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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至1433年间明朝所开展的声势浩大的郑和七下西洋活动，不仅是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传统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活动。最近一百年来，人们对郑和下西洋的出使目的、出使宝船、航海技术、具体航行区域、结果及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而且非常深入的研究，廓清了不少学术问题。不过，这些研究多是结合元明之际海外交通历史和明代永乐一朝历史进行的，而这段历史与此前的历史传统有何关联，并未得到人们的充分注意。具体来说，无论是派遣郑和出使西洋的明成祖，还是执行出使西洋任务的郑和本人，他们的决策行为和交往特征，必受一定的价值观念的支配和影响。而他们的价值观念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角度探讨明成祖“遣使四出招徕”的外交决策行为和郑和在东西洋诸国的外交行为特征，也是推进对郑和下西洋研究所应采取的一条新路径。
一、“真命天子”与“四海来归”
——从政治权威角度考察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为何派遣郑和频繁出使西洋？《明史》的作者们在《郑和传》中曾写有如下意见：“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宏等通使西洋。”[1]（《郑和传》）对于上面两种原因，当代学者们通过研究已经提出了质疑。
就寻找建文帝的目的而论，有的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耗竭巨资，遍历亚非三十余国，其长年累月、不惜代价而又漫无涯际搜寻，如果说仅仅为了一个‘仁弱’的建文帝的失踪，显然是不合情理的。”[2]（P1-13）而且，“纵然建文有出亡之可能，胡滢出访有踪迹之嫌疑，胡滢连夜被召见，漏下四鼓乃出。推而论之，则郑和至少在下西洋归国后也要叩见永乐帝才对，又为何六次下西洋连一次也未进见？甚至第二次尚未返回，便有第三次下西洋之诏，岂有不闻不问，不得确讯而再令出使之理。而且，即使是密敕，当也不能光靠郑和亲自察访，其随员也应知道一二，为何费信、马欢、巩珍辈却只字不提，更不用说朱棣是否会一而再、再而三直至六次地派郑和大张旗鼓地在同一地区寻找建文帝”[3]（P274-291）。
就“欲耀兵异域”的目的而论，已有学者指出，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并没有要侵吞他邦的行为。虽然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曾三次使用军事力量，但都是被迫的自卫反击行动，本无用兵攻伐的意图。因此，“郑和在海外的所谓‘耀兵’，应当是一种纯粹的以兵自炫，并通过‘体势巍然’的远洋船队，众多的人员和不计其数的钱财，为造成明政府这一名义上‘宗主’的虚假声势所作的铺张显耀罢了。其目的，是在于使海外国家‘知尊中国’，常怀‘敬畏’之心”[2]（P1-3）。这一解释，与《明史》作者们在《西域传》所持的看法也极为相近：“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1]（《西域传》）那么，明成祖为何要采取“威制万方”并“遣使四出招徕”的对外政策呢？
我们认为，明成祖之所以积极推行“遣使四出招徕”的对外政策，是与他缺乏政治权威相关的。我们知道，朱棣是以一个领有北边军权的藩王通过武力而登基成为明朝皇帝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的登基完全不合封建正统、法统和皇统。按照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他的起兵“靖难”行为纯属犯上作乱；按照其父皇亲自制订的《大明律》，他的行为又完全属于“十恶不赦”的犯罪行为；而依据其父皇遗诏所写：“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行事。”[1]（《太祖本纪》）朱棣却举兵南下，也属弥天之罪[4]（P174-187）。因此，当朱棣至京师称帝后，有继续“练兵勤王”者，有登朝行刺者，有被缚后却以浩然之气对他责骂者，更有殉节而不肯与他合作者。我们从朱棣本人在永乐元年六月对全国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的敕谕中，也可以发现他称帝之初所遭遇的尴尬处境。他在这封敕谕中说：
“朕惟天生一代之君，必成一代之治。自古以来，莫不皆然。……朕以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高皇帝以燕地与胡虏接境，屡属以边事。后懿文太子薨，高皇帝以朕堪属大事，欲正位东宫，永固基本。不幸高皇帝宾天，允炆矫遗诏嗣位，戕害诸王骨肉，怀衅之意已甚，疑朕之心实深。即位未几，首遣奸臣围逼，如釜鱼置兔，决无生理。朕实不得已，起兵自救，初岂有心于天下哉！竟以一隅之众，敌天下之兵，三、四年间，大战数十，小战无算，制胜克捷，卒平祸乱，此岂人力所能为也。赖天地宗社之灵，父皇母后之祐，天命所集，人心所归，是以至此。朕自即位之初，不敢用一毫之私，思天下者父皇之天下，军民官员皆父皇之赤子，除更改父皇成宪、浊乱父皇天下之奸恶，悉已诛戮，其余文武官员，仍旧用之无疑。升赏黜罚，一从至当而已。夫以唐太宗、宋太祖尚用异代之臣，况朕父皇之臣，素非雠怨他人之比。近者间有无知小人，尚怀疑心，不思朕推赤心委任之意，居闲则妄生异议，处事则不肯尽心，此徒盖不达天命故也。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若不有天命，凡有力者皆得之。且以近代论之，元有天下，海宇之广，生齿之繁，国用之富，兵甲之盛，孰得而胜之？及天命已去，群雄并起，我太祖高皇帝不阶寸土一民，卒平祸乱而有天下，盖亦用才于异代，释憾于怨仇，所以创业垂统，制礼作乐，身致太平，余四十年。由是观之，亦不越乎用人之所致也。我父皇积功累仁，圣德格天，天命眷顾之隆，垂裕无疆，故福被朕躬，以承大统。朕岂敢违天命与父皇之德，以为治乎！思朕往者亲当锋镝之际，所获将士，不杀一人。于此之时，尚不杀之，矧今既为天子，而肯私以怨恶加于人耶！故用人之际，无分彼此，视为一体。若尽忠于国者，虽雠必赏；若心怀异谋者，虽亲必诛。且以奉天征讨将士论之，从朕征战，身当矢石，万死一生，以报朕父皇之恩，其有犯法者，朕亦不宥。何则？法度本父皇法度，朕岂敢私！今天下一家，四海一统，军民相乐，共享太平。敢有不思太祖之恩，妄兴异议，自分彼此，心怀疑忌，志有不足，讪毁怨谤，不安其职者，必有天灾人祸。事发到官，族灭其家。朕仰遵成宪，俯察舆情，推至公之心，广仁厚之化，嘉惠海内，子育元元，欲比隆前规，以臻至治。尔天下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遵守朕训，各尽乃心，毋妄怀疑以速咎戾，则可以皆保富贵于无穷矣。故此敕谕，宜体至怀。”[5]（P187-189）
从上引敕谕中的“朕自即位之初，不敢用一毫之私，思天下者父皇之天下，军民官员皆父皇之赤子，除更改父皇成宪、浊乱父皇天下之奸恶，悉已诛戮，其余文武官员，用旧用之无疑。升赏黜罚，一从至当而已。夫以唐太宗、宋太祖尚用异代之臣，况朕父皇之臣，素非雠怨他人之比。近者间有无知小人，尚怀疑心，不思朕推赤心委任之意，居闲则妄生异议，处事则不肯尽心，此徒盖不达天命故也”一段陈述可见，在当时朝廷的留用官员中还有人对朱棣极不恭敬，对他进行过非议。显然，朱棣于称帝后在官员队伍中还缺乏应有的政治权威。
因此，朱棣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各种措施来树立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权威。而朱棣要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首先就必须解决自己皇权合法化的基本问题。为此，他在敕谕中特别强调：“朕以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高皇帝以燕地与胡虏接境，屡属以边事。后懿文太子薨，高皇帝以朕堪属大事，欲正位东宫，永固基本。不幸高皇帝宾天，允炆矫遗诏嗣位。”同时，他在即位之初即安排专人重修建文帝时期已经修纂的《明太祖实录》，将不利于自己的史实删除，并使自己成为合法并且是父皇最中意的皇位继承人。对此，清初人夏燮在编写《明通鉴》时曾指出：“明成祖于建文所修《太祖实录》，一改再改，其用意在嫡出一事。”[6]（《义例》）所谓“嫡出”问题，即朱棣将生母碽妃易为高皇后之事，使自已有了以太祖嫡子身份登上皇位的合法理由。另外，他在敕谕中还特别强调：自己起兵靖难是遭建文帝身边的“奸臣围逼，如釜鱼置兔，决无生理。朕实不得已，起兵自救。”为此，他曾令臣僚编写《奉天靖难记》，以父皇重病不予通报为由指责建文帝不让他尽人子之礼，来论证自己发动“靖难之役”的合法性。
同时，他还必须借助“天命观”来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篡逆者”形象。因为根据先秦以来的基本说法，君主是天之子。他受天之命，执政天下。他在敕谕中也特别提示官员：“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并宣称自己：“初岂有心于天下哉！竟以一隅之众，敌天下之兵，三、四年间，大战数十，小战无算，制胜克捷，卒平祸乱，此岂人力所能为也。赖天地宗社之灵，父皇母后之祐，天命所集，人心所归，是以至此。”正是由于“天命眷顾之隆，垂裕无疆，故福被朕躬，以承大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在三四年间取得胜利，完全是“天命所集”的结果，而那些对他即位仍有不同意见的官员是“盖不达天命故也”。
然而，要使那些带有封建正统观念的官员们完全信服自己，他深知除了文治武功外（他在军事上曾连续五征“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南灭安南国而设交趾布政使司，大力巩固和开拓疆土；文化上组织大臣编写《五经四书大全》、《古今烈女传》、《永乐大典》等书籍），还必须通过其他手段制造一些“天命所集”的证据，从而来提高自己的政治权威。
根据传统儒家经书的描述，“真命天子”由于具有崇高的道德规范[7]（P116-117）[8]（P230-259），通常吸引了“外夷”的归附。《尚书》中就曾称，君王“德日新，万邦惟怀”[9]（《仲虺之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9]（《旅獒》）。《尚书大传》中还特别记载，周公辅助成王时有越裳国“重译而献白雉”。周公问来使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越裳使臣回答道：“吾受命吾国之黄
曰：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10]（《四夷部·南蛮一》“越裳国”条）因此，人们认为：外国派遣使节前来中国朝贡，应是中国天子有“德”的表现。如汉儒董仲舒就曾认为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之时，因为有王道，“四夷传译而朝”[11]（《王道》）。甚至明初日本人在抨击朱元璋的国书中也认为：“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1]（《日本传》）所以，对于朱棣来说，使用外交手段也可以丰富自己的“真命天子”形象。
朱棣在即皇帝位的当年（他于1402年7月17日登基），就开始了大范围的派遣外交使节活动。当年8月29日，他就向东邻朝鲜派出了第一个使团，“遣使以即位诏谕朝鲜”[12]（卷11）；9月23日，他又“以即位遣使赍诏谕和林瓦剌等诸部酋长”[12]（卷11）；10月3日，他又“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剌、占城诸国。上谕礼部臣曰：‘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以其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12]（卷12）12月29日，他又向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国派出了外交使团，通报自己即位的消息[12]（卷15）。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内，他所派出的外交使团已遍及东亚、东南亚诸国和北邻、西邻诸部落酋长。而进入他的永乐纪元（1403年为永乐元年）后，域外诸国也纷纷派遣使团予以回应，他的“遣使四出招徕”的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
明成祖为什么在即位之初就特别重视外交活动？他的外交意图是什么？永乐九年七月间他与吏部尚书夏骞义的一段对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供词”。一天，“上御奉天门。群臣皆侍，语及四夷。上曰：‘朕初即位，恒虑德不及远，今四方夷狄，皆归中心，更自警惕。盖虑志得则骄，骄则生患。朕与卿等虽隐微之际，皆当慎之。古人有言，不见是图。’吏部尚书夏骞义进曰：‘四夷慕圣德而率来陛下，笃恭不已，华夏貊家有所赖。’”[12]（卷117）所谓“德”，即“道德声望”。明成祖在即位之初“恒虑德不及远”，既说明朱棣当时对自己声望的焦虑，也表明他已有在“四方夷狄皆归中心”方面树立自己声望的意图。因此，我们认为郑和下西洋正是明成祖为了创造“四海来归”以树立自己的“真命天子”形象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二、“以德服人”与“以力服人”
——郑和下西洋的外交行为分析
从明成祖在第二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时所下的“敕谕”中，我们也可以了解明成祖对郑和西洋之行所布置的“施恩布德”的具体任务。该“敕谕”曰：“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永乐七年三月。”[13]（P2）由这份“敕谕”可见，明成祖为了树立他本人已“奉天命”并“君主天下”的权威，要求郑和一行在海外诸国“施恩布德”。为了证明自己已“君主天下”，他对郑和等人的西洋之行的具体要求是：一是使海外诸国“恪遵朕言”、“勿得违越”，二是使海外诸国派遣使团入明朝贡，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以他为政治核心的天下秩序。
要使海外诸国普遍认同明成祖的政治权威，“恪遵”明成祖之言并“勿得违越”，郑和的西洋使团必须充分显示明朝的实力。从永乐二年初明成祖下令有关机构大量建造海船以通西洋的情况看[12]（卷27），明成祖已有派遣大规模船队通使西洋诸国的打算。同时，明成祖最初就有选择郑和作为正使的打算。据当时人记载：“永乐欲通东南夷。上问：‘以三保领兵何如？’忠彻对曰：‘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遂令统督以往，所至畏服焉。”[14]（P49）可见，郑和正是由于他的军事才能而被明成祖委以重任。而明成祖决定由郑和统兵二万余人出使西洋，显然有显示明朝实力而使西洋诸国“畏服”的意图。那么，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究竟是要“以力服人”还是要“以德服人”呢？我们可以从郑和等人在出使过程中的相关事件中进行分析。
郑和等人在第一次出航西洋途经爪哇岛时，该岛的西王在与东王的争战中曾误杀明朝使团成员一百七十人。据史书记载：“时朝廷遣使往诸番国，经过东王治所，官军登市易，为西王兵所杀者一百七十人。西王闻之，惧。”于是，他立即遣使到明朝谢罪。明成祖也宽大为怀：“朕以尔能悔过，姑止兵不进。但念百七十人者死于无辜，岂可已也？即输黄金六万两偿死者之命，且赎尔罪。”[12]（卷71）次年，爪哇西王即遣使送来黄金万两以示谢罪之意，明朝礼部官员认为这与当初所要求的六万两还差五万两，奏议将爪哇使节予以治罪。明成祖明确表示反对，并指出：“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过，所负金悉免之。”[12]（卷86）显然，郑和使团在面对爪哇西王误杀明朝使团成员事件上，并没有依恃武力而讨伐爪哇西王；而明成祖在处理这一事件时，鉴于爪哇西王已主动承担责任，也采取了宽大为怀的方针。
在第三次西洋之行的回国途中，郑和使团于锡兰山国也曾展开过一次军事行动。据史书记载：“（郑）和等初使诸番，至锡兰山，亚烈苦奈儿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觉而去。亚烈苦奈儿又不辑睦邻国，屡邀劫其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及和归，复经锡兰山，遂诱和至国中，令其子纳言索金银宝物，不与，潜发番兵五万余劫和舟，而伐木拒险绝和归路，使不得相援。和等觉之，即拥众回船，路已阻绝。和语其下曰：‘贼大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客军孤怯不能有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乃潜令人由他道至船，俾官军尽死力拒之，而躬率所领兵二千余由间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头目。番军复围城，交战数合，和大败之，遂以归。群臣请诛之，上悯其愚无知，命姑释之，给与衣食，命礼部择其属之贤者立为王，以承国祀。”[12]（卷116）对于侮慢不恭并且从事海盗活动的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郑和等人最初采取了回避冲突的态度，只是第二次因自身生存出现危险局面才被迫予以应战。尽管如此，明成祖对于这位从事海盗活动的锡兰山国王，还是给以生路，并在第二年予以赦免并派人护送回国。同时，明朝虽然剥夺了亚烈苦奈儿的王位，但还是根据锡兰山国人的意见选择了一位“修德好善”的新国王[12]（卷130）。从郑和以至明成祖处理此事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行为倾向看，明朝君臣并没有依恃自身武力而控制对方，而是强调以“德”来协调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
另外，从郑和使团在锡兰山国所树立的一块宗教石碑情况看，明朝也有与锡兰山国内各种宗教势力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1911年，锡兰岛上的加勒曾发现一块当年郑和在锡兰山佛寺布施所刻的石碑。根据当时参加西洋之行的费信记载，这块石碑是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预先在国内刻制的，并运至锡兰佛堂山（位于距加勒四十英里的德旺德拉）树立。不知何因，这块石碑竟被发现于加勒。在加勒发现的这块石碑的所署日期正好为永乐七年二月初一日，其碑文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书写。十分令人惊奇的是，这块石碑上三种文字所书写的内容虽在供物的名单上大致相同，但所颂扬的神的对象却不一样。汉文中书写有：“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园明广大……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苎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14]（P1957）而泰米尔文则是说，明朝皇帝听说特那瓦莱、那亚尼耶尔等印度教神只的名望，为了表示对其赞扬而建立了石碑；另外，波斯文则写着对阿拉和伊斯兰教圣人们的颂扬[15]（P64-65）。这一碑文上的三种文字及其内容有别的情况表明，郑和使团不希望因为各种宗教的对立而影响在西洋的航行。郑和使团的这种做法，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而这种对“和”的追求，在本质上与“以德服人”的主旨相近。
郑和使团在第四次出使西洋的回国途中，还曾在苏门答剌国遇到一次挑战，“初，（郑）和奉使至苏门答剌，赐其王宰奴里阿必丁采币等物。苏干剌乃前伪王弟，方谋弑宰奴里阿必丁以夺其位，且怒使臣赐不及己，领兵数万邀杀（明朝）官军。（郑）和率众及其国兵与战，苏干剌败走，（明军）追至喃渤利国，并其妻子俘以归”。苏干剌被郑和带回中国后，明朝兵部尚书方宾认为：“苏干剌大逆不道，宜付法司正其罪。”于是，明成祖“遂命刑部按法诛之”[12]（卷168）。值得注意的是，明成祖对苏门答剌国苏干剌的处置与他对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的处置极不相同，是否意味着他要放弃“德”而要杀戮海外的挑战者呢？从明朝文献中所显示出来的苏干剌的罪行看，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他要“谋弑”苏门答剌国现任国王宰奴里阿必丁，二是“领兵数万邀杀”郑和使团。其中，苏干剌所犯的后一种罪行与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所犯的罪行相同。因此，明朝认定苏干剌犯有“大逆不道”罪并予以诛杀，更多缘于他“谋弑”苏门答剌国王宰奴里阿必丁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明朝诛杀苏干剌也是为了苏门答剌国政局的稳定，从而来谋取明朝与苏门答剌两国之间宗藩秩序的顺利发展。
从处理爪哇和锡兰山两王的事例看，明成祖对他们采取了“以德服人”的方针。实际上，郑和使团在出使海外诸国过程中，也基本表现了上述外交行为特征。诚如郑和在《“天妃之神灵应记”碑》碑文中所表述的：“和等统率官军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14]（P42）所谓“宣德化而柔远人”，具体则是通过郑和率“中国宝船到（海外诸国），（对其国王）开读诏书，并赏赐劳”[14]（P1000）。然而，“宣德化”并不仅仅只是郑和代表明成祖对海外诸国国王的“赏赐”行为。据明成祖在御制《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文中所说：“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义。”[14]（P39）要承担传播中国礼义文化的重任，也决定了郑和等人在出使海外诸国过程中采取友好交往的行为。另外，“以德服人”还在包括明成祖对海外诸国所采取的“使远邦异域各得其所”的交往方针。明成祖在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赐给柯枝国王的御制碑文中曾说：“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12]（卷183）于此可见，“使远邦异域各得其所”是明成祖模仿古代“圣帝明王”“以德服人”的外交行为，也是郑和等使节在海外“宣德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郑和以及当时明朝其他使节在出使海外过程中，对一些国家之间关系的调解立场和敦促他们相互睦邻的行为，即本于这种“一视同仁”的道德外交[12]（卷229）。
不过，要“使远邦异域各得其所”，还必须对那些恃强凌弱的国家示之以“力”。明成祖就曾在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之际，对谋求东南亚地区霸权的暹罗国王进行了严厉警告：“占城、苏门答剌、满剌加与尔均受朝命，比肩而立，尔安得独恃强，拘其朝使，夺其诰印？天显有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其即还占城使者，及苏门答剌、满剌加所受印诰，自今安分守礼，睦邻保境，庶几永享太平。”[12]（卷72）而郑和率兵出使，无疑也有明成祖显示“力”的意图。郑和本人就曾承认：“及临外邦，……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清宁。”[14]（P40）由此而观，郑和使团在个别场合所采取的“以力服人”行动，只是他们采取“以德服人”的一种辅助性手段而已。
事实上，“德”与“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在对外关系指导思想方面有所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来，《尚书》中就提出，“明王慎德，四夷咸宾”[9]（《旅獒》）；《国语》中也有“耀德不观兵”[16]（《周语上·祭公谋夫谏穆王征犬戎》）。但汉朝在面对用和亲等手段不能制止匈奴的侵扰时，晁错、王恢、王舜、刘歆等人就先后提出“以力服匈奴”的思想[17]（《晃错传》，《韩安国传》，《韦贤传》）。不过，汉人萧望之却反对向“外夷”使用兵力，认为那样会“生事于夷狄”，而主张“宜待以客礼，让而不臣”[17]（《冯奉世传》，《匈奴传》）。东汉人班固在总结汉朝与匈奴关系时，也重申了应向“外夷”昭示“文德”而反对使用“兵力”的思想。他认为向“外夷”施之以兵，“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7]（《匈奴传》）。然而，南朝人范晔在总结两汉经营西域的经验时，却看到了“力”比“德”的作用更为重要。他说：“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18]（《西域传》）
如此一来，先儒们所强调的“以德服人”在此却被修正为“以力（兵威）服人”和“以财赂人”了。不过，“以财赂人”与“以德服人”却有相通之处，甚至“以财赂人”就是“以德服人”的一个具体内容。实际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并不仅仅是把“德”视为一种单纯精神层面的“道德”，而且也把“德”视为“恩德”甚至是“好处”。《国语》中就曾说：“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16]（《周语中·阳人不服晋侯》）《礼记》中也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19]（《中庸》）“德”在此就表现为“怀柔远人”，即招抚外夷。如何“怀柔远人”？通常的办法是“厚往薄来”。明太祖就曾嘱咐主管外交事务的礼部官员，“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怀柔之意”[20]（卷154）。由此可见，厚往薄来正是为了体现中国“天子”“怀柔远人”的博大胸怀。
三、余论
本项研究表明，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以及其他使节频繁出使海外诸国，是与他通过靖难之役登上帝位后缺乏政治权威相关的。他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出“真命天子”与“四夷来朝”的相关材料，并将这种因果关系命题进行逻辑重构，从而有了盛况空前的郑和六下西洋（第七次在明宣宗时期），并形成了数十个国家前来向他“朝贡”的局面，他由此而迅速提高了政治权威。明成祖以及郑和在推行大规模外交活动过程中，也不是单纯拘泥于“以德服人”的立场，而是采取了“以德服人”为主、“以力服人”为辅的外交行为模式，从而使下西洋的事业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不过，中国传统外交资源中的“德”和“力”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封建君主的个人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利益的存在。这也是我们在重新审视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时，应该有所反思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