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党同行
——《中国工人》创刊95年的红色初心
文 | 本刊特约记者 张刃
北京，复兴门外，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大楼。
那些弥足珍贵的工运史料，静静地存放在8楼的档案室里。
这是一份保存了95年的杂志—纸张发黄、印刷粗陋，脆弱的书页稍不小心就可能损毁。
一段影响中国工人运动风云进程的历史，就这样驻留在这本红色刊物的字里行间，记录着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回荡着先驱一代的呼号呐喊。
这是《中国工人》杂志1924年10月创刊号。和它相伴的，还有25册同样老旧的影印本。
从1924年到2019年，从历史走向未来，95载光阴如白驹过隙，神州大地已经换了人间。
但是，历经风雨坎坷的《中国工人》杂志，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革命的精神永远年轻。
1924年创办
1922年5月1日，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倡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的工人运动，由此翻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1924年10月，《中国工人》杂志创刊。
将两组股神经皮支和肌支放入培养皿中置于电冰箱中-20℃预冷2 h，结束预冷后置于真空冷冻干燥机升华干燥24 h，将两组神经组织置于液氮中以钝器敲击神经中段，形成不规则脆断。将各标本于E-1045磁控溅射器中进行喷金处理，将固定有移植物标本的金属底座移至S4800场发射显微镜扫描电镜内，调整坐标及焦距，真空条件下对各神经组织进行表面及内部超微结构观察并记录。
咚。年轻刑警一拍桌子说，住口，你胡嘞嘞些什么？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真想松皮松骨头是不是？年轻刑警说完对负责笔录的中年刑警说，他这是胡嘞嘞，这些不要记，撕掉，撕掉。
《中国工人》的创刊号，没有发刊词，甚至没有主办者的粗略描述。从创刊号开始，杂志连续出版了五期，以理论文章为主，撰稿人大多是中共高层领导和工运领袖。他们关注的问题既高屋建瓴，又贴近工人运动实际。
第1期（1924年10月出版）—《工农军与北伐》（作者：中夏）、《工人与党》（作者：士炎）、《南洋烟厂罢工失败的原因和所得的教训》（作者：德龙）、《赤色职工国际之东方策略》（作者：中夏）、《中国工人的责任》（作者：述之）；
中夏、重远，即邓中夏，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并在全国发起劳动立法。1925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第3期（1925年1月出版）—《十年以来世界工会运动》《论国际工会运动》等四篇（作者：罗章龙）；
第4期（1925年4月出版）—《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作者：刘少奇）、《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作者：秋白）、《上海的童工问题》（作者：守常）；
第5期（1925年5月出版）—《五一运动与中国工人》（作者：张特立）、《五一纪念与共产国际》（作者：秋白）、《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者：中夏）。
《中国工人》杂志第1期共36页，定价铜元4枚。第二期增至63页，编辑部启事解释说，“本期因篇幅扩充，印刷费增加，特照原价加收一倍，每份售铜元8枚，望读者原谅”。第三期恢复原价铜元4枚。第四期扩充至86页，定价铜元20枚，第五期亦然。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1银元可换154枚铜元，4铜元约合3分钱。按照当时的物价，4铜元可以买0.5公斤青菜，20铜元可以买1公斤大米。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推选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同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5期的首篇位置，刊发了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张国焘（署名张特立）给二次劳大的祝词。
这一阶段，《中国工人》没有出版第6期。个中缘由，还待继续考证。
《中国工人》杂志第一位主编罗章龙，承担了大量撰稿工作
1924年，红色刊物《新青年》《向导》在《中国工人》上刊登的广告
1924年作者
5期《中国工人》杂志的作者里，刘少奇、瞿秋白的名字可谓耳熟能详。其他的一些名字，比如中夏、重远、士炎、德龙、述之、伟民、能至，同样都是当时的中共领袖人物。
第2期（1924年12月出版）—《海员宣传问题》（作者：中夏）、《广州工人最近的觉悟》（作者：德龙）、《谁是友？谁是敌？》（作者：能至）、《我到俄国一个月的感想》（作者：伟民）；
士炎，即赵世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0年与周恩来等创建中共旅欧支部。1924年回国，先后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曾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罢工。
1927年4月，广州发生反革命叛变，李启汉被秘密杀害，年仅29岁。
述之，即彭述之，1921年留苏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理论杂志《新青年》，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任宣传部部长。
伟民，即林伟民，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1922年1月，和苏兆征等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8月，发动和领导了上海海员罢工。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能至，即李立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刘少奇等组织安源路矿大罢工，曾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1949年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当时，这些撰稿人都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量级”人物。他们为《中国工人》这本杂志撰稿，足见中国共产党高层对于宣传和发动工人阶级的高度重视。
1924年10月，《中国工人》第2期发表《启汉同志出狱！》一文。文章写道：“最亲爱的工友们，我们的健将出来了，我们的先锋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的先锋和健将被军阀监禁在北京、保定、洛阳、天津各地的牢狱里，我们赶快和我们出狱的同志努力向前奋斗呀！”
这一期《中国工人》杂志，同时发表了邓中夏写在李启汉出狱当天的一首诗—《启汉出狱，喜极而泣，诗以志之》。
李启汉生于189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他与林伟民等筹建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发动支援浦东纱厂工人罢工，被租界工部局逮捕，直至1924年10月才被释放。邓中夏曾感慨地说：“李启汉是我党坐牢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
《李仲文女》写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丧女，年仅十八，葬郡城北。后张世之代为郡守，其子张子长年二十，梦见李仲文女，二人遂共枕席。后李家于子长床下见女之一履，疑其发冢。子长说明情况，李、张二家遂共发棺。女体虽已生肉，却因时间过早，未能复生。小说中李家疑子长发冢的情节，与《牡丹亭》第37出《骇变》中陈最良疑柳梦梅盗棺、奔告杜宝的情节十分类似，而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则无此关目。
德龙，即项英，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最早发展的产业工人党员，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先后当选为副委员长、委员长，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以上要求归纳起来，一是强调工人阶级立场、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二是从实际出发，三是力求贴近职工需要，契合职工阅读。这三点，即使今天工会开展群众工作仍然需要遵循。
1928年复刊
《中国工人》的再次出刊，已经是1928年12月。
此前，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中共六大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工运策略。
为了贯彻中共六大精神，中华全国总工会除了对各地工会进行了整顿，还加强了《中国工人》《工人宝鉴》《上海工人》等报刊的出版和发行工作，通过舆论影响，推动白区工人运动的初步恢复和发展。
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检查，《中国工人》以伪装封面出刊
《中国工人》复刊号的《卷头语》开宗明义：“《中国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是全中国工人的灯塔，这个灯塔，有好久没有照耀着全国工人阶级了，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要将这个灯塔重新建立起来，使全国工人在黑暗世界可以得到一线的光明，这是再好没有的事了。”
这次复刊的《中国工人》，已经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内容较此前也有了变化，理论文章篇幅减少，工会文件、国际工运等题材的比重增加，新设“镰刀与铁锤”栏目，记述各地工人生活、工运动态。
我们针对目前通用技术教学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应高中学生身心特征与时代特点的网络环境下体验式自主学习模式。本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为手段，实现学生体验式的自主学习。这种学习模式的实施包括如下六个步骤:
经过3年停刊，《中国工人》创刊时的主要撰稿人命运迥异。李大钊、李启汉、赵世炎、罗亦农先后牺牲，林伟民病逝，邓中夏、瞿秋白赴苏，刘少奇到北方从事秘密斗争，李立三忙于主持中央工作，彭述之则因坚持右倾错误被开除出党。
复刊后的撰稿人大部分使用化名，年代久远，今天已很难考证其真实身份。但是，有一个作者不可忽视，他就是苏兆征。
苏兆征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和著名领袖。1921年，同林伟民等筹建成立中华海员联合总工会。1922年，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此后，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1929年2月，在上海病逝。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自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学科正式诞生以来，至今已历62年。
《中国工人》此次复刊，正值国民党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宣传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文字都在严格查禁之列。
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检查，这一阶段出版的8期《中国工人》杂志，后4期都没有暴露《中国工人》的刊名。其中，第5期和第6期的封面是“漫画集”，第7期的封面是“红拂夜奔”（言情小说），第8期的封面是“爱的丛书”。
建立起一支长期扎根基层、热爱统战、善于创新的干部队伍，必须建立基层统战工作嘉奖激励机制，真正做到用事业留人、用事业成就感留人，为基层统战工作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1929年5月1日，《中国工人》杂志第8期出版。
这期杂志刊登了一则全国总工会教育委员会征求编辑工人读物文稿的启事，要求十分具体，并且限定了写作条件。这则启事征集9种文稿，分别是初级工人补习学校课本、高级工人补习学校国文课本、工人常识教本、工人算法教本、工人日用英文课本、工人唱歌集、工人教育小丛书、工人小说和工人教育问题研究。
启事还对征稿写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须完全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以启发工人阶级思想，促进工人阶级觉悟……文字应该特别通俗化，用字力避生僻，句读力求简易……为一般工人所不易了解者，均不合用……”
采访中的问题提出，本来就是网上搜索攒出来的，老总追问就露馅。针对我们关心的问题，发出后产业界不关心；针对产业问题，同代人不感兴趣。
在国内建筑行业快速发展和国民对居住品质要求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城市住宅小区给排水设计要做到经济合理、经久耐用、安全环保，还需设计人员紧跟时代步伐，加强自身学习，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本文笔者阐释了自己的一点浅陋认识，旨在抛砖引玉，引起业内人士对住宅小区给排水设计的重视，以共同促进我国给排水事业的发展。
第8期后，《中国工人》杂志陷入长达11年的沉寂。
1940年辉煌
建筑工程设计管理中运用BIM完成相应的管理工作时，为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程设计管理效果，需要考虑BIM应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3]。具体包括：
“九一八”事变、红军长征、西安事变、抗战爆发……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过后，《中国工人》杂志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刻。
两个月后，张浩与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时，突发脑溢血，虽抢救及时暂无生命危险，却再也无法工作。
1942年3月6日，张浩病逝，年仅45岁。中共中央领导人轮流为他守灵，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
古汉语中，有些词语虽然本身已经有自己的文字，但有时写这个字或者用这个字时会用声音相同或者相近的汉字来替代。这种现象叫做 “假借”，这个替代原来本字的汉字就是“通假字”。[1]成语中，用字通假现象较为常见，如：
我们有以下结论：地球对其内距球心为r的质点P的引力，等效为与半径为r的球体质量相等且位于球心的质点对质点P的引力。即:
新的《中国工人》创刊号由毛泽东题写刊名，并亲自撰写发刊词。这篇发刊词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文献。
1940年《中国工人》上发表的短诗
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写道：“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27页）
为新的《中国工人》创刊号题词和撰文的还有：林伯渠、吴玉章、王明、洛甫、王稼祥、康生、邓发、张浩等。林伯渠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吴玉章时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王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洛甫（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康生既是前任中职委书记，又是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这样一个祝贺“阵容”，可见当时延安高层对工人运动的重视。
《中国工人》创刊号为“二七纪念专辑”。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张浩（原名林育英）撰文称：“它（《中国工人》杂志）虽然迟至今天才呱呱坠地，可是它在十七年前便已孕育，它是‘二七’烈士的血、林祥谦同志的血、施洋同志的血及以后许许多多烈士的血所结成的，它决沿着这条血路前进，它确信：前途是艰难的，同时更是光明的。”
例17中的“obviously”强化了说话人的观点，有效降低了其他观点的可能性，而例18中的“of course”传递了说话者“毋容置疑”的口气。
1940年2月7日，作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在延安第二次创刊。
史料显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这一阶段的《中国工人》另一位撰稿人邓发，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1940年初，邓发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后又接替刘少奇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并主持编辑《中国工人》月刊。
1945年4月，邓发作为解放区唯一的工人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了巴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有史料说，邓发回国前，西班牙画家毕加索赠送给毛泽东一幅油画，委托他带回延安。然而，1946年4月8日，邓发和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在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那幅毕加索的名画也随之灭失了。
1940年部分《中国工人》特辑封面
13个月澎湃
延安中央印刷厂
2018年延安，正在修复中的《中国工人》杂志编辑部旧部
延安时期的《中国工人》以全新的办刊宗旨与思路问世，内容更加直接地面向职工群众，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的工人、工会，奉献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感受。
1940年，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会会员已有50余万人。当时工会的主要活动是，动员和组织工人参军参战，打击敌伪，反对投降；组织工人努力生产，发展边区经济，支援前线；妥善处理劳资关系，改善职工生活；参加民主选举，组织失业自救、学习文化等等。
显然，这与大革命时期以罢工为主的斗争形式截然不同了。为此，《中国工人》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对边区及各根据地工会、工厂、工人的报道，每期都有相关简讯；同时注意报道国际工运动态、普及工运历史知识。
为了吸引更多的职工来稿，《中国工人》编辑部发布启事，希望“各地的工友们及关心中国工人事业的人士，经常地向本刊踊跃投稿，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本刊的内容更加丰富、新鲜而活泼”。
不仅如此，《中国工人》还从第3期起，开设“工人习作”专栏，专门刊登工人自己写的工厂通讯、工会活动、学习体会等，文笔虽然青涩，文风却很朴素。
从封闭孤立到开放融合，原来县级媒体条块鲜明，电视台主要记录领导公开言行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为主，未来需要更多的面向互联网视频平台进行内容发布。原来的从内容为王到内容、渠道并重。原来只需要做好内容即可，但现在还需要考虑自主可控的平台建设，需要积极入驻两微多端平台。从单一平台到多平台到达、多介质融合、多渠道网络，原来的内容产品只需要面向单一渠道即可，当今必然是融合的、多介质的全球化访问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人》第7期为“工人生活特辑”。编后记说：这些“都是各地工友们所寄（来）的稿（件），从这些生活实录中，一面透出黑暗的阴影与悲痛的消息—如大后方的工人生活；一面也反映出光明的图画—如边区与晋西北工人的生活……只有给工人以民主自由，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热忱一定能大大的提高，中国工人阶级的抗战力量才能得到更大的发挥，而这对于争取抗战胜利也有决定意义的”。
1941年3月，《中国工人》在延安停刊。当它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1950年的新中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华夏九州欢歌震天。
保存至今的那些解放前出版的26册《中国工人》原始文本，成为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的珍贵资料。
今天，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的重要刊物，《中国工人》杂志正以全新的面貌，以笔为泉，以文为魂，续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它将充分激发和全面展现广大职工群众的精气神、新作为，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深情嘱托和殷切期望。
《中国工人》发刊词
（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
《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
《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
《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中国工人》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
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此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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