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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0）01—0001—07
认识自然现象，积累关于自然界的精确知识，这是科学的首要功能。因此，人们关注科学，首先是将它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看待的。而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它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由此似乎可以推断：理论理性是科学理性的实质和灵魂。这给我们提示了探讨科学理性历史演变的基本原则：抓住理论理性及其相关理性因素和手段的形成与演变，就等于抓住了不同历史时期科学理性的实质内涵。研究古代科学理性，其中心任务就在于探讨科学的理论理性如何在古希腊孕育、形成和超前发展。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科学缺乏理论理性及其相关因素和手段，这就容易理解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而却在西方诞生的科学自身的原因。
一、古希腊科学理性的一般特征
古希腊科学理性的基本特征，本质上是由它的一般理性或哲学理性精神所决定的。
希腊民族的优秀品格和良好素质突出表现在其崇尚理性、智慧和正义。这种民族精神和气质使得古希腊学者普遍主张理性至上，理性支配、主导非理性，决定了希腊思想家的唯理主义特色：崇尚抽象概念和原则的思辨，致力于发展自然哲学的宇宙理性观。怀特海曾对此描述道：“希腊的天才人物是富于哲学性的，思路是明晰的，并且长于逻辑。这一派人物主要是提出哲学问题。他们问：自然的始基是什么？……这一派人物对数学也很感兴趣……他们头脑里充满了一种酷爱一般原则的热忱，他们要求得到清晰的大胆的观念，并且用严格的推理方法把这些观念加以推广。”[1](P7) 怀特海此语足以揭示古希腊一般理性精神的基本特征。
希腊人的理性至上精神具有极大的独特性，甚至是唯一性。这不仅与古代东方人的精神世界大异其趣，与古代埃及、阿拉伯国家有很大不同，就是与地理环境相似的罗马人亦存在天壤之别。这一现象实应引起学者注意。丹皮尔曾对罗马人与希腊人的气质作过这样的比较：“罗马人与希腊人按自然之理在性质上应相似，但实际上不同。罗马人擅长治理国家，在军事、行政和立法方面有优异能力，但学术方面没有多少创造力，他们的艺术、科学、医学都是从希腊人那里借来的。罗马人似乎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对科学关心，他们使用知识之流，而不培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2](P58)希腊人注重开发科学的思想源泉，提供了科学未来发展所需要的一般观念和方法论原则的基础，这就是希腊科学的逻辑—理论理性这种极宝贵的思想武装。
古希腊科学充分发展了逻辑理性。逻辑理性在哲学理性支配下，突出发展了概念理性。但概念理性不是建立在深厚的经验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显示出思辨理性的鲜明特色。这使得希腊科学理性集中体现为逻辑—思辨理性。逻辑和思辨是手段，概念是目的，怀特海由此得出希腊科学“过于理论化”的判定。
概念理性是古希腊科学理性的突出表现。柏拉图是发展概念理性的杰出代表，在哲学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正是柏拉图，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同时，亚里士多德也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因此，海德格尔说，从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基本上是柏拉图主义。
柏拉图“理念论”的先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说”。巴门尼德反对用某一种或几种具体物质形态作为世界“本原”，也反对用事物的数量关系来说明世界，他提出以永恒不变的“存在”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这个“存在”撇开了具体的物质形态，而成为对宇宙万物的抽象概括，即形成为一个一般概念。与对世界本原的抽象认识相适应，巴门尼德在认识论上表现出唯理主义倾向。他区分了真理和意见，认为“意见”是凭感官得来的知识，是虚幻之见，而真理必须通过理性才能获得。
苏格拉底突出发展了概念理性。他不满足于老师的教导：找某个事物的根源便到另一些现实事物中去找。他经过研究后发现，应当到事物的最大普遍性，即到抽象的概念里去找根源。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例如伦理学的最高知识就是关于“善”这个永恒不变的普遍概念的知识，美德就是对善的理念的认识。他要求人们把握普遍的美德，找到贯穿于一切美德之中的共同的美德，这已十分接近于柏拉图的理念论。苏格拉底在方法论上提出“接生术”，这是一种归纳法：通过归纳而形成普遍概念。这种概念方法论思想对后来的科学认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柏拉图将概念即理念看作是共相，即先于个别、特殊的一般。他认为理念高于事物，比可感事物更完美，更理想。因此在他看来，理念是认识的目的，而不能将可感事物看作认识的目的。例如对美德或圆形的认识，就要求把握一切美德中的共同德性，各种圆形中的共同本质，即要求人们把握美德的理念、圆形的理念，否则就会受到嘲笑，说他不懂得美德的理念，而“把留着的一窝美德（指各种具体的美德——引者）都端出来了”[3](P170)。提出概念是认识的目的，也是认识的形式， 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其他文明古国的思想家所不可比拟的。例如古代埃及和巴比伦就没有表征一般三角形的概念。柏拉图将数和形抽象为概念，认为数学家在考察对象时，他们所思考的并不是各种图形本身，而是这些图形所模仿的东西，是正方形本身、三角形本身等等。他的目的是要获得一般三角形等的共同本质即共相。抽象的数学概念为数学知识理论化提供了观念的指导，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希腊能产生欧氏几何这样的理论，而中国古代缺乏这样的观念，便只能产生像《九章算术》一类的应用题集。柏拉图认为在认识的最高等级——理性等级，乃以纯理念为对象。这时，理性不同于理智，它只用推理而不用任何感觉便达到事物本身。理性阶段的认识只引用理念，借助于推理，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最后到达最高的理念——“善”理念。柏拉图还强调理念的方法论特别是创造论的功能。他从“理念是共相”推出“理念是模型”的命题：要创造事物，便须以表征事物普遍本质即共相的理念为“模型”。他说：“创造者就得要注视着那永恒不变的东西（指理念——引者），把这种东西当作模型。”[4](P345)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看法是有矛盾的。当他将个别的东西看作“第一实体”时，他与柏拉图存在基本立场的分歧；当他将事物的普遍本质即“形式”看作是“第一实体”时，他便趋向于柏拉图主义，因为柏拉图的理念实际上也是指事物的本质。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形式”不仅是事物的普遍本质，而且是事物所要达到的目的和驱使事物趋向目的的动力因。这样四因归结为二因：形式因和质料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质料是完全消极的东西，只有形式具有能动性：形式先于质料而存在，形式支配质料，只有在形式加之于僵死的质料时，具体事物才能产生。例如雕刻师塑造图像，雕刻师是动力因，但这个动力因被归结为雕刻师心中的雕像的形式，这个形式才是真正的目的和动力。这些说法同柏拉图关于理念是创造的模型或摹本的说法多么相似！此外，亚里士多德由目的的等级性推论形式的等级性，得出最终的目的或形式，即“形式的形式”，这是纯粹的即没有质料的形式，它是宇宙万物的“原始动因”、“第一动因”或“第一推动者”即神，这个神就是“善”。这和柏拉图关于最高的理念——善理念——的说法又是相似的。
当然，理念论是有明显缺陷的，如轻视感性经验，对一般的抽象还不够等等。但不管理念论有何缺陷，仅就其突出概念的认识论意义而言，它的重要性是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高的。瓦托夫斯基指出：“科学概念是从事科学思维的工具，……属于科学发明的最奇妙的事物之一的就是科学概念。它们实际上是科学思维和对话的尖端工具和高超技术。”[5](P6) 作为古代科学方法论思想超前发展和近代以至现代科学方法论思想核心内容之一，概念理性在科学理性的形成和发展中意义重大，它标志着理论理性崛起的首要一步。
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曾提出非常抽象的概念，如老子的“道”，程朱的“理”。其中特别是“理”同柏拉图的“理念”看起来很相似，实则不可混同。且不说二者在本义上存在原则差别，单就其认识论功能而言，便不可同日而语。理学家并不引导人们去认识自然界并发现规律。所谓“格物致知”，实际上是一种封建道德的修养方法，主要涉及社会伦理，历史人物等方面的知识。二程引导人们脱离对外界的认识，回到内心精神修养。程颐主张至于物而穷其理，但不能逐物，必须“反躬”。朱熹虽然提出“知行合一”，但主张知先行后，通过自我认识和践履，达到“心与理一”的人生最高理想。因此程朱理学不论是从认识目的还是从认识方法来看，都与自然科学毫不相干，不能像古希腊哲学那样对科学提供观念的、方法论的指导，反而只能起消极有害作用。
演绎系统化理想是古希腊科学理性的又一突出表现。概念理性为科学思想与感性经验分离，超越实用技术的狭隘眼界，走向抽象化认识提供了强有力的观念驱动和可供操作的思维框架，自然是实现理论理性目标的最重要条件。但理论理性的崛起不能停留在概念理性上，因为概念所提供的是理论的细胞，而理论则是一种知识体系，逻辑系统化是它的形式特征。希腊学者不但提出了演绎逻辑系统化的理论理想，而且杰出地实现了这一理想，这大概是希腊科学理性与其他文明古国最显著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指出，一门完整的科学应当是通过演绎组织起来的陈述系统，它按照逻辑证明的第一原理、特殊科学的第一原理和定义、关于现象的陈述这样不同的陈述，从高到低组成演绎陈述系统。这种演绎系统化的理论理想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和阿基米得的静力学中得到了实现。特别是欧氏几何更进一步成为公理化理论体系。公理化理论体系作为理论理性的理想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为近代科学理论化指引了方向。欧氏几何在近代科学时期便一直被当作理论构造的楷模。丹皮尔将欧几里德演绎几何学对近代科学理性的意义同近代实验科学的意义相比，足见希腊科学理性的超前发展达到了多么高的程度。他说：“演绎几何学毕竟特别适合希腊气质，……它标志着知识的进步方面一个永久性的进步。这一步永远不必回头再走了，事实上，在人类智慧的胜利中，……希腊几何学和近代实验科学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2](P84)
轻视经验也是希腊科学理性的重要表现。虽然“希腊人并不竭力逃避现实世界，而是进入其中，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11](P24)，但由于不具备实验研究条件，对经验材料的占有十分有限，因此希腊人将他们的智力集中于对极不完备的经验事实的思辨构想和猜测上，从而表现出普遍的唯理主义倾向。所以，轻视经验乃是相对于希腊人崇尚抽象理性思辨而言的。在自然哲学家那儿，观念上并不轻视经验，但在客观上，经验却仅仅起了对理论猜想的微弱启发作用，从而使希腊思想家以为一个普遍性原理可以从少量、单个事实中上升概括出来，并且未能想到这原理还必须接受观察事实的进一步检验。但在作为古希腊哲学精髓的柏拉图主义那儿，轻视经验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作为共相，它先于作为个别的可感事物而存在，因此对理念的认识可以不必以感性经验为基础，而可以凭直觉加以把握。柏拉图不仅轻视经验，而且对实验采取敌视态度，将它贬斥为“渎神”、“下流机械技术”。亚里士多德轻视经验表现在他的研究模式虽然以观察事实为起点，但只要有了少量甚至单个的事实便可一下跳到最高原理。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大体上都是采取这样的思路。看到某一件事，便一下子猜想到某一个原理。如看到人像鱼一样在水中游泳，便猜想到人是由鱼变来的。这与近代科学家大不相同，后者首先广泛地搜集事实材料，并尽量通过实验手段，而后加以分类整理，最后从中归纳概括出一般结论。因此，轻视经验不能仅仅解释为古代人不具备实验技术手段，只好凭观察启示下的猜想行事。是否轻视经验，就看你是否正确处理感性经验同理性认识的关系。
古希腊科学理性虽有缺陷，但总的说来是合理的。希腊科学理性的合理性根本上在于它符合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实践状况。当时在经验方面的基本状况是缺乏实验条件，因而单凭自然条件的观察不可能将经验理性推向很高的发展水平。在这种状况下大力发展理论理性，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明智的。我们知道，科学活动本质上是经验理性同理论理性的矛盾运动，对立双方都是科学发展的动力，而且具有此消彼长的特点。当经验理性受到轻视的时候，理论理性必然受到推崇。如果后者能够健康发展（其前提条件是逻辑理性、演绎系统化理想和必要的经验基础），而不是走向纯思辨道路，那末它的超前发展便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坐等经验理性的发展，以求得它与理论理性之同步，那反而不利于科学理性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在经验方面的情况同古希腊大致相同，甚至更好，因为它更重视经验材料的搜集和积累。但理论方面的情况却十分糟糕。台湾学者殷海光指出：“中国没有讲理论的传统，中国人讲理论的天赋能力多散漫而未自觉地潜藏于伦教、玄思和艺术品鉴之中，而极少从这些界域里有意识地吐露出来。中国许多人一提起‘理论’二字，多认为系‘空谈’之别名，或是‘主张’一类的东西。这些误解或轻视，使中国人迄今未走上理论建构之途，因此也就无以自动地建构知识。”[ 6] (P741)在古代，由于经验材料缺乏而盛行思辨猜测，这并不奇怪。但思辨猜测未能引导到理论构想，原因在于缺乏理论意识，缺乏知识的逻辑系统化理想，缺乏归纳和演绎的逻辑手段，结果思辨被引向玄秘的空想。例如宇宙论，希腊人便有宇宙的星体结构模型——地心模型以及日心地动的猜测，而中国古代的盖天地、浑天说、宣夜说均未涉及到星体的结构，只是一种浑沌整体的表象，无法进行实证，因而不能从中推导出与观察事实对照的经验命题。由于缺乏理论意识，经验的发展失去远大目标，只能向技艺方面发展，这也是中国古代技术发达的原因。但由于没有理论的深厚基础，技术之流后来便慢慢枯竭了。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诞生，就科学自身的原因来说，主要在于中国古代科学缺乏理论理性的发展。在这里，巴伯的一句话可说道着了中国古代科学的病根：“经验理性如果达不到在概念框架上高水平的概括性和系统性，就会相当多地保持着专业化，囿于技术和手工艺之中。”[7](P741)
二、古希腊科学理性的主要手段
有人说，科学是理性的象征，这句话强调了科学突出理性第一的精神。实际上，不论是古代科学、近代科学，还是现代科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理性主义的色彩，就其主流而言，都在追求理论理性。这里表现出一种共性，只是手段不一。古希腊科学突出依赖逻辑和思辨，其精华便是一种逻辑—思辨的理论理性；近代科学则突出依赖于经验和数学，其精华则是经验—数学的理论理性；现代科学在逻辑、数学和经验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理性的能动作用，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强地注重猜测、假设的作用，即突出观念对科学创造的孕育作用，“假说—演绎”成为科学探索的普遍模式，因此现代科学理性的精华是观念—假说的理论理性。
古希腊逻辑—思辨理性除了有哲学理性的指引外，它所依据的主要手段还有：逻辑理性、数学理性、思辨理性、经验理性、公理方法等等。下面分别加以描述。
逻辑理性 古希腊哲人将逻辑用于科学发现，用于建构理论体系。
希腊科学的主要发现手段一是归纳概括，二是思辨猜测，二者常结合使用。希腊人常用的发现模式是一种上升式归纳概括：从少量、单个事实出发，经过想象、类比、猜测，概括提升出普遍性论断，并加以无限延伸。例如，阿拉克西曼德看到整个星空是围绕北极星转的，于是猜想天空是一个球体，它的可见穹窿就是这个球体的一半，而后加以扩展，得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论断。这是希腊自然哲学家普遍遵循的研究程序：从简单的、尽人皆知的、真实可靠的事实出发，一步上升，提出一个概括性原理，然后用以解释相关事实，回答各种问题。这是带有“现代”色彩的，类似假说—演绎模式，只是后者更注重假说的经验基础和实验检验。这里反映出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或一般特征：人的认识既要遵循从已知到未知的程序，又要追求超前认识，而超前认识的形式便是猜测、假说，这是由人类认识的本性——求知的渴望——所决定的。
亚里士多德将上述发现模式概括为：科学研究首先从观察上升到一般原理，而后再回到观察。前者是归纳过程，后者则是演绎过程。他将科学发现过程归结为“归纳—演绎”的逻辑模式，而其中的非逻辑因素则被“隐去”了。在归纳阶段中，所采用的是简单枚举和直观归纳法。简单枚举由任意捕捉到的个体具有某种属性而推及全体亦具有此种属性，其中便含有猜测成分。直观归纳法旨在从观察现象中“洞察”出一般原则，其猜测性是很强的。这说明，科学发现并不存在纯粹逻辑的模式，哪怕是最简单的经验定律（表达为普遍性命题）也不例外。但科学发现确实要运用逻辑，确实存在非纯粹的归纳逻辑的发现模式，亚里士多德对它进行概括，这给科学发现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关于演绎阶段的论述中，他提出科学解释的一些重要看法，如解释前提必须是真的和无法证明的，科学解释要揭示因果关系等等。必须指出的是，从一般原理回到观察，他并没有看到原理还需要由观察事实来检验。这一步骤的目的只在于进一步解释观察现象。古希腊思想家（包括亚里士多德）高度发展的是演绎逻辑，而非归纳逻辑。在“归纳—演绎”模式中，亚里士多德所注重的是演绎阶段，而归纳是“匆忙”的，它主要起着为演绎提供前提的作用。
演绎逻辑在建构逻辑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中发挥出惊人的作用，结出了辉煌的硕果，这是古希腊逻辑理性的突出表现，是希腊科学理性超前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其他文明古国与之相比，不能望其项背之处。
数学理性 古希腊数学理性有着最深厚的思想和观念的基础，它影响科学发现的主要因素或观念有：
第一，宇宙理性论中浸透着数的和谐。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乃万物之源”，即数是宇宙的始基。因此，宇宙的秩序和规律也便体现为数的和谐，宇宙即是数与和谐。这种看法为柏拉图所继承和发扬，他将两类三角形（正方形的一半和等边三角形的一半）的观念（非指可感三角形）看作是万物的始基，由它们构成水、火、土、气四种元素，再由这四种元素构成万物。这是一种十分和谐优美的图景。
第二，数学是理解宇宙万物的可靠途径。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见解，既然自然界是和谐有规律的，而这种和谐是数的和谐，因此数学可以成为认识世界万物的钥匙。柏拉图亦深信数学对哲学家了解宇宙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在《理想国》中写道：“哲学家也要学（数学的技巧），因为他必须跳出茫如大海的万变现象而抓住真正的实质……必须学到他们唯有靠心智才能认识数的性质的那种程度……。我们说的意思是算术有无限伟大和崇高的作用，它迫使灵魂用抽象的数来进行推理，而厌弃在辩论中引入可见和可捉摸的对象……。”[8](P116)
希腊人的唯理主义倾向使他们轻视从经验中抽象出数学概念，而是单凭理智直觉即去构造数的理念，凭直观即去建立不证自明的公理，而后便可以从事他们所陶醉的数学演绎，得出具有必然真的命题。这种数学理性居然也适应了初等数学发展的要求，这再次证明理论理性高于经验理性，表明在科学发展的特定阶段，突出发展理论理性的合理性。
第三，数学模型能够“拯救现象”。首先构造先验的数学关系，而后看现象是否与这相符，如果相符，不可理解的无序现象便得到了“拯救”。这意味着，对现象提供解释的原理可以是一些假设，它们可以不是物理上真实的。这种“拯救现象”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理论天文学上，托勒密的数学模型便是一种旨在“拯救现象”的数学模型，不应当把它看作是关于行星“实在运动”的模型，以为托勒密主张行星真的是在沿累加在均轮上的本轮轨道运动。实际上，托勒密宁可将地心说看作一种方便的计算工具。
希腊科学的数学理性，特别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理性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罗素认为，柏拉图主义本质上即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近代科学时期将上帝看作是一位数学家，上帝按照数学原则创造宇宙，因此人们只须运用数学手段便可窥测到上帝心中的宇宙设计蓝图。这种在近代科学家中相当普遍的看法，其源正出自毕达哥拉斯学派。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数学原则上只是发展起了计算技艺。数学既没有为宇宙论提供概念基础，也没有提供科学发现的方法论原则，更没有成为科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手段。数学理性残缺不全，是中国古代科学（包括技术）整体残缺不全的重要原因。
思辨理性 如前所述，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发现所遵循的是在简单的经验事实启发下的思辨猜测的模式。这是具有极大普遍性的，是由当时经验基础薄弱，实验条件尚不具备，而希腊人又具有强烈的理性探索精神所决定的。
丹皮尔曾指出：“德漠克利特的原子说更接近于现代观点，它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摧毁性的批判下遭到压制，实乃不幸。后来几个时代竟让各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代表希腊思想，这个事实是科学精神从地球上绝迹一千年之久的原因之一。柏拉图在实验科学史上不能不算作一个祸害。”[2](P62)在丹皮尔看来，似乎古代原子论代表经验论传统，与近代实验科学的立场是合拍的。其实不然。古代原子论的研究遵循着自然哲学普遍运用的研究模式。原子论者看到物体可以分割，分到最后能否再分呢？要是不赞成无限可分，便会自然地猜测到物体是由一种不可再分的粒子（如“原子”）组成的。原子论者由于难以解释原子如何在充满物质的空间中运动，看到空气是有质体，于是猜测一无所有的空间是虚空，从而得出“原子加虚空”的宇宙观。自然哲学家的思辨猜测模式大致相当于柏拉图的第二等级的认识模式，它适应于“理智理性”或数理学科的研究方式。可惜后人未能阐发它的意义，而过于强调了第一等级即理性等级的纯理念的认识论特征。
其实，柏拉图的理性观有“更接近于现代观点”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创造理性论。如前所述，在柏拉图看来，既然理念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中普遍的类的东西，那么要创造事物，便须以这种普遍本质或“共相”为模型。以理念为模型，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以一般为指导，这符合科学创造论中高层观念对科学创造的孕育作用原理[9](P6.25节)。
所以，古希腊思辨理性中有两个很可宝贵的东西，一是思辨猜测建立在经验启发的基础上，并且猜测性原理还须回到观察，以解释观察现象；二是思辨猜测要以一般观念（即理念）为指导。前者使猜测具有可靠性，后者使猜测易于理论化。以此对比中国古代科学的思辨猜测，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别，那就是后者有一显著缺陷：经验和理论脱节，经验研究停留于对现象的描述，理论思考则是不以经验为依据的纯思辨。这使得中国古代科学的理论意识十分薄弱，理论上的思考总是陷于混沌整体的猜测之中。
然而，思辨猜测主要是突出理性的能动作用的，加之希腊科学所突出的是理论理性，这就使得希腊学者过分关注“为什么”的问题，而轻视对象“怎么样”的问题，从而陷入抽象思辨之中。这与近代科学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伽利略在他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曾指出代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辛普利邱总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说明事物为什么发生，在弄清“怎么样”的问题之前便陷入“为什么”的问题的思索之中，这自然是颠倒了认识的次序。
经验理性 上面已经谈及轻视经验是古希腊科学理性的一个特征，但这只是就一般而言的。古希腊亦有重视经验的例子，如希波克拉底派研究医学、生理学多问“怎么样”，少问“为什么”，并且不主张追问“最后因”。又如伊壁鸠鲁学派十分重视感觉经验，主张认识要以感觉为起源和依据，以感觉为判别真假的最后标准，“永远要以感觉以及感触为依据，因为这样你将会获得最可靠的确信的根据。”[10](P168)古希腊还有将理论与实验结合起来的典范，这就是阿基米得。他在流体静力学研究中利用了实验，这里实验不仅为建立经验定律提供启发，而且为定律的成立提供检验。
一般来说，经验理性在希腊科学中的作用是为归纳概括提供前提（虽然常常是极不充分的），为思辨猜测提供启发和引导。这样，经验理性虽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其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但经验理性毕竟构成了古希腊科学理性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并且在科学研究中构成了系统性程序的环节。这又是中国古代科学所欠缺的，后者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模式，在其中经验环节成为有机组成部分。
公理方法 这是希腊人实现知识的演绎系统化的理想手段。但公理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科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最佳方法，而且在于它体现出理性在科学创造中的能动作用。公理的直观性、自明性，公理选择的自由度等等均说明作为理论系统演绎前提的公理具有虚构性、猜测性。
古希腊科学理性的上述特征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在科学认识中发挥各自特有的作用时，常综合为某种有效的研究模式。例如，一般自然哲学的研究模式是哲学理性同思辨理性、逻辑理性以及经验理性的结合，其中思辨理性是主要手段；推理几何学的研究模式是数学理性同逻辑理性、公理方法的结合，而突出逻辑理性；阿基米得所创立的静力学研究模式是数学理性与经验理性的结合，在阿基米得模式中，经验理性突出了实验方法的重要性，数学理性意味着理论构造的严密性和理论解释经验事实的精确性。因此，阿基米得模式在经验和理性两个方面都有大的突破，故成为最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模式，成为近代科学方法论思想的先声。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在古希腊科学同近代科学之间隔着一个长达一千年之久的中世纪，那么如何说明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呢？
首先，我们得将中世纪划分为两个不同时期：七百年黑暗时期和三百年复兴时期。在前一时期中，教父哲学统治着欧洲人的思想，人类理性成了论证宗教教义的工具，哲学和科学沦为神学的奴仆，科学不具备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条件。在后一时期中，欧洲出现了学术复兴。欧洲学术复兴的源泉一是阿拉伯文化，二是希腊学术。由于阿拉伯文化对科学的影响主要是提供实用知识和手段，而非提供精神气质，同时希腊学术是阿拉伯文化的来源之一，因此，中世纪后期欧洲思想观念变化（它导致经院哲学取代教父哲学）的来源主要应归之于希腊学术，其中又主要应归之于亚里士多德。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他使经院哲学走向全面繁荣，更是几乎从全盘继承亚里士多德学说为基础的。
其次，我们应着重说明的是中世纪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方法——经院哲学——同近代科学之间的连续性问题。
经院哲学的唯理主义精神的一般假设是：上帝是理性的，他所创造的人和自然界也是理性的。因此，人可以理解上帝创造的自然界。在经院哲学家眼中，科学与神学是相容的，自然界是有规律的，不存在不可解开的秘密，如此等等，足以引发研究自然的兴趣，足以建立起探索自然奥秘的信心。这种气质和信念正是近代科学所需要的，它与实验科学仅只一步之隔。这种学术气氛正来源于希腊学术传统：肯定自然界的秘密可以揭开、“寻找精确点”（怀特海谓之“无价之宝”）、追求知识的演绎系统化等等。
经院哲学从理性精神方面体现出与近代科学的连续性，阿拉伯科学则从经验和技艺、技术方面体现出与近代科学的连续性。阿拉伯科学重实用，实用化学成就尤为显著。这一因素导致经院哲学未能扼止民间实用技术的发展。巴伯曾列举了中世纪在技术上十八项颇有影响的发明，并指出有人将它说成是“第二次工业革命。”[10](P55) 阿拉伯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来自希腊、罗马、犹太文化。阿拉伯科学这一不太受注意的影响因素导致中世纪后期科学中的新思潮，其中心思想便是呼唤经验理性，推崇实验科学。它产生了罗吉尔·培根等著名思想家，成为近代科学思想的先声。这主要是从科学内部生长出来的新观念，它表明了欧洲古代科学自身便可能走向近代科学。
[收稿日期]1999—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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