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师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学术年龄特点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文,大师论文,启示论文,年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依靠的主要是人的智慧创造。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过去的50多年时间里能取得辉煌的成就，首先得益于有一大批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进入新世纪，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历史任务更加繁重而艰巨。梳理学术大师的成长经历，总结其中的有益经验，对培养造就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家队伍，使其为繁荣发展新时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无疑是有益和必要的。
一、学术大师的学术年龄分布特点
为总结学术大师们的学术经历，笔者首先选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所介绍的全部34位学术大师为研究对象。这34位学术大师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或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过、闻名于海内外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几任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和一级研究员。他们都为繁荣发展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和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所介绍的每一位学术大师的学术经历后，都附有他们的主要著作目录及其出版时间，笔者由此可以计算出每位学术大师在不同年龄段完成主要著作的数量。对这34位学术大师在不同年龄段完成主要著作数量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成长特点，得出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见表1)。
注释：
①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将有些学术大师去世由后人整理的学术全集也列为其主要著作，而全集中许多重要学术成果已列入主要著作目录，故本表中的数据不包括此类学术全集。学术著作再版的，以初版时间为准。
下面我们就以表1中的有关数据，分析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的学术年龄分布特点。
根据经验判断，学术大师们的学术年龄应基本呈正态分布，即从年轻时起，随着年龄的逐步增大，发表主要著作的数量应越来越多；到达某一顶点后，随着年龄的继续增大，发表主要著作的数量则应逐步减少。下面我们就根据表1提供的样本，检验这一经验判断。
经计算，样本容量为371个，即n = 371
当取显著性水平α = 0.005时，χ[2](4) = 14.860，仍然拒绝H[,0]。
因此，本例并不符合正态分布，因为在40—49岁之间有一个高峰值74，而在70—79岁之间亦有一个高峰值61。也就是说，表1中的数据分布为一双峰曲线，而非正态分布的单峰曲线，因为单峰曲线由峰值向两侧的递减趋势应该是较为明显的。
如前所述，根据经验判断，学术大师的学术年龄分布应基本呈正态分布特点。但以上的数学计算结果完全否定了这一判断，原因何在?
二、关于学术年龄分布特点的检讨
为更准确、直观地分析表1中的有关数据，我们制作了学术大师们各年龄段完成主要学术著作的数量分布柱状图。从柱状图1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在40—49岁以及70—79岁出现了两个非常明显的高峰，而在50—69岁之间，则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低峰。这也从图形上非常直观地验证了数学计算结果。
事实上，以上关于学术大师们在各年龄段完成主要学术著作的数量呈双峰分布特点，在各学科中也有体现。从折线图1我们可以看出，文学语言学科的学术大师在各年龄段完成主要学术著作的数量呈典型的双峰分布特点。在40—49岁时，达到第一个高峰，峰值为22；此后逐步呈递减趋势；而在70—79岁时，又达到第二个高峰，峰值为19。经济学科学术大师的学术经历亦如此，而且出现两个峰值的时间点同文学语言学科也完全一致，只是第二个高峰值为21，高于第一个高峰值11。但以上双峰分布特点，在历史学科和哲学学科中，则体现得不太明显。
根据表1中的数据，两个高峰值之间的时间段应为50—69岁。下面我们着重分析，在这一时间段，学术大师完成主要学术著作的数量为何出现低峰。
为深入分析这一问题，下面笔者再对这些学术大师完成的主要学术著作的年代重新统计列表。为便于分析，笔者以10年为一时间段，将所有主要著作重新分类，制作成表2。
根据表2的有关数据我们发现，在1965年以前的每个时间段，学术大师完成的主要著作的数量基本呈增长态势；1976年以后的每个时间段，学术大师完成的主要著作的数量则呈下降趋势。而在1966～1975年间，学术大师完成的主要著作仅有一项，占全部著作的0.3%。由此可见，十年“文革”对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打击是空前的，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几乎停滞。以上关于学术大师们在不同时间段完成主要著作数量的分布特点在柱状图2中也得到非常直观的体现。
下面我们来检验十年“文革”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否为“学术大师在不同年龄段完成主要著作的数量呈双峰曲线分布而非单峰曲线的正态分布”的主要原因。
根据笔者对学术大师们的年龄分布特点的统计，1966年“文革”开始时，34位学术大师中年龄在49岁以下的有2位，占5.9%；年龄在50—69岁的有25位，占73.5%；年龄在70岁以上的有7位，占20.6%。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34位学术大师中年龄在50—69岁的有14位，占41.2%；年龄在70岁以上的有20位，占58.8%(见表3)。根据以上关于“学术大师在不同年龄段完成主要学术著作的数量呈双峰分布而非单峰曲线的正态分布”的结论，两个高峰值之间的时间段应为50—69岁。而从以上学术大师们的年龄分布特点可以看出，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期间，大部分学术大师的年龄恰恰处于50—69岁。
为便于更直观地反映学术大师们的这一年龄特点，笔者还制作了1966年34位学术大师年龄分布散点图。从散点图我们可以看出，1966年绝大部分学术大师的年龄散点位于纵轴数值50和70的平行线所夹区域，即此时绝大部分学术大师的年龄在50—70岁之间。要分析1976年的情况，我们只需将以上两条平行线同时下移10个数值即可。根据表3的数值，此时也有41.2%的学术大师的年龄散点位于这一区域内。
综合以上学术大师们在十年“文革”期间的年龄分布特点以及所完成主要学术成果的数量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学术大师在不同年龄段完成主要学术著作的数量呈双峰曲线分布而非单峰曲线的正态分布”的主要原因在于十年“文革”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严重消极影响。十年“文革”期间，大部分学术大师的学术研究活动基本停止，即便是在极端艰难情况下完成的为数极少的学术著作，也不能正常发表。结果便形成了50岁以前和70岁以后两个学术著作高峰，而50—69岁恰恰成为学术大师们的学术低潮。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剔除“文革”这一特殊历史事件对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消极影响，学术大师在各年龄段完成主要学术著作的数量还是基本呈正态分布的。
三、与自然科学优秀人才成长特点的对比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两个历史车轮，缺一不可。江泽民同志也曾有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论述。(注：《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亲切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并与他们座谈》，《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然而，人文社会科学优秀人才的成长特点与自然科学优秀人才相比，到底有何异同?本文拟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同历届三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术年龄基本数据，试分析之。
根据表4的有关数据，历届三项诺贝尔奖获得者取得代表性学术成果时的年龄在30岁以下的有49位，占16%；年龄在50岁以上的只有28位，占9.2%。而年龄在30—40岁的人数最多，共有138位，所占比例为45.3%。同时我们还发现，若以5岁为一年龄段，对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统计分析，他们的学术年龄呈标准的正态分布特点。
注释：
②张立平主编：《军队医院管理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98年。
以上关于历届三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术年龄呈正态分布的特点，我们从柱状图3中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在30岁以前，取得代表性学术成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多；在35岁以后，取得代表性学术成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步减少。而在30—35岁这一年龄段，取得代表性学术成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达到高峰值，共有70人。
从以上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同历届三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术年龄分布特点的对比分析(参见柱状图1和柱状图3)可以看出，人文社会科学优秀人才的成长特点与自然科学优秀人才相比，至少有两点不同：
1.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才年龄高峰相对较晚。从柱状图3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科学优秀人才的成才年龄高峰应为30—40岁；而据柱状图1所示，人文社会科学优秀人才的成长年龄高峰应为40—50岁。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相对更需要活跃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判断能力，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相对更需要知识和社会阅历的积累，其优秀学术成果更能体现厚积薄发的特点。
2.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人文社会科学优秀人才的学术年龄延续相对较长。如上所述，自然科学优秀人才取得重要学术成就时的年龄主要在50岁以前，此后再取得代表性学术成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已经很少。而据柱状图1所示，人文社会科学优秀人才完成主要学术成果的年龄远高于50岁，甚至可以延续至80岁以后。这一结论再次验证了知识和社会阅历的积累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创新的重要意义。
四、结论
1.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努力创造民主、宽松、和谐的学术研究氛围，是繁荣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双百”方针是党和国家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揭示科学发展规律，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而制定的一项基本政策。但十年“文革”期间，“双百”方针实际上已停止执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几乎停顿，许多优秀学者的学术经历也几为空白。“新中国的历史表明，凡是执行‘双百’方针好的或比较好的时期，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就健康发展；凡是‘双百”方针遭到破坏或与之相背离的时期，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就遭受挫折。”(注：李铁映：《伟大的时代，辉煌的成就》，《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当前，我们在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努力创造民主、宽松、和谐的学术研究氛围方面仍有不足。如鼓励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超越陈见、大胆创新还没有充分的制度设计；提倡学术流派和学术风格的多样化，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效果仍不尽人意；对“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政策尺度理解不一，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常常不明；一些敏感问题的理论突破在被中央认可前，往往承受方方面面的压力。同时，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也未能得到及时的批评和澄清。(注：中国社科院科研局课题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调研报告》，《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年第1期。)当前，贯彻“双百”方针，一定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成一般的学术问题。”(注：胡锦涛：《胡锦涛同志在颁奖大会上的讲话》，《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奖获奖成果简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这不仅是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各级党政领导的责任。
2.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
科学的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由人才的素质所决定的。繁荣发展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离不开广大知识分子的辛勤耕耘和科学创造。如前所述，人文社会科学优秀人才的成才年龄高峰应为40—50岁。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工作，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中青年科研骨干队伍，这是繁荣发展新时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尽管各级党委、政府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给予人文社会科学的经费投入也不断增加，但由于历史欠帐太多，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环节，经费仍然捉襟见肘，甚至成为影响科研骨干队伍稳定、重大课题研究、重点研究室建设和科研手段现代化建设等的发展“瓶颈”。(注：中国社科院科研局课题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调研报告》，《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年第1期。)在今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决按照党的十六大要求，“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5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不断加大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投入力度，努力改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科研和生活环境，真正做到在“政治上关心、决策上重视、研究上支持、学术上尊重、生活上帮助”(注：李铁映：《伟大的时代，辉煌的成就》，《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
3.高度重视发挥老专家作用，为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者老能有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
目前许多学术单位同国家机关和其他企事业单位一样，高级学者凡达到离退休年龄的，均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离退休手续，一般不延长离退休年龄。在目前的单位制度下，这样“一刀切”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不利于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
如前所述，人文社会科学优秀人才完成主要学术成果的年龄可以延续至80岁以后。事实上，很多学术大师直至去世前仍然笔耕不辍，不断为后人留下学术精品。这就提醒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定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老专家作用，为其老能有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这也是繁荣发展新时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