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云南游记与民俗——兼论边疆游记对山水文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记论文,云南论文,边疆论文,明清论文,民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时期本土作者和外地作者所写云南山水游记十分可观。这些游记散见于有关文集和方志。因为方志的重点收录，留存至今的游记作品的数量远比其他形式的散文作品为多。从内容上看，由于它反映了一些独特的民俗、文化及美学问题，因而是云南古代文学中除诗歌以外最具多样价值和鲜明个性的文学样式。而且，通过深入研究还可以发现，包括云南游记在内的明清边疆游记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地方文学，它对整个山水文学都有一些新的开拓和贡献。游记所表现的民俗内容，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去挖掘它的价值。
一、疆域的开拓与文学的创新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曾提出“江山之助”的著名命题，认为“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自然山水是作者文思的源泉和创作的助力。山水对作家创作的助力有多种表现，有一种现象一直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这就是江山的拓展对文学的促进。元明清时期，统治者不断开疆拓土，中国版图尤其是实际的行政控制范围大大扩展。疆域的扩大，为山水文学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和新的描写对象，从而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明清云南游记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类型的“江山之助”。
云南具有神奇独特的自然景观和色彩斑斓的民情风俗，是一块文学的富矿。但由于地处遐荒，封闭落后，特别是元代以前基本上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外地文人几乎无法涉足，所以，雄奇壮美的山水风光极少进入文学家的视野，在文学上就处于被遗弃的境地。明何镗《游点苍山记》云：“点苍山为南中胜景，然去中州万里而遥，海内士人所稀觏，故载记亦缺略。”“载记缺略”正说明云南山水长期处于自然状态，没有进入文学领域。元世祖平定云南，将云南置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结束了南诏以来数百年的割据历史。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继续保持着对云南的更加有效的统治。疆域的扩大，朝廷对边疆的行政控制，大大拓展了文人的涉足空间，数量可观的文人由此得以进入他们的前辈从未涉足的全新领域。他们有的是仕宦而来，如张佳胤；有的是从军而来，如赵翼；有的是贬谪而来，如杨慎；有的为旅游而来，如徐霞客；有的为探亲而来，如余庆远。内地入滇文人以外地人身份进入莽荒古朴的云南，两地的自然景物，文化特征形成强烈反差，给他们以新鲜的感受乃至巨大的震撼，形诸笔墨，便出现了一些瑰丽奇特，令人耳目一新的山水游记。与此同时，本土文化在内地文化的影响下也获得长足进步，作家逐渐增多。他们拿起笔，以传扬乡邦山水美名、弘扬桑梓文化的强烈责任感纵情挥写，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他们的成就就个人来看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把他们作为整体来考虑，他们的创作就构成了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
明清云南游记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包容了自然和社会本身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无法尽述，只要看一看它对大山和溶洞的描写，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到底为读者、为文学提供了怎样的新鲜内容。在明清云南游记中，描写山的作品占有极大比重。云南是山堆积成的高原。这里的山，千姿百态，神秘莫测。太华山的奇险峻美，点苍山的雄伟壮丽，鸡足山的秀丽幽深，玉龙雪山的晶莹瑰玮，高黎贡山的苍莽浑厚，都足以颉颃中州诸名山而散发出不可抗拒的魅力。在游记中，这些个性独特、伟昂豪迈的身姿排闼而来，令人目不暇接，从而在山水文学领域树立起一些前所未有的壮美形象。写太华山（西山）的名作有明张佳胤《游太华山记》、王士性《泛舟昆池历太华诸峰记》、清戴絅孙《游太华山记》及《西山三记》等。写点苍山的有明杨慎《游点苍山记》，李元阳《游清溪三潭记》、《花甸记》、《浩然阁记》，吴懋《点苍山记》等。写鸡足山的，细加统计，不下二三十篇。其中，明钱邦芑《鸡足山石洞下潭记》可以媲美柳宗元《小石潭记》〔1〕。 《徐霞客游记》中对鸡足山的大篇幅描写更使之成为盛传天下的佛教名山。这些作品都能抓住对象的特点，用形象生动的文笔，描写出各山与众不同的景致，真实地表达出游山时个性化的审美感受，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云南山水之奇的由衷赞叹。杨升庵《游点苍山记》有一个片断是脍炙人口的：“北入龙尾关，且行且玩。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拖蓝；城郭奠山海之间，楼阁出烟云之上；香风满道，芳气袭人。”这段文字，把它和唐宋诸大家最优秀的写景文学相比都是毫不逊色的。作者们写山，常与中州名山相比较，说明滇云山峰无论其形貌还是神韵都不亚于中州名山从而突出了云南山水的奇异和不减三山五岳的游览价值。如戴絅孙《游太华山记》就认为西山之胜可以“兄天姥，友匡庐”。
清初云南督军、吉林人石琳《新建云涛寺及新温泉碑记》云：“宇宙间英奇瑰玮之气，不钟于人物，则钟于山水。”古代云南在人文方面确实颇不足道，但在自然山水方面却为宇宙情所独钟，造就出大量远迈中州的天地奇观。云南高原大面积的喀斯特地形及其所孕育的许许多多地下溶洞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溶洞在不为人知的大地深处形成一个又一个丰富多彩、神秘莫测的世界，构成与地表迥然相异的自然景观。作为以表现宇宙造化之奇为能事的山水游记，当然不会漠视大自然的杰作。明解一经《游阿卢仙洞记》写的是现在已名噪天下的泸西阿庐古洞。作者以简炼的文笔描绘了洞内移步换景、越深越奇的钟乳石造型。对洞内千奇百怪的景象称赏不已：“上则层峦倒挂，呈奇而献巧；下则群峰突起，斗丽以夸妍，千态万状，莫非天造地设之景象。”写溶洞的佳作还有张佳胤《临安三洞记》，明云南布政使江西人徐樾《双明洞记》，清李应登《沙朗洞记》、《夕阳洞记》等。这些作品对洞内险绝层出、奇状闪烁、万象幽渺、色色可喜的景观及“入则惊喜间作，出则顾峦忘返”的游洞感受，都有上乘的表现。在传统游记中，以溶洞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极少。因而，明清云南游记中出现数量可观并且写得相当出色的溶洞游记，就具有了为传统游记拓荒的意义，在文学界别开一片宏伟峻丽、神秘诱人的新天地。
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文化总是与自然相伴而生的。拓展了地理空间，同时就拓展了文化空间。民俗作为具有强烈地域色彩和民族个性的文化表征，它既是环境的产物，同时又为自然增添了鲜明的人文色彩和活跃的生活意趣，较易引起作家的注意。因此，在明清云南游记中，滇省各民族的民风民俗象自然山水一样得到了充分表现，成为游记作品中的新内容。
描写范围的扩大和描写对象的更新促成了山水文学的创造性发展。山水文学的特质首先表现为它的描写对象是自然风光。因此，当它描写的具体对象发生变化时，山水文学就随之获得了一定新意。在过去，由于文人的足迹多流连于中原及江南地区，供他们欣赏和表现的自然山水是相对固定的，所以在众多文人的笔下总是出现似曾相识的山水风物。虽然杰出的文学家总能从相同的对象上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思想启迪，赋于相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意义，但描写对象即审美客体的凝固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家的表现自由，限制了山水文学的创造性发展。正如赵翼所指出：“中原一片好景光，发泄已尽周汉唐。”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把笔触伸向从未经文人染指的边疆，即赵翼所谓：“所未泄者蛮獠窟”〔2〕，写出以题材而论全新的游记， 对山水文学的发展就具有了创造性贡献。同时，新的审美客体激发出新的情感和灵智，从而使边疆游记本身也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
二、纪实与传奇中的民俗
宏观地考察明清云南游记，可以发现它与传统游记相比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纪实性与传奇性。不论哪种情况，都包含着丰富的民俗内容，这也使它区别于一般的山水游记。
在明清云南游记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只是客观地记述作者游历云南各地或登高览胜的过程和见闻，行文中虽然偶有作者心智的灵光闪现，但从总体上看，作者投射于对象上的主观色彩都比较淡薄。这类游记可称为纪实性游记。尽管它的文学性不十分突出，但纪实性也使它获得了文学性游记所相对缺乏的特点和价值：它们广泛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民俗、宗教、交通、物产、气候、古迹、人物等丰富多样的情况，为后世保存了许多了解和研究古代云南地理景观与社会历史景观的珍贵资料。从描写内容的丰富性和客观性来看，纪实性游记也是对传统游记的拓展。这方面的作品有明杨慎《滇程记》、顾养谦《滇云纪胜书》，清陈鼎《滇游记》、张泓《滇南新语》、王昶《滇行日录》、余庆远《维西见闻录》等。其中最可注意的是《维西见闻录》和《滇南新语》。余庆远字璟度，湖北安陆人， 乾隆34年（1769）随在丽江府任职的兄长余庆长入滇至迪庆维西，共在滇五年。《维西见闻录》篇幅较长，详细记述了迪庆地区及怒江、澜沧江上游的地理特征、历史沿革、民族分布及习俗、土特产品等情况，第一次向人们打开了一个封闭自足而又色彩斑斓的古朴世界。文中对纳西、藏、傈僳、怒、独龙等山地民族奇风异俗的形象记述，使作品弥漫着神秘气氛，让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数百年前这个几乎被外界遗忘的蛮荒世界中各种人的生存状况和思想意识。这是一篇最早描述云南西北高寒山区自然景观及社会生活的游记，也是研究这个地区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及其变迁的重要文献。由于这篇游记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它曾被广泛地收入《艺海珠尘》、《舟车所至》、《昭代丛书》、《古今游记丛钞》、《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书中。张泓号西潭，汉军镶蓝旗人，乾隆6 年入滇，历官新兴（玉溪）、剑川、鹤庆州牧，因公往来于昆明、思茅、怒江等地，见闻甚广。《滇南新语》除照例以极浓厚的兴趣写了有关各地的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以外，还反映了云南的盐政、水利、采矿、冶炼、战争等情况。尤其可贵的是他详细记录了1751年剑川大地震的经过、发震规律、破坏程度、死亡人口、善后工作以及震中和震后出现的奇异现象，是难得的地震科学资料。
把纪实性游记放在整个游记文学的发展史上来考察，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与传统游记相比实际上已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传统游记特别是以柳宗元山水游记为正宗的游记比较注重于借助山水风物表现作者自我的心灵世界。山水风物是经过作者的情感“漱涤”过的（宗元《愚溪诗序》所谓“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即山水是“为我”而在的，凡与自己心灵契合的景物才能成为作品的描写对象。除了“我”的心灵世界和“为我”而在的山水以外，其他人的社会生活以及为这些人而存在的万事万物都被拒斥在游记之外，显得较为单一。纪实性游记突破了这一传统，比较关注各种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并加以如实反映，具有十分丰富的社会内容，从而大大拓展了游记的表现领域和思想含量。它们在文学上当然达不到柳宗元游记的境界，但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面目和价值。换言之，它们未必高于传统游记，但异于传统游记。
云南的原始和封闭，给自身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向有“秘境”之称。生息于秘境中的数十个民族各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他们总是用与内地民族显著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对外在世界和自身精神世界作出了种种新鲜、奇异的阐释。作家们面对这样一些具有独特文化习俗的人类群体和被他们的文化所阐释的宇宙万象，总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把它们反映到游记作品中，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传奇性特点。所谓传奇性，一是指游记记载了各民族的许多奇风异俗，二是描写了云南一些怪异的自然现象，三是记载了各地各民族的许多神奇传说。云南有些土著民族会“转人”（用咒术使人遭难），是现在仍流传于民间的令人莫明所以又毛骨悚然的传说。杨慎、孙宗吾《滇程记附录》就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孟艮（今属缅甸）诸夷多幻术。为家不设扃钥。汉人舍之有窃其货者，夷主讽咒，盗者即病心腹，必诣其家归谢过，其人复为解之，有巨石或利刃出其怀。若鸷鸟搏其畜鸡去，讽咒，顷之鸟坠自空，有石在鸟嗉。”所记幻术在某些细节上是虚妄的，但它从侧面反映了有关民族憎恶偷盗的古朴民风。这种传说本身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纯朴民风、警诫偷盗者而被创造并不断强化的。这些记载保存了具有鲜明地域色彩和民族色彩的云南古代民间文化，同时以其诡异的特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应该指出，在游记作品中，肤浅的猎奇是不足取的。但当“奇”作为地域和民族文化的特定内容或表现形式的时候，对“奇”的捕捉就获得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趣味。
对云南文化的神秘化认知也可能导致一些荒诞不经之论。所谓神秘化认知，是指云南文化的陌生和诡异使文人产生了神秘感，进而自觉不自觉地用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云南的一切。这关涉到认知对象所处的文化背景对认知的影响问题。一些在熟悉的文化背景中本来清楚明了的问题，在神秘化的文化背景中出现，人们去认识它时往往不是按照常情常理去推想，而是朝神异的方向去猜测，于是就使问题背离了它的本相而变得扑朔迷离。在这方面，张泓《滇南新语》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新语》在渲染了“滇地多龙窟”、“滇果龙薮也”的神秘气氛之后，记述了乾隆己已年（1749年）正月发生在昆明五华山附近的一次奇异事件。这次事件，明显是一次雷电轰击火药库而引起的强烈爆炸事件，作者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但当张泓把它和蛟龙牵扯起来考察的时候，也就是当他把普通事件放置在一个神秘的文化氛围中认识的时候，问题就变得怪诞离奇、耸人听闻了：他认为这是“药局起旱蛟”所致。当局以此上奏朝廷，皇帝居然也深信不疑，下旨饬赔，张泓称颂皇帝“坐照万里”。必须强调，这种认识偏差并不仅仅是古代科学水平低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文化背景对认知的影响问题。而后者，也许蕴含着一个启人深思的重要文化问题。
三、文化偏见与民俗改造
两种异质文化在遇合过程中发生矛盾和撞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矛盾与撞击能激发双方的生命活力，促进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充分尊重，但这不等于说各种文化就绝对等值，没有文野之分，短长之别。由于历史及其他多种复杂原因，多元文化之中总有一些文化走在了发展前列，比较成熟，能够更好地规范和优化人类思想与行为，把人类导向理想的境界，并依托于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对其他文化施加影响。文化自身的优越性也使它拥有无法抗拒的影响力。在古代中国，充当这种文化的无疑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或称中原文化。元明清时期，随着云南与内地关系的空前密切，中原文化对云南文化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撞击，促进了云南文化和社会的进步。正面的影响已经是常识，勿庸赘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以中原文化改造云南本土文化时发生的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如用封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造民风民俗问题。张泓《滇南新语》记剑川少数民族有赶夜市的习惯，他认为夜市男女混杂，有伤风化，“借此以为桑间濮上”，尤难容忍，用鄙夷的语气说：则夷习之陋恶也已甚”，于是“首禁之，立为条教，示以男女有别，出作入息之义，及违禁之罚”。结果是“民初不以为便，逾月而夜市绝，……城市妇女之迹遂鲜”。张泓喜在《新语》中张扬自己的政绩，禁绝夜市之举在他看来无疑也是大大的美政。但其实这种做法是极其迂腐的。他用自认为先进而实为病态的封建观念扼杀了健康鲜活的生活方式，用封建士大夫的“儿女之大防”压制了少数民族男女的正常交往和自由爱情。这反映了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渗透，表明它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余庆远在《维西见闻录》中曾指出：“天地异而人异，人异而物亦异。”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生存条件培育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像其他任何一种文化一样，云南各族文化有自己的优劣短长，它最大的优点也许在于保留了生机勃勃的野性，具有骠悍的冲撞力，率性而行，较少束缚。当然，不须讳言，这种特点往往是与各种陋俗相伴的。中原文化的介入，特别是借助行政手段来干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某些野蛮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他们的生活受到汉文化的一些规范。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必须用中原文化中的先进部分来改造地方文化的落后成分。否则，如果是用中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来改造地方文化的可取之处，那必然会产生糟糕的结果。张泓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
张泓改造民俗的行为，从深层看，根源于他的文化偏见。内地入滇的不少文人特别是官僚，常凭借优越的政治地位对云南文化抱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态度，认为云南久居化外，无文明可言，连人种都是低贱的，因而游记中不时会出现“滇夷种多而俗异性殊，摆衣柔狡，沙人刚戾，罗罗愚痴，怒子善记仇”（《滇南新语》）之类诬蔑性的话。云南文化之落后，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落后不应该成为被藐视的理由，自居文明而不尊重他种文明恰恰是一种更具危害性的野蛮，而且古朴的文化当中往往遗存了一些在文明地区被文化异化所扭曲或弃掷的人类本性，如坦率豪爽，以诚待人，自由爱情等。顺治年间入滇并娶妻云南的陈鼎对此就有精到的体会。他在《滇游记》中赞颂了滇省诸生互相敬重的美德后，问道：“而文物之邦，能若是邪？”他对“文物之邦”的质询，真该让那些偏狭的士大夫三思。但藐视确实发生了，于是才会出现张泓之类自以为是的文化改造。封建士大夫这种由自我中心主义派生出来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在根本上无损于他种文化之生存，却严重阻碍了儒家文化吸纳、整合异质文化的功能，最后竟至走向僵化衰朽，在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一败涂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文化悲剧。
传统游记充满着人与自然的和谐，雅致的情调令人旷神怡。明清云南游记中却内蕴着文化冲突，在新奇的文字下常读出苦涩之味。每当读到外地文人以惊羡的目光看待自然山水，而以漠视的口气谈论云南人及云南文化时，总让人掩卷觑欷。人与人的隔膜，文化之间的冲突，是边疆游记特有的内容。它突破了传统游记的古典和谐，显示出奇崛的个性。也许，在不同文化的对比冲突之中，文化的一些深隐的观念才会显示出来。所以，当游记作者将他面对的文化空间从中原文化系统拉到边疆时，一些奇妙而耐人寻味的文化心态便自然流露出来了，如文化优越感，如对待自然与人文的不同态度。这种现象在以内地山水为描写对象的传统游记中绝不会出现，因为不管是哪个朝代的人，他们面对的是同一文化空间中的自然，边疆游记中所包含的这些新内容，很值得重视。
四、文化冷遇与文人的渴望
与内地入滇的某些傲慢的文人相反，滇籍作者对云南文化普遍持自重和赞扬态度，认为云南民风和文化有自身特点和价值，不能目为异类，视若等闲。但云南地理及政治经济上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它必然地成为文化上的边缘。因此，虽然明清云南优秀文士的胸襟气度、文化素养、美学造诣和创作实绩随着历史的进步已经逐渐接近或赶上了内地的一般水平，但在当时，这一事实并未引起社会的应有注意，云南文化仍处于冷落状态。即使有通达如杨升庵“云南文化开发甚早，不得以遐荒目之”（《云南乡试录》）的持平之论，也无法根本改变被冷遇的局面。升庵的话，只不过增加了云南士子的自信而已。
这一难堪的事实令那些乡梓意识较强的文人痛心疾首：我们在游记中不时会看到滇籍作者伤感的叹息和深情的呼唤，呼唤人们发现并重视云南山水的美丽和云南文化的光辉。他们的呼唤反映了云南人渴望打通云南和内地文化阻隔，以切实的文化创造突破地理环境和历史绳索的羁绊，进入社会主流文化发展行列的强烈愿望。虽然这种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云南文化始终处于边缘），但他们的努力依然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至少改变了云南文学被完全漠视的窘境。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赢得了存在的理由和地位。他们的游记被选入明慎蒙《天下名山记游》，何镗《古今游记丛钞》、《天下名山胜概记》，清吴秋士《天下名山游记钞》等非地域性书中，流传天下，就是他们的作品被注意的明证。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这种愿望的激励和他们的自觉努力之下，明清云南文学获得了长足发展，逐步建立起自足的文学世界和文学传统。边缘也许永远进不了核心，但边缘文化自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注释：
〔1〕参阅曹劲鹄《清新隽永， 如诗如画——大错和尚〈鸡足山石洞下潭记〉赏析》，《文史知识》1992年第12期。
〔2〕赵翼《瓯北集·题稚存万里荷戈集》。 参阅笔者《赵翼的云南之行及诗歌创作》，《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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