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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是“八五”计划最后一年，为了客观、全面地反映各地社会发展状况，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课题组，根据46个重要的社会经济指标，运用综合评分法，对1995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比较和评价，结果如下：
一、各地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结果显示，1995年社会发展水平居前10位的地区分别是：北京83.4分、上海81.4分、天津79.6分、广东66.6分、辽宁65.4分、黑龙江65.3分、江苏64.9分、浙江62.4分、山东61.6分、吉林58.8分；居11—20位的地区是：福建、河北、山西、湖北、海南、新疆、湖南、内蒙古、安徽和陕西，得分在58.4—49.5分之间；居21—30位的是：广西、江西、河南、宁夏、四川、甘肃、云南、青海、西藏和贵州，得分在49.5—36.3分之间。
与上年相比，各省市地区社会发展水平排序情况变化不大，与1990年相比，有6个省市的位次没有变动，位次上升最多的是安徽，由27位上升至19位，上升了8位，上升3位的有海南和广西，上升2位的有广东、山东、江西、河南四个地区，位次下降较多的是青海、宁夏、陕西、甘肃等西部地区。
二、各子系统和主要指标的比较
（一）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的合理与否，对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以及其他各子系统的状况起着制约作用。合理的社会结构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智力结构、投资结构和就业结构等方面的8项指标综合地反映出来。1995年全国社会结构平均为11.2分，其中京、津、沪三市分别以18.9分、16.4分和16.1分位居前三位；广东、辽宁、黑龙江、吉林也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贵州、云南、西藏的社会结构得分最低，分别为5.0分、6.2分和7.1分。
第三产业劳动者比重是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全国平均为24.1%，其中北京最高，为49.3%；其次为上海39.3%、天津34.7%、广东33.9%、辽宁30.9%；云南、贵州、西藏最低，分别为14.3%、16.3%、和17.9%。非农业劳动者比重全国平均为47.1%，上海高达90.8%，居全国首位；北京、天津也分别达到89.4%和83.1%；辽宁、黑龙江、广东均在60%以上，而西藏、云南和贵州分别仅为22.8%、24.2%和26.3%。脑力劳动者比重全国平均为13.9%，北京、上海和广东分别为32.6%、22.6%和21.0%，列全国前三位；江西、天津、甘肃和福建也在15%以上；云南仅为8.4%，居全国末位。享受社会保障劳动者比重反映了社会安全网的覆盖面大小，全国平均为30%，北京和上海分别以77.6%和73.1%居全国前两位；天津、黑龙江、辽宁和新疆均达到50%以上；贵州、广西、云南最低，分别为14.4%、18.4%和18.6%。这一指标各地区存在较为悬殊的差距，主要受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城镇就业率全国平均为97.1%，其中北京最高，为99.6%；天津、山西、吉林分别为99.0%、98.6%和98.0%；青海最低，为92.6%，宁夏、贵州、甘肃也不足95%，应说明的是以上为登记就业率，未包括隐性失业，实际就业率要低得多。社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反映了对科教文卫和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视程度，全国平均为7.1%，较上年有所提高。其中北京为23.6%，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陕西、湖南和西藏，分别达到11.7%、10.6%和10.2%；甘肃最低，仅为3.8%；吉林、安徽、内蒙古也都在5%以下。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反映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程度，全国平均为21.3%，比上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东部沿海省市比重较高，其中广东以91.6%居全国首位；上海、天津、北京、福建均超过30%；河南、四川仅为4.1%和4.8%；西藏最低，为1.9%。
与1990年相比，全国位次上升最多的地区是安徽，上升8位，其次是海南和广西，上升3位。
（二）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的提高既是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又是推动社会进步动力的因素。该子系统由反映人口文化、科技和身体素质的8项指标构成，全国平均为10.1分。北京、上海、天津分别以16.5分、16.3分和15.0分列全国前三位；辽宁、江苏、吉林、浙江、陕西、山东、广东、黑龙江、山西均在全国平均分以上；贵州、西藏最低，只有6.1分和6.9分。
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反映社会进步的一项标志。1995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55‰，比上年下降了0.66个百分点。上海在人口控制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0‰；北京、山东、天津为2.80‰、3.35‰和4.00‰；西藏最高，为16.10‰；青海、海南、贵州、甘肃也在14‰以上；初中文化程度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全国平均为37.6%；北京、上海、天津三市最高，分别为65.3%、64.4%和55.3%；吉林、辽宁、黑龙江、山西、江苏、内蒙古、山东。河南均在40%以上；贵州最低，为7.6%。每万人口大学生数是衡量高文化素质的重要指标，全国平均为24人，北京、上海和天津分别为146人、102人和72人列前三位；辽宁、吉林、陕西、湖北和黑龙江均在30人以上；贵州最低，仅为10人、人均教育经费全国平均为90.7元，上海、北京最高、分别为339元和254元；天津、广东、海南、新疆、辽宁、青海、福建也都在百元以上；贵州和安徽最低，分别为48元和49元。每万职工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是反映人口科技素质的指标，全国平均为1767人，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中贵州最高，为2200人；福建、广西、云南、北京、浙江也都在2000人以上；上海最低，仅为1051人。每万人口医生数全国为16人；北京、上海、天津分别以50人、41人和38人列前三位；安徽最低，为11人。
（三）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它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等8项指标构成。全国平均为9.6分；天津、上海以14.9分和14.1分列第一和第二位；北京、黑龙江、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西、河北、新疆、内蒙古均在10分以上；西藏和贵州得分最低，分别为5.5分和5.9分。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平均为4754元，上海、北京、天津三市分别以18943元、13073元和10308元居全国前列；浙江、广东、江苏、辽宁、福建、均在8000—6900元之间；贵州最低，为1853元；甘肃、西藏、陕西、江西也不到3000元。社会劳动生产率全国平均为9408元，上海、北京、天津居前三位，分别为32165元、20647元和18774元；广东、福建、辽宁、江苏、黑龙江、浙江、新疆、山东和海南也都在1.1—1.5万元之间；贵州最低，为3422元；甘肃、西藏不足5000元。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全国平均为8.29%，比上年又下降了1.92个百分点。云南最高，达到30.5%；黑龙江、上海和河南也在10—12%之间；青海和海南最低，分别为1.8%和2.9%。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全国平均为248元，上海最高，达1585元；北京、天津和广东分别970元、660元和564元；西藏最低，仅为90元。每一农村劳动力创造的农村社会总产值反映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全国平均为19816元，上海、天津分别为7.4万元和7.2万元；辽宁、北京也超过4万元，江苏、浙江、山东在3万元以上，贵州最低，为3259元。
享受社会保障劳动者的比重这一指标各地区存在较为悬殊的差距，反映了各地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不平衡。
（四）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由反映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以及环境等方面的16项指标组成，全国平均为20.7分。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在29.5—25.9分之间，居全国前列；江苏、辽宁、黑龙江、福建、河北、山东、吉林、新疆也在20分以上；贵州、西藏分别以12.5分和12.9分列后两位。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全国平均为3893元；广东和上海最高，分别为6850元和6822元；北京、浙江达5868元和5718元；天津、海南、广西、江苏、湖南、福建在4300—4000元之间；内蒙最低，为2587元；西藏、甘肃、吉林、山西、黑龙江也不足3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全国平均为1578元；上海最高，为4246元；北京为3224元，居第二位；浙江、广东、江苏、天津和福建也在3000—2000元之间；甘肃、陕西、宁夏均在千元以下。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全国平均为8.1平方米，其中浙江最高，为12平方米；海南为11平方米；福建和西藏也在9平方米以上；青海最低、仅为5.4平方米。每百人口拥有电话机全国平均为4.8台；上海和北京列前两位，分别为20.9台和20.6台；天津和广东为14.7台和12.1台；贵州最低，仅为1.2台；西藏和四川也不足2台。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全国平均为17.1‰，海南最低，为13.5%，广东、安徽也在15%以下；贵州、云南、湖北均超过20%。
（五）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它包括每万人口警察数、大案要案立案率、交通事故死亡率等6项指标。全国平均为6.1分、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均在7分以上；江西、甘肃、海南、贵州也在6.8分以上；新疆、浙江最低，仅为3.3分和3.5分。
每万人口大案刑事案件立案率全国平均5.8件，比上年增加0.6件。安徽最低，仅为1.8件；江西、山东为2.4件和2.9件；广东最高，为16.4件；福建、上海、辽宁、浙江、新疆也在10件以上，每10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全国平均为5.9人，比上年增加0.4人、贵州最低，为3.1人；黑龙江、北京、四川、安徽也在4人以下；浙江最高，为12.4人；广东、新疆、青海、宁夏均在10人以上。火灾发生率全国平均每10万人口3.1件；安徽最低，为0.03件；吉林和辽宁最高，分别为12.6件和12.3件。
三、各地社会发展状况的整体分析
（一）东西部地区差距过大。
1995年全国各省市区社会发展水平评价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均高于西部地区。从综合得分情况看，居前10位的多为东部地区，居后7位的均为西部地区。从主要指标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海是贵州的10.2倍；浙江是贵州的4.4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上海是贵州的14.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浙江是甘肃的3.4倍；人均教育经费上海是贵州的7.1倍；人均科研经费江苏是贵州的5.7倍。从“八五”的发展趋势看，东西部地区差距呈扩大的趋势，它将制约我国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提高。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东西部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对西部地区予以大力的扶持，振兴西部地区经济，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够协调。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都要求人口素质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实践证明：一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素质的高低，如总得分前10名的地区中有9个地区人口素质得分也处于前10位；而总分较低的地区人口素质得分大多也较低。但也有些地区总得分与人口素质得分反映出明显的不一致，如广东、海南、福建、安徽、江西总分分别排在第4、11、15、19和22位，而人口素质仅排在第10、13、22、27和28位，说明这些地区人口素质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陕西、宁夏和四川的人口素质得分分别列第8、15和18位，而总分仅列第20、24和25位，反映出这些地区未能充分发挥人口素质的潜力。此外，生活质量的提高应建立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全国平均二者比例为2.2比1，而广东、浙江、吉林等地生活质量为经济效益的2.6—2.4倍，经济效益较低的陕西、青海、宁夏、西藏等地，生活质量也偏高，也达2.5—2.3倍。
从“八五”的发展趋势看，东西部地区差距呈扩大的趋势，它将制约我国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提高。
（三）经济发达地区社会秩序较差。
现阶段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由于不同地区社会转型的进程和速度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社会结构变化剧烈，一些社会问题也相伴而生。从1995年各地社会秩序得分看，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社会秩序得分偏低。如总分居前10位的发达地区，除山东外，社会秩序得分大多居后。居前两位的北京和上海，社会秩序仅列第13和第22位，总分居第5位的辽宁和第8位的浙江，社会秩序仅列第26位和29位。从主要指标看，每万人口大要案刑事立案广东、辽宁、上海、福建、浙江都在10件以上；交通事故死亡率浙江最高，火灾发生率吉林和辽宁最高。经济发达地区社会秩序较差的现象反映了经济与社会的不协调，实质上是没有处理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应引起各地高度重视。
1995年些省、市、自治区社会发展水平排序比较
注释：
1.资料来源：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有关部门的数据加工整理的。
2.本表是根据46个主要指标，采用综合评分法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