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中国经济研究回眸——（注： 本文是应北京《中国经济年鉴》之邀而完成的。在准备资料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我的研究生罗鼐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表示感谢。文中的错误由本文作者负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文论文,在此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经济研究论文,年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理论研究存在着可辨明的重点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研究的主旋律这些年来则始终是由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所主导的，这意味着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仍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连续性。事实上，1997年与1996年相比，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重点转移；另一方面，在1997年发表的主要经济学论文中，引用和（或）基于1996年论文的比重却是相当之高。为了回顾并综述1997年中国经济研究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在翻阅了10几种经济学研究杂志和一些经济学专业杂志《经济研究》和近年来颇受学术界关注的6卷本的《改革》为视角， 并结合部分研究著作，试图透过它们来把握中国的经济学家在1996—1997年度关注什么，思考什么和研究什么。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国有企业的改革理论仍是最被经济学家关注的研究领域，其次可能是金融部门和宏观政策。但是我也注意到，制度经济学与转轨经济学，工业组织和贸易战略以及收入分配依然也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颇为关注的三大问题，许多其他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沿着这几个方向向外拓展的。
企业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
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因为继续了1996年以来在理论研究中争论再度成为1997年中国经济研究的重头戏。两年前在中国经济学界曾经引发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思路的学术争论在1997仍吸引着许多学者的注意力。那个所争论的问题可以作如下表述：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究竟是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企业的治理结构）的问题造成的，还是由于缺少一个建立在充分信息基础上的外部竞争市场（市场的治理结构）造成的，或者说，二者孰更重要。当然，从1997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支持前者的似乎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充分竞争市场”论点的提出为企业理论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鲶鱼效应”。
“市场充分竞争论”认为，在现代企业模式中，财产权与管理的分离和委托－代理链的拉长是普遍的现象，因此要令人信服地解释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就必须看到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的重大缺陷。而如果只“进行所有制的改革，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的问题仍然得不到克服，企业效率依旧得不到保障”（林毅夫、蔡仿、李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这意味着对于信息不充分条件下机会主义行为发生机制的分析也要与企业外部要素市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张亦容等人的论文从信息不对称出发，强调完善证券市场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说：“就监控机制而言，关键在于信息交流机制”，“而其核心问题在于保证信息充分，信息从而趋于完全对称”，“股票市场比承包制多了一个用脚投票的机制从而保证用手投票的有效性”，所以“必须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张亦容、周颍刚：《信息不对称、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因为现代企业理论似乎仍是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基础，同时也可能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了所谓“企业家控制的企业”模式的缘故。所以，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依然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主要概念，但是关于所有权的理论在最近两年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在企业治理结构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剩余权分割中所处的地位被作为一个在中国当前很有意义的问题提出来了。作为对1996年有关企业产权结构问题的理论争论之反应，杨瑞龙和周业安的文章针对张维迎、周其仁和崔之元的一些理论争论再次延续了自从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6）出版以来的有关企业治理结构的争论，提出“产权和物权是有差异的”，“片面强调其中一方的产权权益并不符合内生于市场机制的公平原则”，“仅仅具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也应是产权主体”，“产权已从单纯的物权转化为一束关于人的行为和利益的经济权利”，“周其仁把企业看作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合约是有道理的”，“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并非完全不可分”。不但是剩余索取权，而且“剩余索取权的实现还依赖于相应的控制权”。而根据企业发展的周期阶段而言，“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集中地对称分布”只是一种特例，而“分散地对称分布”却会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从而对“资本雇佣劳动”的一般性提出了疑问（杨瑞龙，周业安：《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意义》，《经济研究》，1997 年第1期）。刘小玄的文章对以上观点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她提出“两种产权要素的相对稀缺关系成为决定企业剩余权分配的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在竞争性市场总是稀缺的，由此应有较大的剩余权”。她使用“企业主权模式”的概念并认为“国有独资公司的要求实质是要求经营者的控制所用权”，“人力资本的剩余权往往比资本的剩余权更有效率”，因为“人力资本可以间接地承担资本损失的风险，即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来减少资本损失的可能性”（《转轨经济中的企业主权模式》，《经济研究》，1997年第7期）。 徐志坚的文章可说是对人力资本的又一种诠释。“企业家和管理者的区别在于制度创新”，“企业家创新利润是企业家无形资产的体现和来源”（《创新利润与企业家无形资产》，《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对控制权的研究还与经济学家对大型乡镇企业模式—横店集团的案例的关注相连。围绕着横店的所谓“社团所有制”模式，周其仁提出了“控制权回报”的概念，而“企业控制权”，是指“排他性利用企业资产，特别是利用企业资产从事投资和市场营运的决策权”，可被理解为“在市场上竞价出售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机会权”，“企业家付出的努力与贡献与以控制权为主的总回报相对称”，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资本化”或者他具有同等效能的制度变迁，“企业家控制的企业”难以在与“股份公司”这样几乎可以有永久生命的企业类型的竞争中，通过更长期的“生存检验”（周其仁：《控制权回报》和企业家控制的企业，《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方竹兰更直接地指出， 有退出企业自由的不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而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她认为人力资本存在“多样化趋势”和“证券化趋势”，“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团队化趋势致使人力资本所有者竟成为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是风险的逃避者，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个趋势》，《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有关青岛海信集团的案例研究引出了有关企业控制权的思考。刘世锦声称，“重要的不是名义或是形式上的归谁所有，而是企业剩余控制权与索取权的实际分布”，并认为事实上是“经营者推动新体制的形成”（《‘新国企’为什么能够成功？》，《经济研究》，1997年第11期）。
在研究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同时，经济学家也同样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然涉及到银企关系，金融与财政，甚至会讨论到企业的破产和兼并问题。周天勇的文章对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以及金融体制作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总结和概括。他提出，我国已从“产品经济”走向了“资金借贷经济”，而最终的方向则是“资本投资经济”。企业的资金“如果以货币资金为主，它就不是现代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国有制、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初期经济的混杂模式”，企业的“不良资产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由投资和企业低效率引起的，属于供给低效率型通货膨胀”，其“原因是居民收入分配和资金价格市场化与国有经济资产结构和经营机制之间的矛盾，实质是市场经济与国有制经济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改革面临重大转折：从国家借贷经济转向社会资本经济》，《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而戴园晨则认为近些年来“银行成了二财政”，“银行本来是资金存贷的中介，不可能承担资本投入的任务”（《增收节支，开辟财源不能解决当前财政困境》，《改革》，1997年第1期）。 何振一的文章指出：“横向上进行放权让利背离了公共分配的社会集中化性质，肢解了国家财政职能”（《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国有经济》，《经济研究》，1997年第7期）。 张春霖把当前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收入融资”向“债务融资”的转化。他认为这种转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免费资本幻觉”的显化，它“反映了资本的使用者获内部人在国家融资体制下产生的一种利益要求”（张春霖：《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融资》，《经济研究》，1997年第4期）。张春霖由此出发分析了国有企业的破产和兼并问题的实质。他提出，资本市场的规范重点在于“企业控制权市场”，在破产过程中“银行的资产损失并不是企业破产造成的”，“发生问题的不是银行的承受能力，而是银行的所有者—国家的承受能力”，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在推进银行商业化，硬化预算约束的同时对国家银行进行再资本化”。在谈到兼并问题时，他认为“整体接收”的问题在于“债权人缺位”，即“债权人的利益没有在资产转让价格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而“兼并”的问题在于“欠息的分布”。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培养“战略性投资者”，而这又取决于“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从破产、兼并试点看国有企业改革》，《改革》，1997年第4 期）。
对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分析当然最终会涉及到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问题。忻文认为：“资本负债率的总体特征与它们的经营情况基本不相关”，“导致国有企业资本负债率偏高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即宏观上的决策失误和微观上的软预算约束”，自然地，“明晰产权是调整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前提”。（《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而关于债务重组， 城市金融研究所课题组的报告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这次债务重组不单纯是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而是国有企业—银行债务重组”（《国有企业—银行负债重组的基本思路与主要设想》，《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金融部门与宏观政策
金融部门的改革是1997年中国经济学家高度关注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有大量的论文集中在这一问题上。张杰对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作了综述，认为中国的财政占GDP比重下降理应导致高通货膨胀， 但这种压力却被顶住了。与麦金农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类似，张杰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始时尚处于低货币化的状态”，还有“货币发行收益”的作用，从而产生“金融剩余”。“弱财政、强金融”造成了“金融制度代替税收制度”。但是1988年后，“金融控制成本上升”，因而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界定金融产权的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又会出现公共金融产权陷阱，造成金融控制成本上升”（《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及改革困境》，《经济研究》，1997年第 8期）。因此，在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中，货币的需求，金融的稳定等宏观经济问题自然受到许多学者是的关注。余永定在“改革以来的货币需求关系”中，否定了“改革以来的货币量具有显著独立于需求关系的能动性”，认为“改革没有削弱货币量的被动内生性质”。这里的货币需求“是对人们在市场与计划混合机制下的货币需求行为的总括，“从长期看，货币量是受需求关系支配的；即使从短期看，用货币量的超需求供给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自由度也不大”，“货币之单位交易弹性未发生显著变动”（《改革以来的货币需求关系》，《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
在企业的微观运行和宏观金融的讨论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金融稳定的问题。陈学彬在论文中把金融稳定定义成一个“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公众三方参与的宏观金融博弈均衡”。人们通常认为稳定价格是货币政策更为基本的目标，但当经济潜伏者动荡和衰退危机时，金融的稳定就成为整个经济的关键”，因而“央行的决策目标为稳定金融和稳定价格”。“当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大幅度上升，使其面临流动性的困境时，如果央行不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来提高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金融系统面临的风险就会增大；如果央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只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所以“根本出路不在于央行应该更加重视金融稳定还是更加重视价格稳定，而在于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从提高银行资产经营质量本身来提高商业银行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和赢利性，增强银行抗击意外事件冲击的能力”（陈学彬：《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关系的博弈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7期）。另外， 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方面，陈学彬提出央行有信息优势，而公众的预期形成和央行的决定规则二者之间是互相决定的，因而“央行有必要在公众预期形成之前采取公布通涨或货币控制目标等方法披露政策信息”，“我国货币政策要实现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并无必要以单一规则取代相机选择”，应“坚持相机选择”，“经常小幅微调”（《非对称信息与政策信息披露》，《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制度变迁与中国的转轨经济学
在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方面，1997年盛洪在为汪丁丁的论文“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和交易费用”写的评论更多地基于方法论和世界观的讨论。他提出“用一般均衡分析来解释市场和分工”抹煞了“市场和分工的本质特征—无外部性的局部均衡的特征”。他认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之分”，而在这里，“所谓没有外性的，可以由局部均衡的态度进行决策的行为，主要是市场行为”，“所有已经进行了的交易的信息最后就浓缩和收敛为市场均衡价格”。“如果只进行市场交易，就不会有锁住效应”，“只有用一般均衡的态度处理问题时，阻止他人的交易才有合法性，即才会有锁住效应”，“一致同意规则会导致公共决策陷入一致同意陷阱，这似乎使对制度变迁的制约突出起来”（《局部均衡、一般均衡与制度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另外，在研究制度变迁方面， 李周在给《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所写的书评可以说是对于传统、非正式的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又一种诠释，他指出了“村落文化”的重要性，对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是根据利用它协调关系所需支付的交易费用的多寡来衡量的，与它是否正式没有关系”，“简化关系网络具有降低交易费用的效果，是中国村庄以家庭、家族为本位并朝着社区本位发展的必然逻辑”。“非正式制度能够不断创新，使之一直保持有效状态”（《传统的创新与中国的崛起》，《经济研究》，1997年第4期）。
除了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之外，对改革和由改革所诱导的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兴奋点之一。王跃生的文章乃基于“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的概念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对改革的方式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他对一些学者坚持的“有关渐进改革实施成本高于激进改革的推论”提出了怀疑，认为这一推论“主要是忽略了渐进改革同一步到位式改革在改革方式和过渡过程上的差异，忽略了分步的改革在过渡时期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产出的能力”。“在激进方式下，制度变迁过程的选择更直接地依赖于大多数人的偏好”，“只有当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的综合收益大于成本，制度才会发生变迁”，“制度变迁方式的激进或渐进的选择也以此为准绳”，“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只是被推进到其对统治者实现自身目标的边际贡献等于零时为止”，“政治意识形态变革一方面通过政治秩序的变化和政治市场的形成弱化了核心领导者个人偏好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形成了政治利益对经济损失的补偿”（《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 而赵坚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较新颖的解释，他引入了一个“正反馈”的概念，认为“在考虑正反馈机制以后，非线性动态的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不再是固定不变的需求和供给曲线”，“需求和供给可产生多个暂态均衡点”，这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的过程。他认为激进的一揽子价格改革会引起“一次爆发式正反馈过程”，并推论“在大国进行激进的价格改革比中小国家有更大的风险”（《供给与需求中的正反馈机制与经济体制模型》，《经济研究》，1997年第11期）。不过，与上述对改革方式的一般理论讨论不同， 张军在1997 年推出的专著《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则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策略和改革路径做出了实证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证明了中国的“双轨过渡模式”和渐进转轨策略对于解释中国改革后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的意义。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轨中“利益集团”的作用与效应。利益集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孙广振、张宇燕1997年的论文提供了一个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框架。他们发现，“利益集团的总体规模对公众福利有负面影响”，但“随利益集团总体规模的膨胀，利益集团数目的增多客观上使公众福利提高”，“各个利益集团的共谋效应系数不同时，中央政府应尽力促使利益集团的相对规模向共谋效应较弱的集团倾斜”（“‘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经济研究》，1997年第4期）。
中国的工业组织和贸易战略
在研究中国的转轨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一个越来越被重视的方面便是工业组织的变化。殷醒民在1997年的论文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制造业内部资金未向技术密集型部门流动，而是向劳动密集型部门的逆向流动”。资本市场支持大企业较少，高科技产业较少，存在一种“资金分散化倾向”，而到目前为止，“股票市场与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中国工业资金的逆向流动和企业融资政策导向》，《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刘树成和龚益的研究以较充分的数据对中国工业的月间波动作了分析，认为在最近的一个周期中，增长潜力上升，抗衰退性上升，农业大省在工业增长中的地位上升，根据他们的研究，“今后我国经济的运行在执行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下，会克服过去的那种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而进入相对平稳增长的态势，或是说周期波动的具体波形会发生变形”（《论中国工业的月度波动及其地区不平衡格局的新变化》，《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对于中国国有工业的增长方式，张荣刚的回归模型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结论，“进入90年代以来，劳动的产出率获得了持续和较大幅度的增长”，而“生产性固定资产产出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年度间呈现不稳定状态”，“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收益总体上处于基本不变的状态。“国有企业在进一步市场化的过程中，企业的生产效率是在不断提高的”，“主要源泉是国有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国有企业的产出增长与要素贡献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在对中国乡镇企业的增长研究中，王晓鲁则证实，“要素自然增长的贡献、制度变革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贡献，构成了乡镇企业和农业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他还发现，“制度变革推动乡镇企业增长的力度已有下降”（“对乡镇企业增长的重新估计”，《经济研究》，1997年第1 期）。
随着贸易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贸易理论开始回归到工业组织理论。1997年在国内发表的关于贸易理论的文章也反映了贸易理论的这一趋势。在国际贸易方面，孙杰的文章很有特色，他较好地分析了“新贸易理论”的几个“接口”并为之找到了制度主义的出路。他指出在克鲁格曼的理论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降低工资以补偿不利因素中低水平循环”，“产业一级的规模经济”造成了“内在的国际不平衡趋势”，而“人力资本理论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制度理论的桥梁”，但“这不在克鲁格曼人力资本的分析框架之内，这种特性就是布罗代尔的上层市场中的资本家和卡森的企业家特性”，而且“是内生于经济制度和国际贸易的制度安排之中”的。他认为，“技术创新”也是“产权制度”激励的结果而不是“技术外溢”的结果，“企业规模是企业家能力供给的函数”，“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主要来自于企业制度创新”，但“产权的微观机制是靠国家来保障和实现的”（《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斯的贸易由制度启动的命题》，《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洪银兴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怀疑，这可能是因为比较优势理论忽视了国际市场的结构。例如，他认识到，“在供给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的是在国际市场中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和产品”。他担心过度地依赖劳动密集型启动的思路必然陷入“比较利益陷阱”，“于是形成收入的两个漏出，一是进口的漏出，二是储蓄的漏出”。不过，在最后，他认为中国必须转向“智力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以摆脱比较利益的陷阱（《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张曙光等人1997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代价所做的实证研究。他们指出，“贸易保护程度和贸易保护不能仅仅从进口品到岸价格与国内价格之差量去找”，“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贸易保护的福利损失大于完全竞争下的福利代价”，“贸易保护代价更多的是体现在长期动态效应和抑制创新活动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效应的提高上”（张曙光，张燕生，万中心：“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中国的收入分配
改革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国内和国际经济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重大课题。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和地区收入的差距。但在1997年，国内经济学家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则更为集中。例如，陈宗胜在1997年的论文中再次认为，“中国城市居民目前的收入差别同经济增长是相适应的，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其差别程度今后仍将继续上升，但估计边际增速将减缓，即趋于倒U型曲线的顶点或拐点”。 他建议“政府的关注焦点应集中在两端，即抑制非法和非正常收入，消除贫困”（《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现状、趋势及影响因素》，《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报告支持了以上的观点，认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尚处于合理范围”，而“在缩小城镇居民总体收入差距方面，福利收入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在国际比较中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并不显著”（《关于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分析和建议》，《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赵人伟和李实的文章基于他们长期的实证分析发现，在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上，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显著地高于城市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他们证实，财产分布的不平等导致了财产收入的不平等。但是，研究和评价收入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至少应该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即经济增长或发展、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经济政策及其变化”。在中国，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当前收入的“不平等增长和贫困下降并存的状况主要是因为改革以来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这确实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其实，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期， 许多独特的现象或者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的演变模式（PATTERN）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财富”， 依赖于它中国的经济研究就有了“本土化”的坚实的经验基础。本文对1997年中国经济研究的回眸让我相信，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就象中国的经济一样始终在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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