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笔记研究的三大意义——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重要生长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生长点论文,三大论文,中国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8-7621(2008)02-0055-05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在《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新概念、新思想，就是要通过“以马解马”的马克思哲学新解读模式，开创“中国特色马克思学”[1]。这一新问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创新提供了重大的启迪。王东教授在该书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要求我们直接面对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与思想，它的创立需要四块基石作铺垫：“新型解释学”、“新型目录学”、“新型版本学”、“新型文本学”。事实上，“新型文本学”在创立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是最重要的落脚点。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笔记的学习研究为例，反思其在当代研究极为
不足的现状，说明其作为构建马克思新型文本学的基础性环节之一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的读书笔记、札记、摘录在其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个巨大理论宝库，也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然而，这些读书笔记至今大部分尚未或正待公开发表，它们的意义和价值远未得到恰当的估价，再加上这些笔记本身横跨时间长、数量大、涉及的问题全面又复杂，致使理论界对其的研究极为不足，既缺乏系统又不够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笔记的研究是一页亟待填补的理论空白。下面，笔者笼统地按照三大阶段的划分，即19世纪30、40年代前期的马克思读书笔记，19世纪50、6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读书笔记，19世纪70、80年代晚年马克思读书笔记，反思相关的研究现状，探讨对马克思笔记亟待加强研究的必要性。
对于早期马克思笔记的具体数量和篇目，理论界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主要包括：7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8本以哲学为题的《柏林笔记》、5本以宗教史、艺术史为题的《波恩笔记》、5本《克罗茨纳赫笔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8本《巴黎笔记》①、7本《布鲁塞尔笔记》和9本《曼彻斯特笔记》。但是，对于笔记中涉及的诸多重要问题，如笔记的写作动机问题、马克思与古希腊哲学的关系问题、自我意识与宗教批判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问题、笔记与定稿论著或手稿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没有得到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可以说，不搞清楚马克思在早期所作的摘录笔记，不了解马克思的学习与创作过程，就无法真正深入把握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变革和哲学创新以及哲学创新的理论来源。
首先，通过对马克思早期笔记的探究，我们可以明确，在对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理论来源研究中，只注重同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联系，忽视同古希腊哲学思想以及法国启蒙思想的联系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马克思与这些思想既有紧密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上述思想为马克思的哲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同时，马克思又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根本性的超越，提出了自己新的唯物史观。
早期马克思的读书笔记主要是围绕着“哲学创新”这个主题展开的。为了研究“自我意识”问题，为发挥人的能动性、实现人的个性自由探寻本体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进行了深入精到的研究，作了整整7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从中汲取了最有价值思想家(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珍贵思想，为后来在现实的土壤中追寻人的本质以及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现，奠定了哲学基础。在这些哲学笔记中，马克思将伊壁鸠鲁看作是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他的思想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研究既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来源，也是他批判地超越黑格尔、费尔巴哈等旧哲学的强大理论武器之一。加强对这些笔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与古希腊哲学关系的二重性：继承渊源关系和创新超越关系。同时，《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对“自我意识”主体思想的论证，有助于我们正确解读辩证的唯物史观，批判误读的经济决定论和人本主义，深入领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主体性，包括生产的主体性、交往的主体性、社会规律的主体性等等。并且，对于我们探寻人的本质以及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现途径也有启发性。
为了批判地分析黑格尔法哲学，弄清国家和社会的本质以及二者彼此间的关系，马克思钻研了收集到的德文版的大部头的和最好的关于法国、德国、英国、瑞典等国的历史著作，作了5本《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不仅为马克思提供了新的经验的论证，而且也促使他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所研究的问题的本质，为他的新型国家学说的提出做好了理论准备。其中提到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对于我们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分析中国的改革之路、探讨市民社会的国际化问题等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并且，马克思这些笔记中所体现的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即辩证——逻辑地，或者可以说是具体——历史地把哲学与现实的相互作用理解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所达到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的深刻理解，了解他为何在关于黑格尔体系的论战中既没有滑到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又没有接受非辩证法的和非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需要提及的是，我们也须重视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作的摘录笔记。因为，在国家的起源和职能等国家观问题上，在人民主权论、直接民主论、人民公仆论、人民监督论等民主观问题上，在不同自由和平等的区分、自由和平等的特点及其实现等问题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卢梭的政治思想对马克思国家观、民主观、自由观等政治哲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总之，加强对这一时期马克思笔记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既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和理论创新，也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借鉴价值。
其次，加强对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所作的诸多笔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真正搞清某些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深刻领会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创新。可以说，不系统研究《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就不能正确解决有关《博士论文》的诸多问题；不了解《克罗茨纳赫笔记》，就无法具体把握《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孕育的全新的国家观；不系统开掘《巴黎笔记》，也无法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研究的劳动异化论等重大问题的本质以及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等哲学创新的思想萌芽。
就《巴黎笔记》来说，加强对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真正搞清马克思最初是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他是怎样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继承批判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重要思想和观点的。为了继续钻研在《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的历史发展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认识，再加上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马克思系统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作了8本《巴黎笔记》。这些笔记不仅直接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了准备，而且也为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的一些摘录在马克思后来的许多重要的著作中，比如《神圣家族》、《资本论》等，多处加以利用。其中的一些思想还在后来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得以发挥和完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当时的一些不成熟，甚至不正确的思想，但这决不能掩盖《巴黎笔记》的重要价值。就《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来说，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马克思逐步深入地研究了流通、信贷、交换、分配到生产各个经济领域中的异化问题，区分了对象化和异己化，并从劳动异化中进一步探讨了人的本质问题，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2]显然，加强对马克思这一笔记所阐发的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其异化理论和人的本质论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中年时期的笔记数量最多，涉及的问题最为丰富和复杂，但是关于这些笔记到底有多少，有些什么，理论界并没有达成一致，至今可以确认的只有24册的《伦敦笔记》。这自然就更谈不上对它们进行专门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探索了。事实上，马克思为完成其《资本论》的写作，在作了24册的《伦敦笔记》之后，围绕着《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又作了多本有关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伦敦笔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美学方面的笔记和微分学方面的数学笔记。这些笔记的数量和篇目亟需得到进一步确认，这些笔记的写作动机和基本内容亟需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
毋庸置疑，中期马克思的读书笔记主要是围绕《资本论》的创作而作的准备材料。可以说，不系统深入考察这些笔记，就无法真正把握《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和思想实质，无法深刻了解马克思所阐述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历史命运，也无法深入领会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和创新。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马克思不仅从斯密、李嘉图、穆勒、萨伊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吸取营养，作了大量关于银行货币、劳动与资本等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笔记，还作了一些历史学方面的笔记。诸如1851年～1853年摘录的关于文学史、工艺史、发明史、技术史、殖民史的笔记，1853年6月摘录的关于印度、俄国等东方国家历史的笔记，1854至1858年摘录的关于西班牙、瑞典等欧洲国家历史的笔记等等。上述关于东西方世界历史学方面的材料也被应用于《资本论》中，这显而易见地表明了《资本论》不仅仅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而且也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不深入了解马克思的这些笔记，就无法深入领会《资本论》的哲学实质，也很难真正从哲学高度透视《资本论》唯物史观的深层结构。
中期《伦敦笔记》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同样具有很大的价值，不应仅仅将其看作是服从于《资本论》的研究目的，而应该被看作相对独立的对象加以对待，进行专门研究。马丁·路德大学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伦敦笔记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3]在1850年～1853年《伦敦笔记》Ⅰ至Ⅷ中，马克思摘录的托马斯·图克、约翰·富拉顿等经济学家关于货币职能和货币形式、信贷种类和银行机构的历史发展等明晰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解决货币量的控制调节问题仍然具有意义。关于历史学方面的摘录也是马克思从世界史的角度对社会进行分析的明证。涉及到的诸多问题表明，人类历史在世界范围和历史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就为人们开辟了广泛的研究领域。
可见，伦敦笔记是马克思思想后来发展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材料依据，也是他更进一步进行哲学探索的思想加工厂和实验室。深入挖掘众多内容丰富而又复杂的伦敦笔记，既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在1858年2月2日致库格曼信中提出的六部分构想，即资本、土地、所有制、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提供特别丰富的材料，又有助于我们领会《资本论》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进一步把握《资本论》的历史意义和哲学意义。
对于晚年马克思的笔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出现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其中，劳伦斯·克拉德、诺曼·莱文、唐纳德·凯利等西方学者从人类角度对马克思晚年的读书笔记(即学界通称的《人类学笔记》)做出评价，认为马克思晚年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是向以《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的回归，也就是由早年的哲学人类学转向经验人类学，其研究的目的是剖析经济因素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完善人类社会进化理论。因此，他们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是“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继西方的研究热潮之后，前苏联学者开始重视并认真讨论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他们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马克思晚年所作的笔记虽然是以人类学资料为基础的，但其内容与先前《资本论》的政治经济研究是一致的，主要是探索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并探求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因此，他们称这些笔记为“古代社会史笔记”或“东方社会笔记”。这些讨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拓展了西方固执于《人类学笔记》的框架，展开了对社会历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入研究和讨论，并结合本国情况，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国内理论界研究的重要特点是，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邓小平理论进行研究和讨论。有些研究者对晚年马克思笔记的研究，仅仅将其思想局限于“东方社会”、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等问题。有的学者则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高度来探讨马克思晚年笔记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创新。
虽然学术界对马克思晚年时期的笔记关注较多，但是由于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时间还太短——大概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学者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期内提供较为稳定的理论概括，并在某些问题上达成较为一致的学术看法和观点。已经形成的观点和结论也由于时间的短促、资料的匮乏、提出者本人的学术背景等原因，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巨大理论空间的褊狭理解以及对马克思晚年所试图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的轻视和忽略。但是，他们对于“晚年马克思”的发现及其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发表的一些思想对于我们的研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在接下来的学习研究中，我们应当加强对晚年马克思笔记本身的深入开掘和探索，从学术性的层面上展开对这些笔记的分析探讨，开创具有当代前瞻性水平的新思想、新观点。这里着重指出以下需要注意的几点：
首先，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不仅仅是指包括“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和“拉伯克笔记”与“菲尔笔记”和“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在内的所谓“人类学笔记”，它还包含《历史学笔记》、俄国村社制度、改革道路的笔记等在内的其他一些重要的笔记。仅就所谓的5本《人类学笔记》来说，它共计208页，约40万字。包含4册的《历史学笔记》，则共计545页，约180万字。无论从篇幅上来看，还是从其中所涉及的思想内容来看，《历史学笔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其次，由于晚年马克思没有成形著作，没有定稿的文字出版，这些笔记中蕴含的重要理论创新所体现的意义和价值就尤为重大，需要理论界更为系统和深入地挖掘和探索。然而，晚年笔记中涉及到的重大问题，包括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晚年笔记之间的关系问题、晚年笔记与早期和中期笔记之间的关系问题、晚年笔记中所涉及的主要论题、晚年笔记的学科归属及命名问题、晚年笔记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等，都缺乏深入系统的考察，分歧依然很大。所以说，不深入开掘马克思晚年所作的笔记，根本无法真正领会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创新的思想升华，也无法正确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和理论贡献。
另外，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阶段，晚年笔记中提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和遗留的问题，不仅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启迪意义。其中所阐述的交往理论、“跨越问题”、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问题等等，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显现出极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就交往理论来说，在晚年笔记中，马克思从世界史观高度对交往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这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全球化、明确交往与实践活动的辩证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建设中国的现代化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跨越问题”的阐释同样对于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这不仅关系到社会制度的跨越问题，还关系到生产力是否能跨越的问题。而区分社会发展规律和某一社会所走过的具体道路，对于我们科学地理解唯物史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借鉴价值。
最后，马克思的笔记虽然数量巨大、内容庞杂，但是它的任何一个观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观点相互联系的，它们的相互影响和综合产生了马克思新思想的严整整体，且每个时期的每一笔记在整体结构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因此，我们不能局限于马克思各个时期笔记的孤立研究，而是应该结合马克思在相应时期成形的论著进行探讨，还应将马克思各个时期的不同笔记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系统研究。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也不例外，应该将它们与马克思在40年代的早期著作和《资本论》等中期论著联系起来考察。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清，贯穿于马克思笔记文本始终的并非只是为了纯粹的学术探讨和理论认知，而是探求使现实革命化从而实现人类最终的自由和解放的现实条件。这一艰难的工作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连，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从自身的社会需要出发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哲学。
需要提及的是，马克思从1869年开始关注地质学问题，写下了大量的笔记：查·赖尔《地质学原理》摘记、1/2页的“地质学的周期表”、1本357页约·比·朱克斯《地质学教本》的摘录笔记、另10页朱克斯《地质学教本》的笔记、12页约翰斯顿《地质学与农业的直接关系》的笔记、5页格兰特·艾伦《地质学和历史》的笔记。[4]马克思在这些笔记中阐发的地质学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地质学的历史问题、对自然本身的认识等问题，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需要我们深入开掘。可以说，马克思的笔记中包括所有他的论著和手稿中阐发的思想所含有的论题，具有比他的定稿的文字更为宽广的理论视域。我们可以借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来说明马克思笔记研究的重要性：要理解一件事，必须研究它的起源。
综上所述，无论我们忽视抑或重视马克思数量巨大的笔记世界，不争的事实是：它们是马克思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容抹煞和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将其理解透彻就不可能正确地把握住马克思整个思想，包括其哲学思想，也不可能完整而又全面地展现他的理论探索和理论贡献。马克思在各个时期撰写论著的准备材料、他的伟大思想创立的实验室——笔记为人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错误、自我批判以及他的理论成就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文献学材料。因此，我们必须结合马克思的论著对各个时期的读书笔记进行系统而深入地考察，这是我们开展文献学研究，建构马克思新型文本学的基础性环节之一。而这样做必定会为评述伟大导师所开创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理论提供崭新的材料和视角，必定会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生长点，也必定会为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事业提供有待于人们继续思考和开发的理论空间。
注释：
①MEGA2第4部分第2卷里在巴黎笔记特定的标题下，收录了7本摘录笔记。张一兵认为是7本；王东根据《马克思手稿和读书笔记目录(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认为是8本；尼·拉宾和聂锦芳认为共9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