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纪念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发表111周年，评十几年来围绕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尔巴哈论文,恩格斯论文,十几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十一年前，为了反击资产阶级以复活德国古典哲学和贩卖折中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企图，恩格斯写下了这篇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精神实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光辉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从那时到今天，人类社会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其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几十年胜利和辉煌的进军，但到本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却遭到了严重挫折。因此一些人对他们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了怀疑，从而出现了一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在哲学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以否定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为突破口，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因此，就十几年来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论争进行深入探讨，完整准确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打着“发展”旗号、实则扭曲其实质的种种唯心主义时髦哲学的界限，无疑正是对恩格斯发表《费尔巴哈论》的最好纪念。
一、问题的由来与实质
围绕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论断的论争，从80年代中期至今，从未间断，前后发表论文大几十篇、上百篇，其分岐的缘起，概因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存在弊端和改革方向有着不同的认识和倾向。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焕发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理应发挥新时期改革的先导作用，但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未能很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妨碍了其先导作用的发挥，所以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便对它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但其弊端为何？改向何方？则有着明显分岐。许多同志认为，原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在很长时期内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又具有明显的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其“两个主义、四大部分”的板块结构体系，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与历史观及本体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特别是把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仅仅局限于认识论，没能很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思想，并几乎完全丢掉了它的人学内容，对20世纪以来的科技和社会科学新成果也未予以总结提升，从而未能体现其开放性特点，所以，这是一个具有严重缺陷、未能很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体系。因此，对它必须进行包括基本框架在内的重大改革，以建立适应我们党能够更好地引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
但是，有些同志似乎也在那里批评原教科书的缺点，而实际指向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如有人指责说：“时代前进了，认识发展了，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却无多大变化，甚至是停滞不动的”[1]。正是据此，有人公开提出“发展”就要“打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得违背的规定”[2]；“突破”亦应是基本原理的“变化”[3]。也就是循着这个思路，有人指责原来的教科书是什么“前定论哲学、顺从论哲学、客体决定论哲学、替天行道论哲学”[4]，而且说这种哲学“不过就是要人主观符合客观、行动服从规律、自由服从必然，即一切服从于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5]。这实际上就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许多非常基本的原理放到了被批判的位置上。正是据此，他们提出了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将其变成现代时髦的、摆脱客观规律和必然法则的所谓“人本哲学”、“主体哲学”或“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实践哲学”的“改革”方案。
但是，实现其这一“改革”方案有一个重大理论障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体论。于是，他们便臆造了一个所谓“本体论化”[6]的莫须有罪名，加于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生造了一个“拒斥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7]，强加于马克思。在他们看来，原教科书一切罪孽的渊薮，全在“本体论”那里；本体论必然导向“寻找绝对的第一原因”[8]，“这不仅同马列的观点相背，更主要的是与哲学发展的历史和规律不符”；[9]其结果，“‘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成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10]。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体论是有着深刻理论基础的，这就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所以，他们便进而把矛头集中指向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归纳其否定恩格斯论断的理由或论据，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曰“否定”论。包括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古代到当代的整个哲学发展史“不存在一个基本问题”，甚至同一时代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因而也“就有不同的基本问题”[11]；另一种观点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并没有多大意义，相反还给以后哲学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如，把哲学家划分成两大阵营，就会“禁锢人们的头脑，束缚哲学的发展，把哲学研究简单化，以致发展到对哲学研究，采取贴标签的方法”[12]，而且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又“都强调物质的决定作用，有明显的机械论色彩”[13]。
二曰“过时”论。有学者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是在近代的一个短时期有意义，而后马克思通过对实践观点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确立为新时期哲学的基本问题。
三曰“发展”论。早在1988年就有人提出，要用“人与世界的关系”[14]来取代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此后一直到1996年仍有一些学者重复这一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应该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和哲学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要求用“人和世界的关系”作为当代的哲学基本问题。
以上就是围绕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改革的论争所出现的主要变奏曲。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是否正确或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应该研究本体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否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者是别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还是人本哲学、主体哲学或“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实践主义哲学？可以看到，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哲学界相继出现的“人学热”、“主体热”、“异化热”、“老三论热”、“新三论热”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热”等热点问题，都直接、间接与这些问题相关，而且正是由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表明了哲人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思想路线的倾向性。毫无疑问应当肯定，围绕这些热点问题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改革所进行的讨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重大功绩和意义的，但显然，这些讨论又是涉及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即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还是否定这条思想路线，用现代各种时髦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来取代它？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二、错的是恩格斯，还是否定其论断者？
十几年来围绕哲学基本问题的论争，究意是谁错了？我们认为，错的不是恩格斯，而是否定恩格斯的论断者。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包含有五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问题：（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二）哲学家们就依对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精神与自然界何者是第一性问题的回答，分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或两大基本哲学派别；（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亦即“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人们能否认识或正确反映现实世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区分出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或怀疑论；（四）在这里恩格斯引入了马克思揭示的科学实践范畴，批判了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五）恩格斯还指出，推动哲学前进的主要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由此批评了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离开唯物主义而导致唯心主义的教训，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看到，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一个唯物、辩证和相互联系的科学体系。这五个问题是相互区别的，不可把它们混淆起来，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因而又不可把它们割裂开来，更不能丢弃其中的任何一项内容；特别是应注意，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思维与存在何者第一性问题是基本的，它是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基础，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则是其何者第一性问题的引申和贯彻，同时又证明着何者第一性问题；实践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意义，不仅证明着它们的同一性，而且证明着客观存在第一性的问题，并一直延伸到社会历史领域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部论述，可以说是对整个哲学史、特别是近代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总结和概括，这对于研究哲学史及当代哲学有着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任何人想贬低或抹煞它的价值都是徒劳的，一切否定其论断的观点也都是站不住脚的。从下面的分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纵观西方哲学史，每个时代所讨论的重大哲学问题似乎有着非常不同的内容。例如西方古代着重讨论的是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及世界的本原问题，中世纪是上帝与世界及名与实的关系问题，近代则主要是精神、观念与自然界的关系，特别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情况说明哲学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哲学基本问题吗？显然不是。因为只要对这些在不同时代出现的重大哲学问题进行科学的抽象，其实质正是恩格斯所说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与每个时代的重大哲学问题的关系，也就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否定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显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但这也表明发难者根本不懂辩证法，是只见差异而不见同一的形而上学者。
所谓“过时”论及“发展”论，其实也就是在否定全部哲学有一个基本问题的前提下，要用另外的某种具体的重大哲学问题，如主体与客体或人与世界的关系，来取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无疑，马克思在创立他的新唯物主义时，科学地论述了他们的实践观，正确地阐明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是很明显，并非是从马克思才开启了对主客体关系问题的研究，而是早在文艺复兴提出人学问题之时，就已有了萌芽，尔后又经过十七、十八世纪进一步演化，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才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了深刻但是唯心主义的探讨，使之成为西方近代、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所关注的重大哲学问题。诚然，主客体关系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以至可以说从根本上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但它们能否确立为时代的重大哲学问题，显然不能以其是否获得正确解决为基准，从而将其向后推至马克思的时代。至于这个重大哲学问题以及当代人们所关注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能否成为哲学基本问题，则要看其是否具有哲学基本问题的性质和作用；第一，它是否贯穿于全部哲学发展史、特别是每个时代的重大哲学？第二，对它提出问题的回答是否能决定该哲学的性质？第三，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否制约着其他哲学问题的解决？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从表面看，主客体的关系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确实包含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于其中，但实际上对它们的回答却解决不了哲学的性质（唯物、唯心）问题，它们亦不是贯穿于全部哲学史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主客体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还必须回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解决为前提。由此便决定了主客体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都不可能“确立为新时期的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可能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由此表明，他们用主客体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来取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显然是犯了把某一时代的具体的重大哲学问题等同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错误，这是由于不懂或抛弃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个别是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的结果；第二，他们认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关系涵概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说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整合”于其中了，实质却是取消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唯一正确的哲学基本问题，尤其是取消了思维与存在何者第一性这个有关判别哲学性质的问题；第三，这样一来，人们也将无法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从而也就丢掉了哲学上的党性原则，使人们在哲学研究中，如堕十里雾而找不到方向。
现在来看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是否就会“禁锢人的头脑，束缚哲学的发展”以及必然引起哲学研究的“简单化”问题。既然我们已经明白思维与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贯穿于全部哲学始终的，那么也就不难理解所谓哲学家划分为两大基本派别，从根本上说不是人们主观“划”出来的，而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并且已为迄今全部哲学史所证明，自古以来还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回避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而超然于两大阵营者。至于说“划分”两大阵营就会“禁锢人的头脑”、“束缚哲学的发展”，说穿了，无非是某些人想要摆脱唯物主义，而要信奉唯心主义，因而认为这会束缚唯心主义的发展，他要为唯心主义受到批评而鸣不平。然而，有谁强迫他们信奉唯物主义，而限制其搞唯心主义吗？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但问题在于某些人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唯心主义，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批评。可是，既要搞唯心主义，又害怕别人揭穿，这不是有点不够光明磊落吗？况且，一部哲学史就是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唯物主义也只有战胜了唯心主义，才能够发展和前进，又何来“束缚”之说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不正是对“束缚”论最有力的驳斥吗？
至于“简单化”、“贴标签”的责难，显然也是一种欲加之罪。但是我们要指出：第一，有人搞简单化和贴标签式的哲学研究，显然不应归罪于恩格斯的论断，因为划分两大阵营不是简单地贴标签所能解决的，而且恩格斯也曾明确反对德国许多青年贴标签的作法[15]；第二，探讨某哲学家或某哲学流派的唯物或唯心倾向，这是需要在认真、全面、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抓住其本质的工作，只有不肯深入本质、而只在表层次上看问题，才是真正的简单化呢！第三，我们历来反对随便给人贴上个唯心或唯物的标签就算了事的简单化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把分清唯物论或唯心论叫“贴标签”，那么我们认为，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这种“标签”还是应该“贴”的，不然人们就无以分辨哲学的真实性质，以至模糊两大阵营，使某些人搞瞒天过海的计谋得逞。
在哲学研究上有没有搞简单化和贴标签的呢？当然有。例如，把凡“强调物质的决定作用”者都看作“机械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原理都看作是什么“线性思维方式”的“一元决定论”[16]等，就是一种典型的、不折不扣的简单化的贴标签，而且是沿袭的以往唯心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的一贯攻击之词。然而这却表明了这些发难者们对哲学史的无知。毫无疑问，西方近代哲学，主要是近代的唯物主义，确实是与机械论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绝不是在哲学史上凡讲物质的决定作用者都是机械论者。例如，恩格斯就曾明确称古希腊的大多数哲学家是“自发的辩证论者”。马克思亦始终坚持物质的决定作用，但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和人的主体性思想以及推动历史发展的各种动力相互作用的原理，并正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叫辩证唯物主义或叫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而绝无丝毫的“机械论”，也与“线性思维方式”不相干。为什么有人总是要把唯物主义与机械论联到一起进行攻击呢？实际上这是自十七、十八世纪之后一切唯心主义者攻击唯物主义的一贯伎俩，例如，唯灵论者华德在批评坚持唯物主义的物理学家李凯尔时就把承认客观实在的唯物主义观点称为“形而上学”和“机械宇宙论”[17]。为此列宁就曾指出：“在对唯物主义的这种责难上，唯灵论者同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是一致的”[18]。可见，一些人之所以这样攻击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是不奇怪的，这正证明了他们的哲学唯心主义实质。
三、关键是坚持还是抽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
否定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目的就在于排除这个理论基础，以便最终抽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一些人生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原则和臆造名为批评原教科书、实则指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莫须有的“本体论化”罪名，就是为其公开和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而寻找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但这两个理论依据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首先来看“拒斥形而上学”原则的问题。
他们为此提出的第一条论据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高举了‘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19]。其所指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庭》中所说反对十七、十八世纪“形而上学”的那段话[2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段话中，确实明白无误地肯定了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和后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反对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包括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斗争。但只要认真分析就不难发现，他们并不是在现在人们通常所了解的与“形而下”相对的、非具体器物性或叫超验性的对象如事物本质、本性、本体及终极原因等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当然，更不是在与辩证法相对立的用机械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看问题的世界观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而是在批评其完全脱离实际、特别是脱离现实社会和人们的现实生活，而搞先验和纯粹思辩唯心主义体系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猛一看这种用法似乎与第一种意义相同，其实则不然。这是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赞扬和肯定的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绝不是什么“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相反，他们是站在唯物主义的及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去“追溯世界的本原或基质”的哲学。马克思之所以持这种立场，这是同他刚刚脱离开黑格尔思辩唯心主义，而转向费尔巴哈的立场相一致的。有的人一看见马、恩批评了“形而上学”，就以为对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和批评“本体论化”有利，于是就饥不择食，结果反而弄巧成拙，证明了与之相反的论点。
他们提出的第二条论据是，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所“关注的是‘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21]；它的特点就是从人的实践、人的主体发展和人类已发达到的认识出发，“反对离开实践去作抽象的一般的议论。”[22]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这些特点的，但是，这些特点就能成为其“拒斥形而上学”或否定本体论及其追根溯源的思维方式的论据吗？不能。例如，以《神圣家族》来说，就在他们引用的其中那些话的前后乃至整部著作，都是为了清算自己原来的思辨唯心主义信仰，而在努力论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如“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23]，显然就是所谓有关“世界的本原或基质”的问题。但是他们在读这部著作时却视而不见，甚至在引用马、恩本来是完全肯定“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24]这句话时，竟然随意在其前面冠上了六个字：“重要的不是使”，并在这句话的后面接着说：“而是按人的本质、人的发展，‘使现存世界革命化’”[25]。这样就把这句话变成了人和自然是否服从同样的规律并不重要，乃至包含了与原意相反的人和自然可以不必服从同样的规律的意思，并且这又是通过引用马克思的另一段话“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表述出来的。这真是一种高妙的创记录的“引用”法！但这也正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完全是随心所欲的作风。
他们提出的“拒斥形而上学”的第三条论据就是，以引文形式假马克思的名义把实践唯物主义定义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26]。但显然，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思辩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27]的曲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真正实证的科学”，显然指的是作为“实证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其自己的哲学。但经他们这样一定义，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变成了“实证科学”。这又是一次创记录的“引用”！然而这却没有妨碍他们在这之后又置这个定义于脑后，认为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不仅把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排除于哲学研究领域之外，而且认为也不应“再把哲学界说为研究社会、自然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从此之后哲学已“成为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总体性的思考方式”，这也就是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也不再是他们刚刚定义过的“真正的实证的科学”了。这样，他们究意要论证什么，也就让人难于理解了。
上述就是他们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原则的论证。可以看到，这个论证从根本上说漏洞百出，实在不能服人，以至连指责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本体论化”的某教授也不敢对他们这种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向现代西方某些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哲学靠拢的做法表示完全苟同，甚至还批评原教科书把哲学理论“实证化”的倾向”[28]。确实，从西方古希腊罗马的怀疑论哲学开始，到近代的经验论、特别是休谟，都有明显的反形而上学倾向，而到了现代，从孔德到马赫的实证主义，就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想原则，声称要“排除一切形而上学的问题”[29]，其后继者维也纳学派的核心人物卡尔纳普则进而利用现代逻辑的研究成果为武器，宣称“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大部分争论是毫无结果和用处的”[30]。但是我们看到，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家，包括一切怀疑论者和经验论者，他们所研究的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否则也就称不上什么哲学家了；那些一再声称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实证主义者，在其“拒斥”的背后，其实也都拖着一条长长的休谟的怀疑论和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的辫子，尽管他们自我标榜要拒斥形而上学，但其所探讨的哲学问题，却绝不是与哲学基本问题所涉及的本体问题绝缘的，或根本不能从本体论上进行分析的。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看到现代西方哲学中某些流派所谓“拒斥形而上学”的声明，也不去分析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用意及是否能够做得到，便信以为真，且将其夸大为现代哲学发展的趋势，心甘情愿做他们的信徒，这真是我们哲学界的悲哀！
其次，关于对“本体论化”的责难。
“本体论化”是哪位教授在他的一本书[31]里和其他多种场合下提出的对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非难，有时他又把这称之为“从‘左’的思想出发，依据‘本体论’观点去看待哲学问题”[32]，但其最主要的界说是：“指传统的思维方法”[33]，而其具体内涵就是上面所指出的：“用本体论的方法来看待一切问题”或“主要追究世界的原始根据”的“思维方式”[34]。这可以说同提出“拒斥形而上学”原则者所批评的“以追溯世界的本原或基质为目的的研究方式”[35]是一致的。
然而，无论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还是艾思奇同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虽然它们有上面已指出的没能很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缺点或问题，但说到其“目的”，显然并不是什么“追溯世界的本原或基质”，也根本谈不上“用本体论的方式看待一切”的问题，相反却坚定地申明了其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性质和用以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实践性特点。当然，这里的根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要不要“追溯世界的本原或基质”及“追究世界的原始根据”？很明显，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根本不是一个争论问题，而是早已解决了的历史事实。按照马克思对自己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的规定，以及按照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当然要研究和回答有关追究世界原始根据的本体论问题，而且他们都已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因而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
但是，按照“拒斥形而上学”的原则和非“本体论化”的要求，那就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抽掉其本体论问题；而一切其他哲学问题，如辩证法和认识论等问题，也都不应与本体论挂钩。当然，他们还硬把这种观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为此作了煞费苦心的论证。其主要理由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一曰本体论是经过古代萌芽到近代由于割裂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分析与综合，贯彻“还原论”的“即追求某种原始性、本原性的存在的思维方式”，才产生出来的，如果没有思维与存在等的分裂，就不会提出本体问题。因此，其结论是，本体论作为“认识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也只能在这一特定的认识阶段上存在”[36]；二曰从康德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已实现了从思维与存在的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从而也达到了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或叫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的统一，“这样一来独立的‘本体论’也就被溶化、不再存在了”[37]；三曰列宁提出的三者同一的要求，表现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基础理论“愈来愈趋于一体化的趋势”[38]，这就要求“不能脱离与属人世界的关系、与人的主观认识的关系去研究客观的存在及其规律”[39]，否则就是“纯粹的本体论”。很明显，这三条理由或论据，主要是用来批判原教科书割裂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的，但同时也批判了研究本体论的所谓追根寻源的思维方法及本体论本身。我们以为应该承认，以此来批判对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的割裂和论证三者的统一，是很有启发性的，比之以往的论述更深刻也更有说服力，但是他们同时用来批判追根寻源的所谓“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及本体论本身，则是牵强和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首先，本体论问题固然是在近代割裂思维与存在、现象与本质的基本思想前提下才产生出来的，但能否定思维与存在、现象与本质具有矛盾性吗？既然它们有矛盾性，就永远否定不了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问题，也永远不能排斥追究思维的“存在”根源问题；其次，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已分别实现了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三者同一和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三者同一，也就是实现了所谓的哲学“一体化”，独立的本体论不存在了，但能否就此也取消了本体论问题本身呢？显然不能。在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中，现象无疑是本质的现象，或说是本质的表现，所以离开现象寻找什么神秘的本质显然是错误的；但现象与本质又是有差异的，因而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以为观察到现象就是认识了事物的本质，不再用思维去掌握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显然也是错误的。同样，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显然也有一个何者第一性即何者为“终极本原”的问题，需要去探索，而绝不存在马赫主义者们所说的“原则同格”之类的关系。因此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因实现了哲学一体化而取消哲学的本体论，相反第三，他们却都坚持并论述了自己哲学的本体。即各自的唯心或唯物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们各自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哲学，也就是说，他们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正是以其各自的本体论为统一基础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其所谓的“本体论化”。可见，以批评割裂三者统一的理由和论据同时用来指责追根溯源的所谓“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用它来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就更站不住脚。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与“拒斥形而上学”和非难“本体论化”的观点相反。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及其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伟大功用，恰恰与其对世界原始根据等本体论问题的研究与回答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有大用，即实现其“改变世界”的实践性，就必须认真研究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从而在本体论问题上有一个既不同于唯心主义又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正确和科学的回答，否则，如果抽去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本体论的回答，那么，它的实践性特征、特别是对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伟大功用，也将随之化为乌有！这是因为，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绝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哲学有意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当代哲学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又是因为思维与存在何者第一性的问题，不仅涉及自然观，而且涉及社会历史观。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包含着缺一不可的两级本体，它不仅肯定了物质决定意识这个一般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命题，而且进而明确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命题。这两级本体，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没有前者，根本谈不上唯物主义，而若光有前者，显然就无以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只有坚持两级都作唯物主义的回答，才是彻底的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可以看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正是以他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前提的。没有了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实践性及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大功用也就无从谈起。可见，有人大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却又要抽去其最根基的本体论，显系南辕北辙之论。当然，最近我们看到这位教授终于在一篇文章中承认了本体的存在和对本体研究的意义，同时还承认了“还原”的“必要”和“本体论”存在的权利[40]，这是值得欢迎的；不过他同时依然坚持了其反对所谓“本体论化倾向”和“思维方式”的立场，继续把“追求原始性存在及本原性存在”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思维方式相对立，这就不仅未能摆脱原有的理论矛盾，甚至可以断言，只要他继续坚持反对所谓“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他就永远只能在这个矛盾中挣扎。（待续）
注释：
[1][6][9][10][28][31][32][36][37][38][39]高清海《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50页，501页，34页，50-51页，35页，50页，51页，48页，155页，165页，166页。
[2]张承德《光明日报》1988年10月31日，《哲学发展的方法论问题》。
[16][3]《理论信息报》1986年10月13日第68期。《复旦大学哲学系讨论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改变形式和马克思“突破”问题》。
[4][5]《哲学动态》，1994年第八期《我的哲学思路——访高清海教授》。
[7][19][21][22][25][26][31]《光明日报》1989年1月6日陈志良、杨耕：《拒斥形而上学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
[8]《理论信息报》1988年9月26日（第170期）《本体论问题的新进展》。
[11][12][13]《光明日报》1988年11月14日《哲学基本问题过时了吗？》。
[14]张凡琪《光明日报》1988年9月5日《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5页。
[17][18]转引自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278页。
[20][23][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9年版，第159-160页，第16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1页。
[29]马赫：《感觉与分析》商务印书馆，11975年版，第135页。
[30]引自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06页。
[33][34]《光明日报》1988年9月19日《超越：在更高的哲学层次上——访高清海教授》。
[40]《开放时代》1996年5-6期：高清海：《走哲学创新之路（续）——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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