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二十年货币政策的轨迹：价格规则还是数量规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则论文,货币政策论文,中国论文,轨迹论文,近二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一直保持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但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具体表现为：从1993－1995年的高增长和高通胀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趋于平稳快速发展，但也遭遇了2007年的高通胀和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结合图1，我们观察到近20年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表现出如下特征：第一，2006－2009年的宏观经济表现出与1993－1999年相似的变动特征，都经历了从预防高通胀和经济过热到保增长的大幅波动过程，但2000年以后经济波动幅度有所下降。第二，我国的通胀期都出现在货币超发(信贷扩张和投资增速)之后，其中1993－1995年的高通胀尤为明显。第三，我国的利率未完全市场化，利率调控手段和效果受到很大限制。央行较少使用利率来调节经济，大多采取存款准备金等数量工具进行调控。
过去20年，中国处在经济转型期，经济金融背景与货币体制的不断变化促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货币调控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以及在经济变迁中货币政策规则是否也随之出现了结构性变化。Judd和Rudebusch(1998)、Clarida等(2000)及Orphanides(2004)基于Taylor规则的货币政策在1979年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分别解释了美国经济在Volker就任美联储主席后波动率减小的原因，同时实证研究也表明，Volker-Greenspan时代的货币政策规则确实可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国内也有文献探讨不同样本区间的货币政策结构性变化，如万晓莉(2011)从管制利率和市场化利率的角度衡量了1996年前后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发现1996年以后表现出较为显著的逆周期调控特征。
图1 中国1992－2011年GDP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
为了全面动态分析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情况，Sims和Zha(2006)、Kim和Nelson(2006)讨论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应对重大事件(石油危机、越战等)的调控机制及随通胀如何调整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并强调使用时变参数模型估计货币规则能更好地解释当局的政策实际执行情况。国内学者卞志村和毛泽盛(2009)采用回归残差作为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部分的方法，得出中国货币政策以相机抉择为主，但没有给出时变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不能显示货币政策对经济变量的具体变动状况。
总体来说，虽然目前国内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但在实证研究方法上大多从静态固定系数的角度出发，而动态时变特征的研究机制和方法尚不成熟。鉴于此，本文对中国货币规则的动态特性进行探索性研究：其一，考虑2000年前后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演进过程，探讨2000年后货币政策是否呈现更多的逆周期调控特征，起到了减少经济波动的作用。其二，使用时变参数模型，考虑在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对通胀的不同反应和调控力度，探讨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动态时变特性。其三，为了对货币政策进行全面研究，我们采用VAR模型探讨数量规则和价格规则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
二、货币政策规则模型
针对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主要围绕Taylor规则和McCallum规则展开相应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运用最广泛的经典Taylor规则如下：
式(2)描述了中央银行如何使用利率手段保持较低或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避免产出的剧烈波动。这与《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将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设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表述基本一致。不过，考虑到我国实施的汇率制度和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的重要影响，币值稳定也包含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故不能忽略汇率在货币政策规则中的作用。为此我们考察Taylor(2001)给出的以下模型：
三、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和处理
本文使用中国的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样本区间为1992年1季度到2011年4季度。其中，利率、CPI和GDP来源于中经网宏观月度数据库，货币供应量(M1和M2)来源于中经网OECD数据库，实际有效汇率来源于IMF的IFS数据库。
(二)固定参数货币规则实证分析
针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价格规则和数量规则，本文使用1992－2011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如下四个规则进行实证检验：
规则1：
是M2的增长率。规则2和规则4包含了汇率因素，由于1994年并轨导致人民币大幅贬值，使汇率数值异常波动，本文汇率数据采用1994Q1－2011Q4的样本区间。我们使用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NLS)方法进行估计，迭代方式为高斯—牛顿法。
从表1可以发现，在不考虑汇率因素的规则1和规则3中，Taylor规则对通胀的反应系数为
＝0.73＜1，说明当通胀率上升时利率的调整幅度小于通胀率的增加幅度，真实利率反而下降，这可能会导致通胀的自我实现；①McCallum规则对于通胀的反应系数为－0.32，与理论预计相同；规则1和规则3对于通胀的反应系数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两个规则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符号都与理论预计吻合，数量规则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价格规则不显著。
在加入汇率因素的规则2和规则4中，虽然Taylor规则和McCallum规则对实际有效汇率变化率的反应系数符号与理论预计吻合，但都不显著，这与Mehrotra和Sánchez-Fung(2010)等得出的结论一致。这是由于央行虽然对外汇储备采取了冲销手段，但还不够完全，并且汇率升值等预期因素不能通过发行央票和调整准备金等手段完全抵消。加入汇率因素前后货币政策规则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的反应则没有明显变化。
在表2中，我们使用M1增长率和1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平均值的数据对规则1～4进行估计，样本区间与表1相同。表2和表1中，Taylor规则对通胀和产出在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上都一致；在McCallum规则中，汇率符号则不同，但在10％置信区间都不显著；对通胀和产出的反应系数与表1估计的符号相同。
上述实证结果显示，汇率在货币政策中反应不显著。从通胀反应看，数量规则和价格规则都较显著，说明央行对通胀会同时使用数量和价格工具；从产出反应看，数量规则比价格规则显著，尤其使用M2数据时更明显。
(三)动态时变参数货币规则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在1997－1999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大幅波动，2000年后开始复苏，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入了平稳快速发展阶段。我们以2000年作为中国经济波动的一个分界点考察货币政策对经济变量的反应变动情况，其理由是：(1)2000年前后经济波动显著变化。表3计算了相关经济变量在2000年前后的标准差，除了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没有明显区别外，其他经济变量的波动性都显著下降，说明2000年后经济波动趋于平缓。(2)从表4可知，2000年后经济变量的相关性显著加强，说明2000年后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与宏观经济联系更加紧密。(3)以2000Q1作为断点对规则1－4进行Chow检验，相应的似然比分别为30.98、18.25、25.48和24.4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不接受没有断点的原假设。②
我们对规则1－4在2000Q1－2011Q4的样本进行了估计。表5表明两种规则对通胀和产出的反应系数在10％水平上都显著，并且在数量规则(规则3和规则4)中，
的系数比表1中相对应绝对数值有所增大，说明2000年后货币供应量工具对通胀的调控力度增强。
上述分析只是从结构断点角度出发，并不能反映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时变特征。实际上，货币政策当局对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状况采取不同的调控力度，针对不同的通胀水平确定不同的目标通胀率π*，③并适时对货币政策反应系数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采取时变参数估计方法重新对Taylor规则和McCallum规则进行估计，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动态时变特性。与规则2和规则4相对应，本文参照Kim和Nelson(2006)，设定如下模型：④
注：两条虚线表示90％的置信区间。
图3 货币规则的时变参数估计结果
综上所述，时变参数规则估计表明货币政策的反应系数是动态变化的，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有一些明显的波动，说明货币政策当局针对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状况，尤其对特定的经济时期(高通胀或经济危机等)倚重不同的调控变量和采取不同的调控力度。近20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跌宕起伏的高速发展，在高通胀期和通缩期央行确定不同的目标通胀率，势必会对货币政策反应系数做出相应的调整。
四、货币规则的有效性分析
图4下部除了对汇率因素无显著影响外，对通胀率和产出缺口都有显著影响。第二，在利率的脉冲图中，利率的提高首先对产出缺口头6－7个季度有正向影响，而后1年半里有负向影响直至趋于0，说明采用利率工具调控产出时在滞后1年半左右才会产生政策效果。对于通胀也有类似的结果，说明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控效果滞后。第三，图4下部的第一幅图即货币供应量对产出的脉冲图中，首先有一个不显著的4个季度的负向震荡，然后有1年的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对产出调控有滞后。第二幅脉冲图中，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上升对通胀有正向影响，这与我们前面的分析一致，我国的通胀往往发生在货币超发之后。具体而言，M2增长率的提高会使CPI上升，在1年半左右达到高点，而后逐渐下降，与我国货币超发后引起的通胀周期大致吻合。图4下部最后一幅图中，货币供应量冲击对汇率无显著影响。第四，我们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⑤(1)根据LL和SBIC准则确定2阶滞后，得出的脉冲图趋势与图4类似，只是幅度较小。(2)对
的次序做了变换，即
，两种次序的脉冲图很相似。(3)使用M1代替M2，脉冲响应图与使用M2的结果(图4)基本一致。
五、结论
本文在现有货币规则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上，分别从静态和动态时变角度构建了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并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为：第一，从Taylor规则和McCallum规则的估计结果可知，汇率因素在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不显著，而数量规则比价格规则对产出和通胀的反应更为显著。第二，中国货币政策在2000年前后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货币政策的执行是相机抉择的操作模式。通过使用时变参数估计方法，货币规则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具有动态时变特征，货币当局根据经济发展中实际通胀走势有针对性地调整通胀目标和调控力度。第三，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结果可知，相对于价格规则，使用数量规则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更为有效。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扭曲的利率生成机制对价格规则的引导作用并不完全有效，导致价格调控的传导渠道不通畅，其调控力度大大减弱。当金融市场不均衡时数量规则效果较好，这也是20年来央行频繁使用数量工具而较少使用利率工具进行调控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受巨额外汇占款和资本项目逐渐开放等因素的影响，数量型工具调控日益困难。这就要求更加重视价格型调控手段，以加强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和效果，这也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原因和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
收稿日期：2012-04-23
注释：
①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结果大都是a[,π]＜1，说明Taylor规则针对中国数据得出的结果为利率对物价反应趋于不稳定(谢平和罗雄，2002；卞志村，2006，万晓莉，2011)。
②此外，我们以2000Q1作为断点进行了Chow Test的F检验和Wald检验，结果与似然比检验结果一致，都显示2000是一个结构断点。
③不少文献使用中国政府每年公布的(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目标通胀率，本文没有这样处理的原因是：a.历年的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公布的目标通胀率与通货膨胀实际值差距较大。b.目标通胀率每年公布一次，但货币当局会根据实际通胀率调整每季度的目标通胀率。
④为了简化模型和避免过度参数化，我们首先建立如Kim和Nelson(2006)的模型(即设定反应系数都是时变的)进行预估计，在90％的置信区间内，把估计结果与常参数没有显著区别的系数重新设定为固定参数，从而得到模型(5)和模型(6)。
⑤限于篇幅，文中未给出稳健性检验的脉冲响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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