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散文风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尚论文,散文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散文的风尚如同社会的风尚，是在时代潮流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同时，社会风尚给散文风尚以深刻的影响。谈论当代散文的风尚，不能忽视当今社会的风尚；论及当代散文的风尚，不能不从现代散文中寻找借鉴。实质上，当代散文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讨论当代散文风尚的演变，以当今社会和现代散文作为参照，当为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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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散文是从现代散文发展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散文成功地完成了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重新确立了自身作为正宗文体的地位。散文形式和体裁有了变化和发展，出现了不同于姚鼐《古文辞类纂》的新分类法，确立了文学四分法，作为和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散文，其内部又分为记叙文、抒情文、描写文、论说文、小品文等。现代散文发源之初，便涌现出一批高雅而潇洒的作品，源头与高峰同起，形成了雄伟壮丽的文化景观。
散文的转型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1、民国以来，新教育逐渐普及，大众的文化意识开始觉醒。由于交往的需要，本时期新闻传播媒介日益发展，有了面向大众的文字和文学。2、随着皇权的颠覆，政府的机构和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广义散文中的公文得到了简化和净化，诏令奏记等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切为文学散文的长足发展扫除了障碍。3、由于实现了语体文的变革，作家从形式上获得了借鉴东西方艺术手法、表现生活、表达思想和情感的自由。4、国内新教育和留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与“士”有着质的区别。文人身份与官人身份分离，自由职业使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生命体，更便于抒发个体的情感和性灵。他们的进入文坛，给予古老死寂的文坛风尚以猛烈的冲击，给散文带来一股新世纪之风。
朱自清在当时便指出：“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权威，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迂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绅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挺，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①现代散文绚丽多姿，其最大特色是强调个性，以“人”为本。文人的心态自由，情调丰富，文笔潇洒，具有明显的“名士风”和“才子气”。
本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期，文学语言开始从旧文言转向新语体。建立散文新文体的需要迫使作家在形式上投入了更多的关注。鲁迅当年在肯定五四散文成就的同时，敏锐地察觉到散文趋于“雅”化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②现代散文在语言和技巧方面与古代散文争风，其积极结果是，它终于在形式方面获得了独立的品格。然而，这种竞争的副作用，又使它不由自主地从旧形式中寻找标准，在理论上走向与旧形式的妥协。对此，鲁迅曾大声疾呼：“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
五四散文家各有各的套路。鲁迅散文理性强，偏于解剖和讽刺，只消三言两语，便能将主题道破。周作人在吸收西方和日本艺术精神的同时，选择了东方式的冲淡、平和、闲适的审美理想。徐志摩、梁遇春则过于追求英国随笔的韵致；冰心散文清丽典雅，心性纯洁；林语堂散文憨直浑朴，幽默达观；丰子恺散文以漫画入笔，意趣横生，清幽玄妙；朱自清散文文笔优美，贮满了诗意……然而不得不承认，以上诸路散文构成的散文风尚中，弥漫着一股诗味太浓、甚至带有迂腐气味的情趣和意蕴。这种与继承和借鉴相随而来的文学惰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下一个阶段散文的长足发展。
从深层意义上讲，五四毕竟是一场与政治革命难解难分的文化运动，而不是一场与经济变革接踵而来的文化运动。大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方式没有产生根本的变化。散文作为高档精神产品，只是在少数文人手中流传，仍然处于自产自销的状态。大众的精神需求和文化品味与作家的水平相距太大，不可能在当时对散文创作提出理论性的批评和实践上的要求。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文化的局限。正是作为对这一历史债务的补偿，五四散文在经济变革和文化变革的当代才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和评析。
由于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心理的规整，当代散文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鲁迅文风在军事题材和外交题材上大放光彩，打击侵略者，声讨帝修反，散文是文坛上最便捷的武器。在建设新中国的主题下，杨朔派散文唱出了最高雅的颂歌。散文宜于抒情，抒情便歌唱是当时散文的风尚，也是当时社会的风尚。“建国初期，人民解放了，人民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举国一致地开始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建设，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战而胜之。广大的人民群众坚信：共产主义到明天一定要实现。他们结束了艰辛的过去，创造着幸福的未来，丹心似火，壮思欲飞。散文作家同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写出了大量的时代赞歌。那时代也确实该唱赞歌。”③巴金先生曾出过著名的《赞歌集》。杨朔派散文过于讲求诗意，手法单调，主题单一，至今仍旧通过教科书对中小学生产生直接影响，青少年学子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难脱窠臼。
“形散神不散”，是那个时代散文写作的唯一准则。本来，“形散神不散”作为一种笔法，对于纠正习作者望文生义的毛病，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如刘勰所指出：“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④由于它“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了当时一种相当盛行的文艺思想：作品的主题必须集中和明确（这其实是古典主义式的艺术趣味）⑤所以，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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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高雅的艺术。它没有小说情节的险与奇，不会去刺激读者；它无脚无韵，不屑于迎合大众，反而要求大众自愿地向它靠拢。同时，散文又是潇洒的艺术，最擅长于从从容容平平淡淡之中，表达作者的真思想、真性情。“高雅”与“潇洒”，划定了散文在文类上的等级——它永远属于知识阶层。
散文与人生的阅历修养密切相关，高远的精神境界和旷达的人间情怀是散文生命的本质所在。一个时代如果没有高层次的文人，就没有高水平的散文。先秦诸子自立学派，百家争鸣，既是思想家又是散文家。唐宋八大家散文才高文美，八家中有七家进士出身，是官人亦是文人。知识化学者化在他们身上实现了最佳结合。同理，某个时代散文品位低劣，必定是文人素质低劣的反映。尽管散文作为一种文体仍然存在，但其神韵气质已经死亡。
散文的高雅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散文家首先应该是语言大师，能够娴熟地驾驭已成的语言，使其意义与意味充分体现并创造出全新的语境，运笔上看似无所用心，但要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又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语言文字提供的因素，只构成散文的一部分审美特征，而且这种特征不如在诗歌中那么明显。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散文包含着更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造诣深浅，手眼高低，全凭对本民族人文精神的领悟。
一个民族的散文，包含着该民族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心理素质、民俗风情以及由此种种决定的审美理想在内的一整套价值系统。中国散文有自己的观念体系，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
从艺术哲学上看，“高雅”与“潇洒”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的艺术理想。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⑥儒家强调“文以载道”，其艺术精神的特点是关心社会与人生，注重道德伦理实践，其价值判断统摄了认识，并进而支配了审美，以“尽善”作为艺术王国的最高法则。就散文风尚而言，自古以来读者与作家之间建立的文体默契，不仅要求散文是美文，向“美政”看齐，而且要求散文结构和政治结构同样稳固严谨，散文风尚与社会风尚（风尚是自上而下的，而趋势是自下而上的）和谐一致。与诗歌相比，散文是一种有着极大的文化扩张功能的文化，由于儒家思想的强制性参预，中国散文风尚在与世推移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伦理导向，代舆论宣扬教化，从而显示出区别于域外散文的异常显著的文体特色。
与贵尚礼乐注重人伦的儒家不同，道家则重自然，致力于探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艺术观，表现出对儒家伦理的否定和超越。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⑦“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⑧比较而言，“儒家注重美和艺术的外在功利，道家突出美和艺术的独立。”⑨依附于儒道两家的“高雅”与“潇洒”，互融互补，互涵互动，深入而持久地影响了中国散文的发展与演变。
“高雅”与“潇洒”的关系是逻辑上的相容关系。在散文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高雅”与“潇洒”这两个因子表现为相反相成的矛盾运动。一方面是“高雅”对“潇洒”的限定与侵犯：“高雅”要无止境地发展，覆盖“潇洒”，吞并“潇洒”。“高雅”对“潇洒”发出了指令，令它舍弃自我，向既成的“高雅”范式认同。然而，无论在何种时代，既成的文化范式总是倡导仿制和平庸。在这种情况下，散文艺术的发展便呈现停滞状态或病态，不仅其抒情（张扬个性）的功能开始退化，而且其叙事和论理的功能也日益减削。所抒之情不是充溢着个体生命冲动的真情，而是矫揉造作的贵夫人情调；所叙之事不是真实感人的生活琐事，而是经过提纯过滤的人生；所论之理也不是百姓喜闻乐道的常理，而是完全不切合现实人生的大道理空道理。这样，散文充其量只能担当起应用文的功能，保证政府文书的正常运行，重新陷入文牍主义，其文学创作的部分已渐趋于死亡。
然而，这种状况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永久地统治文学史，到了某个阶段，“潇洒”便要为自己张目，从对于“高雅”的屈从变为对于“高雅”的逃离。或许是由于社会风尚的推动，或许是由于其他文体的冲击，“高雅”一旦失却它的独占的合理性，“潇洒”便要冲决罗网，不仅冲破以往来自“高雅”的束缚，而且要冲破自身。这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它将与社会风尚相互作用，不仅对社会风尚产生影响，而且对它所处的压迫已久的文体规范提出整改的要求。某个时代散文革新的内在动力即来自于此。
在“高雅”与“潇洒”的相容关系中，有一块既“高雅”又“潇洒”的公共地带。应当说，正是在这一方天地中，产生了能够代表某个时代文人水平的散文作品，它是这个时代散文艺术成就当之无愧的标志。从理论上讲，“高雅”与“潇洒”的重合是散文艺术的最佳境界，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这种最佳选择或许是不存在的。但是，只有具备这种理论的眼光，才有可能对散文艺术的发生和发展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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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复兴是本世纪末中国文学变革的最后一个节目。
近二十年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以及当代文学的整体运动，培养了一大批有鉴赏力的读者。尽管文学已不再具有轰动效应，人们仍然习惯于借助文学寻找生活的意义和意味。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生活质量提高了。生活质量高低的标准不是指物质消费而是指精神消费，即工余时间的增加及其使用方式。人们除了休息、娱乐，还需要通过阅读调整身心，培养和提高生活情趣。散文情、事、理三者并茂，篇幅适中，恰好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大众的文化需求首先从文化市场上表现出来。市场调剂出版，出版推动创作。当代散文产品的量与质不足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于是，古代散文、现代散文、三四十年代散文、港台及海外华文散文成批出版，在中国古代散文的滋养中，在中国现代散文的润泽下，加之外国散文的翻译和引进，当代散文业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
从创作主体上看，专职散文家经营散文园地的状况已经改变。一大批小说家、理论家、艺术家、教授、学者工作之余，兴之所至，涉笔散文写作，形成了创作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和散文创作的开放式格局。散文在与其他文学样式的竞存中，不断汲取其他文学样式的长处，更新自身的艺术生命，丰富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从而呈现出一种既不同于以往又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文化品格。
创作主体的多元化，不止是指主题、题材的拓展以及艺术手法的翻新，它首先表现为作家艺术地把握生活的方式的多样性，既创作主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的更新。散文的最大特色是篇篇有“我”，这个“我”不是虚拟的我，而是真实的我，有个性的我。摆脱了愚昧和盲从的生命和灵魂不再被题材和主题所限定，而是表现出对题材的征服和超越。创作主体的特色也明显地由源于共性的地方特色向个人特色转变。创作主体面对现象界的真实，面对自身心灵体验的真实，不但看到了美中之美，而且看到了美中之丑或丑中之美，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亦不断增强。
张承志散文（可以说他的所有作品都是散文）体现了“高雅”与“潇洒”的美妙结合。在大坂，在绿夜，在辉煌的波马，在异国的沙龙，他处处留下了一个独臂荷戟、走向黄昏的残将的形象。他的散文洋溢着神圣的野性，表现着崇高与壮美，闪耀着真正的信仰的光芒，涌动着一股气势磅礴的文化精神。
贾平凹散文也是很有特色的。如果说巴金的《随想录》把散文从假拉回到真，那么，贾平凹散文恰恰是拉开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首先在语言上，他使用的是流畅的元明清白话语言，在接触语义之前，先给人造成一种陌生感。其次，他的艺术观受道家思想影响颇深，动辄将当代读者引进关中陋巷，将笔触伸向小国寡民，他的散文空灵飘逸，潇洒有余而高雅不足。
余秋雨散文的异军突起有它的文化背景。当代大多数散文作家缺乏现代散文家的眼界和文化修养，仅以题材和才气取胜，文笔不够厚重。而当代历史、哲学、文学教科书又写得如此乏味，干巴巴几条规律、几个阶段或清清楚楚一本流水帐。读者不满足，要从散文中感受文化，从哲学中品味诗意，从历史中参悟人格。余秋雨散文恰好满足了读者的这一要求。他的散文高雅有余而潇洒不足，有时不是用“灵性激活历史”，而是以历史同化现实，显露出明显的解说历史、比附历史并将历史现代化的倾向。
以上几种散文代表着当代散文的几大类型。与五六七十年代相比，当代散文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心态由激动趋于平静，基调由高亢转向平实，色彩由华丽趋向平和，反思追问超越了回忆眷恋，甚至“跟着感觉走”，更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从寻找人生的意义走向寻找生活的韵味，从关心“我”所处的世界转向关心这个世界中的“我”，等等。散文理论也不甘寂寞，倡“大散文”者有之，倡“净化文体”者亦有之，有人甚至生搬西洋文艺理论，对散文作为正宗文体的合法席位提出了质疑……
“高雅”与“萧洒”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包含着超越散文文体论范畴的复杂内涵。目前文化界，高雅的、严肃的、官方的、传统的、学院派的等语词与潇洒的、通俗的、大众的、摩登的、商业化的等语词形成两军对峙，是当今社会非常显著的文化矛盾之一。“我们也许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在社会现代化——它必然意味着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过程中，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文化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同时，也更能理解在新文化建设的初期，面对市民文化、通俗文化的冲击、腐蚀和严肃文化在商业社会中的生存危机，五四知识分子忧心忡忡的目光。”⑩可以预期，随着市民大众文化的发展，“潇洒”将撇开“高雅”走得更远，不是“高雅”制约“潇洒”，而是“潇洒”引导“高雅”。同时，随着市民大众文化素质和艺术欣赏品位的提高，变得日渐“高雅”的阅读心理将迫使作家写出既“潇洒”又“高雅”的作品来。
或许，理论上用“高雅”与“潇洒”来框架散文创作是不尽合理的。当代生活日新月异，难以定格，散文艺术也不可能同时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通观文学史，或许正是由于缺乏严谨的散文理论，散文才得以无拘无束的发展。如果说理论是把野生动物关进实验室进行研究，那么，创作则是将其放归山林，恢复其神圣的野性。然而，经过如此一番理论的描述，当代散文风尚演变的轨迹便清晰地显示出来。
注释：
①《文学月报》第345期。
②《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76页。
③《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散文集导言。
④《文心雕龙·神思》第二十六。
⑤林非《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文学评论》87年第3期。
⑥⑧《汉书·艺文志》。
⑦《论六家要旨》。
⑨赵明《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第92页。
⑩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