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地理学论文,方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02)03-0577-05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地理学在对“计量革命”的反思与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开始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方法开始受到严峻挑战，其影响渐趋下降，其研究内容、概念和方法也被重新审视[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7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凸现。由此，人们开始反思社会发展的模式，并逐渐认识到，非经济因素（社会、文化与制度等）尤其是文化因素在经济活动的动力机制及空间特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人们开始希冀通过发挥文化的作用来抵消种种负面影响。同时，由于种族、性别等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深入，也促使西方经济地理学者关注有关文化问题。于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转向便因此成为西方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其研究领域涉及到高技术研发地(high-tech R&D workplace)[2]、劳工市场[3]、乡村[4]、企业[5]等多个方面。虽然经济活动仍是当今经济地理研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已成为新的研究焦点。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过去十年来激进学术文献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由经济向文化的转移[6]”，“文化和许多与其相关的思想已经成为主要的研究论题和最有活力的知识源泉，在某种程度上，它引导我们改写对现代世界中生活的理解[7]。”Crang认为，文化转向体现并且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地理学自身的重构，明显地成为学术界内外关注的对象，在学术界内，文化研究成为主要的跨学科领域；在学术界外，文化也突然间变得无处不在[1,8]。Thrift甚至认为，文化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挽救了经济地理学，把它从垂死的、令人厌烦的处境中拯救出来[9]。本文的目的，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并得到快速发展的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做一简要的归纳和介绍，并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地理学有关“文化转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经济地理学开展“文化转向”研究的一些建议。
2 经济地理学中的文化与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在经济地理研究中的崛起，引起了什么是“文化与文化转向”的讨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均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关文化的定义，非常繁杂多样，以至于英国人类学家Williams感叹：“文化是英语中最难理解的两三个词汇中的一个[10]”。但文化的内涵及构成是单一学科所无法涵盖的，它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包容体。Tylor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1]。”Kroeber和Kluckhohn认为：“文化是通过符号而获得、并通过符号而传播的行为模型，这类模型有显型的和隐型的；其符号也像人工制品一样体现了人类的成就；在历史上形成和选择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系统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进一步行动的制约因素[12]。”
在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对文化转向的理解及反应也取决于对文化的定义。Crang认为，这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把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种属”特性(a generic facet)，而这与人类使世界有“意义”的能力紧密相联。因此，这种文化转向包含着经济地理学如何认真对待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二是强调文化的“差异”特性，用它们来标示和帮助构造具有不同意义和价值体系的社会群体。因此，这种文化转向包含着经济地理学如何分析多元文化同经济行为及规制之间的相互关系。Crang自己则倾向于接受第一种定义，但同时认为，必须是把文化更多的看作是参与的过程，而不仅仅看作是人类拥有的东西[1]。正如Friedman所提出的：“文化和我们对世界的“意义图象”(our maps of meaning)并非是我们寻求掌握的经文或密码(a text or hidden code)，它们是意义实践(practice of meaning)的相对不稳定的产物，也是多元化的、特定社会情形构成之下的特征行为(multiple and socially situated acts of attribution)的相对不稳定的产物[13]。”
文化转向在研究中日渐兴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地理学者对此的解释也多种多样，其中以下三种解释也许最具代表性。Crang认为，在过去的10年里，对当代经济转变而产生的复杂的地理现象的解释出现了困难，特别是对一些“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宣称的“新”的资本主义时空的解释出现了困难，由此引导经济地理学者进入新的知识领域并寻求新的知识源泉，而人文地理学所开展的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生态研究恰好提供了这种源泉[1]。Sayer则认为，经济地理研究中文化转向与对经济研究兴趣的下降是相联系的。对此，人们常常倾向于借助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来解释。特别地，新一代经济地理学者转向文化研究，揭示着他们对先前的政治经济学主导的学术等级制度的挑战。更进一步来讲，文化转向反映了政治文化的变化，即从经济问题和劳工主义及传统的保守主义为主体的“分配政治”(politics of distribution)，转向就同一性和关联性来说更具文化特征的新的“认知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Sayer自己主张，分配政治的下降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文化转向，既可能是左派所主张的替代经济议程失败(the left's alternative economic agenda)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变化研究前景的新希望[15]。Thrift认为，由于新古典经济模型的逻辑连贯性受到质疑，经济本身正作为话语(discursive)现象而建构，这就是经济作为一个法律支持下的商业体系，它与规则管制下的对这一体系的一般描写模式紧密相关，也与相应的专业经济知识和道德态度的构成紧密联结。因此，经济本身正被看为一种修辞形式。现在很多著名的经济模型强调其社会和文化的性质，特别是有许多研究强调经济对社会和文化的根植性以及这种根植性的经济优点。世界商务也已开始关注文化问题，“新经济”的关键就是知识和学习，重视革新、创造、技能培养（特别是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劳动关系等。这些新的理论思潮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使经济学研究发生某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受到严峻挑战，而对信息经济学、准理性和多种理念、成本下降和内生增长（包括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则迅速兴起[9]。因此，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地理学，其理论中出现文化转向也是很自然的。
3 经济地理研究中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建立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一直将经济和文化看作是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物质现实而非意识，是成本而非文化，是社会行动而非文本，是现实世界而非词汇，并主张单向的因果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文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经济与文化对立的观点受到了挑战，倡导文化转向的学者更关注二者间的双向交互关系。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助于文化转向的学术研究，许多文化实践是按经济逻辑运行的，对文化实践的分析可以应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另一方面，经济也实际地运行在文化的地域上，文化与经济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它们有各自运行的逻辑，但它们也是紧密相互作用的，既存在着经济对文化殖民和文化的工具化利用，反过来也存在着经济对文化的根植和依赖。因此，人们重视文化并不意味着忽视了经济活动及经济分析，它们仍是至关重要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方法，只不过由于经济受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加，文化也越来越受到经济的影响。因此，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16]。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经济活动的显著特征，经济的社会文化根植性和“文化产业”的兴起充分体现了经济和文化的紧密结合。文化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为了竞争也在使用“异化”劳动，也在依赖技术并追求利润。从根本上来讲，文化产业经营的主要业务就是生产“消费者”。虽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差别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抹杀的，并且常常因它们之间逻辑性的差异而成为对立面。正如Hall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并非是生产世界的装饰品，不是物质世界这一蛋糕上的糖衣，通过设计、技术、样式，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世界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分经济与文化是无用的，那些试图把文化与经济两个概念混为一体的人，会发现他们自己在以后仍需要分别对待它们[17]。
在文化繁多的意义中，Sayer集中考虑了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以意义、符号或表现(meanings,symbols or representations)为核心的实践和关系。这些规定和引导特定群体的社会行为，它们包含规范的、审美的和道德—政治的原则或判断，这样的文化价值对经济个性(idea)的构建具有基础作用。文化的特性在于其内在性，衡量行为是根据看到的行为本身的好坏而不是其后果，行为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至少部分地含有反本体论(deontological)的特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强调文化的规范性和道德成分就要把文化理想化，它同样也有缺陷。经济活动及其过程包含基本的工具取向(a primarily instrumental orientation)，它们最终是满足外部目标的有效手段，经济活动重要的是其产品而非工作本身。商品的“象征价值”(sign value)虽然在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个性特征构建中日益重要，但象征价值并不能替代交换价值，同时现代经济所生产的商品绝大部分并非是消费品反而是中间产品[10]。
一些学者指出，近年来资本主义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作为文化与经济差别消失(collapse)的证据。服务业的增长表明了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在后工业社会里，与有强烈文化影响的服务业经济相比，传统的物质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但Sayer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服务业的扩张被过分夸大了，因为很多被划为服务业生产的活动（如酒店业）都拥有制造业的主要特征。真正的服务业包括人际交流、信息提供、教育和法律咨询等，它们确实比物质生产包含更强的文化特色，并且拥有对话和履行特征(dialogic and performative character)，其服务质量既受生产商的影响，也深受消费者的影响。就此而言，评估顾客（委托人）的情境与行为(situation and behavior)和决定他们需求的工作就有了规范的性质(normative character)。然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毫无例外地追求经济回报并受经济约束[10]。
Bourdieu用经济学的逻辑分析文化，用工具性的(instrumental)、明确的经济学方式看待每一行为，认为追逐名誉和地位、表达美好愿望特别是赠送礼品等，其实都是交换的策略，但通过这些方式，符号的、社会的或文化的资本得以不断积累[18,19]。这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前资本主义(pre-capitalist)和资本主义社会广泛的行为，但是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工具性的，如人们的道德行为(moral acts)就是一个非工具性行为的特别重要的例子[10]。
经济与文化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又是紧密联系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两者更是互相结合、互相渗透。过分强调它们的差异性，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或者过分强调联系而把它们混为一谈，都是不可取的。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文化或从文化的角度看待经济，都能给人理解它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而要真正领悟其差别与相互关系，则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有鉴别地对待它们。
4 经济的社会文化根植性
目前，联结文化与经济的一个主要概念工具就是经济社会学家所强调的“根植性”(embeddedness)。根植性是指经济活动和结果受到行为者相互关系和这种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20]。现代经济地理学越来越关注经济活动的社会文化特性。经济活动强调理性，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社会文化特性对经济活动的个性和非理性有重要作用，如在生产、管理、贸易（甚至在谈判桌上）等经济活动中都显现出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文化在所有经济活动的每一过程中都有体现。一般地，经济活动要想在长期内取得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获得良好的发展氛围，就不能不考虑根植性问题。
Sayer指出，经济过程总是根植于社会关系之中，在意义和表现(meanings and representation)方面有文化内容。正是通过这种根植性，发达社会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信任才得以形成。而在非社会根植的经济中，相互信任和共享规范的缺乏，会使每个人卷入降低效率的困境中而去努力处理种种可能出现的欺诈形式及后果。信任在经济相互作用中是基本的公共产品，涉及到能力与诚实诸方面。文化规范(culture norms)可以减少疑虑，通过道德内容和提供熟悉的、可靠的符号体系(systems of signs)，特别是可以接受的穿着和表达(dress and address)方式，降低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混乱。同时，由于现代经济更大程度的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经济行为的道德考虑(moral consideration)和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大大减少，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个人之间的信任，同样也需要社会规范和“系统信任”。由此，经济过程的根植性就有了文化方面的含义。可以看出，经济体系的维系需要信誉，而不仅仅是按契约交易。契约总是可能出现问题的，没有信誉，市场将是不道德的[10]。
Zukin和Dimaggio区分了文化的、结构的和政治的等根植性的不同形式[21]。当谈到经济行为的文化根植性的时候，指的是分享集体理解(the shared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s)在形成经济战略和目标时的作用。文化约束着经济理性，它禁止和限制市场交换。文化规定了行为者遵守自利的行为策略，也阐明了行为者可以合法地从事行动。作为文化的社会规范及建构性的理解(norms and constitutive understandings)，规制着市场交换，使人们遵照正直诚实的特定文化释义行事。结构根植性是指持续的人际关系模式中经济交换的前后一贯性(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conomic exchange)，政治根植性则是指经济行为者和非市场机构特别是国家和社会阶级为权力斗争而形成的经济制度和决策方式。Crang认为，Zukin和Dimaggio的这些解释表明了经济根植性包含文化、社会和政治诸方面，也清晰地表明了对文化的一种理解，即文化是一些社会群体的共同理解和规范。这种认识，对理解清楚经济活动的根植性是有帮助的[1]。
经济活动根植于地方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网络中，确实能够减轻风险和不确定性，增进经济交易，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但根植性也不是没有弊端的，有时其代价也是高昂的。Etzioni指出，各种道德承诺之间以及它们与欲望之间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着紧张关系[22]。在最发达的经济社会中，根植性所产生的“路径依赖”时常会对生产经营构成限制。通常，竞争会迫使企业尽力降低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根植性，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根植性的形成都依赖于它的成本和所产生的收益[10]。毕竟，成本和收益才是企业最关心的，企业要受到非根植性力量——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和约束。同时，也正是劳动分工、市场、货币与资本运行中的非根植性力量，才使资本主义机制对特定的文化不敏感。
5 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从文化角度解释经济地理现象的一些新变化而形成的“文化转向”，无疑为经济地理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和新领域。在人们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的同时，需要谨防研究中片面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企图用文化来解释所有的经济地理现象而忽视经济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如何使经济与文化在经济地理研究中有机结合起来，是经济地理学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研究任务。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经济地域差异巨大，丰富多彩的文化在我国经济地理时空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社会经济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层面的全球化浪潮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猛烈。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文化冲突及其区域差异逐渐成为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其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影响也日益显现。虽然我国的国情与已处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有重大差别，但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地理学有关“文化转向”的新视角，对促进我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基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形势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及学科建设的要求，我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同样亟待开展对“文化转向”的研究。首先，从企业和公司等微观层面上，我国企业和公司的行为特征与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厂商”有很大的差别，离开了地域文化、企业文化和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文化约束，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和预测企业的行为和其空间特征。因此，在开展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地理研究的过程中，企业的“文化地理”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领域。其次，在产业、城市、乡村、区域等中观层面上，目前作为我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热点的产业集群、高新技术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工业集聚区、外商投资集中地、老工业区和资源型城市的振兴与结构调整、城市和乡村社区发展、区域人地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不同类型区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区域城市体系、城市与区域规划等领域，我们也无法回避文化因素的基础作用和深远影响；经济对社会文化的根植性、地方和区域的社会资本、历史和传统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等，均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促进发展或者抑制发展的重要因素。离开了制度与文化因素，我们的视角将是片面的、短视的、远离实际的。最后，在国民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战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国际经济差异等宏观层面上，制度和文化因素同样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经济奇迹”的形成，均离不开其独特的文化因素。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宗教、偏见、迷信、禁忌、动摇、对权威的态度、历史的反思、个人和群体的伦理、教育及教育所传播的价值观等非物质的精神文化因素，影响到整个民族的行为和整个文明的发展进程，也影响到最主要的物资领域，它能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资本和劳动等物质要素，因而是精神文化而非资本、劳动构成了“经济奇迹”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23]。因此，社会经济的运行虽遵循某种共同的规律，但“经济奇迹”仍是不能完全被复制的。就像国际经济发展中“东方”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那样，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也不可能完全复制东部沿海的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产业区、产业集聚的研究和“文化转向”，西方经济地理学已成功孕育出“新区域主义”的“新经济地理学”[24,25]，并由此实现了经济地理学的复兴，同时也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认同。进入21世纪，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同样需要实现“文化转向”并借此催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为此，我们既要吸收西方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成功经验，广泛吸收新区域科学、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新增长理论、比较制度分析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同时更要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的实践，积极深入地开展一些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研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惟有如此，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才能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主流学科的地位，也才能在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
收稿日期：2003-01-08；修回日期：2003-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