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论论文,现代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如何认识这种发展的原因、本质及趋势,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最近,我国青年学者房宁教授出版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作为《当代中国学者文库》的一部,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中青年学者对这一课题的某些深层次思考,为广大读者认识和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参考与思路。
一,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性
注重阐明并实际运用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总体性方法,是该书的特色之一。正是借助这种方法,作者不仅综合考察了有关发展问题的西方主流派观点和第三世界激进学派观点,而且也全面分析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环境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日趋总体化的新特征,从而提出和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总体资本主义”的独到见解。
首先,作者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方面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资本国际化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资本国际化的全面实现,是在战后第三世界开展广泛的工业化的背景下完成的。由于西方少数发达国家把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纳入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运动过程,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一方的“中心资本主义”和以广大第三世界中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外围资本主义”,即建立了以“中心—外围”为基本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虽然,在这一体系中包含着“二重化”的矛盾,但毕竟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一个世界体系。对于西方战略家来说,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传统的“东方”已不复存在,主要是南方和北方,或者说世界更明确地分为“中心与外围”,这就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而现代或当代资本主义也就成为具有世界规模的、带有整体性的资本主义。
其次,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发展关系方面也呈现出某种日益成熟的“总体化”的整合功能。就此,作者不仅分别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而且还着重考察了这些领域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深刻揭示了这些领域既“内别分解”又“功能合成”的特点。就“内别分解”来说,作者借助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描绘了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断裂中日益走向分裂、冲撞的社会态势;就“功能合成”来说,作者则强调三大领域之间在逻辑上的矛盾与对抗,并不妨碍它们各自维护资本主义的功能而构成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作者指出,这种各个局部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状况恰恰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性,说明它是一个总体优于局部的客观现实。因而,作者强调,“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只有从总体的角度才能正确地认识它;只有以总体发展的眼光来视察它,才能预见其发展的未来及其历史命运。”(第247页)
依照这些方面的分析,作者提出,“总体性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基本、也是最显著的特征”(第237页), “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总体性的资本主义。这种总体资本主义比以往的资本主义更为成熟,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230页)
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矛盾和趋势
注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逻辑的分析中力图把握历史的进程,揭示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矛盾和趋势,是该书的又一特色。
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派观点,战后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的自我循环。作者认为,上述两个因素虽然对战后西方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作用,但并不是主要原因。作者通过深入的考察,指出“技术决定论”并不完全符合战后西方发展的实际。事实上,在70—80年代科技革命的高潮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提高却呈下降趋势,同60年代相比,生产率增加速度明显减慢。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率总的趋势却在不断上升。作者指出,这一现象只能用资本的国际大循环来解释,而导致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真正秘密就在于:战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区——第三世界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而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地带的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中,通过不平等交换,从广大外围地带获得高额利润,同时将本国的经济危机转嫁出去,并且利用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来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从而大大缓解了自身的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就是说,第三世界广大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被纳入资本的国际大循环,是战后西方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因。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存在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作者形象地将其比喻为西方世界的“第二次地理大发现”。
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发展是否消除了它的固有矛盾呢?作者指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外围”的二重性,使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矛盾在其中心地带得以缓解,然而却在全世界的“中心—外围”的结构中、即在更深刻的层次和更广大的范围内积聚和发展。作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仍然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然而,其表现形式已有很大改变,已由原来的主要表现于发达国家内部经济运行中的矛盾,逐步转化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利益的对立和冲突,即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日趋严重的“南北矛盾”。由于第三世界中广大国家的工业化被纳入国际资本的循环过程,这些国家即成为国际资本掠夺的对象,其工业化进程也必然带有依附性,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进程,也不可能有在既定框架内的自我完善与成熟。作者深入分析了非洲、拉丁美洲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进程所具有的先增长、后停滞直至衰退的规律性,分析了这些国家产业结构失调、农业萎缩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阶级矛盾与政治动荡,从而揭示出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过程对于西方来说就是新殖民化、经济殖民化。由此,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运动必然带来社会财富在一端积累而贫困在另一端积累的规律,也就在当今世界这一南北分化的严酷事实中显示出来。
由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使得世界在战后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下并不平静,和平与动荡、发展与衰退始终在战后世界的变化中并存。作者提出,世界上存在一个富裕的北方和一个贫困的南方,南北两大板块的碰撞将汇成未来历史的主旋律。就北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由于有利于资本国际循环的历史环境正在改变,仅靠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手段已不能强有力地干预第三世界,防范国际经济体系的瓦解,因而西方正在走向“后殖民主义”,运用更多的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政治干预、直接控制来保护西方大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以维护资本的国际大循环。就南方(非洲、拉美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而言,依附式的工业化道路引起产业结构失调、社会矛盾加剧和普遍的贫困化,这种“外围”的“不发达”的发展也会反过来窒息“中心”的发展,并引发外围与中心的“脱轨”,从而导致国际资本循环过程的障碍甚至中断,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作者把这种趋势称为“南方革命”,并认为,它不仅表现在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正以经济崩溃的方式冲出国际资本的循环圈,而且也表现为以积极的抵抗主义为存在形式的伊斯兰革命。总之,“后殖民主义”的“重建统治”与“南方革命”的“中断循环”,是作者预言的21世纪的两种趋势,而未来西方世界战略的重点必将转向第三世界,对第三世界控制的成功与否将成为决定西方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主义的影响
从世界发展的新的历史环境中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加深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同时,也关注社会主义的发展,加深对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前途的认识,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作出一定总结,是该书的又一特色。
首先,作者阐述了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发展才能坚持”的见解。作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从根本上讲是来自现实,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为此,作者回顾了上个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危机”,既科学地评价了列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也深入地揭示出第二国际在政治上的破产是根源于理论上的失落。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不能正确解答国际工人运动所遇到的新的时代的课题,而只会重复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社会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基本公式,而当实践中革命并未发生时,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未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从而导致了庸俗生产力论。因此,作者指出,如果只接受和重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命题而不能了解怎样去实现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和途径是什么,那么就难免背离社会主义。
其次,作者在书中也用一定笔墨构勒出战后“东风压倒西风”以及“西方的复苏和东、西对峙”等历史概况,对于战后社会主义各国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作了正确评价。对于西方在“冷战”中获得的胜利,作者指出,西方并没有理由乐观,因为这只是在一场力量悬殊的角逐中靠实力的获胜,而不是道义的胜利,问题没有消除,矛盾依然存在,历史并未终结。于是,作者仍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怎样超越资本主义,迈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第248页)作者提出, 未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是“两种总体性的较量”,要推翻资本主义的总体专制,社会主义也必须用一种总体革命,以“总体性社会主义”取而代之。所谓“总体性社会主义”,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和观念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是指不仅在经济和政治的表层上改变了旧制度,而且也在文化观念的深层上改变了旧制度,乃至在“人的需要”本身上也消除了在私有制下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求的社会主义。作者认为,不彻底改变私有制社会中形成的单向度的“人性”,不消除人类物质欲求无限膨胀的“虚假需要”并将其还原为人的真正的“自然需要”,创造出社会主义一代又一代新人,劳动阶级就不可能真正解放,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最深刻的变革。作者预言:“只有总体的社会主义才能代替总体的资本主义,人类将在总体性的发展中完成历史的新飞跃。”(第251页)
最后,还应指出,作者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否定性批判的同时,对战后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所实现的那些现代化的运作方式及其理论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如政权运行中“双层权力结构”和现代选举制中的“双向筛除法”,文化传播中的“明示与暗示”、“电视资本主义”等等。这些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也确有一定可借鉴之处。至于书中所言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惨痛教训,对于我们则更具有某种警戒意义。
综上所述,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该书所提出的许多观点确实是独到的、难能可贵的。而且,该书文风朴实而严谨,论述平缓而生动,材料翔实而广泛,作者既不拿“大道理”吓唬人,也不摆出理论家的“大架子”来说教,甚至也无意进行意识形态的论争,然而,通过独到、周密的科学考察,已把现代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发展合盘托出。平心而论,《引论》一书确实是我国理论界或学术界多年以来少见的集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一部专著。当然,该书作为探讨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还不够成熟,也不一定完全准确,这些观点还有待于深化,还有待于理论界的共同研讨,更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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