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欣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人论世论文,诗歌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人论世”是我国古代诗歌欣赏、评论以至于研究的一种传统的方法，后来又拓展到了整个文学范围之内，而且至今仍为评论界和学术界广泛使用。本文大体上将它限制在古代诗歌欣赏这一层面上（有时与评论、研究相纠结，论述时不免连类而及），着重梳理一下它的来龙去脉，探索一下它的丰富涵义，并检讨一下它的利弊得失，以利扬长避短，正确发挥它作为方法论的功能。
一
追本穷源，“知人论世”说原是孟子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命题：“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注：《孟子·万章下》）尽管孟子的本意是要“尚友”，客观上还是道出了理解作品的一种方法。它极大地拓开了人们的思维空间，为说诗提供了一个重要法门。再加之孟子在儒家学派中的崇高地位，他的这种方法论，便得到了弘扬和发展，当然也免不了扭曲和变异。
这里我们不妨追寻一下“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发展与变化大致的轨迹：
汉人解经与“知人论世”说的貌合神离。表面上看起来，汉人说诗很注意作品的作者（“人”），更重视作品的社会作用（“世”），四家诗中的齐诗、鲁诗、韩诗“差不多每一首都有了作者，有了微言大义的美刺，有了圣道王公的奇迹”（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册第二篇第一章第二节），毛诗也大体如此。 这种索隐比附的方法，乃是一种脱离作品内容的主观臆测，与真正的“人”和“世”是毫不相关的。究其实质来说，汉儒说诗基于主观唯心主义，与“知人论世”的唯物主义精神是没有共同之处的。这对后代解诗与评诗曾产生过长期的有害的影响。
南齐刘勰远承“知人论世”的传统说诗方法，并发展为群体论和“时序”论。刘氏一方面注意把握诗人（或作家）的个性特点，论述了风格和个性的关系，如“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注：《文心雕龙·体性》）之类，并作出了“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注：《文心雕龙·体性》）的论断。这里的“才”、“气”、“学”、“习”都紧扣着诗人（或作家）的个性特点，而论断本身又揭示了由个性的差异所带来的作品内容、风格的差异这一普遍规律。这是对“知人”的一种具体化和深化。另一方面，刘氏又把“人”和“世”加以扩大，由对诗人个体的考察发展为对群体的观照，由对一个时代横断面的平视发展为对若干时代动态流程的纵览。如《明诗》篇对建安诗坛一群诗人生活内容和精神风貌的描述，便突出了群体的共性特点，而在《时序》篇中，刘氏更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纵观“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诗文演变过程。“知人”而具有某种综合性，“论世”而具有一定的历史纵深感，这无疑是对“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创造性的发展。
萧梁钟嵘将“知人论世”说纳入诗歌欣赏评论系统，并开始注意对诗人审美情趣的把握。钟氏《诗品》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论诗专著，在方法论上虽以考镜源流为主，而“知人论世”之法时亦用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钟氏已注意到诗人自身的审美情趣，如说鲍照“贵尚巧似，不避危仄”（注：《诗品》卷中鲍照条，卷下王巾、卞彬、卞录条、袁嘏条），说王巾、二卞“并爱奇崭绝”（注：《诗品》卷中鲍照条，卷下王巾、卞彬、卞录条、袁嘏条）。特别有趣的是，记载了袁嘏近乎自我吹嘘的话：“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注：《诗品》卷中鲍照条，卷下王巾、卞彬、卞录条、袁嘏条）其实，这多少表现了袁嘏追求作品灵气这一与众不同的审美情趣。这也是对“知人”说的一种深化。后世以《六一诗话》为滥觞的历代诗话，大体上沿用了钟氏的作法，即以“知人论世”为诗歌赏评之一法。
晚唐孟棨对诗歌作品本事的研究。这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本事诗》中。他把“本事”细分为七类，虽然不免受到魏晋以来志怪小说的影响，削弱了记事的可信性，但“抒怀佳作，讽刺雅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注：《本事诗序》）的著述宗旨，还是清晰可见的。这种对与具体作品直接有关的作者行事（包括遗闻逸事）的搜集与整理，正是“知人”之法的实际运用。宋人聂奉先的《续广本事诗》，是沿着这条路子走的。唐宋人笔记也颇采诗人逸事，与《本事诗》取径似不谋而合。
宋人对前代诗坛名家年谱的编写。此类年谱袭用史书编年体例，而详载诗人生平事迹、经历、著述等。年谱之作始于宋，起初多门生故吏所为，后来范围渐广，多由后人为前人作谱，谱主亦不乏前代诗坛名家。较早的如吕大防《杜甫年谱》、洪兴祖《韩愈年谱》等。谱中诗、文系年、系事，大类“对号入座”，其于“人”、“世”研究的详赡与专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元人辛文房对一代诗人生平事迹的研究。《本事诗》之类所载固然与诗人生平事迹有关，但终究是片断的，甚至是零星的。而对一代诗人作比较系统的专门研究的，应当首推元人辛文房。《四库全书总目》云：“是书原本凡十卷，总三百九十七人，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亦皆载入。其见于新、旧《唐书》者仅百人。”可见辛氏对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研究面之广。我以为辛氏著成此传，得力于两方面的传统。一是史传文学的传统。这是显而易见的。二是“知人论世”的传统。他有慨于唐代诗人们“梗概行藏，散见错出，使览于述作，尚昧音容，洽彼姓名，未辨机轴”（注：《唐才子传引》），才着手著书的。所以他为“唐才子”立传，是自觉地运用“知人”之法。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等，则是承其余绪。
此外，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作品本事以及诗人生平两个方面研究的，还有历代“诗纪事”、《词林纪事》等，这里就不缕述了。由上叙说可以看出，“知人论世”的方法在我国古代诗论中影响的深远，虽然有过扭曲与变异，却以继承与发展为主。而长时期诗歌赏评的实践足以表明，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
“知人论世”，可以离析为“知人”与“论世”这两个组成部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各有其独立的涵义。
先说“知人”。这就是研究、了解和理解诗歌的作者，亦即诗人。这里的“人”有其复合内涵，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作为社会的人，他的生活经历、政治遭遇（穷通出处）、思想宗尚，乃至籍里、家世、交游等，都在研究的范围之内；二是作为诗家的“人”，还必须加上若干特定的主观条件，如创作才能、个性气质、文学修养、审美情趣等因素，甚至涉及有关的客观条件，如师承、流派等，也都应当列入研究的内容。对这两层意义作全面的研究、了解，恐怕才能算得上“知”其“全人”。古代诗论家在运用“知人”之法进行赏评时，已多有涉及，他们对前代诗人生平以及诗歌作品本事的研究，更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成果，虽然这些研究多半是不够完整的，甚至是一鳞半爪的。
再说“论世”。“世”，指时代，这是诗人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也有其复合的内涵。从广义说，可以包括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从狭义说，仅指其中的社会。而社会的涵盖面已相当宽广，诸如政治上的治乱、经济上的兴衰，阶级斗争状况、下层社会面貌，乃至典章制度、文化思潮、学术风气、风俗习惯，等等。我们不能要求古代诗论家在“论世”时对社会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哪怕是面对他们的现实社会，如果面对往古社会——历史，自然就更隔一层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阐述文学演变的原因时，能着眼于多种时代因素，比如政治教化的作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时代风气的浸润等，已属难能可贵了。
作为方法论，“知人论世”说正确地指明了通向理解、把握诗歌作品的两个视角，其所以在古代诗歌欣赏中具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它自身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清人章学诚说得好：“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注：《文史通义·文德》）这是前人的经验之谈。
所谓“知人”，实际上是要研究作者与作品的关系，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也就是研究创作主体与艺术成品的关系。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创作主体是“母体”，其复合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甚至规定着创作客体——作品，所以对其人其事的研究就是不可或缺的了。所谓“论世”，实际上是要研究作品与产生它的时代的关系。按照社会学的观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诗歌也不例外，尽管它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联系是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约的。综括以上两个方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既然“人”与“世”都是形成作品极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二者与作品必然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在作品蕴含的信息总量中势必有与之相通以至于相契之处，因而对其研究结果可能成为理解作品的关键，或揭开奥秘的钥匙，或通向幽微深隐处的向导。
三
那么，在古代诗歌欣赏中运用“知人论世”方法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第一，把握作品的思想意义。有时候读者从作品本身难以得到确解，作品的思想意义便显得比较模糊，难于确定。如曹操的《龟虽寿》诗有“盈缩之期，不但在天”之句，这里的“天”释为自然抑或天意，是理解作品思想意义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从现存历史材料中了解到曹操不信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注：如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云“又性不信天命之事”，《度关山》云“天地间，人为贵”，《善哉行》云“痛哉世人，见欺神仙”等，皆可证），那么对“天”的解释便迎刃而解，作品的进步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再如杨万里的《初入淮河四绝句》之一说“中流以北即天涯”，对缺乏历史知识的人来说，可能大惑不解，但当我们了解了宋、金划淮而治的时代背景，以及诗人奉命出使北国的有关情况之后，便体悟到诗人心灵的颤动，看到他的爱国精神的闪光。
第二，辨认作品的情感意向。有的作品意旨微茫，诗境朦胧，令读者如入五里雾中，百思不得其解。而一旦对作者的遭遇、思想以及作品的时代背景有了确切的了解，便有可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顿觉豁然开朗。如阮籍《咏怀诗》第十一：“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泣下谁能禁？”我们读后只觉得诗人内心隐藏着很深的悲哀，而悲哀的内容、用典的深意却是难以索解的。但当我们弄清了这一历史背景：“正元（魏高贵乡公曹髦年号）元年，魏主芳幸平乐观。大将军司马师以其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乃废为齐王，迁入河内，群臣送者皆为流涕”（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3年版）上册阮诗注文引刘履说），再了解了诗人对司马氏的恐怖统治深为不满的政治态度之后，也许会同意前人的“嗣宗此诗其亦哀齐王之废乎？盖不敢直陈游幸平乐之事，乃借楚地而言”（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3年版）上册阮诗注文引刘履说）这一说吧？同样，五代冯延巳的《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词大写愁情，似乎也不可解，因为这与他在南唐中主时官至同平章事的身分很不相称。而清人冯煦论世知人，极有助于我们的解读：“周师南侵，国势岌岌，中主既昧本图，汶闇不自强，强邻又鹰瞵而鹗睨之，而务高拱，溺浮采，芒乎芴乎，不知其将及也。翁负其才略，不能有所匡救，危苦烦乱之中，郁不自达者，一于词发之。”（注：回印斋刻《阳春集》序）
第三，破解比兴的本体。有的作品兴寄深微，甚至全用比体（实即一种象征手法），仿佛在与读者打哑谜。凭借“知人论世”，我们也可以揭开谜底——比兴的本体。杜甫在漂泊西南时写过一首《杜鹃》，劈头就说“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颇有点费解，以至被人看成题下注。下文还写到“事杜鹃”的“禽鸟情”，也不类咏物之作。是苏东坡第一个指出杜诗采用了比兴、寄托的手法：“原子美之意，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注：《辨杜子美〈杜鹃〉诗》）这就一眼看准了《杜鹃》诗艺术上的主要特点。具体地说，就是以禽鸟尊杜鹃，来比喻、象征臣节的不可废弃，借以“讥当时之刺史，有不禽鸟若也”（注：《辨杜子美〈杜鹃〉诗》）。东坡进而从唐明皇以后国家多难的大背景出发，联系当时历史情况，阐明了“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这些作为象征体的真实涵义，并且揭出了诗中关于象征意义变化的规律：“凡其尊君者为‘有’也，怀贰者为‘无’也”（注：《辨杜子美〈杜鹃〉诗》）。这是颇有说服力的。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一词，忽然对伤春和宫怨这两个传统题材产生了兴趣，也可能使读者大惑不解，而当人们一旦明白了赵宋王朝南渡后的局势，以及辛弃疾南归十七年中屡遭投降派排斥、压抑的孤危处境，对传统题材的背后所隐藏的象征意义便可以了然了。
第四，纠正前人赏析的失误。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号称花间派鼻祖的温庭筠有一首《菩萨蛮》词，通篇写一个贵族女子晨妆梳洗的过程，很像一幅精致的仕女图：“小山重迭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作品通过形神兼备的描写，相当准确地传达出了一个贵族女子盛年独处的空虚、孤寂之感。而清代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在《词选》中却对此词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此感士不遇也”，“‘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按照这样的理解，温词便是运用了类似于《离骚》的比兴、象征手法，作品的品位也一下子拔高了许多。然而我们一考察温庭筠的生平事迹，却发现温氏是一位潦倒失意、 有才无行的文士（注：见新、旧《唐书》本传或附传、《唐才子传》卷八等），如果他的侧辞艳曲能抒写出忠爱之思和家国之感，那简直是像喷泉里可以喷出殷红的血那样的海外奇谈。这当然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在咏史、题画、游仙等类诗歌作品中，也不乏寓意深邃的佳制，离开了“知人论世”的方法，也不足以切实把握与深入解读。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以上所论，多半是“知人论世”的方法特有的优长，是其他方法所不可替代的。
四
毫无疑问，“知人论世”的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历代诗歌赏评者在使用过程中所步入的误区，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们承认，对任何方法都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失误的发生，赏评者不能辞其咎，但归根结底，却不能不说是源自方法论本身的局限性。
兹撮其大端，尝试论之：
误区之一，是说诗太实，太死，使其意蕴狭隘化。杰出的诗歌作品往往是富有艺术概括力的，可以说是孕大含深，贯微洞密，包蕴着巨大的信息量。这里仅就作品而言，读诗者的审美再创造并不包括在内。假如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将诗中涉及的人和事硬是加以“落实”，势必使其丰厚的意蕴狭隘化。被人称为盛唐边塞诗主将高适“第一大篇”的《燕歌行》，由原序可知，可能与某些人物和事件有关，“但它所描绘的军中苦乐之不平，将帅生活之腐化，则是在更为广阔的幅度上对边地情况的提炼和概括，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普遍性”（注：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中编第一册），对戍边士卒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剖析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可是《诗比兴笺》卷三却引述《唐书》说： “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完修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 守珪置酒城上，会饮作乐，虏疑有备，引去。守珪因纵兵击败之。 ”而后联系高诗下一断语：“故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之句。然其时守珪尚未建节。” 他的结论似乎比较审慎：“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抑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而高诗所咏人、事已被大体“坐实”，高诗的思想容量也就被缩减了。
误区之二，是求深得凿，牵强附会。从鉴赏学角度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注：谭献《复堂词录叙》），这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有时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对诗歌作品的含义过于深求，以至于穿凿附会，就不足为训了。关于李白《蜀道难》 诗有无寓意， 历来聚讼纷纭，《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元人萧士赟说曾为人注意： “尝以全篇诗意与唐史参考之，盖太白初闻禄山乱华，天子幸蜀时作也。”他在叙述了有关玄宗“幸蜀”的历史背景后，这样推断李白的“深心”：“太白深知幸蜀之非计，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诗以达意也。”其后《唐诗别裁》、《唐宋诗醇》、《诗比兴笺》等均赞同此说。论者以为此说探求到了李诗的底蕴，也抬高了李诗的价值，殊不知全是凿空乱道。据近人詹鍈考定，李诗作于天宝二年（741）， 与《送友人入蜀》、《剑阁赋》是同一主题的同时之作（注：见《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32至33页）。
误区之三，是张冠李戴，无中生有。如果说前一误区是“论世”时的一种牵合或错位，那么这一误区更是在对“人”、“世”求证的幌子下捕风捉影，乃至凭空捏造。围绕苏轼作于黄州时期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词而发生的歧说，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先是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中说东坡作此词“其属意盖为王氏女子”，似属言之有据；后来王楺《野客丛书》卷二十四《东坡（卜算子）》条又提出为温都监女作，并叙述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更像班班可考。对这类小说家言，我们真可以借用清人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的话来为东坡鸣不平：“仆尝戏谓坡公命宫磨蝎，湖州诗案，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依笔者看来，《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词乃是借咏物以抒写词人的心境。词中所着力刻划的是孤鸿的形象——它内心的恐怖与殷忧，它的自甘寂寞，同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险乎丧生，幸而漂流到黄州这块荒凉的浅滩上的东坡何其相似！因此，孤鸿的形象正是词人心境的外化。
误区之四，是以历史事实来裁决、拘限诗歌作品，轻率地否定其真实性。杜牧的《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本是颇见精彩的咏史之作，但到了《遁斋闲览》作者宋人范正敏的手里，却被宣判为“词意虽美，而失事实”。原来，他对有关历史作了一番考察：“据《唐纪》，明皇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是未尝六月在骊山也。”而“荔枝盛暑方熟”，在他看来，这就严重失实了。然而范氏哪里知道，诗人完全可以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创造出高于历史真实的艺术真实！只用历史真实这一尺度来规范咏史作品，便抹煞了诗歌创作的特点，自然是不可取的。
以上种种误区的造成，根本原因是“知人论世”的方法自身的局限性，已如前述。而直接的原因则是赏评者对这种局限的缺乏自觉，以致陷入了盲目性。他们混淆了两种界限，即诗歌作品外部研究与文本研究的界限，诗歌与历史的界限。严格地说，“知人论世”只是对诗歌作品的外部研究，而不是作品研究本身。这样的外部研究可以为内部研究拓开思路，提供信息，有时还可以找到探幽抉微的窗口，也已如前所述，但它不能也不应该代替内部的研究。越俎代庖的代价，常常是科学性的丧失。这是一。其次，诗歌与历史的混同，也会使“知人论世”之法失去科学性。因为历史讲事实，讲客观，诗歌则是一种语言艺术，在创作中常见带有主观性乃至夸大成分的虚构、概括化、典型化等，而况诗歌最突出的审美特质还在于它的情感性，——诗人的情感世界实在是一个无限丰富多样的“小宇宙”。所以忽视诗歌艺术表现的特点以及审美特质，机械地搬用“知人论世”之法，也必然走向荒谬。
从世界范围看，本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着客观批评、英美新批评等方法。与我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方法相反，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注重文学作品产生之后的独立价值，要求从作品自身的客观性出发去展开批评，因而有意识地避开一切外在的个人或社会的情况，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对作品形式的研究上。公平地说，这些偏重对作品本体研究的方法，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它们进入了对作品内部特点的精细研究和具体把握，在整个作品研究中占着更重要的地位。
但这些偏重文本研究的方法，同样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鲁迅先生早就深刻地指出：“世界有所谓‘就事论事”的方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容易近乎说梦的。”（注：《且介亭杂文集·题未定草》）这使我们想到，在对古代诗作的赏评中，有时候离开“知人论世”的导引，单一的本体研究也是无能为力的。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这与“知人论世”具有互补性，两者是缺一不可如此说来，“知人论世”与作品本体研究紧密结合，并准确地把握住“人”、“世”这两方面同作品的某种对应关系或内在联系，恐怕是这种传统的方法在今后的诗歌欣赏中最佳的选择。
（发稿：解正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