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威胁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树欲静而风不止论文,中国论文,威胁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始于1992年底出现的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讨论在各种传媒引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和兴趣，基于经济上和军事安全的考虑，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感到“担忧”；基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某些“理由”，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崛起评头品足鼓吹“中国威胁论”。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并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怎样的对外政策。本文拟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角度分析“中国威胁论”的起源并对其给予评价，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过去、现在不是对世界的威胁，将来强大之后也不是威胁，中国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捍卫者和推动者。
改革开放17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蒸蒸日上，尤其是近几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架的初建和完善，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这些，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赞叹，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占世界人口1/5以上的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发展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和国际和平的稳定因素。然而，谤随誉增，一些耸人听闻的论调也招摇过市，“中国威胁论”便是其中之一。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史、一百多年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是否会成为所谓“威胁”呢？让我们从当今国内和国际局势出发探讨这一问题。
一、“中国威胁论”的渊源分析
强风始于浮萍之末。世上任何事物的出现和存在都不是偶然的，其背后必然有具体的、深刻的原因。“中国威胁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起因大体如下：
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初始于1992年底，当时，有些国家的经济学家竭力夸大其词，说中国劳动力成本低，中国制成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会打击西方的制造业，甚至会导致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最有代表性的是1993年5月31 日美国《时代》（Time）周刊的一篇文章，该文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估算出1991年中国的GNP总额为16000亿美元（中国的统计值为4300亿美元）。按中国的速度和潜力，到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中国GNP 值将分别为36000亿美元、74000亿美元和139400亿美元。而2010年日、美的GNP值分别为：日本43000亿美元，美国96000亿美元；2020年日、 美GNP值分别为：日本65600亿美元，美国118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将于2010年超过日本，于2020年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额最大的国家。此计算结果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依据，某些人借机宣扬中国成了第三甚至第二大经济强国，并极力鼓吹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威胁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影响原有贸易格局和利益划分。因此，各国应在国际贸易中视中国为发达国家，规定承担更多的义务，实际上意在制约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快速、顺利发展。
无独有偶，美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约翰·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再次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所谓“依据”。该文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过低估计了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而得出中国未来的粮食不能自给，中国会“饿死世界”的结论。这一篇文章的发表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巨大反响，并为某些人借用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论据。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担心。它们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日益增加的原料、燃料、生产设备等生产要素，而高达1000多亿的外汇储备又为从国际上采购提供了支付保证，如果中国国内的供给满足不了国内需求，则中国的大量国际采购会引致国际市场价格升高，进而提高了各国的进口成本，迟滞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样，发展中国家也担心粮食问题。它们认为，中国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和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善会大大增加粮食需求，从而导致国际粮价上涨，迫使一些对进口粮食有很大依赖性的国家高价进口粮食，危及各国基本生活水平的维持或提高。
“中国威胁论”的第二个起因是所谓中国存在军事威胁。有些国家担心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会使军备扩张，称霸一方。有人认为中国的军费和军备增加过快，中国的核试验次数太多，中国的武器销售过滥，甚至把台湾问题、南沙问题、香港问题也抬了出来，以证明中国存在军事“威胁”。1996年某期英国《经济学家》（《Economist 》）发表了一篇题为“香港的午夜”的文章。该文作者把中国军队1997年7月1日进驻香港，比作纳粹军队1940年侵占巴黎，同时还配发了一幅德国军队走过巴黎凯旋门的照片，下面注写1940年。类似的文章经常见诸于《经济学家》、《时代》等报端。有关中国内政的问题如南沙问题、台湾问题经一些人描述和渲染后便变成了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威胁。由此，一些国家提出遏制战略，从各方面限制中国的正常国防能力。
“中国威胁论”的第三个因素是政治原因。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历史，中国面临过的武装挑衅、和平演变、遏制战略的挑战和威胁不胜枚举。一些国家基于大国战略，为了巩固或勉强保住其优势和地位，积极开展遏制其他国家的战略。一些国家为压制和控制其潜在竞争对手，尤其是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如一轮红日喷薄欲出之时，它们便会以“民主论”、“人权论”、“独立论”为招牌，阻碍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上升，防止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政治是经济的延续，当一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受到潜在挑战时，国际政治纵横术便会粉墨登场。有鉴于此，“中国威胁论”在某些外国政客中颇被认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威胁论”的第四个因素是文化原因。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过程和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中出现的新现象不难看出，文明和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政治构架、军事防御（进攻）体系都有密切关系。一些国家以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为重心，积极地维护其文化主权。随着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一些新的理论形态不断涌现，尤其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纳伊的“软权力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突出代表。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文明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儒教文明一起将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发生激烈冲突。亨氏从“文明冲突”的前提出发，预测中国可能同西方对抗，提醒西方警惕中国。他担心以东方价值为基础的文明圈将在经济、文化、文明各方面给予西方文明巨大冲击。因此，西方应防范在先，加强合作，拉东欧各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亲善西方，限制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发展。总之，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在制订一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文化问题的敏感性大大加强，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动向：一个动向是文化扩张主义，表现为文化霸权和横向文化扩张两个方面。许多国家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制订了文化战略，用以确定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关系结构。另一个动向是一些国家在文化霸权的冲击下，积极地维护文化主权。所谓“中国威胁论”正是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出现的，体现着文化的扩张性和渗透性。
二、中国的强大对世界不是威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威胁论”者所提出的所谓论据，是与事实不符，值得商榷的。
首先看经济因素，用购买力平价法判断一国的经济实力有其科学之处，可以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加以比较；然而，此法的物价统计成本高，且不准确，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国家之间收入水平无法相比，商品质量和价格难以直接比较。因此，中国的GNP 总额是否有《时代》周刊估计的那样大就值得怀疑了。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国内外经济学家对GNP值给出了不同的数据， 一些数据要比《时代》所给出的数据低得多。更何况，即使中国GNP总值诚如《时代》所估计的那样高，但中国人均GNP值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这样一个经济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程度的发展中大国，动辄指之以“威胁”，恐怕于情于理难以解释得通吧。
诚然，布朗的“粮食短缺”分析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无可资借鉴之处。然而，布朗文中提出的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和其他资源将对别国造成危害的观点，是不符合经济学逻辑的。根据经济学的供求规律，一国要买，一国能卖，价格上浮或下调，都是市场规律之必然，它会引导各国经济结构的相应变化，以适应人口、技术、资源以及人们消费偏好的改变。倘若一国有能力、有必要且有可能从市场上购得所需商品，这种交易的发生则名正言顺。更何况，从本世纪70年代初开始，像罗马俱乐部所持的悲观论调经过人类的科技创新、开拓进步的努力早已缺乏说服力。即便是中国的购买和需求引致国际市场价格上升，新科技革命、能源或粮食革命却可能使此问题迎刃而解。况且一国如果进口更多粮食，能否引起粮价上升，是一个并无定论的问题。从历史统计看，近半个世纪以来地球上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费也在缓慢上升，然而粮食的相对价格并未上升。历史是统一和公平的，各国提高耕作技术水平，扩大种植面积，开发替代品等都会为扩大粮食供给、避免粮价过大波动作出贡献。
说中国的出口会触发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过是危言耸听，1994年中国出口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只占2.9%。的确， 制成品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近年来逐渐增大，但它们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较低，如要购置一架欧洲空中客车飞机，须要卖掉2500万双鞋子。中国制成品的贸易地位同发达国家产品的地位显然不能相提并论。事实上，中国同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良性互补。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最终可引导资本和技术投向各自比较优势部门或产业，优化产业结构，这种商业竞争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是有利的。而且，我们还应看到，中国对外贸易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会大大增强中国这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吸收能力，西方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这个市场上找到了摆脱其经济困难的巨大机会，对于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而言，中国的发展非但不是什么“威胁”，而恰恰是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还很低，迄今还有7000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巨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吃饭问题、就业困难、教育负担、资源消耗及生态后果，对我们有着很大的压力。中国需要发展，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倘若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发生内乱、生活在贫困之中，那才真的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种情况才是我们人类要共同努力避免的。
其次看军事因素。中国一贯注重合理的国防费用规模，依据国家财力可能，在综合平衡的前提下适当安排国防费用，用有限的经费维持国防建设的最低需要。中国的军费占GNP的比例20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不论从相对指标还是从绝对数值看，中国军费在世界上均属低水平之列。按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计算，1994年中国的国防费用是63.9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2.3%、日本的13.9%。 若按人均国防费用计算，中国为5.36美元，日本为336美元，美国则为1412美元。 在军事装备方面，中国属于数十年来引进作战飞机最少的国家之一，至今尚无一艘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水面战斗舰艇。在军备控制与裁军方面，中国亦有巨大贡献：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维持低水平国防支出，和平利用军工技术，严格管制敏感材料与军事装备的转让，积极推动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不抱偏见的军事分析家也承认，中国的军事战略是国土和近海防御型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国不谋求世界或地区的霸权，中国不在外国派驻军队，中国的国防建设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同样，中国在核试验问题上一直是十分克制的。中国核试验的次数不及美国的1/25和前苏联的1/17，远少于法国，也低于英国。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建议就此早开谈判，缔结有关国际法律文书，中国进行核试验完全是出于自卫和反对核讹诈。中国的军火销售在世界军火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很小，同头号军售大国相比，乃寸木岑楼。因此，把军售当作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根据，是讲不通的。近年来，有些国家拿台湾问题和南沙问题作幌子以资“中国威胁论”的论据，也令人难以接受。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一国两制”模式也完全适用于台湾，平心而论，反对外国势力插手台湾问题，才是避免该地区出现紧张局势的正确途径。在南沙群岛问题中，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是完全有利于该地区和平稳定、共同繁荣的。我们相信，在各方的努力下，南沙问题是可以正确、友好地解决的。
第三看政治因素，古今中外，合纵连横之策在政治角逐中屡见不鲜，在竞争日益激烈、资源日益相对稀缺的今天更是如此。一些国家为保证自身利益和使自身目标最大化，不择手段造声势，打击排挤（潜在的）竞争对手，即使在西方盟国间，此策也不鲜见。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国际政治策略。它的基本思路是，当有一个国家正在崛起、并有可能成为其强劲竞争对手时，无论该国是否与此强国有相近的宗教传统或相似的“民主政体”，强国都要煽动别国与正在崛起的国家进行冲突和对抗，结成遏制该国的同盟。此种战略的核心是，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按照上述分析，所有与“中国威胁论”相关的言论，其目的是削弱中国、限制中国、瓦解中国，使中国不会、至少不能迅速强大起来。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在于“合作比不合作好”，国际政治上的真正智慧，是促进沟通、消除仇恨、和平共处。明辩此论的战术性、策略性是所有想繁荣昌盛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从本质上说，合作互利、相互协作才是现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真正政策，任何力图打击别人、压制别人的策略都是不合时宜的。
第四看文化因素，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纳伊的“软权力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从各自的角度反映了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倾向。亨氏的八种文明之分类是否准确科学，我们姑且不论，但我们必须承认文明和文化对当今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的确，西方的商业和法律文化的确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西方的创业精神和制度规范曾一度开辟了人类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新纪元。因而，中国要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然而，西方文化也有其缺欠和不足的方面，西方社会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不能说与此无关；同时，国际上的许多麻烦和争端，不能说与此无关；“中国威胁论”的无端源起，不能说与此无关。中国文化虽然有其不足的方面，但是，其精华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现代文明和现代精神的，是有利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的。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孕育着“以和为贵”的基因，中国历史上的英雄绝大多数都是以抵御外侮而闻名的，如卫青、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关天培、张自忠等。中国文化信奉和平相处、合作共事、互利前进。中华文明渊远流长的历史留给人们这样一个信条，以德报怨、徐图自强。中国的强大是为了免受外来侵略和欺侮，而不是自强之后去侵略和掠夺别国。更不能将苦难和不幸施加于人。愿世界多一点理解和信任。
三、中国的强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当然，我们反对“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前进中面临的困难，诸如环境污染问题、人口压力问题、能源粗放消耗问题等都亟需我们早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居安思危，戒奢戒躁，广泛与各国交流、合作，是我们应从“中国威胁论”中汲取的营养。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并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怎样的对外政策。在历史和现实的国际事务中，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者有之；不自量力、铤而走险者亦有之。如果说国力强了就必然对世界构成威胁，那么，在今日之世界，“威胁”这个称呼是远远加不到中国头上的。新中国诞生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并受到举世称赞，中国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或寿终正寝，或四处碰壁。在此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大国都要受到客观形势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所以，不称霸不单是中国真诚的主观愿望，也是客观环境使然，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威胁”是不存在的。
我们不能不指出，“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们怀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制造舆论，以便向中国施加压力和干涉中国内政；二是歪曲中国形象，挑拨中国同邻国的关系，以便限制中国的发展；三是贼喊捉贼，转移视线，把矛头引向中国，以便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
回顾人类战争与和平的漫长历史，人们深感和平来之不易，应加倍珍惜。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国将以和平使者的身份一如既往地与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抵制真正的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美好的中国带进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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