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以来理论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界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十七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815(2008)01-0026-07
党的十七大召开后，理论界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现将这些研究情况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关于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性问题
学者们认为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历史性重大决策，也是党的十七大的历史性贡献。学者们主要从旗帜对党和国家的意义，以及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方面，阐述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性。刘云山在《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文中指出，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旗帜问题至关紧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每当重要历史关头，都有一个进一步明确前进方向、明确旗帜道路的问题。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仍然是党内外、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十七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决心，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1]卢冀宁在《我们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应对各种新挑战，解决各种新矛盾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2]袁贵仁在《始终不渝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文中指出，郑重鲜明完整地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项历史性重大决策，也是十七大作出的一项历史性重大贡献。这一关系全局、长远的战略决策，必将更加赢得并进一步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去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3]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问题
学者们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阐释，同时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及其与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了辨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问题。李忠杰在《深刻领会和把握党的十七大主题》一文中指出，从历史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以及旗帜问题，是十七大对以往我们关于旗帜的各种表述，对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理论和实践结晶，做了重要的整合工作，把我们党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都集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从实践基础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与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从基本内涵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道路和理论的辩证统一。[4]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的问题？严书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惟一正确道路》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扎根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和谐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5]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问题。严书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它区别于各种各样主义的根本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它所包含的民主是指人民当家作主，在性质上大大超过包括资本主义民主在内的其他类型的民主；它所包含的专政是指人民民主专政，而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民主社会主义则始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总是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但却从来不允许工人阶级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居主导地位。民主社会主义历来反对指导思想一元化，竭力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从而使他们的指导思想变成了大杂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政治制度，是由我国社会基本制度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是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决不搞三权分立，决不搞两院制。这就根本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多党轮替制度和民主社会主义鼓吹的多党制。[5]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学者们从这一道路的历史地位、基本内涵以及如何坚持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地位问题。赵耀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党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创立了两大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两条道路，即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党最宝贵的财富和无价之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引领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惟一正确道路。[6]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赵耀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层面。一是制度依托。包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二是发展内涵。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主线和主旋律。我们党通过长期探索，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从两个文明建设到三个文明建设，再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三是路径选择。包括动力和条件两个方面。在动力方面，我们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提出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条件方面，一个是国内的社会稳定，另一个是和平的国际环境。四是目标指引。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三大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内容最准确的表述。总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制度为依托，以发展为主题和主线，以经济为重点，以路径为平台，以又好又快的发展和现代化为目标的科学发展道路。[6]秦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一文中从七个方面对这一道路的内涵作了阐释，即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切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发展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任务的发展道路；是以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发展目标的发展道路；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7]黄先耀在《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问题》一文中则指出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表述，全面系统地阐明了这一道路的组织保证、强大动力、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阐明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阐明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8]
关于怎么样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黄先耀指出：首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次要坚持解放思想；其三要坚持改革开放；其四要坚持科学发展；其五要坚持社会和谐。[8]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实践依据和时代背景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多数学者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刘云山指出，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走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三个方面是马恩对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基本构想，为后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指明了正确方向。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认为：社会主义是多样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却不完全一样；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和校正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是长期的过程，应当利用市场、商品和货币关系，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这些认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强调要以苏为戒，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强调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1]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学者们从近三十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加以说明。何毅亭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整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得到了重大发展，十六大以后又得到了新的丰富。在这前后近30年的时间，整个世界发生的大变动大调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种种新情况，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挫折，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新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也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与此相联系，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以增强综合国力为中心目标的改革调整浪潮，也具有标志性的时代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近3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巨大解放，也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得到高度弘扬。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是中国人民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也是科学理论发展的不竭源泉。[9]
五、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
学者们一般都从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成果的角度来阐释这一问题。在党的十七大以前，官方和理论界常常表述为三大理论成果，如胡锦涛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10]十七大召开以来理论界对这一问题有了不同的表述。
杨春贵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文中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是一个新概括。在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奋斗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又一伟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第一个理论成果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在中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第二个理论成果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1]袁贵仁在《始终不渝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文中也持同样的观点。[3]
而罗文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则指出：我们党在86年的漫长征途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三件大事，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成果。[12]
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问题
包心鉴在《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一文中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进行解读。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道路的拓展和事业的推进。作为道路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重点是制度问题；作为理论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重点是主义问题；作为实践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重点是建设问题。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在同一主题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体现了理论创新发展的普遍性。但在不同时代条件和不同发展阶段，这些理论成果又具有各自特殊的价值，体现了理论创新发展的特殊性。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性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开放性。[13]苏荣则从这一理论体系框架结构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题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立足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原理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矛盾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论等。这些基本理论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对外关系和党的建设等多领域内的有关理论原理和原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14]
七、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特征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特征，学者们持基本一致的看法，但表述不尽相同。
刘云山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辟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1]
罗文东则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强烈的现实性和高度的开放性特征。严格的科学性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始终以客观事实为根据，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规律，并以严整的逻辑形式加以科学的理论表达。强烈的现实性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始终从实际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实践中产生，接受实践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科学理论。高度的开放性是指这一理论体系不故步自封，不因循守旧，而是面向世界，正确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面向未来，求实创新，开拓进取，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个理论体系既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又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又必定越出一国的范围而对世界社会主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2]
赵智奎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性集中体现为它的科学性、真理性，逻辑性、系统性，时代性、人民性，包容性、开放性，创新性、必然性。[15]
八、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大体上有以下三种表述：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主题。如刘云山在前文中指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探索都是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展开、来深化的。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全部工作的主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党始终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刘云山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1]杨春贵和秦宣也持同样的看法。杨春贵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文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形成的各重大理论成果，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大范畴。它们所回答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都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都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它们立足的基本国情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们贯彻的基本路线都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它们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它们所要实现的奋斗目标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句话，它们的理论主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1]秦宣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中也指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而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理论创新，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6]
罗文东则认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是这一理论的主题。罗文东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适应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应运而生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和升华。”[12]
何毅亭等学者则认为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何毅亭指出：这一理论体系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其精髓是解放思想、主线是改革开放、主题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问题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之一，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科学谋划我国的发展战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理念联系起来，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归结起来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展开的。[9]
九、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者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对这种关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揭示。
刘云山提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后者与前者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二者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它们在立场、观点、方法等基本方面的共同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1]
孙代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理论空间》中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后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留下了三方面的宝贵遗产。一是制度遗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思想遗产。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留下的最大思想遗产。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不是实事求是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内深深扎根，至少这条思想路线不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快地重新确立，也不可能在1982年十二大上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三是理论遗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这个探索是初步的，但却是十分宝贵的。其中，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管理体制、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政治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富有创造性。这些探索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它留下的一笔丰富理论遗产，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提供了许多理论生长点。[17]
何毅亭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以及带领人民创建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经验，特别是根据中国国情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等，都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思想保证和制度基础。[9]
杨春贵指出：从理论上说，毛泽东思想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思想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如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等，作为最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而成为后来形成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11]
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容量和创新空间问题
孙代尧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更大包容性或理论容量的理论概念。他指出，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先后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称之为科学理论体系，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虽在党的文献中还没有形成“体系”的提法，但因其内涵丰富也被理论界和一些学者称为理论体系，那么十七大为什么还要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将这些已成为“体系”的理论统括进去？这是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分别强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性而在党的文献中把它们称为体系的，但无论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理论主题，都是这个主题的展开，即这三个理论都是对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都属于一个理论范畴，广义上它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的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名称统括之，则恰当地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全部创新理论，既符合科学规范又简洁鲜明，是一个最好的概括。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大概念的创立，使之能够不断吸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一个有更大包容性或理论容量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空间，一是来自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二是来自于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7]
十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几个理论成果的关系
孙代尧认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源与流的关系。他指出，自邓小平在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直到十六大前，邓小平理论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值的，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相同。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列称为“三大理论成果”，但同时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十七大报告又指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现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加以整合，恰当地反映了这三个理论的本源形态与派生形态的关系，即邓小平理论是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本源性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是派生性或展开性的理论，前者是“源”，后者是“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初和最基本的内涵是三句话，主要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创新；十六大把它扩展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全部思想、理论、战略和方针政策的总汇，才成为广义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科学发展观最初是针对我国现阶段出现的阶段性特点提出的，主要是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但把它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就成为广义的了。但即使是广义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都是对邓小平理论提出的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同一个主题的进一步回答，总体上说仍属于具体阶段具体理论的提升和创新，尚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的变革或突破，发展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理论形态。只要时代主题没有变，只要我国所处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就不会变。[17]
关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概括党的理论成果的必要性问题。孙代尧认为，从逻辑上说，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相继提出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一个体系，是一个大概念了，包含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既然这三个理论之间有继承发展关系，难免在内容表述上有重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用“邓小平理论”来涵括所有这些理论创新成果，虽然有较强的包容性，也能体现后者与前者在同一个主题下的继承关系或从属关系，但不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以及理论的与时俱进性。从时间上说，自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后，邓小平本人的理论创造活动就基本停止了。可以把后人在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造归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但不宜用“邓小平理论”来统称。如果统一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称谓来表述，虽然具有概括性，但理论的“中国特色”又显得不够鲜明。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它们统括起来，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这个名称简洁明了，同我们的基本实践相一致，便于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理解和掌握，也有利于按照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普及化、大众化活动，使这个理论体系深入人心。[17]
十二、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沈宝祥和何毅亭提出的看法。
沈宝祥在《试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一文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不是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简单相加，而是要站在十七大的认识高度和理论高度，依据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以邓小平理论的体系为基础，将三者贯通，提炼出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他以为，这一理论体系有以下十七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观点。即思想路线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科学发展论；改革开放论；市场经济论；民主论；文化论；社会论；文明论；社会和谐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论；“一国两制”论；和平发展道路论；政治路线论；群众论；党论。[18]何毅亭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包括十四个重要理论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理论；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一国两制”和祖国和平统一理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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