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创新价值
魏鸿钧 1林颖政 2
(1.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漳州 363000；2.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文学院，广东珠海 519085)
摘 要： 现今儒学越来越热门，除了民间各种“国学营”“文化讲坛”“读经班”等目不暇接，许多校本课程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号召，加入弘扬儒学的队伍中，但多半只对学子起到知识学习的作用，缺乏儒家人文精神的理解，更谈不上对价值观的塑造。从儒学思想具有的开创性、现实意义、信仰价值以及蒙学教育的潜移默化功能等几个方向，论述开发儒学校本课程的必要性，并说明中、小学阶段儒学校本课程的教材、目标、课时、教法、师资，应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来建设，才能够贯穿中小学教育始终，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关键词： 儒学课程；校本课程；孔孟；经典诵读
一、儒学课程概况
以“儒学课程/主题”为检索条件，中国知网(CNKI)显示结果共245条(2017年12月7日检索)。从发表年度来看：1990年以前3条；1991-2000年10条；2001-2010年76条；2011-2017年156条，可以看出“儒学课程”是2001年以后才普遍被学者们所关注的课题，且热度持续在增加。早期儒学课程的讨论偏重在新加坡、日本、越南等地的儒学教育情况，或是当地课程如何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梁元生等人(1990)提及新加坡在“19世纪”“20世纪初”以及“现代”三个时期的儒学教育施行情况〔1〕；梅人朗(1996)指出古越南医学文化深受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2〕。此外，也有关于历代儒学课程的认识及解读，如牧野修二(1987)论述元代的儒学教育〔3〕；李太平(1997)探析宋明理学的德育思想特点〔4〕；廖梅(2002)提到清末民初儒学的现代化及中止历程〔5〕。2007年以后，开始有学校开设儒学课程的讨论，如马莉英等人(2007)提出儒学应成为大学生的必修课〔6〕；吴薇(2008)论述了儒学文化设置为校本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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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体来看，中国在现代化的教育历程中，对传统儒学的弊病批评甚多，加上历代学者对儒学人文精神的误解，甚至是曲解，导致今日国人还存有不少疑虑与困惑。笔者在高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多年，学生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多数表示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糟粕”是什么可以侃侃而谈，如三纲五常的封建遗毒、愚忠愚孝的思想禁锢；但对于“精华”是什么却所知甚少，这不得不让人忧心传统文化的未来。中国国学传统曾因历史原因停滞数十年，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颁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可以说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性宣示与支持，2017年9月更宣布未来全国中小学义务教育的语文教材实行统一的“部编本”形式，到2019年实现全国总覆盖，揭示一纲多本正式走入历史，而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即是传统文化、儒家经典类的篇目大幅增加，但在现有的中小学课程架构下，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需要什么样的师资、教材、教法和学习目标的讨论仍十分缺乏。曾经有学者感叹：现在看起来虽然儒风大盛，但没见到儒学的新流派，也没新理论，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题，关心的人也不多。关键就在于儒学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没有速成捷径也没有特殊门道，必须从义务教育阶段就打好根柢，而中小学的校本课程无疑是其中最适合的教育开展途径。传统儒学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其实并不相违背，其中所蕴含的智慧与哲理，更可说是解决今日诸多社会乱象的良药，尤其是道德问题，如英国哲学家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于20世纪70年代就曾提出：“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所以传统儒学文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推广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不冲突，反而有相辅相成的良性作用，并能对诸多社会乱象达到纠正引导的教化功能。
二、开发儒学校本课程的必要性
当今的语文教材内容虽然经过调整，传统文化篇目大幅增加，但仍处在实践性阶段，学校在校本课程中尝试开设儒学课程，必须深刻认识传统文化对人文价值观的发扬意义。
(一)儒学具开创性与现实指导意义
部分民众认为儒学是过时观点，与今日社会现实脱节。回顾孔子在春秋时期所树立的三项创举：一是打破贵族垄断教育，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讲学；二是建立不攀附任何私人势力的思想学派；三是以“道德伦理”作为教化核心，将国家、社会和个人联结成一般老百姓都应该持续关注和努力推进的方向。2500年前的三项创举至今仍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如《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作为核心素质的“德育”课程，更是学子品格建立的重要指标。回顾孔子在《论语》中的教学方法，一是从生活中取材；二是当学生遇到难题时，通过集体交流和研讨分享经验；三是孔子能够旁征博引并建立起不同经验之间的联系，让不同学生得到适合自己的解答。三项教学法的重点皆放在“道德引导”而非“道德要求”。有人认为儒家讲“尊师重道”是导致学生被动接受的单向式教育，事实上这种上下权威式的教学法不是孔子所创，更不会为其所乐见。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意即在责备颜回对老师所讲的话句句顺从，从来不提出意见，达不到教学相长的教育目的。
(二)正确认识儒学的精华与糟粕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到应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文化知识等教育环节。下面以儒学校本课程的教材、目标、课时、教法、师资为重点，探讨中小学阶段如何推动儒学课程的建立。
小学一到四年级适合读蒙学书，选用《三字经》《弟子规》的理由是教材的节奏性强，生字重复率低，且多蕴含历史典故，随处也可以找到各式类型的辅助教材，对于刚接触蒙学的孩子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该阶段正规课程的语文教育以知识学习为主，蒙学教材正可作为德行教育的补充。五、六年级开始讲解经籍义理，我们知道汉代《孝经》就被选为蒙学的入门教科，难易正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且此时正值逆反心理初起以及外诱纷至的成长期，十三经首选《孝经》，除了使“亲亲之理”常存于心，更可以让学生了解如何放下自我、谦和进取以及包容别人。关于诵读课时，我们建议学校安排每日诵读半小时，一周五日共2个半小时，每周再利用校本课程时间讲解大意。小学阶段《三字经》《弟子规》《孝经》字数不多，要求能背诵、会默写应是游刃有余。
七至九年级读《论语》《孟子》。《论语》为孔子教学时的应答语录，篇幅简短且文义浅显，可以培植为人、为道、为学的根柢。《孟子》除了继承《论语》德治观念和对人道社会的理想，也有较为具体的构想，如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进一步强调“性善”，凸显人之不同于禽兽的意义。朱熹说“读《论语》，以定其根本；读《孟子》，以观其发越”就是这个道理。随着中考、高考压力增加，诵读时间可以适度调整。初中三年，原则上《论语》《孟子》要读全本，但不强求背诵。如果教学环境不允许，可以适度删减，如我国台湾地区中学阶段必选课程所采用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用的就是《论语》《孟子》的删减本，亦可作为借镜之用。
(三)找回 “道德信仰”的力量
儒家经典浩如烟海，该如何选择适合不同年龄层的教材成为一大难题。我们参考古代不同学习阶段所用的教材并配合当前实际的教育环境，提出适合小学到高中的儒学教材以及教学目标建议(见表1)。
(四)“蒙学教育”的潜移默化功能
高中三年的教材，我们参考了清代癸卯学制的经典传授顺序，《孟子》后接《礼记》《诗经》；《诗经》后接《左传》。癸卯学制虽也在中间夹杂了《书经》《易经》，但《尚书》是出了名的难读，连大学者韩愈都以“诘屈聱牙”视之。《易经》虽富含哲理，但谈起来太抽象，且多涉及占筮，学生读起来辛苦，也不适合当前的教学需求。选择《礼记》《诗经》《左传》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高考课业繁重，这些经典可依课时的具体情况挑着来读，每周至少精读2篇，《诗经》读过的篇目要能够背诵。至于怎么挑，授课教师可以挑自己有感悟的，挑能够和现实环境相结合的，挑可以对当时历史背景、礼乐制度有进一步认识的。各出版社也有专家筛选过的选读本可供授课教师参考。
三、如何开发儒学校本课程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愿意相信传统文化是保守的、落后的、腐败的，是造成近代中国抬不起头的糟粕。但中国讲儒学，不是近两三百年才讲儒学，过去讲儒学也曾创造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汉唐盛世。儒学的主张，有其时空背景下的难题要处理，以两千年后的眼光一味批评其迂腐、守旧，显然既不公允也不客观。如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人认为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侵犯了人权，巩固剥削制度。事实上，孔子谈话的对象是骄奢淫逸的齐景公，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了这句话，语义上是告诫齐景公若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得把你“君不君”的毛病去掉。孔子认为春秋乱世的根本原因，在于“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越分僭礼”，只要人人各安其位，把该尽的角色职分尽到了，天下自然大治。忽略《论语》的谈话语境，断章取义地大肆批评，只能说明没真正读懂儒学。如果儒学之道是为统治阶级而服务，孔子为什么要提出在教育上要打破阶级的“有教无类”？如果孟子屈服于封建礼教，为什么要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孔子、孟子又为什么周游列国，却一直找不到能够辅佐的仁君？
2) 节点Tracker的作用为控制摄像头实时跟踪Rovio。该节点可读取话题PanTilts的信息并发布一系列控制摄像头移动的指令。Tracker提供3种模式，跟踪模式：摄像头实时跟踪机器人Rovio的移动，当监控图像中检测到多个机器人时，计算摄像头当前横纵角坐标与(pan,tilt)的最小差值；自动搜寻模式：控制摄像头按一定角度范围和增减规律遍历；扫描跟踪模式，摄像头先按照搜寻模式遍历，当检测到Rovio时切换为跟踪模式。
(一)关于教材、目标及课时
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安乐哲(Roger T.Ames)留意到中国青年常被指缺少“信仰”。北京大学徐凯文也指出：“北大一年级新生中有40.4%认为活着没有意义。这群优秀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总是想在各方面做得更好，但又了解不断努力的人生似乎没有尽头。”这个问题在于现代化教育过分强调人的工具价值而忽视精神价值的追求，每个学生都想当个别人眼中“有用”的人，衡量的标准是外在的分数、绩点、未来好不好找工作。但“有用”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词，它把人当“东西”看。其结果是当一个人没有理想、信仰，只有工具价值的时候，唯一能驱动他的只有利益。西方哲学家常问：“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的“人性论”已经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孟子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人生而俱有的普遍善性。所以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的心指“善心”；性是“善性”，只要把人的善心、善性扩展到极致，就会知道天理如此，也就是完成天所赋予人的使命，了解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意义。如果像告子所讲的“食色性也”，外向逐利必然会面对的问题是：人所要满足的欲望无穷无尽，到头来还是得反问，我追求这些有什么意义？但这样的问题几乎不曾出现在中国儒学家的人生困惑当中，儒者讲求内在自省，讲推己及人，自己修养好了，于人于事于物尽了全力，得与失也没什么好计较。所以即便孔子周游列国十几年，期间陈蔡绝粮七日，累累若丧家之犬，但翻遍整部《论语》也找不到半句抱怨的话；所以即便范仲淹身居江湖，遭受贬谪，仍心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因为外在的得与失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你有没有尽了人应尽的责任。
1.教师要充分体会、明确幼儿同伴交往策略的重要性，并正确对待、处理，不去忽视也不去刻意打断、压制一些同伴交往策略的运行，让幼儿充分理解好的交往策略的重要性。教师要善于观察这些不同的同伴交往策略，感知、捕捉典型的交往策略，并生成教育课程，提高幼儿的交往策略的水平。同时，也可把同伴交往策略的培养贯穿到幼儿生活、游戏活动等各个方面,并对幼儿进行随机教育。
表1 儒学分级教材及教学目标建议
受儒学教育的影响，隋唐以后读书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是通过科举考试打开仕途，进入统治阶层的核心群中。这也常招致现代人误解，认为儒学思想所传布的教育旨趣在于功利性的“做大官、发大财”，甚至和“光宗耀祖”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儒学最重要的信念，在于“爱人”两字。儒家的“爱人”不是盲目的爱、没有差等的爱，其具体做法是“推己及人”，也就是《大学》所讲的：先从彰显自己光明的德性做起(明明德)，行有余力再去爱人(亲民)，最高境界是把天下给治理好(至善)。儒学出身的读书人为什么喜欢当官？不是个人的功利取向，而是当自己德行培养好了，书读好了，下一步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即 “学而优则仕”的责任承担。如今我们看到部分学生对人不关心，对己不负责，于“分数”之外的一切事物皆冷眼漠然。儒学教导我们读书以外的人生意义，除了修养身心更在于日后为人服务；最好的爱国方式，就是先把品德修养好了，书读好了，遇到适当时机，能够毫不保留地站出来贡献所学，任重道远，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
中国“蒙学”的历史源远流长，“蒙养书”“小儿书”多半出自名家之手且长期被当作教材并随时代递嬗而增补、更新，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如蒙养书在编纂技巧上，多用短句、韵语和对偶形式，以便于小儿诵读和记忆。此外也多掺杂历史典故、人物故事、民间风俗等富有趣味的材料，以增加儿童的阅读兴趣。在教授基本知识上，蒙养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各项杂细事宜，几乎无所不包。以《幼学琼林·岁时》为例，就把传统重要节日及风俗习惯概括得清清楚楚。在道德伦常上，蒙养书注入儒家道德伦理观，如《三字经》曰“人之初，性本善”，开篇即阐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理念，并用精练的语句概括了三纲、五常、九族、十义等伦理道德纲要，以期达到敦人伦、美教化、淳风俗的效用。《弟子规》通篇贯穿《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旨意，并依序记录生活中应该如何践行，被喻为“开蒙养正之最上乘”。但直至今日，部分人仍视这些蒙学课本为封建礼教残害学子的腐朽教材，如1080字的《弟子规》，好事者挑来拣去拿“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等几句“糟粕”来说事，忽视通篇待人接物的道理，未免有失公允客观。细细琢磨，《弟子规》的教授对象是童蒙，“事虽小”等四句说明幼儿擅自行动造成错误，让父母担忧，有失子女的本分算不上什么糟粕；“物虽小”等四句有宗法家庭制度上同居共财以避免兄弟产争的意义。如今宗法制度散了、个人意志解放了，却时不时有闻不顾父母之养者、成年在家啃老者、父母尚存争产者，对于这些社会问题未必没有借鉴意义。“亲有疾”等八句并不是真要你尝药、绝酒肉，字面上的“尝药”是知道药的冷暖；“绝酒肉”是不寻欢作乐。我们读经，不是只有“法其文、识其字”，而是要“体其意，会其神”。再说孩子读这些童蒙教材，会在生活中转化为合理的应用方式，不会一味地歌颂，开始全套照搬，变成了呆板的古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一定表现为文化复兴。文化自信的提出标志着文化复兴的道路已经铺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踏上新的历史征程;同时，还昭示着中国人开始致力于占据人类社会道义的制高点,在解决好中国问题的同时,还要给世界提供中国智慧。 中国是个小世界,世界是个大中国;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时间上继起,在中国却空间上并存;这一具有“世情”特色的中国国情,要求中国人承担“天降大任”的世界使命。有理由相信,曾经长期占据人类文化制高点的中国,一定会重登世界之巅,为人类的文化进步贡献出中国人的智慧与力量。
(二)关于教法
受传统私塾或乡学教育影响下的儒学教育，特别强调“吟诵”的教学方式，这在强调引导式教学、兴趣式教学的今日，显然已经过时。然而不能否定“吟诵经典”有其正面意义，医学博士林助雄的研究即表明：“儿童读经背经的过程类似念唱，眼睛看经典文字为透过视觉作用刺激右脑，而念唱的律动也启动了右脑，至于仔细整理辨字以便记忆则是左脑的工作，所以，整个读经过程恰恰动用了左右脑功能，使左右脑运作得以同步，根据研究，左右脑能有同步效用时，学习能力可增加2至5倍。”〔8〕在小学一到四年级的蒙学阶段，孩子物欲未染、知识未开之时，应多以诵读记忆为主。只要在孩子心里埋下种子，随着理解力增强及阅历的积累，其中道理自可在孩子心里发芽茁壮。五年级以上开始读《孝经》，就不可只诵不讲。胡适曾提到在村塾读书的九年期间，交两块银元的学生单单高声朗读记颂，先生从不劳神讲解所学所记，初念有韵之书时尚不十分叫苦，后来读散文全不懂得书中旨趣，导致学生赖学逃课；自己则得益于母亲学金交得多，先生每字每句讲解，使得一生受益〔9〕。经籍语句有其时代局限，一定要讲解且要注意能够和孩子的生活经验相结合。笔者中学时读《论语》《孟子》，教师经常粗解课文大意后，便发下相关的新闻剪报让同学阅读，读完后要众人各抒己见，再加以引导。只要教师留心，即便是两千多年前的教材，处处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三)关于教师
部分学校虽开设了儒学校本课程，却是把教学任务分派给语文教师来担任，由他们随意发挥，教师自然也上得心不甘情不愿。儒学教师首重“树立榜样”，自己表现出对经典的兴趣和热情，自然也就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其次要带着“温情与敬意”来读这些经典，不要过度吹捧，也不要随意贬谪经典价值。常有人说要带着“批判性”眼光来看待传统经典，把好好一本经典批评得一文不值，结果学生不了解经典的时空背景下要解决什么困局，更遑论从中体会到什么现代意义。原始儒家讲的是生活伦常，没有太多抽象难解的观点和道理；历代儒者的解释中，孔孟的很多思想遭到断章取义和扭曲，如无条件的愚忠愚孝，都不是原始儒家所倡议。曾子遭父亲痛打时不闪不避，孔子发了顿脾气，要他“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齐宣王问为官之道，孟子说当君王有大过，贵戚之卿应反复劝谏，劝谏不听可以废掉君王。异姓之卿若劝谏君王不听，则应当离开。因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谬论，都不是孔孟原义。授课教师谈儒学要直承原典，不可随意曲义比附。近年来社会上出版了许多通俗讲本，内中颇多断章取义或片面主观之言，可适当参考但不适宜拿来直接教学。
四、儒学校本课程的创新价值
清末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读书人失去“学而优则仕”的晋升途径。但从1904年清朝颁布的癸卯学制来看，初、中、高三级教育体制仍详细规定了儒学课程的授课教材、所需学时、讲授重点以及教学目的。到了1911年，中央教育会通过初等小学堂不设读经讲经科后，学堂读经才走进了旧历史。值得玩味的是，当时针对学堂“是否废除读经”这项议题曾有过正反双方激烈的辩论，即便是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双方也一致肯定儒学经典在维系人文教化和维护德治取向的社会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10〕。但随着课程的现代化，很长一段时间，儒学经典都不曾系统化地进入教学舞台，导致“由智达德”的教育价值观逐渐崩解。除了学生还没学会规矩，还不懂礼仪文化，就高喊要挣脱礼教束缚外，更大的问题是对传统文化的曲解和贬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讲“有教无类”的孔子变成封建阶级制度的维护者；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讲“未知生，焉知死”的孔子变成迷信守旧的老古板。近年来随着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不只是物质欲望的满足，同时也蓄积着对精神文化的渴求，如图书排行榜常见国学著作、电视网络上常见国故解说、民间社团常见国学沙龙，一时之间谈圣人、讲儒学成了一种时尚。但包装后的儒学除了读经班的学费、文化名人的出场费所费不赀；经典往往被断章取义、肆意解读更令人忧心。或许，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口号喊得太快又太响亮，许多人经典还没读过几句，就急着跳出来教别人读国学。我们看过很多读经班所选用的教材，恨不得把所有儒学经典全塞给孩子，许多父母也以孩子能够多背儒学经典为荣。事实上，儒学所谈论的都是生活当中的寻常道理，在蒙学阶段可以藉由诵读的方式，将这些道理植入孩子的心灵里、血液里。但不可忽略的是，父母的言教、身教，本身就是蒙学阶段最好的老师。随着孩子人格的发展，读经除了要选择相应的经典，也要注意和现实环境相结合。本文根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要求所选用的八本经典，完全适合今日以校本课程的形式，开展儒学教育，进而达到“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的教育意义。
在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投资纠纷案件中，经常会不可避免地要对东道国政府的行为是否构成征收进行认定。学界一般将征收分为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两种，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征收行为是否直接转移外来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直接征收的本质在于将私人的财产或权利直接转移给国家所有，而间接征收的特征在于不直接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干预投资者对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间接侵害投资者的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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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423. 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76( 2019) 07-0061-06
作者简介： 魏鸿钧(1980-)，台湾桃园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林颖政(1977-)，台湾高雄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教育。
基金项目： 2015年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借鉴台湾的传统文化教育经验，促进中学传统文化教学改革”(编号：201612012)。
(责任编辑：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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