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制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模型论文,效果论文,差分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沿着一条渐进式先易后难的改革路径，其绩效得到较大改善。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有企业却出现经济总量不断下降，利润率持续减少，经营十分困难的局面（刘小玄，2008）。面对这些新问题并且继续推动我国国企改革，中共中央于1999年9月十五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着国有企业战略改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加快国有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和指导意见，由此掀起新一轮国有企业改制浪潮。然而基于这些政策措施，此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效果如何时至今日仍无确切科学的回答。
从现有众多研究成果来看，许多实证研究的发现肯定了国有企业改制的积极效果。比如胡一帆、宋敏、张俊喜(2006)根据世界银行一份对中国五个城市、覆盖六个行业的近300家国有企业1999～2001年间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带来的绩效，结果发现，在总体上，中国的民营化是富有成效的，而且彻底民营化的企业比部分民营化的企业绩效表现得更好。宋立刚、姚洋(2005)则通过对1995～2001年683家国有企业调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也发现改制对企业的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且改制效果对于那些具有中等长度改制历史的企业以及在1997～1999年间实施改制的企业最为稳定。此外，刘小玄、李利英(2005)运用来自竞争性行业的451家企业的数据研究了改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国有产权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副作用，而非国有资本具有积极的绩效效应。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2006)对国有企业改制效果进行了更全面的实证分析，他们借助1998～2003年间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数据，不仅考察了改制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而且考察了改制对企业社会效应指标的影响，并分析了改制影响经济效益的渠道、国有控股和非控股的差别，结果发现，改制后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但也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不过和国际经验相比程度不是很大，而且国有控股改制社会效益较好，而非国有控股改制经济效益较好。然而尽管上述研究提供了相对详实和系统的证据，肯定了改制对国有企业绩效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确实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与度量偏差。
从认识方面来看，现有研究或强调国有企业改制前后绩效变化，或强调改制企业与未改制企业之间绩效差异，从而得出民营化对国有企业改革起到积极效果的结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改制的重点不是考察各个企业绩效如何变化，而是通过改制使国有经济绩效如何提高的问题，而上述研究恰恰没有对此问题进行说明。此外，从实证方法来看，现有研究多数仅仅对改制与企业绩效变化两者关系进行相关性考察，而不能对两者关系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如果不能进行因果关系检验，那么现有研究的发现虽然不无道理，但夸大了产权改革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作用，似乎认为只有改变企业所有制结构，才能使国有企业绩效发生较大的改观。①另外从使用数据来看，虽然现有实证研究使用了面板数据与横截面数据对此问题进行多角度的考察，但现有研究均基于企业个体微观层面观察，忽略了行业或者部门绩效变化的情况，而对于我国国有经济整体发展来讲，行业部门的整体观察与微观个体观察相比可能更加重要。因此，基于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与不足，我们在此将采用1999～2006年中国工业行业部门数据对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效果进行评价，考察1999年以来国有企业改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绩效变化的影响。
如何建立国有企业改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绩效影响的因果关系的动态模型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本文采用近似自然实验(quasi-experiment)的双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模型来对这一关系进行度量。由于我国国企改革政策仅仅对国有企业产生影响，而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可以将国有企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影响的实验组(treatment group)，而将外资企业作为参照组(control group)来进行研究，并且构造两者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来考察国有企业改制政策对国有经济行业部门的影响。通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并采用1999～2006年中国官方工业行业部门绩效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各行业部门中的国有经济成分的绩效水平，在2003年以前与外资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自2003年之后，随着国有企业比重逐渐下降，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国有经济在一些特殊行业部门垄断地位的提升，国有经济绩效得到显著提升。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措施及企业绩效变化
1.改革的背景及政策措施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国有经济不断增强活力，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也取得日益扩大的发展空间。这种趋势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推进的，这意味着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举措反映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建立在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上，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为目标的改革。这是针对国有企业在改革之前被统得过死、缺乏活力而实施的改革。整个过程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期间进行了放权让利、利改税和承包制改革。这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关注到改变国家与企业关系对于国企改革的重要意义，并且着力解决的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力问题，而怎样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还没有成为这个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目标。
其次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为目标的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又提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大放小，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十五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阐明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明确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方向。这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把国有企业改革导向两个层面，一个是针对国有企业，大中型的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小型企业（包括一些中型企业）要进行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的改革。另一个是针对国有经济范围，采取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使国有经济控制的行业和领域集中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他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可以有所收缩，通过引进其他所有制性质的经济成分，以提高竞争的程度，为国民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
最后是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为目标的改革。这个阶段的改革从中共十六大开始。针对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性矛盾问题，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受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了使这一体制顺利运行，国家出台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法规明确了，在国有企业逐步实施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层层落实，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等任务。
国有企业改革的这三个阶段，中心任务是使政企分开以及资产的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改革真正进入深化阶段或攻坚阶段是1997年之后，这不仅是因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在这个时间进入实施阶段，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也明确了方向，而且还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为政府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2.改革后国有企业绩效的变动
经过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在数量、增加值比重以及企业总产值上具有显著的变化。从规模以上不同注册类型的企业个数比重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比重从37.8%下降到2006年不足10%，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以外注册类型企业的比重则从1999年的62.2%上升到超过90%，而同期三资企业比重则增长比较平稳，在此期间仅仅增加3.6%，这一结果充分表明“国退民进”的改革方向。此外，从工业增加值以及总产值来看，也表现出同样的变化状况，如表1所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虽然工业增加值及工业总产值从1999年到2006年的平均名义增长速度分别为16.6%和17.1%，但是工业增加值和总产值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分别从1999年的48.9%和56.3%下降到2006年的31.2%和35.8%。也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困境，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受到动摇，并且批评该阶段一系列国有企业改制的政策和措施。
但是国有企业数量的下降以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增加值和总产值比重的下降不等于说国有经济绩效发生了恶化。因为改革的目标并非是集中在增加值、总产值比重或者是国有企业数量上，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国有经济的企业绩效。因此对企业绩效的检验和考察是一个关键问题。由于考察企业绩效的方法较多，我们这里为了方便起见，仅仅考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代表最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三资”企业（Zhang等，2001）经济绩效进行一个比较。由于单一指标不能对绩效变化进行有效评估，因此这里我们分别采用工业增加值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率、劳均利润率以及主营业务收入六个正向指标和资产负债率一个负向指标来度量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变化情况。我们利用1999～2006年规模以上②工业企业行业数据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代表非国有经济的“三资”企业绩效进行t检验，以观察不同所有制部门在不同年份的绩效差异。其中，原假设H[,0]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三资”企业绩效无差异；备择假设H[,1]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三资”企业绩效存在较大差异③。从全部行业部门看，除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两指标外，其余指标t统计量均在2003年前后统计不显著，这表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2003年前后与“三资”企业绩效无差异，说明国有经济绩效大幅度提升，并在此形成一个转折。而资产负债率及流动资产周转率仍然有差异也在情理之中，由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仍处于开始阶段，负债率与资金使用率不可能马上得到改变，此外由于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资产负债水平较高也是t统计量显著的一个原因。此外，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针对性，在行业和部门之间进行选择，因此为了保证检验的稳定性，我们特别对竞争程度较为激烈的制造业部门进行单独分析④。
分析结果表明，t检验结果与前面分析基本相同。但是仅仅根据t检验结果我们还不足以对改制对国有企业整体绩效变化进行科学的评价，因为有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因素影响我们的判断结果，一个是选择偏差的存在(Angrist and Pischke，2009)，另一个则是没有控制其他众多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因素。因此我们需要提供更为详实的证据来证明国有经济在此次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绩效得到显著提高、改革较为成功的结论，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二、国企改革政策效果估计的方法及数据
1.计量模型设定
在实证研究中，如何度量政策实施对经济体影响的因果动态检验是非常困难的。然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如果政策的施行只对经济体中的一部分起作用，而对另一部分没有影响，我们就可以将其看作一个近似的科学实验，用来区分政策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而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则表现出政策实施的效果⑤。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实施的对象主要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而非针对非国有经济部门。因此，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也可以看成一个自然实验的过程，进而我们假设y是企业绩效的随机变量，而x＝0和x＝1分别表示国有部门（实验组）和非国有部门（参照组），那么在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作为实验组的国有企业受到影响，因此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应该为E(y｜x＝1)，而政策对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绩效影响为E(y｜x＝0)，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政策对不同经济体影响的因果关系，即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对国有企业绩效影响的净效果为：
E(y｜x＝1)-E(y｜x＝0)(1)
为了考察动态变化，这里引入时间变量。由于政策在不同时间也会产生一个差异，对照组与实验组都会随政策时间变化，因此我们也需要对他们政策前后进行比较，其中在受政策影响前的绩效为E(y｜t＝0)，而政策影响后的绩效为E(y｜t＝1)，政策在时间水平的影响为：
E(y｜t＝1)-E(y｜t＝0)(2)
但我们更想知道在不同时间内，实验组和参照组的政策影响变化，那么可以得到在一个时间水平下，两组之间的政策净效应为：
[E(y｜x＝1)-E(y｜x＝0)]-[E(y｜t＝1)-E(y｜t＝0)](3)
这一政策净效应不仅度量了政策实施前后的效果，同时也度量出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政策差异。
以上为本文所采用作为主要实证研究策略的基本思路，但是在具体应用中，我们需要对作为对照组的非国有部门进行详细考察，考察其是否独立于国有经济部门，即是否国有企业改革对非国有经济部门不产生直接的影响。然而我们并非那么幸运，因为开始自1999年的第三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一个核心内容是“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制，即有针对性、有选择的将一部分国有企业通过产权转让或者直接卖给私人的国有转为民营企业。因此，从1999年以来，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从48.9%下降到31.2%，工业总产值则从56.3%下降到35.8%，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占所有不同注册类型企业个数比重下降最快，从37.8%下降到不足10%；而非公有经济在以上三个指标则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量比重超过90%，工业增加值与总产值比重也分别达到68.8%和64.2%，表现出“国退民进”的趋势。由此可知，非国有经济并非独立于国有部门，其并非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组。但我们同样发现，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虽然国有企业和私有部门变化较为激烈，但是“三资”企业部门在此阶段变化较为平稳。这种变化表明，虽然“三资”企业作为非公有经济的一部分，但是“三资”企业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却作为一个与之独立的经济体存在，即“三资”企业不受国有企业改制政策的直接影响。此外“三资”企业在技术以及管理经验上往往优于其他非国有经济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并且企业效率与其他注册类型所有制企业相比绩效较为突出（Zhang等，2001）。因此，“三资”企业较为适合充当我们检验国有企业改革绩效对照组的角色。
基于上面的观点，本研究的基本模型可以设定为：
本研究所要考察的核心内容是双重差分统计量表达出来的信息，如果该统计量为正且在一定统计水平下显著，则表明国有企业政策实施推动了国有部门经济绩效的提高；与之相反，如果该统计量为负，并且统计显著则表明国有部门经济绩效恶化，说明1999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国有部门经济绩效起到相反的作用；另外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则是该统计量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对国有经济部门绩效作用不明显。
2.数据说明
在给出实证分析结果之前，先对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及主要变量进行介绍。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1999年以来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在这些数据中主要包括了中国不同注册类型企业以及不同工业行业部门企业财务以及经济绩效指标⑥。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从1999～2006年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措施是否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起到作用，因此选择什么指标反映企业绩效成为关键。在以往研究中，对企业绩效指标的选区主要采用企业利润率、全要素生产率、总资产收益率、绩效主观评价、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等指标作为主要企业经济效率的度量指标⑦。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观测层面为行业层面，因此行业内部企业经济绩效微观数据如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等不易获得，此外由于2004年数据中未包含工业增加值数据，故各行业工业增加值也不适合作为经济绩效的有效度量指标。因此，本研究主要选择劳均营业收入作为主要行业经济绩效的度量指标，同时为了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这里我们采用劳均利润率作为行业绩效的另一个度量指标。此外，由于企业绩效会受到一系列行业自身条件因素的影响，为了得出稳定的结果，我们需要对这些行业内部不同注册类型企业差异因素进行控制。在此我们主要控制的因素包括不同注册类型企业在不同行业部门的垄断程度、企业规模、技术水平以及不同注册类型企业在本行业企业数量比重等指标。其中关于垄断程度的度量我们主要通过构建行业垄断指数进行度量；企业规模则利用总资产规模构建企业规模指数度量（李楠、李俊，2009）；企业的技术水平则采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战略研究组(2002)开发的技术选择指数构建不同行业部门的技术选择指数，用其度量不同行业部门的技术选择偏差。本研究主要变量统计描述如表2所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基于前面研究的策略及数据，这里将采用近似于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模型就1999年以来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对工业行业中国有经济整体绩效的影响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如表3所示。在表3中，模型1和模型2被解释变量为人均销售收入，OLS估计方法首先被采用。从模型1中可以看到企业注册类型虚拟变量为-1.091且在1%概率水平下显著，这表明虽然我们通过国有企业改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国有经济工业行业部门由于历史积累问题以及内部管理、委托代理等因素，与“三资”企业相比在经济效率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但观察企业注册类型虚拟变量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即双重差分解释变量时发现，所有系数为正并且自2004年以后，国有企业的人均销售收入显著提高并且在统计上显著（2005年系数＝0.665(se＝0.283)；2006年系数＝0.825(se＝0.283))，这表明自2004年以后，国有经济工业部门的人均销售收入有明显的提高，而且同“三资”企业的绩效形成了较大的差异，工业行业中的国有经济成分绩效显著提高，所有现象意味着1999年以来第三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经济来说改革是有效的。
接下来为了得到稳定的估计结果，我们控制了以下几个主要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首先是企业垄断程度，因为如果一个企业市场垄断地位越高，那么该企业对市场的控制力越强，其营业收入就可能会保持较高水平；其次企业的规模以及技术水平也是影响绩效的两个关键因素，一般而言规模大的企业存在规模效应，企业的绩效会得到显著提高，但是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规模大的企业也会带来相应协调成本的增加，因此也会带来销售收入的减小，而对于技术水平而言，较高的技术水平往往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增加企业绩效；最后不同行业部门也可能带来绩效上的差异和行业内部所有制结构的不同，通常情况重工业国有经济比重较大而轻工业较小，采掘业和水、电、煤气供给业中国有比重较高而制造业中国有企业比重较低，回归结果在模型2给出。从回归结果看出，注册类型虚拟变量仍然为负而且统计上显著，但估计值从-1.091上升到-0.476而且标准误差也下降了0.123。同时在添加以上控制变量进入模型后，双重差分解释变量也发生了变化，自2001年开始估计系数符号为正并且统计上均在5%概率水下平显著，这意味着自2001年开始各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显著提高，并且在绩效上显著差异于技术水平普遍较高、管理经验普遍丰富的“三资”企业。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效果逐步开始显现，国有企业绩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各行业中的国有经济整体绩效显著提高。
由于绩效这一概念具有一定模糊性，不能仅用单一的绩效衡量指标进行度量，因此为了得到进一步科学稳定、一致的结果，我们采用劳均利润水平替代劳均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同样采用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方法，回归结果在模型3和模型4中给出。模型3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给出的度量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注册类型虚拟变量符号为负并且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国有部门在效率上确实仍然同“三资”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而且双重差分解释变量估计系数表明2004年以后各行业国有经济部门绩效得到显著提升。而模型4得出的结果与模型2得到结论稍微有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双重差分变量系数从2003年开始显著而非2001年。虽然略有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的基本判断，因为这种差异主要是被解释变量为劳均利润水平而非劳均主营业务收入所决定。由于利润指标往往不仅取决于产出而且取决于成本，因此会存在一定滞后。模型3和模型4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前面的分析，发现统计结果稳定且一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一部分行业企业利润率在经济周期的影响下，可能出现负值，因此我们根据情况对人均利润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如果贸然轻率地剔出那些利润率为负的行业部门，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研究出现有偏的结果或者丧失观测样本。因此我们给出了Tobit模型估计结果，结果在模型5给出，回归结果发现仍然同模型4一致，这表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综合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即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三阶段，我国工业行业国有企业改革一系列政策对国有经济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尽管国有经济部门的总体绩效仍然较其他经济部门低，但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大致在2003年前后，我国工业各行业部门中的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中效率普遍较高的“三资”企业相比，绩效有了明显提高，并且在控制其他影响企业个体差异的因素后这一结果也显示出较好的稳定性。
四、国企绩效变化的进一步检验
分析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国有企业绩效在2003年前后有一个显著提高，但是这种显著的提高是如何实现的？是否如我们看到的是改革带来的结果呢？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对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对企业绩效效果做进一步深入的分析。
在第三阶段即从1999年至目前的改革中，我国改革的主导策略是实行抓大放小、下岗分流、战略重组以及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因此要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就需要对这些具体政策是否影响国有企业绩效作一分析，如果这些政策对企业绩效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则表明目前工业经济部门国有经济绩效的显著提高是由于改革政策所带来的，相反如果这些因素在统计上不显著，则意味着国有企业政策与企业绩效无关。由于战略重组、抓大放小等政策会对企业规模、市场垄断地位以及各个行业所有制结构产生较大影响，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企业垄断程度、企业规模、不同注册类型企业比重等控制变量系数也非常显著。因此在这里再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1999～2006年我国不同注册类型行业企业规模、企业垄断程度以及不同注册类型企业数量比重进行分析，所不同的仅是我们将原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不同注册类型企业的规模指数、垄断程度指数以及企业比重等变量，分析结果在表4给出。
在表4的模型1和模型2我们首先给出了政策对企业规模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2003年开始双重差分交互项估计系数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这一结果说明，通过战略重组，组建大的企业集团，国有经济实力得到加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特别在2003年以来国有经济部门不仅与自身相比规模获得了扩大，同时与外资企业相比企业规模明显提高。注册类型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在不同注册类型行业之间，企业规模无差异。改革的主要措施还包括组建大的产业集团，加强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通过做大做强，达到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的竞争和垄断地位。因此模型3和模型4考察了不同注册类型企业垄断程度的变化情况。计量结果表明，注册类型系数为负且统计显著，这表明在我国工业行业中外资企业的垄断地位强于国有经济工业部门，但是从双重差分交互项来看，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不断加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垄断程度自2003年开始不断加强，而且从系数上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从上述结论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改制推动了国有企业垄断程度的不断上升，真正实现了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意图。最后，为了考察“抓大放小”战略，我们在模型5和模型6考察了十五届四中全会改革措施对各行业不同注册类型企业比重的影响。抓大放小对所有制比重的改变，我们这里用不同注册类型企业占总行业企业数量比重来度量。从模型5和模型6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注册类型系数表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数量上与外商投资及港澳台资企业相比，仍然具有一定优势，但是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减少，而且自2002年开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比重开始逐步下降，而且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相比也呈现下降特征。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兼并重组、抓大放小，原本经营效益差、历史包袱沉重的企业进行股权改革或者民营化，使国有企业在数量上不断缩小，国有企业战线不断紧缩，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地位也在不断上升。因此我们接下来衡量这些措施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变化的影响，估计模型的退化形式为：
模型1、2、3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均主营业务收入，从回归结果看，国有企业的企业规模对绩效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并且看到从2001年开始，国有企业的企业规模逐渐加强，与三资企业的企业规模形成鲜明对比，整体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的提高。类似地我们在模型2给出了不同注册类型企业垄断程度年度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垄断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并且2001年开始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绩效形成较为显著的影响。双重差分统计量表明，国有企业垄断程度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国有企业绩效的增加，但是也要看到，注册类型虚拟变量系数为-0.367且在1%统计水平显著，这表明尽管垄断带来了绩效的提高，但是国有企业仍然与三资企业具有一定的差距。最后在模型3我们给出了企业数量变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检验结果。在控制了一系列因素后，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数量2003年开始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影响。发现从2003年开始，随着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收缩国有部门产业战线，将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实现缩小国有经济负担，增强了国有经济在其行业中的经济绩效，其系数均为正并且统计显著，因此，可以判断其对国有企业绩效提高起到重要影响。最后为了给出稳定的统计检验结果，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换为劳均利润水平，然后分别对企业规模、垄断程度以及不同注册类型企业在同行业中数量的比重进行稳定性检验，从模型4至模型6我们可以看到与模型1至模型3一致的结果。这表明先前分析是具有较强稳定性的，的确在这近八年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企业垄断性的提高、企业战线的收缩、企业规模的扩大促进了我国国有经济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使其绩效得到明显提高，因此可以说是成功的。
五、结论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1999年以来的国有企业改制则又是国有企业改革最为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次改制决定了现有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格局以及产权的分布特征与结构，因此对此次改革成功与否的认识也相当关键。本文采用政策评估分析中的双重差分模型结合1999～2006年我国工业行业财务数据，对始于1999年第三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第三阶段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在抓大放小、组建企业战略集团，以及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退出等措施的影响下，国有经济虽然在行业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地位不断上升，在这些政策效果的推动下我国国有经济特别是工业行业整体绩效有所提高。特别是2003年以后，改革政策效果充分体现，我国国有企业绩效得到明显提高，这表明此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是有明显作用的，是成功的。
但也要注意到，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外资企业在绩效上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资产负债率以及流动资产周转率上仍然没有缩小差距，而这些情况都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并非一日之功，仍需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提高自身竞争力，使其绩效获得全面提高。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深刻体会到国有企业改革并非只有采取国有企业民营化这唯一途径，也并非民营化才能实现我国国有企业的摆脱困境实现其绩效的提高，虽然民营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和行业布局，但是国有企业行业的垄断优势以及规模优势同样也可以带来其绩效的提高。但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仅仅可以看到一些初步的现象，这些问题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则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深入探讨。
注释：
①只有通过企业民营化才能提高企业绩效的观点被称为国有企业改革唯产权论，其中Megginson和Netter(2001)、Djankov和Murrel(2002)、Shirley和Patrick(2000)以及严若森(2007)均有较好综述。
②年收入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
③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检验结果不在文中给出，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④重点考察制造业是因为在中国行业部门体系划分中，采掘业、水电煤气供给业在国有经济份额比重均在40%以上，处于绝对或相对垄断地位，而制造业中大部分部门则属于不同所有制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部门，因此我们在此着重考察制造业部门中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绩效的差异（刘小玄，2000、2008）。
⑤这种利用政策对两个群体影响差异来度量政策实施效果的方法被称为双重差分估计(differences-in-differences)，主要被应用于政策评价、历史事件等对不经济体影响的因果关系动态检验中，关于政策评价研究参见Card，Kruger(1994)、Dufio(2001)、Li，Zhang，Zhu(2005)、周黎安、陈烨(2005)等相关研究，而对于历史问题的应用可以参见Chen和Zhou(2007)，Li(2008)等的研究。
⑥尽管我们获得的数据包括覆盖1999～2006年间共38个行业部门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但是由于我们仅仅停留在行业层面的观察，同时在国有企业改制期间，各个行业内部企业数量以及企业财务绩效指标变异性较大，因此，我们更应该将该数据视为一个跨时横截面数据的一个混合。
⑦如刘小玄(2000)，刘小玄、李利英(2005a，2005b)和郝大明(2006)利用技术效率作为企业效率的代理变量；而胡一凡(2005，2006)则采用工业增加值、利润、劳均利润以及销售收入多个指标作为绩效的度量指标；此外，陆挺、刘小玄(2005)在应用传统效率指标度量企业经济绩效的同时又添加绩效主观评价指标作为绩效的度量指标，为评价改制对企业绩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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