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视域下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生态学论文,资本主义论文,生态论文,奥康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环顾世界，人类已经处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十字路口。在现代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助推下，现代工业文明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产生了各种严重的直接威胁着人类生存安全的自然、社会以及国际问题。西方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曾经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创造出这种手段，不仅可以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1]现实使人类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工业文明只有经过一场深刻的变革，才能使人类重整满目疮痍的家园，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之路。因而，人类未来的走向必然是工业文明时代的谢幕与生态文明时代的登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已经被推上了当今社会发展主旋律的位置，成为全球性的时代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堪称“世界奇迹”。但同时，这种以改造和征服自然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的发展，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出现了生态系统恶化、自然灾害频发、资源衰竭、土地退化、污染严重等问题。为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认真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尤其是以人类生态危机的发展困境为哲学思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合理思想，必然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当今世界诸多关注生态问题的政治主张和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流派。其突出特点是将当代生态危机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联系起来，从生态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革命”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结合点，企图超越当代资本主义以及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政治主张，克服了前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缺陷，使其政治理论轮廓日益清晰化、更具合理性。其中，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就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一部集大成力作。该书从生态危机的现实出发，以改造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前提，试图探索一条通向生态文明的可行之路。奥康纳以其全球视野的高度、深刻的笔触、丰富的思想提出了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范式，为人类从生态危机走向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深入研究和批判吸取其合理思想，对于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自然和文化的因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是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他是以此为出发点，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他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就此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为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制度理想鸣锣开道。
1.“第二重矛盾”理论将传统资本主义批判引向生态批判
奥康纳长期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理论研究，继《国家的财政危机》、《积累危机》、《危机的意义》三大“危机理论”著作后，奥康纳又站在时代的高度，扩大了研究资本主义危机领域，把全球性生态危机纳入他的研究视域。他运用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将传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引向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批判。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上升为资本主义面临的时代难题。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问题，奥康纳是从环境史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历史书写的四个阶段的顺次演变“内在逻辑上是紧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而来的”[2]。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侧重点的变化，即时代主题的变十七而引起历史叙说方式的变化。如在第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展开的是一幅政治、法律及宪政方面的改良与革命的画卷，建构了私有财产、财产所有权、公民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框架，这一阶段的历史叙说方式必然以政治、法律与宪政为主题的。在第二阶段，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阶段的历史书写就是以经济为主题的历史书写方式。第三个阶段，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文化获得了发展，使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社会与文化，这一阶段的历史书写方式因而转变为社会与文化为主题的历史。第四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较长的发展时期之后，致使自然与资本的矛盾不断升级，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资源的衰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引起了因自然所展开的各种斗争，这在另一个角度上也导引出了环境的历史。在历史书写发展到环境史的书写阶段，说明自然已经上升到时代的主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对待自然的方式使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难题，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注意。因而研究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探讨资本主义与自然关系恶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问题显然成为一个新的时代主题。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凸显传统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局限。正如奥康纳的环境史所分析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才凸显的问题，而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期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史阶段，“它研究的是在物质生产和技术、分配、交换等领域内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广义地说，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扩张问题。”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问题视为其资本主义的积累与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问题，由此低估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生态退化的厉害程度。他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论是分析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而“问题是，怎样才能建构出一种资本主义的理论，使之能帮助我们清晰地思考全球环境被破坏的问题？”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理论也许是很关键性的一种理论思路”[5]。第二重矛盾理论的提出，为奥康纳深层次解读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依据。
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建构“第二重矛盾”理论。传统的资本主义批判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理论，即奥康纳所指的第一重矛盾理论。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只是运用第一重矛盾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没有涉及生态危机这一领域。奥康纳认为，要真正解读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必须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进到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第二重矛盾”。
首先，“生产条件”是这一理论中的核心范畴。奥康纳对马克思的“生产条件”的界定是认可的，即第一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是进入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中的自然要素。第二种是“生产的个人条件”，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第三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如“运输工具”。但奥康纳同时又指出，马克思尽管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但他对有关生产条件的论述却是有缺失的。一是有关基础设施的供应条件的论述是很少见的，对于空间、都市及其他一些问题的阐述，则根本没有；二是除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本身之外，有关围绕着生产条件的供应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斗争的论述是很难找到的。而这种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从根本上说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生产条件真正成为一种系统性而不是零散的问题不是发生在马克思那个资本主义早期的粗放型发展的阶段“劳动力、土地以及自然资源是十分丰富并且是现成可得的。”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晚期的集约型发展阶段。
由于马克思在“生产条件”上的理论空场，不可能产生出针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生态学”理论，奥康纳在“生产条件”的范畴之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之间的这种特定形式的矛盾。奥康纳指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阐释，主要聚焦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通过损害或破坏，而不是再生产其自身的条件（这里的‘条件’是从社会的和物质的双重维度上来加以界定的），而具有的自我毁灭的力量的问题上。”从而表明第二重矛盾的理论使命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伤害生产条件中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2.“第二重矛盾”理论揭示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之不可能性
在可持续性问题上，奥康纳认为“可持续性”存在四种含义，这四种含义分别归于两类：意识形态的可持续性以及生态可持续性。对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一问题，奥康纳指出，“这个问题的简短答案就是：不，如答案稍长一点的话那就是：‘大概不’。”他运用“第二重矛盾”理论从意识形态及生态上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之不可能性。
资本主义生态意义上的否定性。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依赖于积累和利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必然是“要么进行积累要么就死亡”。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资本的积累率依赖于利润率，利润率越高，资本主义就越具备可持续性。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即奥康纳所指的第一重矛盾，它使资本自身对利润与积累能力构成威胁。对于这一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一种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曾一度使资本主义国家渡过经济危机的难关。但是“如今，这种经济思维方式虽说仍然有效，但却是（而且一直是）片面的和有局限性的。原因就在于它假定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的供给是无限的。”这种凯恩斯主义的调节方式是建立在 “生产条件”供给充足的基础上的。但是，如果劳动、自然、基础设施和空间的成本明显增长了，资本就遭遇到它的“第二重矛盾”了，即一种源自于成本层面的经济危机。如美国内战时期英国的“棉花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于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政基础设施及空间三种生产条件在供给上所产生的瓶颈会危及个别资本单位的生存能力，甚至还会危及整个部门或全国的资本主义秩序，就会使资本主义积累陷入停滞状态，而一旦积累停滞，也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死亡。也就是说，生产条件的瓶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不会坐以待毙，它们在寻求着各种解决生产条件瓶颈的方法，也就是会迫使个别资本努力将其成本更多地加以外化，并借此来重建其利润，也就是说，资本会把更多的成本转移到环境、土地和社会中去。由于资本的“短视”，这种成本转移或许解了燃眉之急，但以自然环境为“水龙头”和“污水池”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在生态上的不可持续性也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
资本主义文化意义上的否定性。奥康纳在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认为，文化是渗透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中的。在这一意义上，劳动关系既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及文化的斗争的内容，也是其生成的语境。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构建为在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中把国家与市民社会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紧密关系纳入到第二重矛盾理论，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奠定了理论基础（这里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已不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指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而是打上文化烙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打上政治与文化烙印的第二重矛盾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在构成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
首先，奥康纳论证了国家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环境破坏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与自然界的危机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奥康纳认为，因为国家生产着、调控着这些生产条件的获取途径，所以，这种重构过程通常是由国家来组织或调节的，即是政治性地实现的。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性因素，一种“权力”因素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协作模式，即生产方式。接着，奥康纳从分析“生态危机”入手，论证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态及生产条件重构方面的不可实现性。他认为“生态危机”既是一种科学的阐释，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范畴。因为在所谓的“生态危机”背后还潜伏着物质利益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获取物质利益，正是这种利益驱动，才致使“生态危机”无法真正呈现科学性。如《纽约时报》刊登的提醒人们关注全球变暖的广告，在广告的背后，是核动力工业的利益，因为广告想让人们降低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增加对核动力的兴趣。资本家也往往会利用通过宣传等途径来贬损有关生态危机的言论，鼓吹企业对绿色技术及产品的认同，并且使科学家也卷入了物质利益的漩涡，这就使“生态危机”似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定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本家的代言人，不可能置资本的利益于不顾，而去考虑生态问题的。正如美国的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所说，“走进国会的人不再是思想的代表，而是作为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来到华盛顿的。他们从股东董事会那里获得指示，从一个工厂的角度考虑整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则用物质成功来回报他们和评价他们。”布什政府以人为活动对全球变暖的作用在科学上尚未确定为由拒绝在《京都协议》上签字，就是为了美国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因为签字的后果就是要增加生产成本，就会减少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奥康纳指出： “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致力于生态、市政和社会的总体规划的国家机构或社团型的环境规划机制是不存在的。关于某种生态性的资本主义或某种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在理论上至今仍未得到过清晰的表述，更不必说它可以在某种制度化的基础设施中得到体现了。那种有某种合理环保规划的国家存在在哪里？”而现存的资本和国家结构除了偶尔进行一些改良外，是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作为的。奥康纳从而彻底否定了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调节上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当资本破坏了它自身的生产和积累条件，并由此而潜在地破坏了它自身的利润的时候，它同时也建构起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对力量。” 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自身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性，必然引起市民社会的强烈反抗，如女权主义运动、城市运动、环保运动等。奥康纳认为，这些反资本主义的力量也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他指出：“正是这个国家——如果能处在市民社会的民主化控制之下——将会成为重建自然界，以及重建我们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其一，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而来的全球的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从而也会导致全球环境正义运动把矛头对准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在种种反抗中加大成本，使资本变得更加不灵活以及会使利润率受到影响。其二，工人运动促使并推动了资本主义转向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式。譬如，集体性的讨价还价等。并且奥康纳还认为，当今的女权主义、环境运动以及其他的新社会运动，还有可能正在推动着资本和国家转向更为社会化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形式。其三，这些社会运动的发生，也促使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转变成为可能。奥康纳列举了20世纪80年代的尼加拉瓜由于经济与生态双重危机以及国家体制内部的独裁而导致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这场民族解放运动又是一次对生态发展的广泛的规划。
3.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评析
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到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奥康纳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了自然，由此也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他的这种说法是欠考证的。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生态批判当作对资本主义的主要批判，但是他们确实也阐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理论。恩格斯早在1839年的《乌培河谷来信》中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率总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身心健康的巨大损害。这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相关的阐述。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潜在的宝藏，马克思与当代绿色思想之间有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此外，马克思还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在未来社会得到高度的统一。因而，马克思理论中的丰富的生态意蕴是奥康纳所低估的。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这同时也要求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深度挖掘、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范式，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理论保障，这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条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奥康纳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因素。这也就使他把资本主义对生态问题的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即以人与自然的矛盾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实际上，生态危机就是经济危机的衍生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最根本的矛盾，它是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
但是这些理论局限并不能否认他的这一理论所具有创建性和闪光点。其一，奥康纳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几位代表人物，如早期的阿格尔、莱斯、高兹都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批判。但他们基本上是遵循着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来进行分析的，并且认为，过度消费导致过度生产从而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即认为马克思的资本及历史理论已经过时了。而奥康纳认为，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分析依然是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为基础，阿格尔、莱斯等人并没有揭示出引发生态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奥康纳没有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实证批判，他深刻地认识到生态危机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它的背后潜伏的是物质利益关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他以马克思的“生产条件”范畴为出发点，依据“双重矛盾”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相比较而言，奥康纳的生态危机批判更为准确、思路更为深刻，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合得更紧密，也更具说服力。其二，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新视角。当代资本主义的繁荣使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威胁已经不再，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仍然一片光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见似乎已经宣告失败，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对此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回击。他宣告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仍然存在，并且还产生了新的危机，即生态危机，这两重无法摆脱的危机使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自掘坟墓的结局。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繁荣背后的真实，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平添了信心。其三，虽然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从根本上说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批判的维度。但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各种矛盾集中体现的今天，其“第二重矛盾”的构建，宣告了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应该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能力的重要视域，并且为从人类可持续发展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的不可行性提供了有力依据，紧贴时代特征，具有现实性的说服力。他的“二重矛盾”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一种理论延伸与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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