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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6年开始， 中国先为“复关”（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缔约国地位），后为“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的长达13年的艰苦努力，现在以重要谈判对手——美国的一纸承诺将于1999年内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一
继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80年4月，世界银行于同年5月分别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这样，在号称世界经济发展三大支柱的组织中，我国已经恢复了两个，唯一没有恢复的就是中国的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1986年7 月中国正式提出了“复关”的申请，从此开始了长达13年的谈判。中国在申请照会中阐明了三项基本原则：（1）中国不是重新加入关贸总协定， 而是要恢复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席位；（2 ）中国不是以承担进口增长的具体义务为承诺条件，而是以关税减让为“复关”的承诺条件； （3）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在总协定中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
中国“三原则”的第三点成了十几年来分歧的中心、谈判的焦点：中国究竟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还是以发达国家身份“复关”、“入世”。中方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而谈判对手却坚持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或准发达国家，许多产业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因此，中国基本上应按发达国家的标准“复关”和“入世”。
不可否认，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排名大大提前了，其作用也大大提高了。1996 年我国提前5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测算，1996年我国的GDP在世界各国的排位已从1991 年的第10位上升到第7位；我国进出口总额在世界的排名也上升到第11位， 开始跻身于世界贸易大国的行列；从1993年开始，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利用外资的第二大国；1998年末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达144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日本）。中国在1997年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以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极大地减轻了金融危机的破坏作用，赢得了各国有识之士的赞誉。
然而，看待一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国际社会的评判标准不是某些经济指标的总量，而是人均数量，尤其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据美国兰德公司1989年作的“1990—2010 年经济和军事发展趋势预测”，（注：转引自李京文：《未来15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展望》，《经济学家》1996年第2 期第77页。）到2000年美国GNP为60720亿美元、日本为28560亿美元、 法国为11090亿美元、英国为8970亿美元、 印度为8070 亿美元， 而中国GDP为41587亿元人民币，如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1∶8.3计算，则仅合5043亿美元。以中国和印度相比，就总量来说（如果不考虑GDP和GNP的区别），中国比印度少；而就人均来说，2000 年印度人口以9 亿计， 则人均GNP为897美元；而中国人口以13亿计，则人均GDP仅为388美元。如果说印度是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更应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但中国在经济上、对世界的影响来说仍然属于小国。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二
对中国GNP或GDP折算为美元的汇率历来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经济学界和政界人士争论的一个大问题。西方国家有人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PPP）认为，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应该是1∶1。 他们从而得出人民币汇率低估，应该升值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加以澄清，否则就会如他们所说把中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
1996年，我们同样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运用零假设检验对1978——1994 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进行了实证分析。 我们的结论是：在这16年时间内，当时的人民币汇率是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的。下图是这16年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大致走势：
根据以上资料，计算的结果如下表：
相对PPP:In△St=a+b(In△Pt-In△Pt*)+ε[,1]*
汇率时期 a b
R IW F
1.人民 1979—1994 4.635 0.339* 0.063 0.537 0.975
(0.032) (0.343)
2.人民 1985Q[,1]—1994Q[2] 4.726 0.386*
(0.049) (0.042)
注：①假设检验a＝0，b＝1。
“+”号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上， 系数并不是在统计上不同于假设值。
②△St代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率；△Pt代表中国消费物价指数变化率；△Pt*代表美国消费物价指数变化率。
③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统计》和《中国统计》。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
（一）系数b通过零假设检验
这就表明，中美物价水平的相对变动确是影响中美两国货币汇率的主要因素。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理顺在计划经济时期已经存在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因而在这16年内中国物价指数逐渐上升。与此相适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也从1∶1.5 逐渐下跌到1∶5.7，这完全是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的。这里不存在人民币汇率低估因而应升值的问题。再从另一方面说，国际惯例是，当一国货币汇率高估（表现为出口大幅度亏损）时，货币必然对外贬值。在改革过程中，中国人民币的汇率下调都是为了扭转外贸出口亏损而采取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措施。
（二）从系数a未通过零假设检验可知，相对PPP还缺少对人民币汇率的足够解释能力
其原因除了中美两国消费模式不一样，因而进入物价指数和商品种类的比重不一样而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78—1994年中国政府对汇率和物价还有较强的控制力，而中国政府对汇率的调整滞后于对物价的调整。但从放开物价指令性管理、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之后，应该说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机制也有了较强的市场因素，因而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就更趋于其合理水平，这里也不存在人民币汇率低估的问题。
三
中国的主要谈判对手之所以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或准发达国家“复关”、“入世”，不外乎是要提高对中国的开价。而我方坚持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要谈判对手降低要求。中国提出“复关”、“入世”的要求，表明中国愿意承担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负责实施和管理的贸易协议、协定规定的各项义务，而中国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出现，不仅是要享受协定、协议规定的成员国的各种权利，而且要享受它们给予的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这就是为中国身份争论的实质所在。
在商品贸易方面，如果中国是发达国家，则关税总水平应降到4 —5%，而发展中国家可维持在13—15%的水平上。在13 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已经按“三原则”的第二条对进口关税作了多次的大幅度的减让。中国的平均关税已从43%降至目前的17%。 而且， 中国已经承诺到2000年将关税降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因种种原因还不够强的时候，要中国把关税降到4—5%，无异乎把中国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商品，而中国商品又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对手竞争。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只能处于外国附庸的地位。再者，如果中国以发达国家身份出现，中国就不能享受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关贸总协定范围内可以得到的、明文规定的优惠：（1 ）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比最惠国待遇更低的关税税率；（2 ）允许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某项工业采取数量限制或适当的非关税措施；（3 ）对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的关于非关税措施的协议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的和更为优惠的待遇；（4 ）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区域性或全球性贸易安排中相互给予关税和非关税上的优惠待遇；（5）给予低收入国家特殊优惠政策，等等，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但中国还有许多幼稚工业要保护。中国生产的商品绝大部分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商品，或者是资源性商品。正如朱镕基总理在美国所说，这些商品的出口与美国的产业并没有竞争，而是有利于美国的经济调整，有利于美国发展高科技产业。很显然，如果中国现有工业不能发展，到头来也会损害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
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不仅提出了涉及15个部门的37种服务的服务市场准入的初步承诺，而且提出了一些服务贸易开放的新举措，扩大开放范围，减少数量、地域和业务范围的限制。但中国的主要谈判对手要价更高，不仅要求中国开放范围更广，而且要更多地开放重点服务贸易，如电信、金融、保险等等。这就不能不研究它们提出这些要求的目的。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第4条“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的要求， 发达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市场的目的，应该是促进发展中国家国内服务能力、效率和竞争力的增强；促进其对技术和有关信息（注：包括有关服务供给的商业和技术方面的信息、有关登记、认可，以及获取专业认识方面的信息、服务技术供给的信息。）的获取，而且发达国家应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生效后两年内建立“联系点”，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这些信息，增加服务产品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自由度。在开放服务贸易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加大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而且也有理由要求发达国家按《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的要求行事。这样，才能做到义务和权利的平衡。
四
古典经济学认为，国际分工有利于世界各国发挥自己国内生产要素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从而从国际分工中得到利益。现在，也有人以此为依据说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对此我们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自创立200 多年来受到了极大重视。
然而，第一，他们的学说是以完善的自由贸易为前提的。李嘉图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须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数，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第113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在当今的世界，这种完全的自由贸易并不存在。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往往在两种情况下高唱自由贸易：或者为了打进经济小国，占领它们的国内市场；或者为了同其他经济大国互相争夺对方的国内市场。而一当它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它们就会以削减贸易逆差为借口，拿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宝，实行各种各样关税的或非关税的措施阻止别国商品的进入。
第二，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现阶段中国的优势是生产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注：中国劳动力成本甚至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低，它只相当于韩国的1／10；泰国、马来西亚的1／3；菲律宾的1／2； 印尼的2／3。），具有世界最大的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因而中国可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低附加值消费品或资源性消费品同经济大国的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产品互补。对中国现阶段优势的说法是正确的，但结论却是值得商榷的。（1）中国上述优势的发挥是极为有限的。 现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它们必然与我国的同类型的出口商品在第三国市场上展开激烈竞争。而在当前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这种竞争优势并不完全在中国一边。以名义汇率来说，不贬值的人民币相对于贬值的其他国家货币等于人民币的升值。从理论上说，本国货币的升值不利于本国商品的出口。当然，准确地说，影响一国商品国际竞争力大小的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质汇率，而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名义汇率。近几年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连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而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却高于中国。这样，中国的实质汇率也高于其他国家。这就是中国出口1998年以来连续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2）如果我们按古典经济理论来发挥中国的优势，那么， 到头来中国经济如终只能处于经济大国的从属、附庸地位。当今的世界是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局面。各国都力图在当前这个经济统一体中为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相互竞争。我们当然要立足于自己的现有优势参与这个竞争。然而，我们更要通过这个竞争创建新的优势，进而通过新优势的发挥打破现有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真正成为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大国。这也才与中国这个生产资源大国的地位相称。
（二）中国“入世”可以取得稳定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利用多边贸易体制取得双边贸易谈判的主动权，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全国市场的统一。而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更使中国可以享受上述的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第一，权利的享受和义务的履行是对等的。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机遇，减少它们市场准入的各种限制。在市场方面，中国的相对优势是：中国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空间大、潜力大，而中国的相对劣势是商品和服务的技术、资本含量低。这样，随着关税的进一步降低，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将逐渐丧失；由于技术、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的明显差距，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将受到严重的冲击，尤其是那些在垄断保护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和目前仍处于高垄断程度的行业。中国就是在这种市场相对优势明显、相对劣势也明显的背景下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市场准入的。可以预见，中国一旦“入世”，经济大国将会利用它们在市场上的相对优势夺取中国市场的相对优势，甚至扩大我们的相对劣势。这将是一场极残酷的竞争。在这里存在的仍然是自然界的法则：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在“入世”在即的今天，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者都应尽快作出恰当的抉择，利用“入世”的契机，改变我们的相对劣势。
第二，世贸组织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是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对幼稚工业和某些产业的保护的时间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我们应该利用这有限的优惠，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商品和服务的高科技含量，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据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推出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国的竞争力排名已从前一轮排行榜的第24位下降到第29位，而直接受到危机冲击的一些国家或者不变（如菲律宾仍保持第32位），或者有所上升（如泰国从第39位上升到第34位；巴西从第37位上升到第35位）。这种排名不一定准确，但至少可以给我们敲起警钟。
五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而到1998年已达到3239亿美元， 增长了近15倍；外贸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20%左右；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提高到33.7%。虽然目前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3%，但中国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在作出这种肯定的同时，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什么？中国的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究竟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1998年在进行中国国际收支研究时，我们试图找出答案。
我们首先运用非均衡方法（即结构分析法）分析1981—1994年中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把国民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通过对数学模型
I δ
G[,Y]＝F[1][,K]──＋β·G[,L]＋（───＋F[1][,X]）
Y 1＋δ
Y[,2]
（G[,Y2]───）（注：式中G[,Y]为国民经济增长率；F[1][,K]代表非出口
Y
部门的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生产率；G[,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F[1][,X]为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产生的边际效应
G[,Y2]表示出口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I和Y分别代表总投资和总产出。）的回归分析，我们得出：
Y[,2]
G[,Y2]───为－0.228
Y
这一结果说明：出口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未显著高于非出口部门作出的贡献。
为了验证我们的这一结论，我们又运用了斯伯尔曼秩相关方法分析同一时期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12个自由度、95%置信度和单尾检验下，我们得到t＝1.782，而计算值E＝－0.257，计算值大大小于临界值。从而得出了与非均衡方法相同的结论。
两个相同的结果引起了我们的困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又用非均衡方法把国民经济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我们定义传统部门为第一产业，现代部门为第二、三产业。经过对数学模型
I M
G[,Y]＝a[,0]+a[,1]──+a[,2]G[,L]+a[,3]（G[,M]──）+a[,4]
Y
Y
LM
（G[,LM]──）（注：M代表第二、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LM 代表第
L
I
二、三产业的劳动力。）的回归运算，传统部门的边际资本生产率（─）
Y
M
为0.1639，而现代部门（G[,M]──）为0.8656。这一结果说明， 在同
Y
一时期，资本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即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当然，我们作这些分析并不是要否定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只是想说明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比出口的贡献更大。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重要结论：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离开全球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然而，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中国内需的扩大。
上面我们以中国“入世”的身份为中心分析了中国“入世”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也已确认了中国“入世”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但是，我们的谈判对手不仅要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且更要通过中国的“入世”，使中国走上他们所希望的道路——用世贸规则约束中国、“溶化”中国。因此，中国“入世”后还将面临更复杂的矛盾与斗争。要在这场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搞好中国的经济建设，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