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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1)02-0085-07
《毛通向权力的道路：革命著作1912-1949》是计划翻译的10卷本1949年之前毛泽东著作的前5卷。[1]剩余的部分有望在最近2至3年内出版。如果考虑到中国档案管理人员在公开敏感材料方面的谨慎和迟疑，我们对于任何编辑这类著作的工作不能按时完成并不感到惊奇，但是，能够搜集到毛泽东青年时代所作的学校笔记与批注甚至目前尚未出版的1936年斯诺对毛泽东的访问记录则是一件相当大的成绩。
竹内实搜集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是本书最重要的来源，[2]第一卷除外，因为它是以1991年在湖南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为基础。但是，本书广泛、仔细地搜集了新增加文件并对各种版本进行了比较。除了其它仍然保存在档案馆的文件之外，《毛通向权力的道路》是各种语言中对1949年之前毛泽东著作搜集最为全面的一部著作。这种学术上的努力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无论翻译、编辑，还是学者、支持者和赞助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理由为自己的成绩而感到骄傲，因为至少对于未来一代而言，任何对20世纪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将感谢他们的劳动。
本书的翻译非常仔细，总体而言与其它版本相比有所提高。但是，他们缺乏中文翻译的天才。北京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非常值得称赞，因为他们不拘泥于逐字逐句的翻译，并且采用不同的结构和措辞使原来的观点更好地为人们所理解。中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中国政府就着手把它翻译成英文，而《毛通向权力的道路》将成为英文中1949年之前毛泽东著作的中心来源。本书的注解非常精当，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件天赐之物。原文注释中的每一个中国人、机构、地方和事件都被收录并且在第一次出现时就在注释中进行了解释。
这部著作有一个总的简短序言并且对每一卷所包括的时期都有一个详细的序言。本书的序言共358页，它本身就是一篇关于毛泽东思想和经历的重要论文。这些序言一个比一个长，由最初的41页发展到最后的103页。作者在整个序言中的语气是冷静的、理性的，目的是帮助读者直接理解毛泽东而不是了解关于毛泽东的事情。
我认真阅读了这部著作。我认为，理解毛泽东重要的是不能简单地从文化大革命的狭隘结局中理解毛泽东的言论和行为，应该理解毛泽东在每个阶段面临的不确定性，同时理解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不断改变的主题。这些著作是毛泽东的思想和他所感知的环境的最佳证据，因为总体而言他试图推动环境沿着他认为是必须的、可行的和渴望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寻求认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而不是毛泽东的青年时期。对于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而言，1936年之前是一个特殊重要的阶段。首先，这些著作记述了他前半生的思想和经历。第二，毛泽东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内容和原则在1936年—1937年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毛泽东上升为党的领导人，这一变化要求他把个人的想法和观念形成正式的领导原则。这一构建和系统化的过程开始于1936年并且在1937年深化。在中国国内，它以“毛泽东思想”而闻名，在国外被简单称之为“毛泽东主义”。此时，毛泽东思想上非常活跃，他仿佛又回到了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那个阶段，但是，他激动的内容却完全不同。正如我们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信念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一新的任务却开始了他思想中的一个新阶段。
这篇论文旨在探讨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关键性的著作和思想给予特别关注。当然，目的不是提倡一个对毛泽东的终极认识，而是吸引和鼓励其他的读者严肃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发展脉络。
一、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912-1920
自从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讲述了自己以往的人生经历后，第一卷中翻译的著作对于理解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毛泽东最为重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翻译著作都是新的。毛泽东在《新青年》和《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已经被翻译过。但是，毛泽东关于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所作的大量批注仅仅被零星地引用过。阅读这部著作对当时的毛泽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对这本书所作的批注记录了在毛泽东和包尔生之间关于伦理的基本问题的心灵对话。毛泽东和包尔生之间最基本的相似之处是双方都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并且认为伦理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而不是一个使人左右为难的诡辩分析。包尔生提倡现代伦理的任务是启蒙个体关于责任的本性，并且他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实质上是一部关于在现代社会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个体的论说文。
1918年中国社会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毛泽东希望从哲学中得到其它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在阅读包尔生时在一封信中所提出的那样：“因此，以我拙见，今天的世界中应该存在心胸开阔的人，他以哲学和伦理开始改革哲学，改革伦理，并且基本上改变整个国家的精神状态。它仿佛是一面大旗，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它又像一声惊雷，照亮了黑暗中的每个人；它完全不可抵御。”[1](P135)人们会轻易错误地理解这段话，认为它是一项为了宣传目的而运用哲学的计划，但是，事实上毛泽东所思考的重要的哲学问题仍没有被解决。他继续写到：“今天，……例如补桥、修路、对朋友忠诚、对邻居友爱、孝顺父母等行为无异于瞎子的行为。尽管就那些约束者和被约束者的心理而言，这些行为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是盲目的并且也不是以建立在宇宙最终的原则知识为基础。”[1](P135)毛泽东从哲学中想获得的东西与包尔生所提供的截然不同。毛泽东想为当时混乱的中国社会寻求一种有组织的确定。个人主义在毛泽东和包尔生两者之间产生了共鸣。但是，毛泽东对个人主义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对于包尔生而言，个体是一个明确的有自由意识的人，他必须被劝说约束自己，为他人考虑。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利他主义道德观念与个人利益、责任之间的分离。对于他而言，个体首先产生。他怀疑任何人能否定自己“在这一点上，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很多人用利他主义的借口去寻求他们个人利益。真理是美好的，谎言是令人不快的。寻求个人利益或许是一种心胸狭隘的表现，但是，它至少是真实的。将个人利益扩展到有益于全人类的利益，扩展到有益于所有的生物，扩展到有益于整个宇宙，这是从一个小的真理发展到一个较大的真理。”[1](P201-202)毛泽东反对任何束缚个体的企图，把基督教、资本主义、君主政治和国家称为“世界的四大邪恶力量。”但是，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仍然模糊：“因此个体、社会和国家都是个体。宇宙也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因此，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群体，只有个体。”[1](P209)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到包尔生身上是一段短暂的时期。在一年之后的五四运动时期，个体进入到大众的普遍联合中并且最终进入到大众的巨大联合中，他们将联合呐喊来改变整个社会。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失败，毛泽东的注意力从革命劝说转移到组织革命。共产主义成为他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的信仰和支柱。
二、国民革命，1920年12月—1927年7月
1920年末毛泽东接受共产主义标志着其政治和思想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927年农民协会和北伐战争相结合。这一时期压倒一切的主题是一个对政治革命的信仰。五四运动时期的毛泽东认为采用暴力这一手段将玷污革命的社会，而毛泽东现在的活动却以夺取政治权力为前提。在1920-1925年期间，政治组织成为关键性的任务。它不仅包括发展共产党政治核心成员，而且包括多方面努力去扩大影响。1926年毛泽东在思想上再次兴奋起来，然而，他这次兴奋的目标是农民进行的政治革命，这些农民采用必要的暴力以对抗旧秩序。
毛泽东在1920年没有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他对于旧秩序的顽固有了更为现实的认识。他认为建立在启蒙教育基础上的方法在理论上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它不能用于现实。假如共产党没有政治权力，它将不会掌握教育工具。在一个更深层次上，毛泽东认识了这一问题，他争论说欲望比信念更为强烈。毛泽东由此认为，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都是在理论上好听，但是在现实中却行不通。
在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著作非常丰富。1926年至1927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村革命的著作在许多重要方面是革新的。他首先发现了农民的革命潜力。彭湃在1922年早期已经组织了农民协会。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在原则上都是以城市革命为主，农民虽然也被包括在革命内，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农民在任何一党革命议程上的地位都不高。对于国民党而言，它在意识形态上拒绝阶级斗争，同时其大部分成员都是地主出身以及在北伐中与军伐合作的必要性使其排除了一项严肃的农民政策。或许有人认为共产党将会更好地处理激进的农民政策，但是，由于把城市作为革命的中心和在意识形态上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共产党把农民放在了革命的边缘。党的领导人情愿牺牲农民的激进主义而维持与国民党的统一阵线。
与五四时期的热情相比，毛泽东在20年代对革命的期望发生了变化。在1919年，毛泽东希望一个黑暗中的社会能够通过启蒙和教育迅速变得光明起来。像天使一样，毛泽东与他的朋友们在《湘江评论》上给世界带来了美好的消息。而在1927年，毛泽东把革命过程看作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为了毁灭旧世界的反动势力和权威从而为新的世界清除道路，他认为过多的暴力是必须的。毛泽东仍然相信迅速变革，但是，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使教育者自身受到了教育。到1927年，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我们”与大众的“他们”这样明确的认识，但是党并没有创造和控制农村的革命风暴。
三、生存的教训 1927年7月—1930年12月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后半年遭受了巨大损失。它不仅失去了90%的成员，而且其剩余力量被迫退入偏远地区和城市的地下状态。党的组织、成员和意识形态都与它所在的乡村不相适应，因此它渴求返回城市，那里却是党的敌人最强大的地方。
对党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共产党领导者都没有思想准备，而毛泽东稍有一些心理准备。1927年10月他领导在秋收起义中失败的剩余部队来到了偏僻和遥远的井冈山。在这里他不得不思索革命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和如何生存下去。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毛泽东政治思想最具创造性的时期。从1927年至1930年这三年，毛泽东发展了农村革命的战略，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偏远农村将成为长时期包围城市的基础和靠山，即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基本思想当时看来是一种异端，但在1930年红军最后一次对城市进攻失败之后，中央委员会逐步接受了这一思想。随着革命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党的军事原则和战术必须重新改造，党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工作必须整合。所有的这一切要求经常性的调查。毛泽东在农村革命时期的老师就是生存本身，并且直到十年之后他才开始着手把生存的方法综合成一种革命范例。
中国革命的出路在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进行了最好的总结。对这一问题而言，更具实践意义的问题将是“如何生存”而不是“为什么能够生存”。毛泽东对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回答是农村革命的开始。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来并不是因为它自身的力量，而是因为统治力量的分裂。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创造了不同势力相对独立的控制范围，并且没有任何人能够巩固和加强一个有效的和有序的全国政权。因此，一个地方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带经常处于多方势力的竞相控制中，打败这些边缘地区的共产党力量要求多方力量的合作。如果井冈山上的毛泽东部队受到来自湖南方面的进攻，红军将转移到江西；而江西方面如果在与红军打交道的过程中变得疲惫不堪时，但它希望由湖南军阀对红军进行反扑。因此，虽然所有各方都痛恨共产主义者，它地方生存的可能性却一直存在。
生存政策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军事。甚至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前，毛泽东非常遗憾党没有对军事给予足够的重视。《毛泽东的权力之路》发现之一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名言最早在1927年秋天被毛泽东首先使用。在一个总体军事劣势但是局部处于优势的状态中，革命政策的军事前提要求发展游击战术。同样重要的是，军事行动必须与发动群众和扩展根据地相结合。
建设根据地证明比毛泽东设想中更为困难。农民协会的领导权经常处于本地人的控制中。根据地最初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也是无效的。最大限度的发动根据地群众和资源的问题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解决。在根据地的发展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指出的那样，“经验是学习的工具。”毛泽东要求所有的干部仔细调查所控制地区的真实情况。毛泽东本人在1927年至1930年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广泛的调查。《毛通向权力的道路》第三卷的近1/3内容由这些调查报告构成。毛泽东在不同地区进行的详细访问对于他掌握每一地区的真实情况非常关键。一个人如果不与现实相联系，他不可避免的将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将会导致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
毛泽东本人在1927年至1930年期间犯了两个主要的领导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对富农和地主实行了过于严酷的政策。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评论的，把地主从根据地驱除出来这一行为使得他们进入深山。[3](P97)对于富农的镇压产生了两个消极影响。首先，它诱使富农隐瞒自己的经济状况，导致多次循环调查。第二，它降低了根据地的经济生产。实质上，毛泽东的政策是建立在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多数主义的基础上。它把群众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希望从革命中得到好处，另一部分则不能。但是，基本的问题是动员群众，而多数主义的政策使中农对此漠不关心。它孤立的是群众而不是敌人。新的动员政策建立在真正集合绝大多数的基础上。在新的战略中，中农被包括进去成为运动成功的关键。第二个错误是福田事件。尽管犯了这些错误，毛泽东在1927年至1930仍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四、治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历史，易于掩盖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政治中重要的发展。伴随着毛泽东在江西的胜利和城市地下运动的失败，党中央对根据地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并且最终在1933年转移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在党和军事方面的主要领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并且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中最后结束。28个布尔什维克留给毛泽东的工作是担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
根据地范围的扩大和复杂使得治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在山区的生存相比完全不同。到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拥有300万人口，在主席和村庄之间存在着多层机构。在指挥地方选举与中层官员打交道中，毛泽东遇到了挫折。在他成为主席几周之后，他就发布命令要求地方进行重新选举并且取代无效的职员。选举运动失败并不奇怪。事实上，毛泽东正在要求取代无效的行政官僚。很清楚，解决政府无效的方法并不是来自高层的呼喊。毛泽东在试图改正官僚主义的错误时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错误的产生都是由于苏维埃政府的复杂所造成的政府与群众的隔离。毛泽东在1933年对这一挑战的反映是他发起了群众运动，即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的政治含义非常复杂。当1933年中央委员会到达江西时，他们通过发起一场攻击毛泽东的追随者为地方机会主义的运动来继续实行新的恐怖。他们给了毛泽东执行一项新的严酷政策的责任，即重点是查找隐藏的地主和富农并且对这些家庭进行严厉地惩罚。毛泽东不同意这一政策，因为它威胁了中农的利益，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对于政权的支持。
查田运动与6个月前的选举运动完全不同。毛泽东首先在一个地方进行了试验。接着他在8个县进行了运动的准备工作，为了汇集思想和鼓动群众热情开了两次大会。他发布了简单的命令并且强调运动应该包括所有的干部和组织，并且运动应该与征兵、债券买卖和农业工作以及寻找隐藏地主和富农的工作相结合。最后，毛泽东公布了以两个乡镇为例子的详细调查。任何一个乡镇都没有查到很多的隐藏敌人，但是，他们在征兵、债券买卖和生产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正是在查田运动中毛泽东的视线转移到群众政治上。他认为，当前工作的中心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到革命战争中来。
五、走向第二次统一战线：1935年1月—1937年7月
伴随着长征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日益提高，他不得不再次面对不断变化的基本生存与领导权问题。在1935年，生存问题不是指根据地的保存，而是指要保存那些经过了11个省的长途跋涉才摆脱敌人追踪的没有根基的部队，甚至就在11月22日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政治和军事生存问题不得不因为日本入侵而重新构想。从1936年起，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发言人。毛泽东所想正在成为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失去中华苏维埃政府后，经过长征得以生存，堪称奇迹。红军从30万人锐减到3万人，其艰难痛苦与九死一生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传奇。毛泽东曾决心向苏联进发寻求帮助，但是他们转战途中在一小城镇中发现的报纸使毛泽东得知陕北共产主义根据地的存在，所以他带领部队转向那里。在长征中得以幸存并没有使毛泽东确信他个人或者党是坚不可摧的，相反，他认识到错误完全可以摧毁这场革命。
长征使军事事务回到了毛泽东的议程上来。他所面临的任务是从理论角度出发，概括他在反围剿战争中所获得的游击战的经验。此外，被迫撤出江西，以及面对全国范围内不断增加的日本对中国施加的侵略压力，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力量合作成为可能。最终，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了第二次统一战线。
毛泽东迅速适应了作为党对外发言人的角色，这可以从埃德加·斯诺的五次采访录中略见端倪。毛泽东强调要无情地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中国共产党就要准备同国内、国外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但是，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权受到了挑战。首先，他要巩固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压倒张国焘的强大势力。到达陕西后，他不得不劝说所有人追求统一阵线。在1937年这些努力获得成功后，他又不得不解释为什么尽管早期政策并非不正确，但它们仍要被一些更温和的政策所代替。
领导权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完善并且清晰地阐述一种新的普遍信仰。这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得到了阐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在1936年12月为红军大学准备的一系列报告中的一部分。这是毛泽东陈述他的军事战略的最艰难努力，其中包含他后来哲学理论发展三个方面中的两个：实践论和矛盾论。
实践论是第一章的主题，即“如何研究战争”。他首先提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不能从一般战争或苏联的经验中推演出来。而且，特殊阶段战争的规律将有别于其他阶段。总之，对于“我现在该怎么做”这一问题的回答既不在书本中，也不在个人的经验中，正确的领导应该是对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的反应。
那么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制定战略呢？毛泽东在他论述的第二部分，从一个正确的角度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各级指挥者都必须将所有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各种局部任务都应服从于整体，否则，一次小的胜利也可能导致重要的失败。对于读者来说，看到报告的最后一个主题“重要的是要善于学习”将感到轻松。毛泽东认为没有所谓的“常胜将军”，主观错误的产生是因为缺乏与客观环境的一致，学习是个持续的调节过程。如果考虑到现实和任务在不断变化，毛泽东的“学习曲线”就是从形势→计划→实施→新形势→修正计划……的无限螺旋曲线。它在理论指导下形成，同时又要根据特有行动的需要而更正。
在著作的其他部分中，毛泽东的任务就是使这一战略体系精确化。尽管它不能给每一个具体问题以回答，但它对具体问题的思考是大有益处的。他像讨论整个红军经验教训一样，通过提出一系列的相对概念而进行阐述。这些概念组合，包括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相对正确战略和错误战略等等。所谓积极防御，就是“经过精心部署的防御”；而消极防御只是在描述战略失误时才有用。当然，大多数概念之间都有非常有趣的关系。“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就界定了最宽泛的军事关系，它明确指出了红军处在一种持久的防御阶段。但是因为它是防御战中居于劣势的一方，它就必须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敌人。
毛泽东三大理论的最后一点就是他对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概念的运用。最重要的部分集中在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的一个报告。这篇报告旨在阐明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取代了中国内部矛盾而上升为主要矛盾。尽管前期进行的阶级斗争和与国民党作战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在现时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新口号也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它都提供了一种对现行政策突然转变的有效解释。“矛盾论”的意义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名词而存在，而是在1937年它非常有效地解释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始合作这一政策的转变。
六、结论：从1937年回溯
我总结这篇论文，并不是要总结毛泽东早期思想对其后来事业的重要意义与影响，而是要分析毛泽东在1937年如何展望自己的发展。很显然，1935年5月8日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走到了人生的转折点。当然，他当时并不清楚这一点。然而，从他阅读包尔生的著作之后，新时期领导人的新任务促使他在1936-1937年间进行了最深刻、最广泛的思考。
从他的军事著作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他对中国根据地战争长期潜力的分析、他早期领导的游击战争和在江西所应用的精湛的战略与战术非常自豪。他对1933年有关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道路的探索也很满意。甚至在阶级斗争从属于统一阵线之前，他已经调整制定了一项更为温和的富农政策，他也思考了一致抗日要求下暂时停止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农村政策。
毛泽东的“反面老师”是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政策的破产和毛泽东自身未牵扯到他们失败中的事实，使毛泽东通过批评他们自高自大、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以及军事上的顽固性，建立一种新的党的领导范例。党需要一种灵活的建立在群众政策基础之上的思想与风气，而毛泽东就准备提供这种模式。
毛泽东早期政治活动的三个方面正在从1936年他为党重新确定方向中消失，甚至被抛弃。首先，动员性的群众路线取代了早期多数主义的方法。其次，毛泽东在福田事件中使用的方法没有被再度使用。第三，在1932年的选举运动中出现的命令主义不再出现。
1936年开始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他1936年之前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马列主义、党的信条和阶级斗争现在都是毛泽东思想和行动中不容怀疑的框架。毛泽东自己的贡献则是正确领导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不仅仅是他后来思想与事业的基础，它也是理解中国历史上关键人物和关键时期的来源。
收稿日期：200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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