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认证报告的信号失效与识别:本地化的实证研究_内部控制论文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信号失灵和甄别———个本土化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内部控制论文,鉴证论文,信号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然等一系列财务舞弊之后,为恢复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美国实施SOX法案,要求管理层评价公司的内部控制并披露自评报告以及审计师对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真实性的鉴证意见。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借鉴SOX法案框架,于2008年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并鼓励披露鉴证报告,旨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投资者。随着法规的陆续推进,这一划时代的证券监管改革成为最近几年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已经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动机、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等。[1-3]但更为基础的问题是,鉴证报告是否可靠?尤其是在我国较薄弱的信息和监管环境下,披露鉴证报告能否表明公司拥有更高水平的内部控制?

本文从内部控制信息流转的三个关键过程——内部控制实施、管理层评价和审计师鉴证——入手,分析了造成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缺乏信号作用的可能性和甄别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工具,并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检验。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不再以披露鉴证报告与否作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代理,而是从信息传递角度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师鉴证意见的不一致性,并基于信号理论为披露鉴证报告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同时检验了审计师质量(声誉)对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甄别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披露鉴证报告与否和会计信息质量无关,但披露高质量审计师签署的鉴证报告,公司的操控性应计更低,会计信息质量更高。这些研究结论为监管部门在后续法规的推进上提供操作性的参考。

一、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和假设

1.文献综述

(1)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信号。受到安然等一系列财务舞弊的激励,美国SEC直接回应投资者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要求,把内部控制的重点集中在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上;我国沿袭这一做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也明确实施内部控制的目的在于合理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此外,公司实际的内部控制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所以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是表明内部控制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信号。

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代理成本,既有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也包括代理人的约束成本。为降低代理冲突,委托代理双方都有动机通过传递信号寻求信息的均衡,因此内部控制信息的需求和供给都可能存在。[4]在内部控制信息的需求方面,Bronson等[5]认为,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对管理层行为信息和财务报告质量信息的需求更高,并且发现管理层会通过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满足委托人的这一需求。Ashbaugh等[6]也发现,公司的股权越集中,管理层查找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动机越强。Deumes和Knechel[7]从债务代理成本和信息角度,以债务的账面价值除以债务市场价值和权益市场价值之和测度财务杠杆,发现其与披露内容显著关联。

在内部控制信息的供给方面,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越高,管理层越有动机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以表明公司内部控制类型和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代理成本。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和会计应计质量越高的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越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越少,[8,9]而违规处罚和会计差错更正越多的公司越不可能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10]我国学者也发现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公司的会计差错更正和违规处罚更少。[11,12]

McMullen等[10]认为,释放内部控制质量的信号至少有两个作用:一是明确管理层的责任,有助于管理层测试并健全内部控制系统;二是表明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重视,提高员工的内部控制意识。Ashbaugh等[13]检验了这一论断,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确能激励管理层完善内部控制系统,并且随着内部控制缺陷的消除,会计应计质量也会显著提高。

内部控制约束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内部控制缺陷存在意味着公司内控水平低,会计信息质量较差,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会向市场传递负面信息,但投资者是否对此定价?内部控制缺陷作为一个负面消息会直接导致公司非系统风险上升,资本成本增加,并且公司股票伴随着信号的释放会经历一个短期的负异常累计收益率。[14-16]不仅如此,Kim和Park[16]还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可以降低股价的波动,而且自愿性披露要比强制性披露的作用更强,这说明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有助于降低委托代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我国当前没有内部控制缺陷的一致定义和披露要求,学者主要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和累计异常收益率正相关,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有助于提升交易量并稳定交易价格,而披露内部控制问题的整改措施却导致短期的负异常累计收益率。[17-19]

(2)信号失灵和二次信号。以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信号存在伪造信号的风险。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果投资者认为披露一份无缺陷的内部控制自评报告表明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更高,则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公司的管理层就有动机隐瞒这些缺陷,从而导致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与否并不能显示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类型,导致信号失灵。Ogneva等[20]发现,公司的资本成本不因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与否有别。针对我国的研究中,部分学者以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否度量内部控制的质量。[21,22]但于忠泊等、[23]吴益兵[2]发现,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否并不能表明不同的会计信息质量(包括稳健性、应计质量和价值相关性),也不能导致不同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本成本,他们据此质疑公司所披露“信息的可靠性”。

在中介服务成熟的环境中,独立第三方的鉴证(审计师对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审计)能提高信息披露的可靠性,这不仅因为专业的鉴证过程能辨别信号的真伪,鉴证服务的费用更能减少伪造信号的预期收益,从而降低管理层伪造信号的动机,[10]因此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成为表明内部控制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的二次信号。在我国,规模越大,成长性越好的公司越可能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释放二次信号的公司表现出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并且导致更低的资本成本,因此内部控制鉴证是积极信号。[1-3]但傅倞轩[24]的证据与此结论相反,他发现在释放二次信号的[-20,20]天内,2006和2007两年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组合的累计异常收益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趋势;而2008年度的组合经历显著负累计异常报酬率。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信息披露和中介服务环境为内控信息披露的可靠性提供了基本的保证。在这些方面,我国和美国相去甚远,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可靠性已受到广泛质疑,造成信号失灵。审计师鉴证释放二次信号能避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陷入低效率的“柠檬市场”,但我国审计市场的效率是否能保证二次信号的可靠性?如果二次信号失灵,委托人是否能主动进行信息甄别?

2.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1)内部控制鉴证——二次信号可靠性的分析。内部控制鉴证的可靠性取决于经济环境,更具体地说,取决于信息和监管环境。在美国,SOX法案和SEC的披露规则塑造出一套规范的内部控制实施、评价和信息披露体系,由“四大”审计师事务所寡头垄断的审计服务市场能提供高质量的监督,这些都为信号的真实性提供了保证。[25]尽管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流程和美国相同,但在鉴证报告产生的三个关键过程——内部控制实施、评价和鉴证——和美国存在重大差异,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框架

第一,内部控制实施。内部控制水平直接取决于实施程度,它有两个层次:制度建立和制度执行。为达到监管的要求,上市公司在极短时间内制定出内部控制制度,但缺乏有效的执行。[11]德勤[26]2009年六月的调查显示,有58.82%的上市公司认为“内控制度的执行没有达到预期”,41.18%则认为“内控制度执行不力”。《首席财务官》[27]2009年的一项调查更直接的指出:“企业目前缺乏的不是风险管理工具、制度和措施,而是这些风险管理工具与制度是否得到了有效及坚定的贯彻或执行……最终沦为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第二,内部控制评价。内部控制评价的意义在于发现并完善缺陷,但当前我国企业评价内部控制面临三重困难:首先,“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仅作框架性概括,没有评价和披露的操作指南。其次,评价涉及审计抽样、核查等专业知识和职业判断,未经专业训练人员难以胜任复杂的内控评价工作。《首席财务官》[27]的调查显示,有53.54%的企业认为缺乏专业人才。再次,评价成本高,美国SEC估计公司执行SOX404条款的平均成本约为911万美元,是法规推行的最大障碍。[28]依此估算,评价成本约占我国2008年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的20.76%。①

第三,内部控制鉴证。美国审计市场由“四大”形成寡头垄断,一方面,审计师处于强势地位,可以迫使管理层发现并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另一方面,“四大”积累了巨大的声誉价值,“深口袋”的威胁迫使其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而我国审计市场高度分散,竞争过度,审计师处于弱势地位,往往要向客户妥协、媾和,甚至出售审计意见。[29,30]

上述我国的信息和监管环境可能导致二次信号失灵——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准确。首先,在内部控制制度完备而评价困难,并且缺少披露细则的情况下,公司的披露重制度轻执行,这种基于制度的披露既可以避开对专业知识的要求,又节约评价成本。如三峡水利(600116)2008年不足5000字的内控报告中披露64个制度,仅在结论中提到“有效执行”四字。② 尽管这种披露内部控制制度的做法能获得审计师的无保留意见,但不能反映真实的内部控制水平。其次,相对弱势的地位会导致审计师向客户妥协和媾和。目前,还没有审计师签署保留或否定意见的鉴证报告,所有的鉴证报告都肯定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然而大多数鉴证报告都被限定了使用范围,[31]这可能就是审计师妥协并为自己解脱责任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低廉的鉴证价格不能显著降低管理层伪造信号的预期收益。

上述因素组合起来会导致二次信号不充分和不准确,即信号失灵。一方面,管理层有能力披露鉴证报告——审计师处于相对弱势并且鉴证价格低廉;另一方面,管理层具备任意披露鉴证报告的机会——披露细则缺乏且监管较弱。此外,根据信号理论,管理层有动机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增信,降低信息不对称。因此,不论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如何,管理层都有动机、能力和机会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本文提出:

假设H1:其他情况一致时,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与否和会计信息质量无关。

(2)审计师质量——二次信号的甄别。如果不同内部控制水平的公司都可以释放二次信号,投资者能否区分哪些公司传递信号,哪些公司在模仿信号呢?

既然二次信号是借助审计师释放的,那么审计师质量或审计师的声誉应该对二次信号的可靠性有直接影响。一般来说,审计师质量越好,声誉价值越高,“口袋”也更深,审计失败导致的声誉价值损失也越大。所以,迫于“深口袋”的威胁,高声誉的审计师:(a)有更强烈的动机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包括执行更全面的测试和更严格的内控审计程序;(b)对技术和培训的投资更多,有更好的技术和能力,更易发现内部控制的缺陷;(c)为降低诉讼风险,对内部控制鉴证的结论也会更谨慎;(d)声誉越高的审计师一般规模越大,更有能力控制管理层的披露质量。[6]因此,鉴证内部控制的审计师质量越高,所出具的鉴证报告越可信,更可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而声誉价值低的审计师缺乏必要的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动机严格监督管理层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所以低质量审计师出具的鉴证报告更可能是向客户妥协的产物,不具备信号作用。本文提出:

假设H2:其他情况一致时,披露高质量审计师签署的鉴证报告,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更高。

二、研究设计和样本

1.变量选择和定义

(1)因变量:会计信息质量及其度量。会计利润由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组成,前者是已实现利润,而后者仅是账面利润。应计利润可分为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非操控性应计不受人为操纵,如直线法折旧额。管理层可通过调增或调减操控性应计操纵利润,所以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常被用作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其值越大,意味着会计信息质量越差。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32]如下:

其中,TA是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之差,即应计利润;A是期末资产总额;ΔREv是本期销售收入变动,ΔREC是本期应收账款变动;PPE表示固定资产净值。TA、ΔREV、ΔREC和PPE都用期初资产总额调整。分年度、分行业(按二级行业,剔除金融业,下同)估计式(1)得出样本的预测值,实际值和预测值之差(ω)即为公司的操控性应计。根据Ashbaugh等,[13]采用行业均值调整的操控性应计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定义为ω与其行业均值之差,记为DA,其值越大,报告的操控性应计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差。

(2)自变量。ICAR是虚拟变量,如果公司公开披露经审计师签字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则ICAR=1;否则为0。High_ICAR是虚拟变量,如果签署鉴证报告的审计师属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High_ICAR=1,否则为0。我们采用“四大”作为审计师质量的代理,这不仅仅是因为,与国内所相比,“四大”声誉更好,“口袋”更深,有更强的动机控制管理层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我国现有的法规和美国非常相似,即便是在缺乏细则的情况下,“四大”在北美市场积累的内部控制鉴证技术和经验也适用我国市场。

(3)控制变量。现有文献研究表明公司特质如公司经营特征,内部控制投资能力,会计政策,公司治理,会计稳健性对会计应计有系统性的影响,[13,32]因此有必要在式(2)中控制这些因素。

公司的经营特征包括经营活动和资产结构。首先,我们采用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和期末资产总额之比(OCF)来控制公司经营的波动造成的会计应计估计误差。其次,如果预期未来销售增长,管理层可能会储备存货、推迟摊销,我们采用存货与期末资产总额之比(INV)、固定资产和期末资产总额之比(FA)来控制这些因素对会计应计的影响。再者,使用并购或重组(M&A)与否控制公司当期的结构变动产生的会计应计噪音。最后,财务风险越大,管理层高估会计应计的动机越强,我们用财务杠杆(Leverage)度量财务风险。

对内部控制的投资取决于公司的财力。公司规模越大,资金越充足,用于内部控制系统建设的资源越多,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可能性越高。不仅如此,规模大的公司更稳定,对未来预测更容易,应计利润估计的偏误越小。[32]我们采用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Size),当期盈利与否(Loss)控制这些因素对操控性应计的影响。

会计政策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应计利润,我们假设同行业内公司在主要会计政策的选择上是一致,因此采用二级行业的均值调整可操控应计,如前所述。稳健的会计会导致公司确认损失更及时,应计利润波动更剧烈,会计稳健性和应计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用权益的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之比(BM)、是否计提减值准备(Write-off)作为稳健会计的代理,[33]BM越低或发生Write-off,表明公司的会计政策更稳健。

公司治理可分为外部监督和内部治理机制设计,研究表明外部审计质量、股权结构、控股股东性质等公司治理因素对会计应计有显著的影响,[13,34]我们分别采用审计师是“四大”与否(Big4)、审计费用与期末资产总额之比(Aud_cost),是否为标准无保留意见(Aud_opinion),是否为国有控股(SOE),前十大股东的股权比例平方和(Own_HHI)控制公司治理对会计应计的影响。

2.模型设立

为检验假设,本文设计如下的回归模型:

3.样本和数据

本文以2008-2009年所有上市公司为总体,由于估计操控性应计需要前一年的数据,所以数据窗口为2007-2009年。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披露数据来自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公司公告,笔者手工收集;财务和市场数据从CSMAR抽取。2008和2009年末共有3342家上市公司,剔除57家金融类上市公司和616家数据缺失的公司后,样本有2669家公司;其中699家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1.单因素分析

表1给出了分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和组间比较。我们发现财务指标存在的少数但较大的异常值,因此在总体样本水平对Size,ROA,MB,INV,FA,Own_HHI和Leverage做了双向1%的Winsorized处理。分别对两组样本的均值和中位数作T检验和Mann-Whitney检验,除DA,M&A,Write-off和Aud_cost外,两种检验的显著性水平相似。比较两组样本的均值发现,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公司的DA更小,说明披露鉴证报告的公司会报告更低的操控性应计。还发现,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财务杠杆较低的公司、现金回收率(OCF)较高的公司和市账比(MB)较高的公司更可能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而当期发生重组或并购、股权分散、非国有控股、亏损以及财务报表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比例较低。这些结论,如SOE、Loss、Size和M&A等,与林斌和饶静的研究结果[1]一致。

表2列示了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由于存在多个虚拟变量,我们同时报告了Person相关系数(左下角)和Spearman相关系数(右上角),两者的显著性水平基本一致。ICAR与DA显著负相关,再次表明了披露鉴证报告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较高。同时,ICAR和OCF、Size、Own_HHI以及Aud_opinion正相关,而与Leverage、Loss负相关。和预期一致,DA与14个控制变量中的12个显著相关。另外,除FA和INA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8外,其余Person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低于0.35,说明不用担心多元回归中的共线性影响。

2.多元回归分析

考虑到因变量被限制为正数,我们采用Tobit回归估计式(2),同时还在表3中报告了OLS的估计系数和推断统计量,作为稳健性参考,二者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两者都采用了While方法计算对异方差稳健的推断统计量,下同。可以看出,adj.R[2]和Log-Likelihood都在0.0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自变量对操控性应计有很好的解释能力。

从总体而言,INV、Leverage、M&A和Loss的估计系数为正,统计显著,说明存货水平越高、财务风险越大、经营结构变动会导致公司报告更高的操控性应计;FA和DA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公司投资的固定资产越多,管理层在期末调整会计应计的能力越小,报告的操控性应计越低;和预期一致,Siz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司投资内部控制能系统性的提高应计质量;公司的股权越集中、获得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操控性应计更低,但聘用“四大”事务所审计并不能显著提高应计质量。没有发现会计稳健性(BM、Writeoff)对会计应计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回到本文关心的变量:ICAR和High_ICAR。在前两个回归中,OLS和Tobit的估计结果一致,ICAR的系数为-0.0005,不显著,说明ICAR和DA无关,即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不表示公司就具有更高水平的内部控制,报告更低的操控性应计,披露鉴证报告与否不能代表公司的内部控制类型。这些结论表明鉴证报告不具备信号传递的作用,即二次信号失灵,和假设H1一致。

在后两个回归中加入High_ICAR,即Big4和ICAR的交叉项,它的两个估计系数均为-0.0193,在0.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与披露非“四大”出具鉴证报告的公司相比,披露“四大”出具鉴证报告的公司报告的操控性应计更低,即会计信息质量更高,和假设2一致。

3.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会计信息质量和审计师质量的不同代理变量,然后作如下稳健性测试。首先,操控性应计有多种估计方法,在此我们采用Dechow等[35]的行业调整模型估计,它假设影响同一行业公司非操控性应计的因素相同,因此以公司应计利润和行业应计利润均值之差作为操控性应计的估计值,可表示为:

其次,采用审计费用作为审计师质量的代理变量。一般而言,审计师质量(声誉)越高,收费也会越高,提供的鉴证服务的质量也会越好。用AUD表示审计费用的类型,大于审计费用中位数的公司,令AUD=1;否则AUD=0。加入AUD以及AUD_ICAR重新估计式(2),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3)中ICAR的估计系数都为-0.0008,但不显著,依旧说明公司披露鉴证报告与否不能表明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模型(4)中AUD_ICAR的估计系数为-0.0199,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审计费用越高,鉴证报告越可能反映真实的内部控制水平。

稳健性测试的结果和表3的结论一致。这些结论表明,标明内部控制类型的是审计师质量,而非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说明了在我国当期的信息和监管环境下,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不能有效的显示公司的内部控制类型,即二次信号失灵;而审计师质量(声誉)能作为甄别工具,高质量审计师签署的鉴证报告,可靠性更强。这些结论和本文假设一致。

4.内生性的纠正

本研究主要关注ICAR及其和Big4的交互与操控性应计的关系,但注意到DA和ICAR都取决于管理层的选择,它们可能共同被公司的经营特征、治理特征决定,即ICAR并非是外生的,从而导致式(2)的估计存在偏误,有必要予以考虑。

首先,本文采用2SLS回归来控制这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2SLS方法要求构建选择方程来估计结果方程中内生变量的预测值,并用预测值代替实际值重新估计结果方程。在此,式(2)即为结果方程,ICAR是潜在的内生变量。根据林斌和饶静,[1]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与否受到公司规模,年龄,上市地点,当期是否亏损,是否发生重组或并购,销售增长率,是否设置内审部门,最近三年是否违规,股权再融资的系统性影响,我们采用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Size)表示资产规模;用上市年限(Age)表示年龄;用虚拟变量Posit表示上市地点,沪市为1,深市为0;用虚拟变量Loss表示是否亏损;用M&A表示重组或并购;用Growth表示当期销售收入的增长率;用虚拟变量Commit表示公司是否设置内审部门;用虚拟变量Violation表示公司及其管理层最近三年是否受到违规处罚;用虚拟变量SEO表示公司当期进行股权融资与否。不同的法律环境对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要求不同,我们采用虚拟变量Cross表示交叉上市,如果同时在沪深两市之外上市,Cross为1,否则为0。[3]然后加入结果方程中的外生变量Big4、SOE和Own_HHI,设定如下选择方程:③

采用Probit回归估计式(4),计算ICAR的预测值icar,并用替换式(2)中的ICAR,进行第二阶段的Tobit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High_icar的估计系数均为-0.0587,在0.05水平上统计显著,表3的结果一致。

其次,我们采用Heckit程序并用最大似然法对式(2)和式(4)做联合估计,这种方法能提高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结果如表5所示,High_ICAR的估计系数均为-0.0205,在0.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与披露非“四大”出具鉴证报告的公司相比,披露“四大”出具鉴证报告的公司报告的可操控性应计更低。从上述两种估计来看,控制ICAR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估计结果表3高度一致,因此内生性问题并不影响我们对假设的检验。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近三年来,随着我国内部控制法规的推进,上市公司开始通过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向投资者表明内部控制水平,并且越来越多的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作为二次信号,以便提高所披露信息的可信度。本文从鉴证报告产生的三个关键点——内部控制实施、评价和审计师鉴证——分析二次信号失灵的可能性,并采用2008和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二次信号失灵:披露鉴证报告不能标明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2)审计师质量(声誉)具有甄别信号真伪的作用:披露经高质量审计师签署的鉴证报告,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更高。

显然,审计师质量也不可能完全准确的甄别二次信号的真伪,一旦有高质量审计师发生审计失败,投资者就会降低对所有高质量审计师甄别能力的预期,内部控制信息市场会逐渐陷入低效率的“柠檬市场”。如何才能提高内部控制信息的真实性和鉴证报告的可靠性?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完善现有的规则给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进行规范。但更重要的是设计并执行有效的激励机制,目前政策的导向是在事后加重对管理层舞弊的处罚,而较少追究审计师的责任。在长期,这种政策导向其实并不能解决信号失灵的问题。

图2 激励政策的效应

建立高水平的内部控制不利于管理层的私人收益,如职位消费等,但为达到监管要求,管理层会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策略:不披露公司内部控制实际存在的缺陷。假设这种策略不被审计师发现时,管理层能获得V的收益,一旦被出具否定意见的鉴证报告,管理层将蒙受K的损失。审计师提供低质量(或妥协)的鉴证服务,向所有客户出具肯定意见的鉴证报告,这样能节约鉴证成本,也能吸引有机会主义策略的客户,他能获得S的收益,但事情败露,如出现财务舞弊等,审计师蒙受D的损失。如图2所示,则V和-K连线与横坐标的交点g′就是审计市场提供低质量鉴证的概率,因为高于g′,管理层机会主义策略的期望收益为正,都会采用该策略,审计市场完全失败,最终消失;如果低于g′,管理层机会主义策略的期望收益为负,会放弃该策略,审计市场为降低成本也会逐渐提高低鉴证质量的概率,最终趋近于g′。类似的,管理层也将会以p′的概率采取机会主义策略。此时达到一个均衡但效率较低,市场存在虚假信号。

如果政策导向是加重对管理层机会主义策略的处罚,使管理层的预期损失提高到L,短期内审计市场提供低质量鉴证的概率不会变化,管理层机会主义策略的预期收益为负,会放弃该策略,但审计市场会因此逐渐降低鉴证质量,直至把低质量鉴证的概率提高到g″,又达到均衡。由于管理层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的概率由审计师的收益函数决定,不会变化。所以在长期,加重处罚管理层的政策导向不能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如果政策导向是加重对审计师的处罚,使审计师的预期损失提高到H,则在长期能使管理层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的概率降低到p″,提高市场的效率。

当然,本文存在不足,没有考虑公司治理、所有权结构等公司特征对内部控制信息可靠性的影响,研究这些因素无疑会增加我们对内控实施和信息披露规律的理解,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注释:

① 2008和2009年末334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合计2.02e+12元人民币,平均6.04e+8元人民币,汇率以2008(2009)年12月31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8346(6.8282)为准。

② 见http://static.sse.com.cn/sseportal/cs/zhs/scfw/gg/ssgs/2009-03-06/600116_2008_n.pdf

③ 我们还在选择方程中加入Big4×Growth、Big4×Violation、Big4×SEO、Big4×Commit、Big4×Posit、Big4×Cross和Big4×Age以纠正High_ICAR的潜在内生问题,均没有改变2SLS和Heckit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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