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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
“秋天到了，周围的一切都要变了”——布罗茨基的诗作《给罗马朋友的信》中，自然主义者的主人公这样写道。他是对的。因为，秋天，不仅仅是颜色发生变化。俄罗斯的秋天是开始改革的传统时刻（1965年9月开始了柯西金的改革，1991年10—11月开始了盖达尔的改革）。
四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苏维埃的专家组为俄罗斯设计了经济改革的蓝图。现在正是思考下述问题的时候：经济纲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变革是怎样进行的？其他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有无实现的可能？
各种经济改革方案
（根据1989—1995年官方或半官方的统计）
1989—1990年：三个方案，即“雷日科夫、阿巴尔金”官方方案（保守的经济改革）；亚辛和沙塔林两个可供选择的不同硬度的改革方案（从内容讲，“500天计划”受到称赞）。
1990年：“500天计划”（沙塔林、亚夫林斯基、亚辛）；戈尔巴乔夫未发表的讲话稿（主要作者有盖达尔、费多洛夫、彼得拉科夫）。
1991年：“机会协议”（亚夫林斯基）；“主权国家互助组织建议（经济改革脚本）”（萨布洛夫、格朗别尔格）；官方计划（苏共中央书记梅德韦杰夫主持下制定）。
1992年：3月，“俄联邦经济改革主要目标”；
11月，“深化经济改革的中期计划”（均为盖达尔政府制定）。
1993年：经济部计划（洛博夫提出，回到行政计划经济）；俄联邦政府“部长会议1993—1995年工作计划”；“发展改革与稳定俄罗斯经济”（稳定改革计划的新方案）。
1994年：“科学家计划”（根据副总理索斯科维茨的要求提出的冻结价格及其他类似措施）；“格拉季耶夫计划”（近似政府计划，但主要是国家调节）。
1995年：政府计划“1995—1997年俄罗斯经济改革与发展”（改革路线的继续）。
市场开放纪念日
〔俄〕巴甫连科[*]（с.павленко）
前不久，公众舆论忘不了庆祝第一个著名的经济改革方案“500天计划”出台的纪念日。该计划文件就其象征性而言，同购酒票、卢什尼科广场集会、别洛维日协议以及诸如苏联的什么部长给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的任命具有同样的价值。如今，伏特加酒泛滥起来，卢什尼科广场成了廉价商品市场，而经过改良的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在俄联邦国家议会席上就座。一切都变了。只有太阳周而复始地升起落下，经济计划依旧不停地出笼。制定经济计划的思想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它却很有生命力。这是为什么？
原因有几个：
1.在犹豫不定的初始阶段，有作为和无作为都是需要的。过去，这种犹豫不决的情绪只是在少女的日记中或革命的文告中流露出来，而如今，改革制度环境的方案正在孕育之中。
2.规划是设计人员智慧的象征。傻瓜写不出规划。
3.在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严肃书刊出版危机同时并存的国度里，一个接一个地制定规划为部分知识公民的独立思考提供了机遇。
4.最后，现在的经济代理人有改变环境多挣钱的美好愿望。他们不是根据计划决议调整生活，不过他们感到生活过得比较轻松了。
与工业生产相适应的规划市场正在形成。正如在过渡经济的国家里应当具备的那样，市场经济应该包括几个组成部分：
国家部分：决定国家控制部分优先变革的规划。这些规划基本上是与各主要部委利益协调过程的副产品。
股份制—私有化部分：议会外集团活动的优先权决定着原苏联的、已经变为合作社、联盟、联邦、协会的各种遗留机构的规划。
自由职业部分：科学机构的规划，不能逐一研究复杂现实的科学界坚持把现实改变成描述的样子。
中小私营政治商人：可能影响联邦和地方财政的分配的选民投票的变革机制，决定着被命名为党团和运动的利益集团的规划。
在超速变革的社会条件下，经济规划反映出昨天的意识状况和内省的程度。这就使他们的分析成为对后苏联社会和后苏联人民意识形成过程进行回溯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列奥尼特·阿巴尔金：错过机会的悲剧
[俄]雷托夫（ю.РьIтов）
л·и·阿巴尔金1930年出生。毕业于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曾在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任教并主持教研室工作。1986年开始任经济研究所所长。1989年6月至1991年9月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阿巴尔金院士曾掌握经济改革的实实在在的权力杠杆。
众所周知，阿巴尔金对俄罗斯经济改革进程的评价，持完全怀疑的态度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批评不会使任何人惊讶。但是，对阿巴尔金言论所持的态度却很特殊。要知道，对他来说，确曾有过机会，他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去进行经济改革。当时，大概一切条件都具备。既有由他领导的实力雄厚的科学院研究所制定的计划，又有以全苏部长会议副主席职位为保证的实权。那么，为什么给他提供的这个机会没有被他充分利用呢？
“掌握政治经济的基本常识是国家管理者的职责，因此可以大胆地说，任何政府，如果它不懂得经济科学规律，或者鄙视这些规律，就必然因财政问题而倒台。”
在党的第19次大会上，阿巴尔金援引了19世纪俄国著名经济学家H·屠格涅夫的这段话。
阿巴尔金在搬进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第二周，把我叫到他那里。他要我和E·盖达尔（那时他是《共产党员》杂志的一位室主任）一起为他开列一份包括10位新闻记者兼经济学家的名单。干什么用？为了经常地、每月两次同他们会面、喝茶并讨论“现实生活”问题。
这个主意挺诱人的。因为，当时的生活比现在更苦闷，用A·赖金的话说，就是“天气坏透了，卡马河里的鱼都不长了”。事实上，198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920亿卢布。通货膨胀上升10%。居民被拖欠的需求（即由于商品短缺，人们手中的钱无处支出而积存的款数）有1600亿卢布。从莫斯科开出的“灌肠电气火车”成为当时的写照。
而主要是把未来的方向搞模糊了。关于向市场经营方法的过渡，说得不少，可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过渡，任何人都没有清楚的认识。
所以，得到第一手信息，不论对于记者，还是读者，都非常重要。况且，正是阿巴尔金及其工作班子被授予了重组经济的权力。进入阿巴尔金领导的经济改革委员会的还有当时最有权威的一些学者。如全苏国家计委副主任C·西塔良院士、国民经济科学院院长A·阿加别古扬院士、经济与科学技术进步预测研究所室主任C·沙塔林院士。
甚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也有很多人颇有声望。我只讲两个人的名字。п·卡楚拉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他是经济学博士，在苏联建国50周年时，在荣获劳动红旗勋章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因革新成绩倍受赞誉，他曾在该厂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经理。他的革新是在车间推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当时，该方法被视为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总之，在阿巴尔金的班子里不仅有“纯”理论家，而且有熟悉生产的实践家。
还有一位是经济学副博士г·亚夫林斯基。那时，他作为制定各种“雷日科夫方案”在“松树”政府别墅辛勤工作的称职官员，已经很有知名度了。在经济改革委员会工作班子里，亚夫林斯基负责一个处的工作。
就这样，阿巴尔金开始了与记者们经常性的会见。可是不久，阿巴尔金的助手们修改了他们的章程，由我和盖达尔建议的10位记者的聚会变成了40人左右的聚会。茶也取消了。事情弄到滑稽的程度。有一天，财政部长B·帕夫洛夫为了向记者们通报一个消息，来到办公室，可连他的座位也没有了。
不过，会见还是蛮有趣味的。为了引起我的同事的好奇心，阿巴尔金总想使会见进行得引人入胜。于是，有一天他请几位记者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何评价？第二个问题：您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有何看法？第三个问题：就可能采取的行动，您对政府有何建议？
令人可惜的是，л·伊万诺维奇自己对最后一个问题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他说，制定经济改革方案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但该方案尚须下大功夫推敲，并且要得到“上头”的认可。
这正是令人不解的，改革如此迟缓的原因所在。我想，类似的原因还有几个。
1990年3月，我为《政府公报》写了一篇东西，阿巴尔金答应同我谈一次话。我问：客观评价经济科学建议的控制系统有效吗？要知道，他们可能侵害系统本身的利益。“评价经济科学建议”——阿巴尔金回答道，“这是国家政治领导的职能。正是处于地方、地区和行业利益之上的国家领导，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共同要求，并摆脱狭隘的局部利益。”
看来，各有各的职责。科学家提供论证，政治家作出决策。这一原则统治我们国家多年了。而更常见的是，任何人对科学家的意见都不感兴趣。是不是可以这样指责阿巴尔金呢，即使身居国家要职，仍然要看掌握全权的政治局的脸色。在他看来，他的改革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只具有建议的性质。
我要提醒的是：在阿巴尔金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之前的一年中，他已经因试图“自作判断”而受到严厉的指责。在第19次党代会（1988年6月）上发言时，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经济工作状况。他强调指出，不能用“压缩”的办法和无数个“领导”决议改变现状，必须用经济措施对复杂的经济过程施加影响。
他的发言受到总书记的严厉驳斥。戈尔巴乔夫声称，“从阿巴尔金的发言中散发出强烈的经济决定论和对上层建筑作用的估计不足。”
试想，对阿巴尔金来说，这样的教训不会不留后遗症。
第二个原因。正如后来揭示的那样，在很体面的班子（经济改革委员会）中，根本谈不上“一致的团结”。本应致力于官方纲领的亚夫林斯基拉上沙塔林，又炮制了一个自己的纲领，即所谓的“500天计划。”
阿甘别吉扬在几次大声疾呼的公开声明之后，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而西塔良则全力以赴地投入国家计划（“我爱我们的庞大计划”），强化传统的经济管理方法去了。
最后，第三个原因。很少有人知道，阿巴尔金是位国际象棋运动健将。这种充满智慧和知识分子味道的运动，无疑教会他预见未来的许多进程。当然，他也竭力预测经济革新将要带来的社会后果。他不断地提醒人们：改革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他还坚信，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休克。”
1991年8月，阿巴尔金回到经济研究所，其实他本来就没有离开研究所。
许多经济学家从阿巴尔金委员会工作的教训中为自己总结出耐人寻味的结论。“科学家提建议，政治家作决策”的公式现在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如果当权者一味我行我素，即便你绞尽脑汁，又有何用？于是，经济学家纷纷走上从政治的道路。
盖达尔、亚夫林斯基、C·格拉杰夫、B·费奥多罗夫都是如此。下一个又是谁呢？
改革：信马由缰
（盖达尔式的经济变革方案是可供选择的吗？）
[俄]科列斯尼科夫（А.Колесников）
改革，改革，把多少东西毁掉，
今后将如何？
阿巴尔金、亚夫林斯基、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
长途跋涉路遥遥！
这里是并且继续是改革者口头创作的零星片段
在1991年“改革”这个词曾经充满褒义。站在长长的队伍里，无望地等候购买食糖的人们还能怎样对待“改革”这个概念呢？对改革者的要求产生了，而为了使这种要求具有“支付能力”，就需要政治意志。
“沙比罗”游戏
改革者们的游戏有点象奥德萨有名的“沙比罗”。几个人来到城市的一个小院子，高叫一声“沙比罗！”然后就计算从各家窗户里伸出多少脑袋。随着“改革者”一声召唤，走来各种肤色、不同年龄以及持各种政治信仰和观点的人们。
仅在公众中具有大小知名度的竞争者就有亚夫林斯基（此人的确对全苏联范围的改革寄予希望，可又因不被叶利钦视为主要的改革家，未受到重用）、E·萨布罗夫（他是在最后时刻，被推进去的，作为交换，送上一整套科学机构）、盖达尔（根那季·布尔布利斯唯一成功的发现）。自然，竞争者还很多，不过只有盖达尔得以证明其“科学、实践”班子的才能。他们对将来可能在广大劳动群众中留下骂名是有所准备的。
正如未能实现的B·帕夫洛夫方式的财政稳定（变换货币面值；提高价格；征收“总统”税）和雷日科夫·阿巴尔金的不彻底的经济改革的教训所显示的那样，激进的政治意志的表现是改革中的主流。重要的是：（1）决策；（2）不失去速度。而后者，正如揭示的那样，情况非常之糟。
盖达尔方案十分偏激，这一方案是要适应时机的要求，而时机又是非常特殊的。
历史抒情式插叙：关于时机的特殊性
“1961—1985年，货币量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60年代初，全部标价的国内商品的增长速度落后于货币增长速度约1.5倍……，80年代前期，已经落后2倍。从60年代后期开始，本来就存在的货币过剩进一步加剧——国内限价商品范围的货币使经济处于超饱和状态。需求市场上，货币数量的增加使中央计划经济中的两种形式的商品短缺进一步加剧，即公开的——在苏联经济非控制部分，以涨价形式表现的商品短缺（在农庄和黑市）和隐性的——从国营商业网商品中消失的短缺……。货币平均月增长的速度是，1991年5—12月为8.1%。……至1991年秋天，这种大规模的货币增长，实际上已经完全吃掉了国营商业。11—12月开始了自发的价格自由化……1991年全年总计消费品价格增长指数为168%……1985—1990年，财政危机既是由苏联前任领导的自负政策引起的，也是由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政府的平民党政策引起的。1991年初采取的稳定财政的第一次尝试是不坚决的、不配套的，而且在实行手段上是极端反民主的，从一开始就失败了。不过，将其彻底埋葬的是联邦领导人在与独立俄罗斯进行斗争中的政治上的失败。”[①]
不能重蹈价格自由化和其他激进政策的覆辙了。用A·丘拜斯的话说，就是“国家受到经济中物资流完全停滞状态的威胁。”改革开始半年后，盖达尔才想到“丢掉最罕见的历史机会的危险性比我们面前开始的改革更可怕。”
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目睹者证实，丘拜斯和盖达尔的历史性相识在1985年），在预测后果的同时，开始了改革。就在那时，盖达尔班子内部讨论过更适宜的改革方案。但是在许多要急救，而不是预防性治疗的情况下，丧失了速度，导致了全面的经济灾难。这一点对于包括渐进性改革的支持者在内的几乎所有负有某种责任的经济学家都是很清楚的（E·亚辛就谈到过个人观点的类似演变）。
1991年10月中旬，盖达尔式改革之父之一的K·卡加洛夫斯基痛苦而坚决地对敢死队作出诊断：“经济的大部分已经失败。顺便说一下，我们准备对一部分固定资产实行私有化，所以这一部分只具有负面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滑坡不可避免……谁也没有说过，不该为70年的共产主义制度付出代价。只好付代价，而且是非常高昂的代价。”
改革的机遇
改革立即全面启动，
价格也随之飞腾，
于是大众把盖达尔批评，而新秩序，
像再生的凤凰，
故意向失望者献呈。
那么，盖达尔式的改革“文稿”是可供选择的吗？是的，不过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即社会代价和流血较少的改革时机早在1989年就错过了。当时，苏联政府甚至连实施假改革计划的决心都没有，更谈不上在亚夫林斯基和沙塔林计划中进行选择了。此后，1990年，戈尔巴乔夫砍掉了“500天计划”。1991年，还是他认定苏共中央书记B·梅德韦杰夫工作小组提出的方案比亚夫林斯基的“机会协议”计划更好。简而言之，“你要明白，同志，几个计划拟定了。计划为500天，抱着希望拜读了，而后又惊讶了：怎么事情搞得这样糟！”
这个时机，叶利钦也“顺利地”错过了，他没有那种只搞自由主义改革的强烈的内部动机（由于他的政治信仰的不确定性对货币主义、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原理的十足的无知）。然而，那时颇为自信的总统就像复兴中的俄罗斯（在争取主权和反对联邦的斗争中）在政治和地缘政治上就需要激进的改革。盖达尔的改革不同于亚夫林斯基的改革，它的目标只在俄罗斯。自然，这在当时对叶利钦也是适宜的。最后，俄罗斯总统冒的风险比盖达尔要小。E·铁木罗维奇，作为雇佣的官员，作了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再后来当了俄罗斯政府总理。他能出于政治考虑，在任何时刻被国家首脑当作牺牲品。1992年12月发生的事就是如此。
两种观点
我曾问亚辛：
“我有点儿弄不清，
我们的改革能成功，
还是不能？”
C·格拉季耶夫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两种观点”的存在，他告诉国民选择现实存在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可能性及形势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作为盖达尔班子的成员，他站在季里任斯基的立场，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盖达尔的行为既迫于经济状况，又迫于具体的政治形势。比如，导致1992年贷款大量发放的原因是铁木罗维奇没有顶住议会外集团成员的压力，又失去对格拉先科夫斯基中央银行的控制。该银行违反常规，给经济提供了大量货币。选择私有化证券方式，也是既有政治形势（必须同反对“变卖祖国”的国会和解）的原因，也有经济（被波兰、匈牙利货币形式的私有化的失败吓坏了）的原因。
当然，到后来，出现了从改革主要向量的倒退。盖达尔政府也好，切尔诺梅尔金政府也好，都不断放松财经政策，并积极地采取不得已的保护主义。不过，切尔诺梅尔金尚能成功地在各种组织的压力和O·洛博夫及“院士”计划之间曲折地前进，并最终真正实施了各项主要的改革措施。
“两种观念”，一个小把戏。数学概念的外推法用于政治领域不会总是有理的。在政治实践中，声名狼藉的两者必择其一的选择，受到在上述政治经济形势下可能作出的决策的狭窄走廊的限制。1994年，当“黑海”（或音译为切尔诺莫尔，趣指切尔诺梅尔金。——译者注）用他的一句自由奔放的“市场浪漫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的话吓唬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指的只是实践主义时代到来了。不过，这一时代也是市场时代。改革已经在新经济环境中自由自在地漫步了。搞改革的人离不开改革了。企图改变独立存在的现有改革环境的人，就要冒葬送自己，同时也毁掉经济的风险。
波兰经济奇迹的创造者л·巴尔切洛维奇常说：“最难的事是从一个煎鸡蛋重新做出一个生鸡蛋”。盖达尔和丘拜斯就是在自由化和私有化过程中来干这种事。是啊，那就只能请下金蛋的母鸡变活了。
注释:
①引自经济分析研究所的《俄罗斯财政稳定》报告，由A·依拉里奥诺夫和д·萨克斯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