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大陆城市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中国大陆论文,承受能力论文,公民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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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是人对社会现实的能动反映，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刺激和已有心理基础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复合的心理能力结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内容源泉是客观的现实社会刺激，主要有社会政治刺激、社会经济刺激、社会文化刺激、社会道德刺激等不同内容。各种社会刺激以不同形态作用于人，如观念形态、社会体制、社会事件、社会生活方式等，会引起人们不同的心理反映。就其心理反映形式而言，社会心理承受能力这种特定的心理能力结构表现为人们对社会现实变化发展的理解能力、适应能力、应激能力、耐受能力和平衡能力等。
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是社会发展、社会变革的主要社会心理条件和基础，是社会变革中公民社会心理状况的集中体现。它既可能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动力，也可以成为改革发展的阻力。因此，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研究公民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对于科学客观地预测公民对待这场改革的社会心理状态，预测公民的态度体验和行为倾向，保证改革决策建立在坚实的公民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推进改革的顺利进行，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迫切的实践意义。
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心理能力结构系统，涉及的内容颇多，是改革社会心理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霍树生等，1987年[1]；姚俭健，1988年[2]；沈炳照，1984年[3]；张大均，1991年[4]、1997年[5]；罗桂芬等，1994年[6] ）从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角度对此曾进行过一些系统的理论探讨，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较少见。本研究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刺激内容（社会政治刺激、社会经济刺激、社会文化刺激、社会道德刺激）、功能反应（适应、理解、应激、耐受和平衡）、类型表现（个体、群体、社会）三个维度综合设计，旨在实际测量转型时期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类型特征、表现特点及制约因素，为丰富社会心理学理论，构建本土化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积累实证材料，为制定正确的改革方针、政策提供社会心理学依据。
二、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调研对象系中国大陆城市公民，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样本为1400人，实际回收有效问卷942份。其中，工人107人，占11.30%； 商业服务人员162人，占17.1%；知识分子220人，占23.4%； 军人109人，占11.55%；党政机关干部65人，占6.9%；大学生233人，占24.75%；其它人员45人，占4.7%。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小样本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整理，自编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问卷调查表。该问卷内容包括四部分：
第一部分：调查公民对社会观念化的心理承受能力。采用尺度法设计，编拟有关社会政治观念、经济观念、道德观念、文化观念四个方面的问题，每个方面列出若干项目，各个项目又由两极观念构成，例如，社会稳定是改革成功的主要条件
二者没有必然联系。要求被试对两极认同的程度赋值。统计时，左端各点的赋值范围为3～1，右端各点的赋值范围为－1～－3，中点为0视为无所谓，不记分。
第二部分：调查公民对社会体制改革的接受程度。采用选择法设计，拟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道德关系的若干问题及备选项，备选项按完全接受、部分接受、不接受、无所谓四个层次设计。例如，实行公务员制度是对传统干部任用制度的：A、彻底改革；B、部分改革；C、二者差不多；D、无所谓。要求被试作出限定性选择。
第三部分：调查公民对重大社会事件的接受程度。采用选择法设计，选择四种现实中发生的典型的政治事件、经济事件、道德事件、文化事件，按照完全接受、部分接受、拒绝接受、无所谓四个层次设立选项，让被试作出选择，并要求被试对所拟事件进行归因。
第四部分：调查公民对积极有效的社会参与方式的理解能力和参与现实活动的平衡、适应能力。采用排序法设计，拟出政治参与方式、经济参与方式、道德参与方式、文化参与方式，以及上述四个方面的现实活动。每个问题中列举若干选项，要求被试在每个问题的选择项中选择3项，按重要程度排序，最重要的选项排第一位， 次重要选项排第二位，次次重要选项排第三位。
为了确保本研究的信度、效度，增强问卷调查的科学性，本研究在设计中先采用开放式问卷进行测试，开放式问卷根据我们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结构的理论构想设计而成。经过对试测所获原始资料进行归类、筛选，再精心设计成正式问卷。正式问卷采用封闭形式，整套问卷均采用不记名用数字或符号作答，便于被试操作和配合。在实施中注意通过使用正确的指导语消除被试的疑虑，争取积极合作。试测一个月后进行重测，重测信度系数为0.78。所有数据用sps／pc[6]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公民对社会观念变化的心理承受能力
公民对社会观念变化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其整个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一个侧面。我们在本研究中着重考察了公民对政治观念、经济观念、道德观念、文化观念等四类基本观念变化的心理承受能力。每类观念分别由4个子项构成，这样整个社会观念共有16个子项。
根据本研究得到的数据对有关社会观念变化的心理承受能力进行因素分析。在16个子项中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抽取到4个主因素，其累积贡献比率为74.9%。并对主因素负荷矩阵进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得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因素负荷矩阵（见表1）。
在四个主因素轴上，我们把与该因子轴相关系数达0.4 以上的都视为显著相关因子并加上一个“*”号。 从公民社会观念变化的心理承受能力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因素负荷矩阵可以看出：第一因素轴上有社会稳定观念、民主与法制意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意识、政治价值取向、经济转轨意识等五个项目，因此命名为政治观念的承受能力，这一主因素可以解释总变异为22.91%。第二因素轴上包含经济转轨意识、 分配观念、物价变动意识、人我观念、经济与道德关系等五个项目，命名为社会经济观念的承受能力，这一主因素的公共方差达23.02%。 第三因素轴上包含个人价值取向、公私观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的意识、文化开放意识等四个项目，称为道德观念承受力，这一主因素的公共方差为18.08%。第四因素轴上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意识、 文化与经济关系意识二个项目，称之为文化观念的承受能力，可以解释总变异的10.95%。
表1 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因素负荷矩阵
因素Ⅰ 因素Ⅱ因素Ⅲ
项目 政治观念经济观念
道德观念
承受力 承受力承受力
社会稳定观.66761* .04672 -.28921
民主与法制意识.64718* -.20496 .15613
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意识.55574* .18034* .16719
政治价值取向 .53284* -.02747 .16195
经济转轨意识 .51901* .45988* .19016
公平竞争意识
.39806 -.32548 .07772
分配观念
.13424 .70567* .03720
物价变动意识 -.08082 .66319* .19856
人我观念 -.25443 .62934* .16615
经济与道德关系意识 .39756 .4348* .14215
个人价值取向
.07292 .01285 .78362*
公私观念
.09858 .35979 .55134*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意识 .00970 .04694 .51053*
文化开放意识
.38927 -.04288 .42271*
文化冲突意识
.06317 .12598 .22396
文化与经济关系意识-.06315 .14970 -.01488
方差贡献 2.30712 2.08990 1.70076
百分比 22.91% 23.02% 18.08%
因素Ⅳ公共性
项目 文化观念
承受力(h[,2])
社会稳定观 .14574 .55277
民主与法制意识-.22288 -.53490
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意识 .21549 .41576
政治价值取向 -.10000 .32090
经济转轨意识 -.09205 .52560
公平竞争意识
.27020 .34336
分配观念 -.06089 .52108
物价变动意识
.27165 .55957
人我观念
.16970 .51720
经济与道德关系意识 .38053 .51218
个人价值取向
-.5297 .62235
公私观念
.07949 .44946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意识.40823* .42960
文化开放意识
.38039 .47675
文化冲突意识 -.00310 .07002
文化与经济关系意识.81060* .68370
方差贡献 1.43750 7.53528
百分比 10.95% 74.94%
从公民对社会观念变化的承受能力结构来看，社会观念心理承受能力包含政治观念心理承受能力、经济观念心理承受能力、道德观念心理承受能力、文化观念心理承受能力四个主因素，每种主因素在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结构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四种观念并非等同地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产生影响。它们对整个社会观念承受力测验的方差贡献从大到小分别是经济观念承受力（23.02%）、政治观念承受力（22.91%）、道德观念承受力（18.08%）、文化观念承受力（10.95%）。同时，四种主因素的各项目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叠，如“经济转轨意识”一项既与政治观念承受力显著相关，也与经济观念承受力显著相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意识”一项与道德观念承受力和文化观念承受力都显著相关。并且，许多社会观念都是作为一种复合观念作用于公民，公民社会观念承受力也以多维形式表现出来。如经济与道德关系意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意识、文化与经济关系意识等，都很难单纯地归为经济、道德或文化观念承受力的范畴。
（二）公民对社会体制变革的接受程度
社会体制变革是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重要的内容源泉。公民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道德规范的变革是否接受，接受程度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类型特征。
表2统计数字说明，公民对不同类型的社会体制、 同一体制的不同制度变革的接受程度有明显的差异。从完全接受程度的项目来看，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取消“大锅饭”、“铁饭碗”的分配制度；价格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物价制度；以公有制为主、其他所有制经济为辅的现行经济体制，都集中体现在经济体制变革的各个方面。经过十几年经济体制改革，公民均由此获得实际经济利益，对经济体制变革的承受能力高于其它体制变革。对体制改革达到完全接受程度比例最低的三个项目依次是：现行的工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境外文化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等。从部分接受程度的项目来看，除分配制度、物价制度外，其余项目均有50%以上的公民对现行社会体制达到部分接受程度，前三位选择依次为：境外文化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把文化事业推向市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代表人民意愿等。从不能接受的项目来看，选择居前三位的依次为：现行的工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干部任用制度。被试选择居后三位的依次为：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个体经济为辅的现行经济体制，把文化推向市场的文化体制。总的说来，公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受程度最高，对文化体制变革不能接受程度最低，而对政治体制变革的接受和不能接受的程度居中。
表2 公民对我国社会体制变革的接受程度*
体制类型 完全接受 部分接受
不能接受
政治体制245(26.01)622(66.03) 66(7.01)
干部任用制度132(14.03)471(50.00)339(35.98)
法制制度
9(0.95)509(54.04)424(45.01)
领导制度179(19.01)518(54.99)236(25.05)
分配制度686(72.93)217(23.04) 37(3.93)
工资制度 38(4.04)471(50.00)433(45.96)
物价制度423(44.90)442(46.93) 77(8.17)
经济体制397(42.14)490(52.02) 55(5.84)
文化体制215(22.82)632(67.09) 64(6.79)
境外文化105(11.15)762(80.89) 75(7.96)
体制类型无所谓
政治体制9(0.95)
干部任用制度 0(0)
法制制度 0(0)
领导制度9(0.95)
分配制度1(0.1)
工资制度0(0)
物价制度0(0)
经济体制0(0)
文化体制 (3.29)
境外文化0(0)
（*表中括号内为人次百分比，下同）
（三）公民对典型社会事件的接受程度
公民对具体的社会事件的接受程度，更直接、具体地反映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类型的特点和程度的大小。我们选择了近年发生的四类典型社会事件：负面政治事件（禹作敏犯罪）、与公民直接有关的经济事件（银行降低存款利率）、正面道德榜样（徐虎的事迹）、社会性的文化事件（全面整顿文化市场），以此来考察公民对改革开放中各种典型事物的接受程度。结果见表3。
表3说明， 公民对负面政治事件完全接受和不能接受的比例都最高，呈两极分化状态。对文化事件完全接受的选择其次，但不能接受的比例最低。对于经济事件，有33.01%的公民表示心理上、 经济上都能承受，但有45.96%的公民表示经济上能承受、心里觉得吃亏。 对于道德事件，61.04%的公民表示道德榜样的精神可嘉，但一般人做不到； 完全接受（认为道德典范的事件实实在在、一般人也能做到）和不能接受（认为该事件与现实反差太大）的选择比率均不高。这说明公民对不同类型的社会事件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与公民社会生活联系越密切、越直接的社会事件，接受程度相对较低，他们更多的只是部分接受。相反，与公民关联程度不太直接的社会事件，公民的接受程度更高。
表3 公民对四类社会事件的接受程度
接受程度完全接受部分接受不能接受无所谓
政治事件 557(59.13)141(14.97) 169(17.94) 75(7.96)
经济事件 311(33.01)433(45.96)66(7.01) 132(14.02)
道德事件 179(19.00)575(61.04)59(6.26) 131(13.91)
文化事件 471(50.00)418(44.37)16(1.69) 37(3.93)
（四）从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看社会心理承受力的特征
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不仅属于人的内心活动状态，而且外显于人的行动中，因此我们把人们对社会刺激的反应而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作为分析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基本指标，通过比较预期的活动参与方式与实际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考察公民参与社会的现状及积极性发挥的程度，进而间接探讨人们对社会刺激的接受程度。关于中国公民社会政治活动、经济活动、道德活动、文化活动的参与方式调查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显示：（1）公民对政治活动预期参与方式主要有：参与国家政治决策与管理、参与单位政治决策与管理、参加选举；而实际的主要参与方式依次是：通过组织反映或发表意见、其它参加政治宣传与政治活动。经统计检验，除了非法定参与方式和其它两项外，其余各项目的预期和实际参与方式之间差异均极显著（P＜0.01）。 公民企图通过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参与政治活动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不高，对现有参与方式的接受程度有限。（2 ）公民对经济活动预期的主要参与方式依次为：参与国家经济决策与管理、从事第二职业或兼职、参与单位经济决策与管理；而人们实际进行的经济参与方式主要有：其它、参与单位经济决策与管理、从事第二职业与兼职等。经x[2]检验，除“其它”一项外，其余各项的两种类型的参与方式差异均极显著（P＜0.01）， 说明公民对已有的经济参与方式接受程度较低。（3 ）公民预期的积极有效的道德参与方式主要有：为公益事业捐款、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揭露腐败现象；而公民实际从事的道德参与方式依次为：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支援贫困地区或灾区。经统计检验，“揭露腐败现象”、“勇斗歹徒”、“其它”三项，两种类型参与方式差异极显著，公民对这些道德参与方式的接受程度较低。而其余各项均无显著差异，预期与现实一致，为公民所接受。（4 ）公民实际从事的文化参与方式中，只有“阅读书籍、报刊或写作”一项与预期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说明公民对各种文化活动方式接受程度较高。
四、分析与讨论
（一）社会刺激是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内容源泉
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是人们对社会刺激的能动反映，社会刺激内容不同，公民的接受程度亦存在差别。本研究从两个维度划分社会刺激：一是从内容看，主要分为社会政治刺激因素、社会经济刺激因素、社会文化刺激因素、社会道德刺激因素；二是从表现形态看，每一类社会刺激因素又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社会政治刺激因素主要以政治体制变革、政治观念变化、政治事件发生的不同形态等形式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承受能力。社会经济刺激因素主要以分配制度、工资制度、经济体制的变化、物价的波动、经济观念的更新等形式刺激人们经济心理承受能力的变化；文化刺激因素主要以文化体制、文化观念、文化背景、文化方式等有形、无形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社会道德刺激因素主要以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价值取向、道德事件等方式影响人们的道德心理承受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把公民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划分为政治心理承受能力、经济心理承受能力、文化心理承受能力、道德心理承受能力等四种基本形态，但是，上述四类社会刺激及其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作为一个复合的、整体的社会刺激作用于社会公民的，因而使公民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各种构成成分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很少表现出某种单一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并且，由于上述四类社会刺激及其各自的表现形式的刺激强度不同，公民已有的心理基础不同，致使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四种基本形态在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本研究对公民社会观念承受能力进行因素分析表明：就四种社会观念的承受能力所起作用而言，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观念承受能力、政治观念承受能力、道德观念承受能力、文化观念承受能力。
表4 公民社会活动的参与方式
参与方式类型 预期的参与方式
等级(N=942)
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
参与方式项目
政 参与国家政治决策与管理 3864738
治 参与单位政治决策与管理 160
292
113
参 参与政治宣传与政治活动
57
160
245
与 参加选举、争当人民代表 104
132
127
方 通过组织反映或发表意见
94
132
170
式 罢工、请愿、游行等
282861
其它103
141
188
经 参与国家经济决策与管理 3011925
济 参与单位经济决策与管理 141
27394
参 参与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活动132
170
254
与 从事第二职业或兼职 151
170
151
方 寻找致富途径 87
141
179
式 其它130
179
236
道 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 319
141
122
德 支援贫困地区或灾区
57
310
141
参 勇斗歹徒 575775
与 揭露腐败现象151
104
122
方 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254
151
247
式 参加维持社会秩序 2894
122
其它 7685
113
方 看电视、电影或收听广播 396
302
113
化 阅读书籍、报刊或写作396
38647
参 进舞厅或唱卡拉OK 91866
与 看录相片 81063
方 参加群众文娱活动 58
122
417
式 下棋、打牌919
113
其它 6685
123
参与方式类型实际的参与方式
等级(N=942) 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
参与方式项目
政 参与国家政治决策与管理 281010
治 参与单位政治决策与管理1418585
参 参与政治宣传与政治活动151
170
123
与 参加选举、争当人民代表1237547
方 通过组织反映或发表意见273
217
113
式 罢工、请愿、游行等 101038
其它 216
375
526
经 参与国家经济决策与管理 381019
济 参与单位经济决策与管理1327547
参 参与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活动 179
132885
与 从事第二职业或兼职106
10466
方 寻找致富途径 1029485
式 其它 377
537
631
道 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414
17994
德 支援贫困地区或灾区 94
348
160
参 勇斗歹徒9 938
与 揭露腐败现象
182837
方 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310
188
264
式 参加维持社会秩序
2177
113
其它
76
113
236
方 看电视、电影或收听广播452
28375
化 阅读书籍、报刊或写作 330
41438
参 进舞厅或唱卡拉OK92885
与 看录相片
1930
141
方 参加群众文娱活动
4764
292
式 下棋、打牌 1946
179
其它
6677
132
参与方式类型X[2]检验
等级(N=942)
参与方式项目
政 参与国家政治决策与管理 15.37* *
治 参与单位政治决策与管理 45.16* *
参 参与政治宣传与政治活动 82.87* *
与 参加选举、争当人民代表 32.38* *
方 通过组织反映或发表意见 80.04* *
式 罢工、请愿、游行等 2.83
其它4.03
经 参与国家经济决策与管理 36.83* *
济 参与单位经济决策与管理 49.45* *
参 参与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活动71.25* *
与 从事第二职业或兼职 10.28* *
方 寻找致富途径23.87* *
式 其它2.45
道 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 4.26
德 支援贫困地区或灾区 4.53
参 勇斗歹徒13.97* *
与 揭露腐败现象10.08* *
方 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1.61
式 参加维持社会秩序0.64
其它15.40* *
方 看电视、电影或收听广播 1.95
化 阅读书籍、报刊或写作12.69* *
参 进舞厅或唱卡拉OK0.65
与 看录相片1.36
方 参加群众文娱活动3.61
式 下棋、打牌 2.54
其它0.84
（* *P、＜0.01）
（二）公民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制约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主要内部因素
公民是否获得实际利益，他们的需要是否获得满足及满足的程度是影响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重要心理基础。人们对不同的社会事件、社会观念、社会活动参与方式的接受程度不同，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些社会刺激内容与公民自身利益的关联程度不同，他们的需要强度存在差异。这是因为人的利益的获得、需要的满足都与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关。人为追求需要的满足，内心产生一种紧张感、压力感；当实际获得利益、需要得到满足，人的心理压力就解除了，对此类社会刺激在心理上接受。当然，人需要的满足程度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影响，也包括需要的相对满足程度——现实值和期望值的一致程度。二者一致性程度高，公民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强，公民就容易接受相关社会刺激，反之亦成立。本研究中公民对社会事件、参与方式的接受程度的类型差异就是有力的证明。我们还进一步了解了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期望解决和解决得最满意的个人问题。结果发现公民最关心（期望解决）的个人问题依次是：施展个人才华（32.91%）、增加经济收入（27.58%）、家庭幸福（26.32%）、提高社会地位（11.49%）、其它（1.70%）；而现实中他们解决得最满意的问题依次是：其它（41.83%）、家庭幸福（22.29%），施展个人才华（16.14%）、增加经济收入（10.08%）、 提高社会地位（9.96%）。期望程度与对现状的满意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二者巨大的反差或许能够说明，公民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又存在个人受益期望值偏高的现象。这是公民对某些社会经济刺激、社会政治刺激接受程度有限的原因之一。
（三）公平感既是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心理基础，也是制约因素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追求公平是现代人的共同要求和愿望。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利益关系的变革、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传统的公平观念受到冲击，导致心理失衡。造成人们心理震荡与失衡的主观因素之一，就是人们在追求社会公平心态的驱动下进行相对受益的比较，即以他人为参照系，比较相互之间投入和报酬的比例。公民相对受益比较会产生相应的心理效应：相对受益相等或高于别人时，就会产生公平体验，内心平衡，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事物易于接受；相反，相对受益低于别人时，就会产生不公平体验和内心欲求不满，就难以接受社会现实。可见，公民的相对受益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之间是一种正比关系：相对受益高则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强，相对受益低则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弱。
五、结论
本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具有如下特征：
1.中国大陆公民对四类基本的社会刺激及其表现形态的心理承受能力存在类型差异，即政治心理承受能力、经济心理承受能力、文化心理承受能力、道德心理承受能力在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差异的。
2.中国大陆公民对经济体制变革的能接受程度最高，对文化体制不能接受程度最低，对政治体制接受的程度居中。
3.中国大陆公民对社会事件的接受程度受到该事件与自身利益的关联程度的影响。关联程度高，接受程度亦高，关联程度低，接受程度亦低。
4.公民预期的政治参与方式、经济参与方式与现实的参与活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接受程度相对较低；对道德活动参与方式的接受程度较高，对文化活动方式的接受程度最高。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理论分析与实际测量”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 霍树生等：《论社会生活过程的心理承受力》， 载《天津师大学报》（哲社版），1987（3）。
[2] 姚俭健：《谈谈社会生活中的心理承受力》， 载《解放日报》，1988.6.29。
[3] 沈炳照：《试论改革中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 载《河北学刊》，1984（1）。
[4] 张大均等：《改革的社会心理研究》，242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5] 张大均：《关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4）。
[6] 罗桂芬等：《社会心理承受力的深层分析》， 载《社会学研究》，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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