种族歧视性的，西方为中心的狭隘偏见”(p,74)。⑦ 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成员似乎最终接受Colman(1971,p.74)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定义，即公民对政治平等的要求不断增长，对(政府)能力的需要日益扩大，以及政治体内部差别化日渐增大的趋势。然而这个共识来得太迟了，已经无力将这个领域整合起来了。按Eckstien(1982,p.451)的话说，这个学科一片混乱，到处是快干快上和偷工减料的痕迹。在Colman提出一个进化性的政治发展概念之前，发展政治学已经被批得太厉害，以至于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
二、内部和外部对发展政治学的批评：依附理论和政治破败
依附理论 对发展政治学和其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范式最大胆的批评来自一代拉丁美洲学者，他们质疑第一世界的道路是所谓的最好的道路和他们的国家正在被引向这条路。⑧ 他们的著作，通常称为依附理论，将范畴和研究层次从国内转向国际体系。
依附理论的理论前辈是在智利的联合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他们在四十年代晚期提出，拉丁美洲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不公平的全球贸易。由阿根廷经济学家Prebisch命名的Prebisch不公平交换原理指出，原材料的出口相对于工业品出口在全球贸易中处于劣势，因为原材料相对于工业品，可以更容易被替代，这压低了原材料的价格(Love,1980)。依附理论学派将此推广，认定国际贸易体系必定造成落后国家持久落后(Frank,1967)。他们确信经济发展的障碍不在于先天的因素或是缺乏企业家精神(如Hagen[1962]和McClelland[1961]所称)，而在于结构性特征，如对中间投入和最终产品的限制、土地占有的严重不公平、和农村中的压迫关系(Dos Santo,1970; Valenzuela & Valenzuela,1978)。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现代部分需要并且剥削农村地区和传统社会以获得廉价的食品和劳动力，从而否定发展政治学的传统现代两分法，并预测社会的传统部分不会变为现代社会。⑨
依附理论更为众所周知的观点是对跨国公司、金融机构、中心(西方)国家的政府、本地贵族成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抨击。另一种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或许更有发展潜力。它不反对在依附的环境中发展也是可能的，但是认为依附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模式，而不是如发展政治学所预计的那样。经济发展并不自动带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权利的扩展，他们的权利是和出口行业的所有制形成的阶级结构相关的。而在任何情况下，农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自由的阅读报纸、组织联盟、或者加入政党。
依附理论在拉美研究中引人注目，并且有段时间在非洲研究中也如此。但是，其对外国投资的批评削弱了它的声誉，因为事实上外国投资在二战后促进了墨西哥和巴西等地制造业的强劲发展。尽管在其它一些国家，初级商品行业中的外资阻碍了工业和政治发展，在该地区较大的经济体中高技术行业的外资造成了就业市场的严重割裂，没有被国际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实证检验。依附理论的创始人(Cardoso,1977,1989)指责这些实证检验，认为它们验证不出依附发展对社会和政治造成的后果。但最终，因其概念和方法的混淆，依附理论的遭到非议，它在比较政治学中失宠了。
政治秩序和它的崩溃 对现代化理论的最为致命的批评——也是这一领域的转折点——随着1968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出版而来(Huntington,1968)。亨廷顿摧毁了经济发展将带来政治发展和稳定的民主，或所有的好事会一起来的观点。相反，他强调社会经济现代化将导致民众更高的政治参与要求，而这种政治参与要求还会使政治系统不稳定，并且导致政治秩序崩溃。简单地说，政治发展可能停滞或者倒退；现代化可能导致政治发展，也有可能导致政治瓦解。非洲和拉美的军事独裁，东亚和中东的专制政权向稳定民主过渡的失败等，都证实了亨廷顿的观点。
在《现代化和官僚专制主义》中，O' Donnell(1973)也反驳Lipset(1959)提出的定理：“经济越富裕的国家，拥有稳定民主的机会就更高。”O' Donnell把拉丁美洲城市化水平、教育水平、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中民主的失败(包括他的祖国阿根廷)，归咎于结构性的经济因素。由于国内已有工业在国内拓展市场的机会有限、政府肆意挥霍财政、进口替代战略造成严重贸易赤字，并引发财政危机，亨廷顿(1968)称之为“大规模政府贪污。”为建立社会和政治秩序以削减通货膨胀，吸引外国投资来建设资本密集型产业，军队、技术官僚、国际化的企业互相结盟，形成一个官僚专制主义政权。这样，现代化造成了政治不稳定和不民主的结果。O' Donnell的这个观点问题在于，是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之外就没有发展的机会呢(参见Collier[1979]的文章)？然而，自始至终，所有持发展和民主之间存在关系的理论都避开了发展的中间阶段(例见Huntington,1984)。
到1970年代末，发展政治学领域处于一个低水平的危机中。大量的军事政变扼杀了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伊朗完全背离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方向、越南的革命农民以血与火的创伤证明农耕社会并非“被动和懒惰的”(Bates,1987,p.163)等等，都削弱了现代化理论的可信度。的确，农村激进主义完全打破了发展研究的主导理论的说法。正如Bates(1987)所说，“农民起义颠覆的不仅是政府而且是知识传统”(页160)。随后二十年中，发展政治学取得进展的地方的确不再把社会经济现代化作为理解政治发展的基础，而是转向研究制度、机构、国家、社会等对象。
三、发展政治学的政治：制度、国家、社会
在猛烈的火力之下，该领域的领军人物都退到在他们擅长的领域中研究一些较小的(不过仍然是雄心勃勃的)问题。Myron Weiner成了一个国际移民和童工问题的重要学者。Sidney Verba巩固了他政治文化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参与的重要学者的地位。Joseph LaPalomabara(1970)甚至说，中观的理论本身就优于宏大的理论，后者弱点已经很清楚了。
不过，就算较大的研究计划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举步维艰，我们还是可以说，发展政治学里最好的成果，包括关于政治制度、民主崩溃和稳定、国家能力、公民社会、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等，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做出的。这或许并非偶然。那一时期比较政治学学生的研究方向受到六十年代的理论发展的激发，但是这些年轻的学者依据来自依附理论的挑战、其他对发展政治学的批评、以及他们自己深入的田野工作，对该领域进行了扬弃，找到了富有成果的新的理论方向。尽管他们多数不试图提出一个像过去一样宏大的政治发展的目标，他们对发展政治学的中心问题的探讨不但带来知识进步和推进范式的转换，而且推出极其丰富的文献，远远超出过去的成果。
这些成果挑战发展政治学文献里的目的论和规范主义前提。它们理解的政治发展，在不同的领域和地区之间进展并不平衡，在不同情况下并可能倒退，而且各种各样的社会认同和政治组织的差异有可能永远存在。政治的发展可能朝向稳定的方向，亦可朝向不稳定的方向；可能朝向政治逐渐平等的方向，亦可朝向政治不平等的方向；可能朝向国家能力增强的方向，亦可朝向国家能力削弱的方向。政治的发展，主要不是由国际国内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力量单独影响，而是被政治制度、国家结构、政治理念的力量影响。一些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文献甚至质疑五十和六十年代政治发展文献的许多规范主义的假设。一些学者提出，城市化或许不总是件好事，公共政策应当设法鼓励就业不足的农民呆在他们原来的社区中。另外，亨廷顿(Huntington)和Nelson(1976)等学者，认为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可能比民主化造成更大的不稳定。⑩ 这些研究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应对当时世界各国独裁和专制政权而出现的。
从分析的意义上看，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发展政治学研究的重点从结构、功能和政治角色转回到在六十年代受到现代化和结构功能主义蔑视为对新兴国家关系不大的概念和目标——机构、制度、权力、职位等。(11)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对社会的研究让位于对国家的研究。当学者们后来重新关注社会时，他们对公民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联合的理解，已经大异于早期发展政治学文献遗留下来的现代城市和传统农村公民二分法的概念。
地理还是政治理论——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所在 1977年，Lijphart(1977)抨击许多政治发展的文献存在一个基本错误，即过分夸大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似性。他认为，发展政治学推崇的所谓的西方模式，最为人诟病。人们指责它过于狭隘原本也无可厚非。但它事实上并非什么西方模式(如Coleman[1971,pp.73-74]所说)，而仅仅是狭义的英国模式。研究发达工业国家的学生将发展政治学的一些假设用第一世界的例子进行验证，完全可以怀疑这种英国模式并非唯一正确。More(1966)的经典著作已经清楚揭示，通往现代社会的道路不止一条。Tilly(1975)和Grew(1978)的研究不能令人信服地确认欧洲的历史经验与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的模式一致。另外，南欧较晚的民主化明显产生专制主义倾向，近似于O' Donnell描述的拉丁美洲的情况，而不是发展政治学文献描画的图样(Kurth,1979)。
对建立在西欧经验上的发展政治学文献的批评，并不局限于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民主化这个顺序上。在较早前，Berger(1972)发现，英国农民在现代化中生存了下来。在此基础上，她和经济学家Michael Piore(Berger & Piore,1980)认为，发达工业国家也是动荡和不稳定的，不大可能很快进入现代化理论设想的演进模式。他们认为，现代经济和文明保存传统部门，以增加经济弹性和争取小农和小商店主的选票。Hechter(1975)发现在工业社会政治中，种族问题也可能长期存在。特别是，在英国，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的居民拒绝认同英格兰的种族身份。这和预计跨组群的交往将导致种族一体化的融合模式是不一致的。如果这种情况在发达工业国家都持久存在，怎能预期它们将在发展中国家消失？
政治制度的媒介角色 可以说，七十年代比较政治学最有成果的理论发展是拒绝社会决定论和重新恢复政治和政治制度对政治发展的中心地位。这场运动受到很多学者的强力支持。比如，Sartori(1969)认为政治不是社会的投影或者社会的附带现象，是政治机构赋予社会形式意义并且影响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
关于政治上是稳定的民主或者是专制独裁，现代化理论学者和他们的批评者，如亨廷顿和O' Donnel，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政治结果很大程度上是被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过程决定的。然而，亨廷顿与其他发展政治学理论家的分野在于，他认识到即使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现代化，在政治制度薄弱和缺乏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和政治动员时，政治体系会倾向于崩溃。他认为，经济和社会力量不是决定性，而且它们对政治结果的影响受到作为干涉变量的政治制度的过滤。由此，亨廷顿大胆地将政治机构和制度的研究重新引入发展政治学中。
Lijphart(1977,p.24)将这一论点又向前推进一步。他认为，政治机构可能不光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在许多社会实现民主的一个最有希望的解决办法。Lijphart正确地认为，影响社会团结的各种原始忠诚不可能完全消失，而且任何企图消灭它们的作法都难以成功，而且会适得其反。这种社会中的分裂因素也是政治问题，因为民主不可能建立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之上。对于缺乏国家认同的社会，Lijphart提出联盟主义作为一条路来减轻冲突，这样各民族和部落才可能逐步接受民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Lijphart这种的认为一个社会里的种族和语言割裂或许会长期存在的观点，以及他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提出的宪政设计，显然和以现代化理论为中心的发展政治学是不一致的。如此，政治发展不再是个人观念和身份认同的转型，而是要通过政治制度的创造性设计来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民主的和平。
如果政治制度能够调停社会难以处理的分裂并使得民主成为可能，则错误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领导人对制度的错误运用(也许制度设计本身已经有错误)也可能导致民主失败。Linz和Stepan(1978)的四卷本的关于民主政权崩溃的著作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之上。在被左的和右的结构主义严重影响的知识界，Linz和Stepan大胆的论点是，政治过程真的会造成民主的崩溃，而且某类型的人和机构行为者在特定的环境下，所作出反应很可能会导致政权崩溃。只说两个例子，他们认为赢者通吃的总统制和四分五裂的极端化的多党制就属于有问题的政治制度。这种成问题的制度，最好的情况下不能够解决社会经济冲突，最坏的情况下则会恶化或者造成社会经济冲突。
尽管上述这些理论进展很有希望，但政治制度的研究在八十年代早期进入了一个静止阶段。这不是因为这个研究路线错了，而是因为现实世界的政治事件。随着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政党和议会的退化，学者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专制政权中政治行为集中的地方——国家。
从社会到国家，再回来 尽管政治学中许多领域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后取得了突破，然而发展政治学的批评者几乎带来了一场反革命。出于对早期的发展政治学把国家当成一个黑匣子，从中产生出设定的政策结果的沮丧，这些研究者不仅试图解释国家内部如何运行，而且分析国家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机会、物质分配、政治联盟和代表的基础等，甚至包括政治认同。他们否认自由的政治联盟和多元政治代表可以轻易实现。
重新发现国家 早期发展政治学研究中最令人好奇的弱点是，学者对国家的管理和汲取能力的关注没有变成对国家的强有力的研究。那时，学者几乎是认定随社会的现代化，官僚机构的理性化和国家功能的分工自然会成功实现。从1970年代末起，对国家促进经济发展能力的研究出现了复兴。Evans(1979)指出巴西政府在组织国际资本和国内企业联盟中的作用，彻底改变了国际经济关系，实现经济发展。Hamilton(1982)和Waterbury(1983)认为，墨西哥卡的德拉斯和埃及的纳赛尔领导下的政府，已经完成可以独立于国际影响和国内精英，从而能够推行重要的经济和再分配政策。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国家被看成庞然大物，能够不仅提升经济发展，重新分配资源，管理跨国关系，而且可以界定社会冲突(Evans,Rueschemeyer,& Skocpol,1985)和政治代表(Schmitter,1971; Stepan,1978)。在发达民主国家，政府善意地促成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合作。在欠发达国家则相反，国家用有力的手组织和管制政治代表。通过法团主义的制度，国家建立和批准利益集团，给它们经费支持，保护它们垄断代表权，并保留决定他们领导人的权力(Schimitter,1974)。甚至研究西欧的学者也采用了国家作为社会代表的形成者的概念。Oi(1989)发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通过侍从关系(clientelism)在农民中形成共识。研究非洲的学者认为，国家不但影响社会利益在政治行动中如何形成及社会利益如何被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行动，它甚至影响公民如何形成身份认同。Laitin(1985)认为，国家甚至在一个程度上制造了迄今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分割：虽然国家不创造不同的语言、宗教、种族群体，但这些不同的身份是否成为政治中突出的和分裂性的认同则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及它的前身殖民政府)的影响的。
回到社会 正当对国家的研究关注国家怎样侵入社会时，Migdal(1983)领导一个冲锋又回到对社会的关注。Migdal(1988)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完全不是七十年代晚期的国家主义者文献中所说的独立于社会和完全强大。他倒转了国家主义文献的前提，反其道而探讨长期存在复杂结构的社会如何限制国家的能力。如他所言(1988)：“至少对于第三世界的社会来说，国家中心的研究方法有点像专心盯着一个老鼠夹，却对老鼠一无所知”(p.vxi)。Migdal的反击恰逢其时。八十年代晚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纷纷垮台。
当学者重新回来研究社会时，他们对社会怎样发展和如何组织起来参加政治行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早期，发展政治学的批评者反对集体政治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是根植于血缘关系的网络或村庄组织的说法，代以沿着阶级分界来分析公民的政治行为。到1980年代，学者们发现，在现代化过程中，公民事实上保留了学者原以为现代化应当已经抹去的身份认同和观念，而且公民会以各种不曾预料和新的方式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社会领域相对于国家和政治有相当的独立性，并且，社会网络和组织对政治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不亚于早期理论中所认为工业化和政治组织对政治发展起到作用。
政治参与 《公民文化》一书(Almond & Verba,1963)和其带来的比较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革命似乎证明，政治参与对于民主的稳定和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到1970年代，比较政治学者普遍关注的是，社会中过度的政治参与要求会使国家体制难以负荷。从而，学者指出，是否应当大力推进政治参与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同时，出于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没有自由选举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学者们就要寻找其它的各种政治参与的形式。Nelson(1987,pp.104-105)就准确地指出，政治参与研究之所以发生变化，在于学者们一方面抛弃了认为政治参与只有在竞争性民主的框架中才可能，以及政治参与对政治必定会起好作用的观点，另一方面接受了政治参与和民主选举可以分开的观点，承认政治参与有从投票到叛乱的各种广泛形式，与此同时，对政治参与本身不赋予特殊的感情色彩。
随着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七十年代处于独裁政权的统治下，一个有意思的研究线索是检验城市化对公民态度和行为的冲击。Perlman(1976),Cornelius(1975)，和Eckstein(1977)进入在一个很少民主环境中的拉丁美洲棚户区，去调查城市贫民的政治文化。他们发现城市的新移民并非充满叛乱精神(尽管那个时代的许多左派都希望他们如此)，但也并非处处处于被动。事实上，尽管经常生活在不稳定的住所中，尽管他们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边缘人，但他们仍是辛勤工作的公民。他们热切希望有好的工作，给他们的孩子提供教育，建设一个更安定的家庭。由于受国家机关控制的社区组织的管理，他们有时自愿地服从权力机关，另一些时候则只是表面上服从。
研究者也研究农村居民的政治行为。即使Bata(1987,p.160)宣称这些研究导致发展政治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附属领域，这或许是言过其实、夸张和想当然的结合，这些研究的确激发了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进步。两个激进的不同的知识传统——理性选择和Geertzian的厚描述——摧毁了现代化理论把农民当作非理性和原始的白描形象(Bates,1981; Popkin,1979)。Bates就发现，在热带非洲的农民，尽管由于政府政策损害农业支持工业，使他们处于极度不利地位，并且由于国家的镇压而缺乏政治组织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但他们仍然会理性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集体利益。Scott(1985)对东南亚农民的高度精细的描述揭示，即便在最不平等的权力配比中，他们也能机敏地从地主那里获得对自己利益的保护；不是通过激烈的革命，而是怠工、工作时拖拉、聪明地对所有人掩盖他们相互之间对他们主人羞辱等等，已经被广泛接受为标准的农民抗议形象。
公民社会 在关注国家结构十多年后，研究拉美的学者在八十年代重新发现了公民社会(研究东欧的学者随后也很快有了同样的发现)。放弃长期以来和国家的爱情关系，学者们以新的目的转向研究集体政治行为的基础，特别是公民怎样选择自己的认同，并组织起来以政治行为对抗国家的镇压。学者们发现，公民社会组织的团结来源有新式的也有旧式的，如草根的宗教组织、妇女团体、街道组织、原住民团体等等。大量的研究指出，在拉丁美洲，就是一些普通人，每天英勇地努力去寻找被独裁政权消灭(暗杀或抓捕)的心爱之人的下落，或者只是简单地在艰难的经济时代生存下来的努力，都加速了独裁者的倒台。基于大量的志愿者组织的参与性观察，学者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结论，他们认为，通过在民主实践中社会化他们的成员，甚至对此前很被动的人提供领导机会，这些新的志愿者社团将向整个社会传播一种新的、民主的政治文化。
在学者们研究这些新创造出来的公民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种族问题始终是一个突出的政治组织原则。对于种族问题能否妥善处理，或是会恶化成种族清洗的战争，现在被看成较少取决于是否有现代和世俗的社会化，而更多归于政治统治者(如殖民统治者)的操纵(Laitin,1986; Newbury,1988)，和种族间是否等级化(即种族群体互相之间有清晰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或非等级化(每个种群都分散在整个职业和社会地位的范围中)(Horowitz,1985)。
这些研究政治制度、国家、社会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在为发展政治学作贡献。他们基本上都和发展政治学的现代化理论保持较远的距离。(12) 光从名字上看，也看不出像“国家在发展中的地位”之类的研究，对发展政治学作出了什么贡献。到八十年代晚期，发展政治学明显有些日薄西山了。
四、1990年代的发展政治学：复兴或其他
正当发展政治学饱受大多数拉美国家倒退入专制主义，大多数非洲、亚洲、中东国家在民主方向上发展的失败的打击，显得即将被埋葬的时候，世界突然变了。从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到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共和国、巴西等国，独裁倒台，而民主兴旺起来。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华沙条约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民主化的第三波冲洗掉此前十五年发展政治学研究得来的东西。民主的重新兴起表明，政治学界在1975年宣布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死亡的范式也许是过于草率的。事实说明，经济发展最终确实导致了民主化，过去研究的预测并没错，只是稍微有点言之过早。
现代化又回来了 众多国家向民主转型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重新打开了关于政治变动的基础是社会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是必然的还是概率性的争论。O' Donnell和Schmitter(1986)的大作把民主化描绘成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结果完全由政治人物的关键性抉择决定，而这些抉择充满偶然性。相反，亨廷顿(1991)把1974年后全球民主化趋势归于各种国际、文化、结构因素的结合，包括美国对民主政权的支持，苏联取消对东欧独裁者的保护，梵蒂岗天主教堂的转型，有关国家外债危机造成的经济恶化，及经济的发展水平。他大胆宣布，中等收入的国家(1976年人均GNP1000-3000美圆)是最有可能发生民主化和自由化的(Huntington,1991,p.63)。
亨廷顿的著作是1990年代政治学界重新探讨经济发展、宗教变革、民主之间的联系的一系列重要作品，但只是其中之一。一个新现代化理论出现了，并被大家接受。现代化理论现在认为稳定优质的民主的基础，不在于对传统价值观和狭隘的政治忠诚的抛弃，而在于对民主的深度支持和避免民主制度的各种陷阱。这个观点在南欧、拉丁美洲、东亚、东欧经验中得到证实。在这些国家里，多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拒绝政党和利益集团的法团式组织，强烈要求新闻自由和法治，争取公民自由选举领导人的权利。事实上，当Diamond(1992)重访现代化理论时，他得出一个强大的结论：现代化理论的中心内容是正确的。
但深入的研究显示事情并没那么简单。通过分析135个国家40年期间的数据，Przeworski和Limongi(1997,p.165)发现，所谓社会经济现代化刺激民主政权的建立的说法并没有多少实证支持。据他们所言，经济发展造成独裁政权倒台的原因是微不足道的，而即便大多数经济成功的专制主义国家结果变成民主国家，实证也分析不出在多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转型会发生。另一方面，他们在另一个问题上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经济发展越好的国家，民主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从1950年到1990年，在1975年人均年收入达到6066美元以上的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失败过。
即使不能够满意地证实现代化能促进民主化，如果在南欧、东亚、拉美的那些国家里，持久良好的经济发展能够保住民主制度，那么现代化理论能够持久不衰也就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个两个例外(如阿根廷的经验)就抛弃这个范式。而且检验该理论早期的一些假设或许会很有趣，如在加速经济发展和新技术出现的情况下，大众传播对民主化的影响如何等。毕竟，如果大众传播在1950年代就会对民主化产生正面影响，设想传真机和互联网能够在今天世界范围为支持民主起多大作用。
不过，在学者继承这一理论的衣钵前，应当注意几点。首先，基于七十年代抛弃现代化理论的那些理由，其解释力或许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Mainwaring和Perez-Linan(2000)强调，不管采用什么测量现代化的指标——财产、教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都不能解释拉美过去五十年跨国和跨时间的民主存活的情况。其次，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是确实存在的，尤其是现在，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在计算机上一个操作就能涌入或流出一个国家(如1994年发生在墨西哥的一样)。和1970年代一样，现在的经济不稳定将导致政治不稳定。最后，研究政治发展中不考虑政治制度和国家结构，不承认社会的破碎可能长期存在等，都是发展政治学里错误的思想。
发展政治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顾，发展政治学作为一个领域从四股主要的潮流开始发展起来：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理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带有目的论的政治进步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潮流中，是否有一个(即便将它加以改进后)能作为这个领域未来复兴的基础。结构功能主义，尽管理论上最野心勃勃，时间已证明它培养不出什么东西。另外三股潮流也许更有可能带来发展政治学的新生，但都有严重的缺点。
最好的情况下，就算现代化不是两面神，而的确能带来政治发展，这个范式仍然无力构建未来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它的自变量是已定的，排斥政治的主要作用，预设而不是找到政治发展的因果关系。社会经济现代化可能是影响政治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其他因素也可能非常重要，包括国家事件(例如，柏林墙的倒塌)、宪政运作、甚至公民社会的行为和信仰等。而公民的行为与信仰，也许并非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引起，而是由政治镇压、新思想的传播(如解放神学)、或者甚至工业化退化而引起的经济危机等因素引起。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问题是，现代化造成的一些结果中，而且是最有意思的那些结果，可能是无关政治的。
同时，把发展政治学简单地当成欠发达国家的政治的研究是极成问题的。亨廷顿和Dominguez(1975)准确地说穿了这个问题：“在坦桑尼亚调查公民对政府的态度经常被称为发展政治学的研究，而在英国做同样的问卷调查就不是”(p.4)。尽管这些国家作为发展政治学的研究案例是因为它们在政治变化方面素材较多，但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发展政治学不应当研究发达国家。事实上，对发达国家历史的和现实的研究也促进了发展政治学的理论的发展。不包括发达国家也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即究竟这个领域应当包括哪些国家。按地理划分或许是一个简单的规则，但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此外，大概经济水平可以作为一个标准，但每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可能会发生大变：一些相对富有的国家可能出现经济波动，而一些穷国发展迅速，很快就可能不被包括在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了移动的靶子。在1978年，谁能想像学者会研究阿根廷的法庭和司法，而与此同时，对研究委内瑞拉的同行来说，该国的司法体系能否生存下来还是个问题。今后十年，发展政治学最有潜力的研究将不是从那些过去对这个领域有很大贡献的地区，而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其他向市场转型的国家(见下文)。
最后，如果我们研究政治发展作为一个政治变革过程，我们必须严格小心不假定政治发展隐含朝任何特定目标进步。回避那样一个方式的最重要的理由不需要是，如亨廷顿和DOMINGUEZ提出的，朝着结合的目标的进步经常可能是矛盾的(例如，稳定能够在价格平稳时到来)，因此是不可靠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拒绝发展政治学的目的论观点的基础是，简单地说，这里没有发展政治学的铁律。发展政治学四十年的研究应当已经一劳永逸的说服我们，政治社会是伴随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在不同比率和在不同方向，多状的，不稳定，矛盾的。今天，不仅国家不在朝着一个单独类型的民主行进的路上，而且多变的，病态的，民主国家的多元形态出现在全球。如果我们承认，如我们应该的那样，政治制度能够独立于社会经济过程出现，那么我们应当预期看到不同等级的政治集团、国家能力类型和制度设计，在社会中产生相似的结构和社会影响。
如果发展政治学的范围是延伸到包括任何和所有国家，我们有目的地不把对发展追问的范围限制在一条狭窄的路上，并且检查不止一个政治维度上的改变，那么，我们就必须发现一种方法来划定这个领域的参数以涵括任何事物。
发展政治学应该是什么：未来的研究方向 首先，政治发展可以看成两方面能力的增长或缩小：一方面是社会组织政治行为的能力增长或缩小，另一方面是国家统治能力的增长或缩小。有关政治发展的研究(发展政治学)可以关注各方面发展的特征，比如政治联盟、政治参与的渠道、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代表制度及政府治理等。如果治理的内容包括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形成公共政策、管理社会资源等，那我们就需要研究政治竞争、责任政府、政治合法性、权力在政府的各个层次和分支的分配等方面日益出现的新特征。
新的民主化和市场化研究。国家政体的变革和新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在1960年代，人们理解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建设，即政府规模的增加、国家职能的增多、及国家的行政、汲取、镇压能力的扩展。在1990年代，现实中的趋势明显与此相反。国有行业的萎缩(Waterbury,1993)、政府退出各种管制领域、政府权力和财权的下发等，都说明发展中国家都在对公权私权、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之间的界限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划分。
国家从对经济和社会干预的角色中退出对发展政治学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挑战。首先，国家怎样实施巨大的经济转型就值得关注。也许，正如Przeworski、Haggard、Kaufman指出，一个政府的改革能力与政治制度的能力、性质相关。而随着经济组织的改变，或许跟随而来的就是政治制度和政治代表形式的改变。O' Donnell(1994)、Weyland(1996)及其他人已经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经济组织解体加强了政府行政部门的力量，但损害国家的其他政府分支。这种情况下，产生不正当的政治形式，如授权民主和新民粹主义。更新的研究中，Chalmers、Martin、Piester(1997)判断，流动性较强的社会网络(这些网络可能随时重新组合)可以通过人际间、媒体、组织之间的纽带，将社会行为人和政府的权力部门联接起来，并且可以“通过开放式的和一事一议的互动，来重新处理和定义政治问题。”这种流动性的社会和政府的互动方式，可能已经取代了过去人们熟知的代表结构和组织方式，法团主义、侍从主义、民粹主义等。
如果政治机构、市场、新的社会的组织和动员方式代表了政治发展中最令人激动的东西，那么发展政治学的前沿就应当是对东欧和中亚前共产主义国家研究。如果说，1950年代和1960年代对新兴国家的关注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们正行进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路上，那么，现在我们应当关注前共产主义社会里出现新的身份认同、政治竞争的特征、政治代表等，以及政府决策中的权力下放，包括从公共领域向私营领域下放、从中心向边缘下发、从有限的政府部门向更广范围的政府机构和部门下放等。
继续研究国家和社会。尽管一些学者继续革新对国家建设的研究(Ertman,1997)，许多发展政治学的学者已经转移他们的重点，去研究政权和政权的转型(Bunce,2000)。Collier、Collier(1991)漂亮的研究显示，国家和政党如何将工人阶级招募进入政治对整个政治格局具有深刻的影响。在一部有创新精神的著作中，Gould(1999)指出，不同类型的宗教分界和农民的动员，在十九世纪欧洲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成功。
当对国家的研究超出主要关注国家能力(1960年代的关注)和效率(1990年代的关注)后，我们应当关注国家制度是否民主。这个国家能够满足社会对平等的要求吗：不是在物质分配的意义上的平等，而是公民权利和责任意义上的平等？O' Donnell(1999)最近的关于一个民主国家里那些政府不能消除的不民主的飞地，特别是他所谓的“非法治”造成的不民主的飞地的研究，就是这种研究的一个出色例子。
然而，在回到研究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学者也应当避免无成效的从国家中心倒向社会中心。九十年代中期，学者停止这种摇摆，开始检验国家和社会的交互影响如何产生政治发展中的诸多现象。Evans(1995)认为，领导工业化进程最成功的国家，事实上不是最独立于社会的。相反，这些国家的机构最有效地深入社会和收集信息——它们的独立于社会是嵌入的独立。Putnam(1993)认为，民主政府在独立组织的公民社会对政府效率有强烈的要求时才会有效率。Migdal、Kohli、Shue(1994)强调，国家——社会相互影响的本质是回归的和相互影响的。在南撒哈拉非洲，Chazan(1994)指出，公民社会最强大和最独立于国家的时期，正是国家建设最强有力的时期。相反的，在印度，Kohli(1994)指出，在1950年代由国大党和有影响的地方领导人之间形成的基于主雇关系(patronage)的权力结构已被腐蚀，而国家高层和最大多数社会边缘之间的新的权力联系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国家与社会出现疏离状态。政府决策的控制权集中在领导人手中，而这些领导难以把他们个人的权力转化成解决问题的资源。这种情况下，治理就出现了危机。如果在民主和不民主的国家里，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那么，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纽带的政治代表就必定是发展政治学中很有希望的领域。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对社会的研究肯定会出现新的令人激动的领域。同时，比较政治学中两个正在上升的学术流派很可能会使阶级变成一个不再重要的范畴。新制度主义(如Geddes,1994)认为，政治结果并非由沿阶级界限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的集体行为决定，而是由政治人物面临的激励决定；而激励最终来自于制度环境。研究草根运动的学者认为，作为集体行动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基础，阶级在今天远不如种族、人种、宗教等重要。这不止在印度或厄瓜多尔如此，在美国和巴尔干也如此。尤其是宗教，它不仅是选举中划界的基础，而且也影响一国对外政策和世界政治(Huntington,1996)。
最后，今天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去检验许多过去没有探究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行为的假设。社会调查技术越来越成熟，而民意测验在全球越来越普遍，从而使行为主义革命以来许多无法进行的研究完全成为可能。例如，在观察了利马周边的棚户区在选举中对左派政党的大量投票以及对毛派的游击队“光辉道路”的某些后勤支持后，Stokes(1994)运用问卷调查重新认识了关于城市贫民中激进主义的争论。Dominguez、McCann(1996)通过选举调查，搞清了在一个新民主国家里(墨西哥)，各条相互竞争的政治路线是如何成型的问题。
结论：发展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
在本文中，我试图表明，最好的情况下，发展政治学带来了比较政治学中一些重要理论成果。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一个长期的原因在于它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而且能适时变动。新兴国家和新民主政体的出现，造就了这个领域。但1970年代的独裁和军事政变迫使它转变方向，试图去解释民主为何会失败，试图理解独裁政权下的政治发展也拓展了这个领域。随着立法机构和政党的退化，学者们转而研究政治利益的代表如何实现。如果公民不能投票，他们怎样参与政治？近来，民主化与市场化、全球化与民族多样性、人权与种族清洗等，都证明我们完全需要一个发展政治学这样的领域，以研究一些正常情况下不易解决的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正当政治在一些国家逐渐规范化、有条不紊起来，从而那里的学者们可以安心地去研究立法行为或者社会保险政策时，其它一些地方巨大的政治变化仍将继续要求发展政治学的研究深入发展。
到现在我们应当清楚的是，作为一个领域，发展政治学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目标。它不愿把政治制度的研究留给制度主义学者，把公民的研究留给研究公民政治的人，把国家在发展经济中面临的困难和机遇留给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学的学者对于这些领域都可以说出一些与专门研究这些领域的学者不同的声音。这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制度和公民、国家和社会以及宗教、民族、超国家主体等的整体图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发展政治学领域的未来将取决于它能否搞清政治变化的过程，而且不仅限于政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发展政治学学者将一直站在北美政治学的窗口，确保新鲜空气可以吹进来。经济、民主规范和制度、民族国家的统一性等等的发展在这个领域中将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近年来对国家经济政策制定、政治、文化等创造性的研究表明，发展政治学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也许并非已经过去，而是尚未到来。
注释：
①指美国当年的外交以培养新兴国家的民主政体和经济成长来避免这些国家倒向苏联——译注。
②见Pye(1965，页5-6)，他批评那种在研究一些国家时强调一些因素，而研究另一些国家时强调另一些因素的作法。有趣的是，他三十五年前指出的研究不同地区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如研究非洲的人类学传统和研究南亚和东南亚时注重政治运动和民族主义的情况，到现在还能够看出来。
③这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论点，即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会带来民主政治。所以下文说，如果真是这样，则现代化理论自己会成为自己胜利的牺牲品，因为它证明大家都会通过现代化实现民主，而大家都实现民主后，现代化理论就没有用了——译者。
④【原注2】日本(及土耳其)是上述一本专著的研究对象(Ward & Rustow,1964)。Pye和Verba(1965)的书中包括有日本、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而且，比较政治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对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十分感兴趣，以致于他们邀请了上述Tilly(1975)和Grew(1978)二书的写作。
⑤Lijphart(1977,p.21)指责那些文献强迫将各国社会放入这个或那个模式。
⑥正如Pye(1963)指出的那样，从英国和日本的经验中可以得出，强有力的传统体系如果能够给人民一个清晰和稳固的身份认同，则可以成为未来发展的理想基础。但旧传统的力量如果太强也会影响发展，因为它会影响现代因素融入一国的政治文化中。(p.21)
⑦后来，Almond(1987)强烈地否认这一指责，坚称美国主流的发展政治学既不是一元化或线性论，亦非要向非西方世界推销英美、资本主义价值观。他说，这些指责根本连“随便翻翻”都不值(p.447)。
⑧Almond(1987)在他回顾发展政治学时，用最大的篇幅回应依附理论学派对他的批评。
⑨这个对某一社会体系内的不平衡和捆绑式的发展的认识，和依附理论其它不少论点一样，是受俄国马克思理论家影响的。关于俄国发展中的阶段性，捆绑式，以及在古老形式中掺杂进新东西，参见Trotsky(1932)。
⑩政治参与的要求过大，国家的政治体系无力吸纳。这一论点后来研究先进民主国家政治时也将用到(Crozier,Huntington,& Watanuki,1975)。
(11)这个变化不仅明显地出现于Almond的批评者中，而且那些他后来(1987)称为政治学的主流学者中，如Linz and Stepan(1978),O' Donnell and Schimtter (1986),Lijphart(1977)等。
(12)例如，Migdal(1988)的《强社会弱国家》(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开宗明义地否定“现代化理论的目的论、直线性的假定”。他指责现代化理论“过于关注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影响，而忽视了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影响”(p.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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