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七十年与越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 钱汝平 诸凤娟
为了进一步梳理越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体认越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建设中的重要地位，2019年10月26日，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浙江省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 在绍兴举办了新中国七十年与越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陕西、广西、浙江等国内多个省市的6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与会专家回顾了新中国七十年越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并就新时代越文化研究及建设问题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
(4)渣温控制1 250～1 280 ℃对杂质铅的脱除影响小。渣温高虽有利于杂质铅的脱除，但加剧了烟气区耐材的冲刷。所以，低渣温操作更有利于减缓炉内耐材的冲刷和延长炉体使用寿命。
在大会专家报告环节中，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廖可斌作了《越文化视野中的浙东文学研究——以明代文学为中心》的报告。廖可斌认为，在明代文学史上，浙东文学家虽未出现全国性的文坛领袖，但从一流的标准来衡量，浙东至少也诞生了宋濂、徐渭、张岱三位文学家。宋濂“文道合一”的文学理念、徐渭反对台阁体与复古派的创作主张、张岱抒发性灵的小品文创作，都对明代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还通过具体的例子，指出明代浙东文学家有“坚持自我、不与人同”“执着理想，至死靡它”的人格特点。这些人格特点扎根于越地文化土壤，是越文化发育出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廖可斌还客观分析了浙东在全国文坛中的“次中心”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浙东文学家的“次中心”心态，这种心态使得浙东文学家在“坚持自我、不与人同”“执着理想，至死靡它”的的人格优点之外，同时也产生了过于激烈、缺乏格局的某些缺点。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作《徽文化与越文化之关联与差异》的报告。朱万曙从地域文化研究的比较视野角度出发，具体分析了徽文化和越文化在地理区位上的关联，认为徽商正是通过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线路走出徽州，分布在越地的角角落落，从事商业经营及各种文化活动，因而徽文化与越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融合，但是徽人与越人在文化性格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区别存在历史地理原因，徽州处于万山之中，少受战乱影响，因而产生了讲求稳定的平和守正的意识，更多的沾染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地多为平原，常受战乱之苦，因而越人多有求新求变的意识，少受儒家思想薰染，而多慷慨多识之士。两者各有利弊，徽文化平和守正但似缺乏创新的驱动力，越文化讲究思想创造和坚守但似过于决绝激烈。今人应在两种文化的比较中取长补短，把文化自信落到实处。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陈立旭教授作《浙江现象与浙江精神》的报告。陈立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经济总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全国中下游水平跃居全面前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民营经济唱主角、以市场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专业化特色产业为主要内容的“浙江现象”。“浙江现象”的背后是“浙江精神”的促动，正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和“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创造了浙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陈立旭还对学界总结的间接促成“浙江现象” 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诸如南宋陈亮学派重实利思想的影响和悠久的工商传统的承继提出质疑，因为南宋以来对浙东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并非陈亮，而是朱熹；至于工商传统，晋商、徽商比浙商历史更悠久，影响更大，所以对间接促成“浙江现象”背后的传统文化因素还需更深入的探索。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钱明研究员作《阳明心学中的史学化现象——越州王门张元忭的思想与著述》的报告。钱明指出，张元忭作为阳明心学的再传弟子，学界对他的关注度一直很低，远不如对其曾孙张岱的关注度，但是张元忭在对阳明心学的纠偏以及为浙中王门心学史学化上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阳明学的早期形成阶段，由于有徐爱的存在，浙中王学未出现“偏离”，但到了晚期发展阶段，由于有王畿等人的存在，使浙中王学出现了被许多王门弟子视为“虚妄”、“狂禅”的方向性“偏离”，于是便有了钱德洪、季本、孙应奎、程松溪、张元忭等浙中王门诸子从各自立场出发加以“纠偏”的种种论说。在这些人物中，张元忭的地位十分特殊，他既与王畿、徐渭等人保持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又是“内部纠偏”的干将，为浙中王门心学史学化的价值取向及形态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分广义越文化研究和越地名人研究两个分会场进行讨论。广义越文化研究分论坛涉及越文化的各个面向，既有对个案的深入剖析，又有对宏观主题的把握；既有对越地古代文献的细致探讨，又有对当代越地文化建设的现实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孙津教授对越文化在当今的形态变化及其意义作了说明。他说，当代越文化的基本形态已经或正在发生三个主要的变化，即由特定文化变为各种历史研究、由封闭文化变为对风俗的支持和说明以及试图由开放的遗产变为竞争优势的努力。从理论上讲，这些变化表明的是地方文化真实存在的普遍性及其相应变化意义的特殊性。绍兴文理学院俞志慧教授通过梳理传世文献和吉金文中有关越王世子的各种名谓，认为文献记载中的十二种称谓都指向句践世子。“者旨”为其氏，又作“诸稽”、“柘稽”，疾言之则曰“适”、曰“鼫”；“于睗”为其名，又作“与夷”，疾言之则曰“郢”、曰“与”。绍兴文理学院佘德余教授总结了自己从事越文化研究四十年的心得和体会。佘教授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以下方面：一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二、越中曲派；三、山阴州山吴氏家族；四张岱；五、杨维桢与《水浒传》；六、域外文化名人与绍兴。绍兴文理学院汪柏江教授对发生在绍兴的一次阳明后学弘扬阳明学说的极有意义和深度的事件“龙南夜话”进行了深度的挖掘。龙南庵由王阳明佛门弟子玉芝法聚所建。从玉芝法聚与王阳明、季本、王畿、徐渭等在龙南庵的交往以及王畿与张元忭、邓以赞、罗万化的“龙南夜话”等诸多事迹中，可证良知之旨“与禅理不殊”，亦证儒释大同，此理即便在当下，亦有其非凡的现实意义。浙江传媒学院黄义枢副教授对清代的“名贤生日祭”现象作了深入的剖析。“名贤生日祭”是在已故名贤生日,文人举办的崇祀活动。这种文人雅集产生于清代并广为传播，是一种挖掘、宣扬地方名贤的手段。绍兴文理学院刘磊博士着重考察了“兰亭论辨”史上有关《兰亭序》的真伪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兰亭论辨”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次重要文化事件，正是中国近60年来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也可以感受到时代学风和社会观念的变迁。绍兴文理学院钟小安副教授主要解析了绍兴师爷文化内核与胆剑精神的内在联系。他指出，绍兴师爷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越文化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师爷文化的内核是胆剑精神，绍兴师爷传承了越文化的内核，因而达到了传统幕府智库的顶峰。宁波海关胡丕阳先生主要谈了对越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看法。越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我们在传承越文化的同时，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并以创新的精神，弘扬越文化，使越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当代价值。绍兴图书馆蔡彦研究馆员对绍兴的越剧文化特色产业进行了考察。他着重点出，越剧作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风格，无论从外在的服装、饰品、人物形象，还是到内在的故事和表演形式，都具有开发的价值和意义。传承发展越剧需要做好守护、创新、产业三篇文章。绍兴文理学院魏建钢副教授就越窑制瓷业衰落的原因提出了与学界传统观点不一致的看法。他认为，越窑制瓷业突然失去地方政府的保护、窑场因没有贡瓷生产而出现无序竞争、发达的越地农业挤兑制瓷手工业的发展空间这三个因素是导致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绍兴市文广局马峰燕博士从文物管理者的角度谈了对绍兴著名古桥广宁桥的观感。绍兴是著名的桥乡，广宁桥作为绍兴古桥的代表，充分体现了它丰富而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柯桥区史志办何鸣雷先生从古籍中搜罗出大量有关大禹的文献，并对其综合归纳，勾画出了大禹丰富而多面的立体形象。绍兴文理学院石峻华在整理点校天一阁所藏清代孤本稿本《六陵劫余志》后，对该书的作者、价值和缺点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在越地名人研究分论坛讨论中，专家聚焦于越地的多个标志性人物如范蠡、王冕、王阳明、黄宗羲、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范文澜、冯契、刘文西等的探讨。这很好地体现了绍兴作为名士之乡的地域文化特征。绍兴市范蠡研究会金华锋先生从如何挖掘和利用地方文化名人资源的角度，以范蠡研究为例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地方名人的研究要顺应市场的需求，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方俞明先生详细考察了王冕 《竹斋诗集》的版本。明代以降，王冕《竹斋诗集》版本之流传与演变极为复杂，厘清各版本之成书原委、文本差异和流变过程，对王冕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余姚市东海文化研究院华建新副教授以越中王门弟子为例考索了越文化视域下明嘉靖初年越中阳明心学的勃兴与流播的过程。嘉靖初年越中阳明心学的勃兴与流播，受到越文化传统精神的深刻影响，孝道、易道与士道观念成为阳明心学滋养的肥沃土壤。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王英副教授以越地士人黄宗羲为中心考察了时代变局中士大夫身边的“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指儒家士大夫主导的传统伦理规范，“小传统”是指民间的佛道神祇信仰。明清之际儒家士大夫主导的大传统与其身边的小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一定的独特性。绍兴文理学院田义勇教授从“异在论”角度对王国维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从审美价值讲，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高于“有我之境”，这是“异阶间性”问题。从“以物观物”异于“以我观物”的方法论讲，这是“异类间性”问题。所有问题可以归结为：面对“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异”，“存异”还是“灭异”？ 王国维在“存异”而求“两全”与“灭异”而臻“玄同”之间尚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存在着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的情形。绍兴文理学院马芹芬副教授从考察蔡元培的诗歌创作和诗序诗评入手，讨论了蔡元培的诗学观。她认为，“诗人之诗”是蔡元培追求的诗学理想，“诗”中有“学”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绍兴市台办何有基先生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40年代、80年代台湾掀起的三次“鲁迅热”。虽然这三次“鲁迅热”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足证鲁迅的文学作品在台湾的巨大影响力。绍兴文理学院卓光平副教授从当代立场出发，将鲁迅定位为浙江文化精神的现代承传者和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来源者。鲁迅出生于绍兴，深受浙江悠久历史文化的滋养和影响，是浙江文化精神的现代承传者。鲁迅致力于“立人”思想探索和“国民性”改造实践，其精神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重要源泉之一。孔子研究院路则权副研究员则以《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为例，揭橥了范文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的理论意义。广西梧州学院张朝松副教授对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冯契的儒学观进行了评议。他认为，冯契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已达到了“世界哲学”的理论深度。西安美术学院武凤珍教授描述了当代黄土画派大师刘文西的黄土文化情结。她认为，刘文西的艺术创造深刻影响着21世纪初的中国画坛。
本次研讨会的与会学者来自文学、哲学、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就广义越文化及越地名人等议题展开热烈而融洽的研讨。研讨充分展现了学者们宽广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创新意识和扎实的文献功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经由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将本院2017年1—12月接受的宫颈炎患者78例作为研究对象，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均39例。对照组中，年龄26～55岁，平均年龄（40.5±14.5）岁，病程1～5年，平均病程（3.0±1.01）年。观察组中，年龄25～55岁，平均年龄（40.0±15.0）岁，病程1～6年，平均病程（3.5±1.5）年；两组一般资料比较结果P＞0.05，可作对比。
（作者钱汝平、诸凤娟系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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