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领导作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风建设论文,领导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住重点，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可见，领导作风建设是党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正在全国深入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是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也是转变广大领导干部作风的成功实践。邓小平指出：“要树立好的风气，讲正气，无非是党风、军民、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抓党风又必须突出领导干部这个重点。“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认真研究坚持“三个代表”与加强领导作风建设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领导作风问题至关重要
作风，是指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具有一贯性的态度和行为。领导作风，就是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具有一贯性的态度和行为。领导者作为领导活动的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领导目标，就要率领、引导组织成员和下属，并采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去从事领导活动。这样，他在领导活动中就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态度和行为。经过不断修正和多次重复，这种态度和行为就会形成相对稳定、具有一贯性的模式，反映出一定的特征，人们通常把领导者的这种相对稳定的态度和行为叫做领导作风。
任何人的态度和行为都受其世界观的支配，领导者也不例外。领导者在实施领导活动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都会体现出他所追求的目标，反映出他对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领导与群众、个人与集体、部分与整体等各种关系的基本认识和态度。由于领导者总是一定阶级的代表，因而这种态度和行为，实质上是领导者及其阶级的世界观的反映，它代表着一种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导作风的实质，应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体现。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领导者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就为树立良好的领导作风、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领导作风不仅是领导者世界观的反映，同时也是领导活动本质属性的体现。不同的领导活动宗旨，就会有不同的领导作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活动，其宗旨是谋求和维护自己及小集团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因而在作风上必然是以权谋私、欺上瞒下、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等。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活动从本质上说，是谋求和维护绝大多数人的权益和利益的活动，领导就是服务，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应当在自己的工作中体现出优良的作风，他们能够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严于律己，表里一致等。这种领导作风既体现了社会主义领导活动的本质，同时又影响制约着领导活动本质的实现。
领导作风不是孤立的，它还往往与领导素质修养联系在一起。领导素质指领导者在一定先天禀赋的生理素质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实践锻炼和学习所形成的，在领导活动中经常发挥作用的内在要素的总和。领导素质修养主要指领导者个人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知识、技能等方面，通过自觉锻炼和培养所能达到的水平或程度。领导作风是领导素质修养的外在表现，领导素质修养是领导作风的内在基础。一般地说，领导者的思想正确、道德品质优良、文化素养较高、讲究工作方法、作风正派，就能够表现出较好的态度；而一个思想意识不纯、道德品质不好、缺乏文明教养、不讲究工作方法、生活不正派的人，则不可能有优良的作风。
必须看到，领导作风绝不只是领导者个人的问题，它对领导者的声誉和威望，对领导活动的成败，对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的改善，乃至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领导作风是巨大的精神动力。优良的领导作风，是榜样，是旗帜，是无声的命令，是无形的力量。它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各种领导活动中可以鲜明地表现出来，群众也能深深地感受到，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良好的领导作风，有助于确定组织内的奋斗目标，使信息渠道畅通，领导者处处为群众着想，群众也理解支持领导者，形成强大的号召力。良好的领导作风，是协调人际关系的纽带，具有感染、激励、带动、示范和指导的作用，有助于领导者同群众建立起真正的同志式的密切合作关系，得到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并能带动群众形成良好作风，增强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同舟共济。一个自私自利、蛮横无理、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领导者，显然是难以被群众所接受的，他和下属之间也不可能建立起协调的人际关系，领导目标也难以顺利实现。因此，领导作风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有效的影响力。美国两位管理学家研究了日本的管理艺术后，曾强调作风作为影响力的意义。他们认为：“最高主管的作风和他对其他人的影响，其重要性不亚于一个公司的策略、结构或制度。”他们还认为：“作风代表一种方式和倾向”，它“能激发出别人某种体验、行为，即使在最高主管离去后，这种内在的激励仍然存在”。（注：中共浙江省委理论研究室《领导科学纲要》，第25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领导作风对党风和社会风气也有着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良好的领导作风是端正党风、社会风气的关键因素。邓小平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就说明了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端正领导作风更是端正党风的关键。我们不难看出，各级党政领导者，直接掌握着党政权力，是一个地区或单位的带头人，他们的言行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领导者如果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作风，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够艰苦奋斗，严于律己；能够发扬民主，勇于修正错误；能够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就会强烈地感染、教育周围的党员和群众，人们就会跟着学，对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形成强大的推动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现代化的进程。反之，领导作风不端正，不仅是某些单位、某些部门、某些领域歪风邪气得以猖獗的“导因”，而且还对某些社会丑恶现象的滋长泛滥起到了很坏的“催化”作用。如果领导作风不正，党风不正，端正社会风气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领导干部不仅要成为良好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倡导者、组织者，而且首先要成为良好领导作风的躬行者、实践者，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由此可见，作风，包括党风、领导作风问题至关重要。过去，毛泽东说过，“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云说过，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说过：“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江泽民指出：“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注：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形象决不是空洞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是通过我们许多党员、许多领导干部、许多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和作风反映出来的。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对于形象问题切不可低估。人民群众认识我们党，首先是从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开始的。人们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也主要是我们领导干部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只有培养良好的领导作风，努力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和政府的形象，领导干部的形象，才能由此真实而鲜活地树立起来。
“三个代表”对领导作风的基本要求
在世纪之交，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论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力的行动指南。这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外在表现，就是一个形象问题，即作风问题。我们要真正坚持“三个代表”，理所当然地就必须要有良好的作风，要有良好的党风和领导作风。不解决作风问题，不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也不可能坚持好“三个代表”。作风正，“三个代表”才能落到实处；作风不正，就会从根本上削弱和动摇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
加强作风建设，不仅是坚持“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而且，“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指导着新时期的作风建设，规定了领导作风的基本要求。
首先，由于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领导作风应当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决定》深刻地指出：我们就是要毫不动摇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就是要以宽广的眼光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展工作。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领导作风作为领导者率领被领导者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活动中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应是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统一的反映。所谓物质文明，就是指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所谓精神文明，就是指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文明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它们彼此相互适应、相互促进也更加明显。一方面，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我们党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实施科技进步和创新，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放在全党全国人民工作的首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失去方向；没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突飞猛进；没有高尚的社会道德和自觉的纪律，就造就不出“四有”新人。所以，领导者的作风要求，必须是两个文明建设高度统一的反映，即既要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又要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表率，树立榜样，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那种脱离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脱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或者只是“一手抓”、“一手硬、一手软”，都是建设不好领导作风的。
其次，由于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领导作风不仅应是两个文明建设高度统一的反映，而且应是人类优秀的道德品质在现实生活中的美好表现。我们所倡导的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最高尚的行为规范，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必须遵守的准则。它的本质特征是：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社会主义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群众的带头人，应特别加强共产主义道德的修养和锻炼，提高共产主义道德水平，模范地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做“以德治国”的表率。领导者只有养成坚持共产主义原则的高尚品质，坚持用共产主义道德标准要求自己，用这种行为规范来处理领导活动中存在的各种关系，并形成一贯的态度和行为，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领导作风的本质。
领导作风作为一种新型作风，还离不开对人类的一切文明传统的整合，这种整合必须把继承、借鉴与批判、拒斥有机地统一起来，既要继承发扬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作风，也要吸收西方文明中能为我所用的东西。也就是说：领导作风应是社会主义新风尚与民族传统及西方文明的综合创新。例如，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它天经地义地也是社会主义领导作风所要坚持和发扬的。但从毛泽东提出“三大作风”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内外环境改变了，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改变了，党组织自身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新的时代特点下，在新的实践中，“三大作风”建设也有一个继承和创新的问题。正如《决定》指出：我们要积极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立足国情、面向世界，锐意改革、致力发展，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给作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再次，由于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领导作风，应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党的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政党起着领导核心作用，各层各级领导者中共产党人占有相当的比重，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领导者的作风要求，首先应当体现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谓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根本属性。不同阶级的政党有不同的作风。党性决定党风，党性不同，党风也根本不同；党风体现、反映党性，并反作用于党性。所谓党风，就是一个政党和它的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党性。这种党性与党风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工人阶级政党也不例外。工人阶级的党性，是工人阶级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既有一般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又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它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根本宗旨、党的纪律以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性要求在不同的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性的基本要求，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实践，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
既然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性和党风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因此，加强社会主义领导作风建设，核心问题就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领导者都要不断地加强党性锻炼，努力进行自我改造，严格按照党性原则办事，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在领导作风方面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抓社会主义领导作风建设，如果不着重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危害最大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其他都无从谈起。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切实加强领导作风建设
党的十五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江泽民也把党风、领导作风建设提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予以强调和深刻论述。特别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而且也是加强党风、领导作风建设的伟大纲领。我们要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领导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努力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改进领导作风，从而使广大领导干部能以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方式去更好地坚持“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
树立良好的领导作风，是一项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的宏大工程，必须服务大局，整体推进，从严要求，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一方面，我们要让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发扬光大，在党内真正形成一种浩然正气，使领导干部不仅成为良好作风的倡导者、组织者，而且首先成为良好作风的模范躬行者、实践者，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带动党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清醒认识新时期作风建设的新特点，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新情况出发，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作风的新路子和新办法。我们认为，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新时期加强领导作风建设，必须注意处理好以下重要问题。
一要认识加强领导作风建设的紧迫性。当前，我国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主流是好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在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渗透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一些领导干部也放松对自己的教育，降低了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的标准，抛弃了党的优良传统，被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良风气所腐蚀。在他们身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不正之风，个别的还相当严重。比如，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只当官不做事，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抓工作华而不实，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欺上瞒下；遇事不动脑筋，不拿主意和办法，照抄照搬，满足于当收发员、传达室；对群众的要求、困难和疾苦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有的作风粗暴，任意瞎指挥，甚至横行霸道，欺压群众；有的讲究排场，奢侈浪费，只顾个人享乐，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顾等等。这些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都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极大破坏了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破坏了干群关系，如果不坚决纠正，就会延误全面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就会影响我党执政党的地位。因而，各级领导干部不能对存在的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掉以轻心，必须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要明确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相结合是领导作风建设的根本途径。领导作风的本质是领导者世界观的体现，是领导者工作宗旨的体现，也最终在领导活动的实践即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得以表现。因此，进行领导作风建设，必须从世界观的改造着手，积极投身实践活动，不断提高自己，不断改进作风，以适应领导工作的需要。
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划清作风方面的是非界限，启发和培养干部的自觉性，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认识事物本质，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时，这种世界观的改造即作风建设并不是抽象的、形式的，也不能就事论事，必须通过领导实践活动去学习、去运用、去总结，才会有切身的感受。各级领导干部要尽快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从繁杂的应酬中摆脱出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转变作风。因此，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是加强领导作风建设的根本途径。
新时期进行领导作风建设，就是要响应江泽民关于“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和“三讲”教育的号召。江泽民把学习与实践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一再地强调要学习、要实践，这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干部的素质保证，当然也是作风建设的法宝。“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核心是讲政治，而学习是前提和基础，正气则是讲政治的派生物和必然表现。从一开始，江泽民就提出，“三讲”要与实际工作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它落到实处，首先是落到领导干部的自身建设上来。从领导干部个人来说，当然不能把“三讲”变成“纸上谈兵”、“日头革命”，而是贵在自觉身体力行。既要解决认识问题，又要解决行动问题，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和行的统一。
三要把制度建设和法治手段相结合看作领导作风建设的重要保证。抓好领导作风建设，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制度建设是带有根本性的建设，要建立和健全一套管用的制度和有效机制，要用制度的约束力去约束领导者，推进领导作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个人生活、廉洁奉公、反官僚主义、反腐败等问题作出了规定，如密切联系群众、加强民主集中制、纠正部门行业不正之风，推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政务公开等。这些规定对促进党风、社会风气的好转和廉政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有了好的规章制度，决不能让它流于形式，必须认真地落到实处，这就需要切实加强监督和纪律检查工作，建立落实作风建设制度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党和政府的各级检查机关，不仅要执行纪律，而且要管作风，要运用纪律的威严和约束力，防止领导干部的违纪行为和不正之风。执行时要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严格依法惩处违纪违法案件，坚决纠正在惩处方面存在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同时，要依靠舆论和群众的监督，深入到群众之中，及时发现问题，不遗余力地解决问题。领导者应当自觉地接受监督，对于群众反馈上来的信息要高度重视，实事求是予以解决，绝不能置之不理，更不能打击报复。这样，加强领导作风建设才会出现实际效果。
四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是领导作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一切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培养和改进领导作风，树立起一套良好的作风，是新时期每个领导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每一个领导者，特别是“一把手”，都要以建设一个好的领导作风为己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江泽民倡导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达到“慎独”的境界，就是领导作风建设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体现。“自重”，就是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正确对待权力、使用权力。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用来谋取私利。要做群众的表率，要求别人做到，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自省”，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养成每日“三省吾身”的习惯，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检点自己的作风，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警”，就是要筑牢廉洁自律的防线，从那些违法犯罪、腐化堕落的事例中警醒自己，吸取教训，增强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的免疫力。“自励”，就是要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向孔繁森等优秀领导干部学习，自觉地培养浩然正气，抵御歪风邪气。
现在社会上和领导机关中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即人人都在议论和谴责别人的不正之风，似乎作风不正与己无关。事实并非如此。有的少数领导者一方面感慨党风和社会风气不好，另一方面却又抵御不住歪风邪气的侵蚀，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搞些不正之风。我们认为，少数领导者过去搞这样那样的不正之风，应当立即“刹车”，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即便自己身上不存在此种问题，也有一个如何进一步继承、发扬和培养优良作风的问题，有一个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作风创新的问题。要是每个领导干部都能首先“慎独”，那么领导作风端正了，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自然而然就会好转，不正之风、社会丑恶现象就难有容身之地。
综上所述，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决定》指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把加强和改进党风、领导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为把党风、领导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