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敏[1]2002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可以概括为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从两者的关系来看，内部平衡是外部平衡的根本保证，而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有利于内部平衡的实现。就我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经济实力的增长直接反映在国际收支状况的扭转上。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国民经济的下稳运行和顺利发展所面临的外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际收支对国内经济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开放经济下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研究只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探索和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经济因素对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以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际收支中出现的新课题。本文共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收支发展的理论分析；第二部分从实证的角度，主要对我国1985——2000年的国际收支状况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的有关结论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由国内和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国际收支状况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果和反映，又对经济发展形成一定的制约。第叁部分对加入WTO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进行了展望。
陈全功[2]2005年在《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开放条件下,国际收支活动对国内的货币供给产生巨大影响,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增强。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特别是2002年以来,持续盈余的国际收支状况,一方面促使外汇储备量迅速积累,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另一方面导致国内货币供给量增长迅速,经济过热迹象显现。人们相信,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国际收支活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货币供给上,过快上升的物价水平和高涨的投资比例就是直接的结果和突出的表现。为了详细了解我国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状况,以及探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真正来源,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认为,国际收支活动一般会通过“货币需求机制”和“汇率体制供给机制”影响国内的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因此而“内生性”特征增强。通常,国际收支活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是通过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波动、货币危机的形态,以及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和冲销操作直接或间接表现出来。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本文运用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1994-2003年国际收支状况和货币供给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 同时比较了因为国际收支问题爆发危机的墨西哥、东南亚案例,发现我国国际收支活动对国内货币供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货币供给渠道中对外汇占款的依赖(也就是对国际收支状况的依赖)在不断增强。在分析国际收支对国内货币供给的影响问题,不能将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简单相加。在贸易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国际收支状况是以国家储备资产变化表现出来,它影响到中央银行的资产结构,进而影响到基础货币的供给总量和结构。因此,选择外汇储备作为衡量对货币供给影响的指标,能够比较准确反映出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程度。1994-2003年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量M2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729,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回归模型测算结果也表明,外汇储备每变动1亿美元,广义货币供给量M2就会发生同方向17.58亿元的变动。这10年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所引致的每一年货币供给量M2增加额,平均占实际货币供给量M2增加额的36.04%。最近两年来,国际收支对国内货币供给的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中央银行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牺牲国内货币独立稳定供给中进行艰难的权衡取舍。
史建楠[3]2012年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叁十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保持增长,2011年高达36421亿美元,同比增长22.5%,贸易顺差增至1551.4亿美元。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总额最多的国家之一,2011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160.11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9.72%,巨额的对外贸易顺差和资本净流入使得我国国际收支呈现出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双顺差的态势。而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对于人民币汇率波动能否有效调节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各位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无统一的定论,因此有必要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进一步深入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本文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的弹性分析法、货币分析法等传统的国际收支理论,而是综合考虑了贸易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在传统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选取1982-2010年间的统计数据,建立了在利率管制条件下修正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一步采用Johansen协整分析法,实证检验了模型所推导的结论。结果表明通过人民币汇率波动可以调节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但是调节的效果不显着,政府支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呈正相关关系,且政府支出对国际收支的调节效果优于外商直接投资。另外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伙伴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差额的重要解释变量,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会增强我国的进口需求,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的衰退会降低我国的出口需求,从而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差额。本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了文章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介绍了汇率波动对国际收支影响的理论分析,其中包括乘数分析法、吸收分析法、货币分析法、弹性分析法、传统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利率管制条件下修正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并对上述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分析,这些国际收支理论为各国分析国际收支失衡原因,调节失衡的国际收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第叁部分对我国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等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主要项目的差额和结构进行分析,了解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进一步定性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第四部分根据前文推导的利率管制条件下修正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选取1982-201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政府支出、外商直接投资等相关解释变量的统计数据,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利率管制条件下修正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所推导的结论,并且比较了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对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效果。第五部分为政策建议,根据实证的研究结果,针对我国目前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为了缓解和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应实施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此外应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第六部分是结论,对全文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
刘晓喆[4]2008年在《米德冲突：国际经验与中国面临的难题》文中认为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运行必需兼顾内外均衡,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适度经济增长和外部均衡四大目标的同时实现。由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经济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的运行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出现各自向不同方向变化并产生矛盾的情况,导致宏观调控目标面临冲突。最早提出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矛盾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士·米德。在其着作《国际收支》中,米德指出,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即米德冲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开放度不断提高,以对外贸易总值占GDP比重衡量的我国实物经济部门的对外开放度2005年达到64%,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也日益扩大。伴随经济对外开放的扩大,宏观调控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内外均衡矛盾日益成为对外开放新阶段困扰中国的难题。在1994-2006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内外部均衡呈现出诸多矛盾,宏观调控面临两难或多难困境。根据西方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政策搭配是解决内外均衡矛盾的基本方法。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经济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关联程度的加深会带来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要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就必须针对本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搭配运用各项政策,使每种政策工具都应用于它能产生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标。从1994-2006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实践来看,政府采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来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的内部经济目标,同时,通过买卖外汇储备来稳定因国际收支失衡而引发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当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动影响到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时,再通过冲销操作来缓解这一矛盾。从冲销干预的效果来看,冲销干预并没能协调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国面临明显的内外均衡矛盾。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实施的以“出口创汇”、“奖入限出”为主要特征的外贸、外资政策和以汇率稳定为政策目标的汇率政策密不可分。在这种汇率政策、外贸政策、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组合下,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必然通过外汇储备的变动,对基础货币投放产生影响,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影响到国内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因此,对外开放新阶段,中国解决内外均衡矛盾的根本出路,就是在搭配运用各项政策,使每种政策工具都应用于它能产生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标的同时,根据现实经济条件的转变,适时对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外贸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进行调整。具体而言,改变激励型出口创汇政策,实施开放型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对外贸易战略;提高吸引外资的技术含量和研发含量,积极稳妥地发展对外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与灵活性;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保持内部经济平稳运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逐步实现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加大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支持力度,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等等。考虑到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内外均衡的实现,还需要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论文在对西方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并借鉴其他国家管理米德冲突的经验教训,探讨了开放经济下中国为实现经济内外均衡搭配运用的各项经济政策。论文除前言外,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矛盾的理论分析。本章界定了开放经济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含义,分析了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矛盾的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并在对西方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搭配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利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讨论了开放经济下实现内外均衡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第二章:米德冲突的国际案例分析。本章从开放经济条件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所导致的米德难题出发,分析了阿根廷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并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与中国目前类似难题的日本、韩国成功管理米德冲突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最后,陈述了欧盟各国之间展开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通过对国际案例的分析,本章希望能为中国内外均衡矛盾的解决,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第叁章:开放经济下中国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首先,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状况;其次,分叁个阶段,考察了1994-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最后,提出了开放经济下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思路。第四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货币政策。在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中,货币政策主要用来实现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本章从实现经济内外均衡的角度,分析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央行的外汇冲销操作。在当前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中,政策目标上的冲突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随着基础货币投放内生性的增强而减弱。央行的冲销操作并没能协调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内部经济运行出现通货膨胀或紧缩。第五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汇率政策。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汇率政策已成为开放经济下中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必不可少的政策工具。本章首先分析了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然后从人民币汇率调整对贸易收支、短期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叁个方面的影响,分析了汇率调整对平衡我国国际收支的作用。本章还回顾了1994年和2005年我国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汇率政策在实现经济内外均衡中的作用的建议。第六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中国长期实施的“宽进严出”的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同时,也深化了内外均衡矛盾,使宏观调控面临诸多政策目标上的冲突。本章着重从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与国际收支顺差、外商直接投资与经常项目顺差、短期资本流动和净误差与遗漏、外资膨胀导致国内外资金运用上的不协调以及内外失衡、国际资本流动对货币供应的影响五个方面,分析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对实现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此外,还对开放经济下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状况以及我国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的新发展进行了讨论。第七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对外贸易政策。在外贸体制改革的推动下,1994年至今我国货物贸易持续顺差且差额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对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汇短缺、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增加就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扩大了国际收支失衡、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还影响到国内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本章分析了中国长期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并通过对外贸依存度的讨论,说明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对减少贸易收支顺差、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当然,这需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转变开放战略,实施开放型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对外贸易政策,并通过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来积极扩大内需。论文希望在以下几点有所突破:第一,论文指出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应该是一种优化的均衡。内部均衡意味着一国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充分就业和适度经济增长,保持国内价格稳定等;外部均衡则指一国既没有因国际收支赤字危机而使得将来无力偿还外债,也没有由于过度盈余而使他国陷入这种境地,同时保持汇率稳定。除此之外,一国在考虑外部均衡时,往往还要关注其他一些经济目标,如贸易收支平衡、国内外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和对外经济部门的结构平衡等。因此,优化的外部均衡并不等同于国际收支平衡,而是与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经常账户差额、贸易账户差额、外汇储备账户差额以及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等,都属于外部均衡目标的范畴。第二,论文结合典型案例,系统地归纳了经济内外均衡矛盾的产生机制:(1)来自经济体外部的冲击,包括实际经济因素的外部冲击和金融性外部冲击;(2)经济体内部的自发扰动,如国内支出的自发性增长或衰退、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供给增加、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效应等;(3)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包括本国经济政策不协调和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第叁,论文进一步指出,中国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其产生机制主要来自叁个方面:一是来自经济体外部的冲击,主要是全球化加速下的国际要素流动以及生产要素在中国的集聚;二是经济体内部的自发扰动,即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叁是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如中国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中美两国利率调整上的不同步等。第四,论文强调了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对解决中国内外均衡矛盾的重要性。鉴于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重大影响,中国内外均衡的实现离不开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从解决经济内外均衡矛盾的角度来讨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为我国内外均衡的实现,提供了一种较新的思维模式。当然,目前“中国威胁论”仍在国际上流行,这对我国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展开产生不利影响。如何更好地通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来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值得学术界就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邓娟[5]2007年在《汇率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我国国际收支政策分析》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持续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这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备受瞩目的典型现象——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长期“双顺差”现象。从1990年开始,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国际收支账户一直保持着双顺差格局。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高额外汇储备不断对我国汇率制度提出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然而伴随着汇率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我国失衡的国际收支状况并未得以扭转,并呈现继续放大的态势,这无疑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对当前我国国际收支调节政策有效性的思考而展开论述的,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了调节我国国际收支的最佳政策搭配主张。本文第1章导论部分概括性地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第2章从国际收支的基本概念与原理出发,简要梳理了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发展与演变。第3章按照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思路,实证分析了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特点及成因。第4章开始针对国际收支政策进行研究。本章首先构建起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此框架下对当前我国国际收支调节政策的有效性进行理论分析,接下来联系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的宏观经济背景,着重分析了汇率政策对于调节我国国际收支的有效性及局限性,进而针对我国现状提出了调节我国国际收支的“最佳”政策搭配主张。
黄盛华[6]2002年在《宏观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统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经济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联系更加密切，两个部门的运行既密切联系又有相对独立，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出现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变化，产生相互矛盾的情况，相应地宏观调控目标就面临着冲突。此时，宏观经济运行经济调节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内部均衡，而是必须达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统一。开放经济下需要考虑的宏观经济目标增多了，宏观调控面临的是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多种目标间的矛盾冲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扩大。随着我国加入WTO，宏观调控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对外开放新阶段，宏观经济的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的矛盾日益显现，使宏观经济调控复杂化，传统的政策调控方法已变得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与此同时，供求关系转变时期矛盾的发展，也要求对传统的调控政策加以调整。 论文系统地研究了西方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理论，并结合中国国情，将西方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模型作适当修正，运用于我国宏观经济分析，就对外开放新阶段宏观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统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王益明[7]2005年在《人民币国际化下内外经济均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面临内部经济均衡和外部经济均衡双重目标协调发展的挑战。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反映内部经济运行状况的政策目标通常归入内部均衡目标,而国际收支均衡、汇率稳定等反映外部经济运行状况的政策目标被归结为外部均衡目标。作为开放经济的主要政策目标,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是相互影响的。当一国采取某种措施实现某一目标时,有可能会对另一均衡目标造成干扰或破坏,从而造成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扩大而增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人民币信誉的上升,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人民币将成为继美元、日元、欧元之后新的世界货币。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度进一步增大,人民币国际化下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从浮动汇率制、资本项目开放、利率市场化这叁个前提出发,首先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下的经济特征,并对人民币国际化下的经济开放度作了测量。第二部分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下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目标。第叁部分从发展阶段的差异上分析了我国可能会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第四部分结合政策工具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人民币国际化下,为了达到内外均衡的目标,财政政策应该主要运用于经济增长目标;货币政策主要运用于物价稳定目标;国内支出政策、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主要运用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通过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来达到汇率稳定的目标,在所有政策目标中,要将汇率稳定目标放在首位。
徐雪萌[8]2008年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冲击》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也加快了由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的步伐,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了显着的进展。与此同时,开放经济也使我国面临着宏观经济内外不均衡的难题。长期以来,我国选择了稳定的汇率制度、有管制的资本账户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组合。但随着资本账户管制的放松,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也将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另一方面,我国又面临着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国内信贷增加过快、通货膨胀日益严峻、经济增长有过热迹象的问题,使得货币政策在调节内外均衡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在宏观调控中考虑资本项目可兑换对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影响,以及对这些影响进行量化评估和分析,从而能够准确地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解决国民经济问题,是研究开放经济的热点和难点。本文主要研究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我国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冲击。全文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的创新之处、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以及框架。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针对中外学者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其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分别进行回顾和综述。第叁章论述了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目前资本项目管制状况、资本流动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困境,是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对货币政策冲击的现实分析。第四章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对货币政策冲击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首先论述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含义,得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本文实证研究的启示意义;接着运用现代经济计量的建模理论和实证检验的方法检验了我国资本流动性的大小以及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从而检验我国长期对资本流动的控制程度。第五章在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分别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介目标、最终目标和政策操作手段等四个角度分析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冲击渠道。第六章提出了在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日益放松、汇率制度日益灵活的条件下保持货币政策灵活性和独立性,提高货币政策效力的政策建议,包括有序渐进的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建立和完善灵活的汇率机制、加强货币政策内部各政策工具的协调和效力、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和配合以及进行金融创新、完善金融市场等。
付琼[9]2011年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文中认为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GDP在过去的30多年中保持了年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被誉为“中国奇迹”。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和人民币升值开始成为世界性关注的话题。经济崛起体现在对外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化是我国进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在全球经济失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焦点从增长速度转移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尽管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累计升值23%,弹性明显增加,但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指责汇率操纵的声音不绝于耳。可见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成为关系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回顾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我国走过了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迥然不同的道路,与新兴经济体汇率制度被迫退出和频繁调整形成鲜明对照。从演进趋势看,虽然呈现向更为灵活汇率制度转变的趋势,但具体演变路径具有明显特异性。本文站在全球化开放经济视角,在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从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这一角度对经济崛起过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全景式研究,探寻有中国特色的汇率制度模式,以明晰未来改革方向。论文首先从理论上研究美元霸权的形成及影响,人民币主权与美元霸权之间的关系,提出人民币汇率制度研究的关键问题。然后通过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及其与我国经济崛起的良性互动,说明坚持人民币主权是我国汇率制度的根本特色。接下来通过对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汇率制度困境的深入分析,指出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的冲突是造成现实困境的根源。最后得出结论,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货币主权理论,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坚持国家干预和政府管理原则,谨慎开放资本账户,并创造条件推动人民币最终成为比肩美元的国际本位。基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现实,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关系。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与长期美元霸权密切相关。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巧妙地借助黄金的威严确立了美元的地位,使美元成为商品世界中的上帝,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上帝。美国牢牢把握住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也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去除了美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美元由本位货币发展为霸权货币。通过美元霸权,美国放任贸易收支逆差,攫取他国资源;大量举借外债,控制债权国;主导汇率制度窃取别国货币主权,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元霸权与本国货币主权的冲突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经济崛起使我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不是金融大国。维护本国的货币主权和经济利益,势必与美元霸权形成冲突。我们需要承认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是弱势货币。面对冲突,既要认同和接受美元霸权,同时要利用美元霸权来制定人民币货币战略。那就需要建立一种既要以美元为本位,又能保证我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汇率制度。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汇率制度可以概括为:1.汇率变动以我国利益为基础;2.从我国的利益和相关国家利益出发管理本国货币供给;3.对资本流动加以管理和限制。坚持这一制度才能够保持货币主权,抗拒美元霸权。在我国经济发展各个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相应阶段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状况、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目标等相适应,因此既实现了平稳转型,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对外经济交往几乎停顿,贸易盈亏由国家统一承担,汇率实际退化为计价核算工具而失去本来的经济意义,1955-1971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保持不变。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高估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实施重工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人为高估本国币值,实行低汇率政策,保证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优先发展。这也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变内在地要求汇率制度做出调整。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同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相适应,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模式,而是通过双重汇率制度并行,逐步消除原有制度带来的汇率高估扭曲,渐进式改革特征十分突出。人民币不是通过扩大波动幅度,而是由央行直接调整中心汇率,逐渐退出固定汇率制而转向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这一模式是在汇率形成机制中逐渐增加市场决定的比重,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保持汇率稳定可控。在体制转型的客观要求下,汇率制度对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可以概括为:改革开放→外贸、物价、税收、金融等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进出口、外商投资→对外经济交往扩大→进一步推动开放。转轨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通过对名义汇率缓慢、不规则的调整,逐步向市场均衡汇率靠拢,比较平稳地解决了旧体制下汇率高估问题。我国没有出现很多转轨经济或发展中国家曾经历的汇率大幅贬值伴随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通过制度创新和相关政策调整,人民币汇率回归到与经济基本面相适应水平,为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和推动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奠定基础。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基本形成,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外部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经济迎来高速增长时期。理论上短期一般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清晰地解释了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为研究汇率制度与我国经济成长的互动以及汇率制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全面视角。对于汇率制度和宏观经济绩效(performance)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没有形成所谓最优汇率制度的一致结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资源禀赋、发展模式、金融市场完善程度等不同,只有符合本国国情和维护本国利益的汇率制度才是合适的。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经过两次重大变革:1994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实际转变为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汇率制度演进是在政府主导下主动展开的,体现了政府政策目标的权衡,演进过程平稳、有序、可控。从理论上讲,汇率制度目标既可以是维持经济增长,也可以是充分就业、维持币值稳定(控制通货膨胀),或者是以上几种目标的组合。我国政府通过汇率制度调整和资本项目管理,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独立有效、金融安全、币值稳定等目标的协调。从实际表现来看,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人民币汇率制度在促进出口增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崛起和进出口的高速发展引起世界关注,人民币升值压力从2002年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这一压力是多种因素复合的结果: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是升值的内在趋动力;长期国际收支顺差、巨额外汇储备、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等因素使升值具备了内在基础;全球经济失衡则造成升值的外部压力增大。但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和以上各种经济因素都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上升到国家利益之争。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是维护美元霸权和遏制中国经济崛起。客观来看,升值压力下内外经济失衡使得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成本逐渐增大,要求相应做出调整,2005年汇改即体现了这一思路。人民币升值压力集中体现了美元霸权与人民币主权的冲突,使得我国维护货币主权的难度增加。随着我国经济地位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提高,资本流动日益频繁,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现行汇率制度下出现了宏观经济内外失衡加剧,通货膨胀形式严峻,货币政策空间受到挤压等诸多问题,人民币升值压力有增无减。深入分析当前汇率制度面临的困境,我们发现,无论是发展中债权国的“高储蓄两难”困境,货币错配所导致“浮动恐惧”,还是人民币出现的内外价值背离、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的冲突困境等等,深层原因是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美元霸权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动荡,强化了发展中国家货币与美元之间的联系,弱化了本国货币主权和利用宏观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中美之间的经济失衡实质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债权国,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的冲突必然最为突出,因此汇率制度面临巨大困境。国内外众多研究建议通过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加速扩大汇率弹性、实行更为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汇率制度来解决宏观经济困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严重谬误。走出当前宏观经济和汇率制度的政策困境关键在于我国如何能够更好地坚持货币主权原则。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促使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行反思,呼唤凯恩斯主义的回归。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货币主权、人为调节取代自然规律、政府干预和管理的经济思想对于中国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凯恩斯提出的以国家本位为标准的汇率制度理论应该成为未来改革的理论依据。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灵活协调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之间的关系,谨慎开放资本账户、长期内创造条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成为国际本位。这是在未来经济崛起过程中,我们始终应坚持的“中国模式”汇率制度。
田延宾[10]2008年在《中国国际收支指标的结构变化研究》文中提出正确理解我国国际收支主要指标的数据生成过程(DGP)的特点和机制,在经济政策效用分析、国际重大事件影响分析及计量建模预测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重大事件和冲击如1994年汇率体制并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等,对我国的国际收支主要指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往往会造成其DGP的结构变化。本文针对我国国际收支指标的结构变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在对我国国际收支各个账户的实际数据的仔细分析基础上,发现中国国际收支主要体现了以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项目变动为代表的对外经济状况,故后面的结构变化研究着重于以上叁个方面。其次,详细介绍了内生和外生结构变化模型,并通过蒙特卡罗模拟法获得了有限样本的精确临界值,为以后的实证检验做准备。最后,本文对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指标进口、出口、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FDI)、外汇储备增量、名义汇率六个序列进行了结构变化检验,并讨论国际环境和贸易政策变化对这些指标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是平稳的;进口序列是一个没有发生结构变化的单位根过程;出口、进出口总额、汇储备增量、名义汇率四个指标发生了结构变化,它们是围绕着一个或两个结构断点的分段趋势平稳过程,汇率体制并轨、亚洲金融危机、加入世贸组织是这些指标发生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分析[D]. 苏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2
[2]. 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研究[D]. 陈全功.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3].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研究[D]. 史建楠. 江西财经大学. 2012
[4]. 米德冲突：国际经验与中国面临的难题[D]. 刘晓喆.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
[5]. 汇率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我国国际收支政策分析[D]. 邓娟. 天津财经大学. 2007
[6]. 宏观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统一[D]. 黄盛华. 四川大学. 2002
[7]. 人民币国际化下内外经济均衡问题研究[D]. 王益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05
[8].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冲击[D]. 徐雪萌.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9]. 中国经济崛起中的人民币汇率制度[D]. 付琼. 吉林大学. 2011
[10]. 中国国际收支指标的结构变化研究[D]. 田延宾. 北京化工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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