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上海经济的发展与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试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 （2000）04—0086—04
一、20世纪初上海经济的发展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运动进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阶段后，取得了初步胜利。五四运动之所以会取得初步胜利，不仅取决于全国人民的政治斗争，而且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上海的经济地位及其发展水平。因此，要探讨五四运动何以能取得初步胜利，就必须从经济研究入手，了解20世纪初上海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这一时期，上海的工业、金融、交通、通讯、商业贸易等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20世纪初上海的工业发展迅猛。一方面，外国资本在上海大规模开设工厂，上海成为外国工业资本最为集中的城市。据统计， 1895 年至1911年外国在华投资资本10万元以上的企业共91家，其中上海就占41家，资本额达2090.3万元[1]（P36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在华经济势力膨胀，日本八大纺织系统先后进入上海。另一方面，上海的民族资本也日益扩大，上海成为中国民族工业资本最集中、最为发达的城市。 据统计， 1895年至1911年在上海新办的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为112家，占全国总数的1／4，开办的资本额达2799.1万元，占全国的1／4强。辛亥革命之后，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上海民族资本获得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1914年上海华资当年办厂数为8家，1918 年则为22家[1]（P527）。
20世纪初上海的交通、通讯业有很大发展。（1）19世纪末20 世纪初，上海轮运业形成了包括长江、沿海和外洋航线的水陆交通网。 （2）上海成为全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1908年沪宁铁路开通，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开通，并通过沪宁线与上海相联。（3）上海成为中国的通讯中心。早在1895 年上海在全国的通讯范围就北至北京，东北至山海关，西北至西安，西至汉口，西南至泸州，形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通讯网[1]（P382）。
20世纪初，华资银行在全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金融网络，上海则是网络上的商业金融中心。1897年至1911年，全国共开设华资银行17家，其中10家在上海开设了总行和分行。1911年至1918年，华资银行和钱庄有了更大的发展，1913年华资银行实际开业数为9家，1918年为22家。 1914年上海开设钱庄40家，1918年为62家[1]（P53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出现了商业繁荣。1917～1918年，先施、永安两大百货公司先后开办，同时30余种行业近200 家商店也开办起来[1]（P529）。 上海商业的繁荣还表现在上海与相关地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贸网络。一方面全国各地商人都到上海开办从事批发的行号。1918年，各地商帮在上海开办的行号约340家[1]（P530）。另一方面，上海各大公司也在外地设立分公司，如汉口、济南等地都有上海开设的分公司。此外，上海同汉口、九江、芜湖、广州、天津等沿海沿江商埠经济往来频繁。
由上述可见，20世纪初上海不仅成为了中国的多功能经济中心，而且还与相关地区构成了一定规模的金融网、商贸网、交通网、通讯网，这为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联合斗争首先在上海实现并迅速向全国扩展，则是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二、五四时期上海工人、学生、商人的联合斗争
五四运动期间，上海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联合斗争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实现并坚持下去，根本原因在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后，民族利益、国家主权受到严重危害，使得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侵犯，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加悲惨；学生的学习、生活受到亡国亡种的威胁。20世纪初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的政治斗争觉悟和水平，“内除国贼，外争国权”成为工人、商人、学生的共同愿望。大致相同的处境、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能够联合起来。
上海经济的巨大发展推动了上海文化教育的发展，新文化运动就是从上海兴起的。上海有30余所中等以上学校，有2万余学生， 接受新思想洗礼的学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当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等学校，致电北京政府，指出“山东问题，外交失败，噩耗传来，举国震惊，……北京学界……虽不无稍越法纪，然迫于义愤，情有可原”，要求政府“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同时，上海的特殊地位，引起京津学生领袖的注目。五四运动爆发后，大批学生领袖来沪，他们的到来对推动上海青年学生的罢课及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极大作用。
上海是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对外国资本的感受和蒙受的刺激比其他地区更为激烈。在竞争劣势下，民族资本家采取抵制外货，提倡用国货与外国资本争夺市场。1905年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率先掀起抵制美货运动。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族资产阶级又从上海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运动推动了民族资本的发展。1915年，日本在沪没有一家开设新的纱厂，而华资则开设了17家工厂，超过以往任何一年[1]（P523）。五四运动前夕， 随着日本影响的增强和其他列强重返中国市场，在上海中外资本对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五四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了北京政府中的卖国者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华势力大增的日本，这对争夺市场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种吸引。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上海各工商业团体就宣布“停业”，纪念“五九”国耻。当天，旅沪商帮协会就提议提倡使用国货，抵制日货，一经提出各界响应。从此，上海人民抵制日货运动迅速展开。在抵制日货中，民族资本家抓住时机扩大再生产，5月底， 国货价格呈上升趋势。
上海是中外资本企业最为集中的地方。因此，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集中的地方。五四运动前夕，上海的工人人数约占全国的1／4，上海工人阶级深受重重压迫，因此斗争从上海工人阶级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工人阶级进行了反日斗争，杨浦上海第二纱厂的工人5月6日举行罢工，但仍局限在增加工资等经济问题上。尽管如此，在抵制日货中，工人阶级作了一定工作，对推动运动深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民族危机下，上海的经济状况使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青年学生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内除国贼，外争国权”，更重要的是各自都在进行着程度不等的斗争。6月3日北京大逮捕之前，来沪的学生中就曾有人想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同学生罢课联系起来，“学生既能罢课以救国难，商界亦可罢市，工界亦可罢工，同来救国”[2]（P581）。当时学生尚未认识到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把鼓动的重点放在了商人罢市上，由于时机不成熟，没有成功。在6月3日北京大逮捕之后，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上海当局的助纣为虐，激起了上海各阶层的普遍愤慨，出现了学生、商人、工人的联合斗争。6月5日，上海学联的学生再次行动起来，他们挨户动员罢市。在上海学生的鼓动下，上海商人罢市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争夺市场的矛盾和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趋明显，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罢市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否则，单凭学生的劝说，罢市是很难成功的。商人罢市和学生罢课汇合在一起引起上海的震动。不久，上海工人阶级也行动起来了。这次行动显然不是为了解决直接的经济问题，而是为了“革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具有政治罢工的色彩。上海工人罢工虽说是自发的，但不可否认受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影响，“与商学界一致行动”是当时工界提出的响亮口号。
三、上海经济、通讯网络与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
五四运动能取得初步胜利，关键在于上海与之相关地区形成的经济和通讯网络，能迅速扩大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联合斗争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夕，上海既是多功能经济中心，又形成了辐射大半个中国的经济通讯网络，这些网络的存在为在上海实现联合斗争向相关地区扩大影响提供了动力传递媒介，从而带动了相关地区的互动。具体说来：
1.上海作为近代通讯中心，对扩大联合斗争的影响起到重要的作用6月10日午后，汉口各业接到上海斥骂汉口商人的私电， “而钱帮又接上海停止汇兑……之电报，全市稍稍摇动”；晚间，“上海寄来之罢市传单渐渐流布，于是罢市之风潮惊传全市”[2]（P850）。6月11日晨，汉口罢市。其他与沪通讯联系密切的，如南京、安庆等地，也陆续罢市。
2.上海作为商贸网上的重要环节，对与之相联系的地区影响甚大受上海罢市的影响，苏州也罢市了。“苏州市面向为沪之潮使左右”，“沪上各货不出，苏之各纱厂中人曾言，倘五日不来货，苏之工厂不停而停矣”[3]（P269）。苏南地区以及汉口、九江、 芜湖等地罢市同这商贸网的存在有很大关系。上海各大公司在各地的分公司也推动或参与了所在地的斗争。上海各商号在汉口多有分号，上海总号一动，则汉口分号亦响应。上海在济南所设的分公司，如广生行、泰康食品公司在济南实现罢市后，态度更为积极。各地旅沪商帮也积极把上海斗争的信息向原籍传播。6月5日，宁波商学两界有联合罢市倾向，“晚间商会接旅沪同乡会来电云：‘沪埠罢市，吾甬速一致进行’云云，众意仍决”[4]（P413）。6月6日，宁波罢市。
3.上海作为华东铁路枢纽也为联合斗争影响的扩大提供了便利 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起而响应，罢课游行的潮流自北向南，沿京津线—津浦线—沪宁线抵达上海，而上海“罢工罢市的潮流遂自南向北，沿沪宁线而津浦线；到了天津罢市，北京政府大为震惊，深恐北京罢市旦夕实现，只得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5]（P310）。
4.上海作为商业金融中心，也对联合斗争的胜利起到重要的作用上海罢市罢工引发了上海金融危机。为了应付金融危机，沪行只得求救于京津银行。这样危机就波及北洋军阀的根本之地京津地区，并使京津地区发生动摇。天津总商会害怕上海的金融危机引起天津的“汇兑不通”，造成“津埠市面不罢而自罢，各业不停而自停”，结果6月10日， 天津还是罢了市，工人罢工也在酝酿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天津总商会急电北京政府，要求政府“俯顺舆情”，惩办曹、章、陆，“以谢国人”[4]（P419）。而北京在上海“三罢”实现后， 各省响应的情况下，“彼此激刺，亦暗有浮动情形”。金融危机爆发后，上海银行在6 月10日电京行，“如不能仅本日将罢免曹、章、陆之命令发表，则沪上金融无法维持，危险万状云云”[4]（P420）。 京行得电报后惊恐万分，遂联合要求政府速定办法。6月10日，北京政府只得下令罢免曹、 章、陆。同一地区接受上海斗争的影响，往往是商贸、交通、通讯、金融手段相互作用的结果。与上海经济通讯联系密切的江苏就是这样，当上海实现联合斗争后，江苏几乎全省都行动起来了，这在五四时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海作为多功能经济中心，容易成为其他城市的参照对象，“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4]（P417）。
20世纪初，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上海的阶级状况，决定了民族危机下各阶级与外国资本的关系，决定了学生、商人、工人的联合斗争只可能在上海实现。上海的联合斗争给北京政府以极大的压力，而上海与相关地区经济通讯联系又决定和增强了联合斗争在全国的规模，最终造成北洋军阀的“根本动摇”，迫使北京政府作出让步，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这样，五四运动就取得了初步胜利。
收稿日期：1999—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