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循道公会澳门档案中的早期传教士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传教士论文,英国论文,公会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到1841年间，澳门一直是新教传教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澳门成为传教士躲避战争、等待时机的避难所，以至于成为当时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中心。1841年香港开埠后，在澳门活动的新教传教士先后迁往香港，除了零星的几处途经澳门的记录外（注：见于施其乐，《历史的觉醒——香港社会史论》，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李志刚，《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7月。），几乎找不到他们在澳门传教活动的记载，故澳门基督教史研究中这一时间段的研究亦付阙如。本文依据英国循道公会早期在华活动的信函档案中19份循道公会传教士们在澳门期间写的信件（注：循道公会在澳门早期活动的信函属于《中华循道公会档案》，原藏于英国循道公会伦敦总会。现已移往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学院图书馆。1984年由香港循道卫理联会教会购买档案胶片，带到香港，以供研究利用。这批胶片共计二十盒，一千余页胶片，六万余页资料。其资料包括传教士与差会之间的来往信函、年报等。本文依据的澳门信函档案资料都是传教士们在澳门时写成的，共计有27份，但因为是由英文手写体写成，并且年代太久，纸张发霉变黑致使许多部分难以辨认，共识别出19份档案，而且在这19份中，依然有许多因为难以辨认而被迫放弃之处，只有扼腕叹息。），分析条理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循道公会传教士在澳门的一些活动和传教情况，以期补澳门基督教史研究之空白。但因为目力所及甚狭，对澳门基督教史研究尚是管中窥豹，缺憾之处请专家指正。
一、澳门档案中关于俾士(George Piercy)牧师身份的认定问题
俾士牧师在年仅二十一岁时就凭着传播福音的理想，不顾亲友以及本身所属的英国循道公会的反对，自筹经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中国，他又经历了盲目排外的敌视、海盗的抢劫、疾病的困扰和战争的危险等等，但他传播福音的精神却始终执着。这样一位杰出的传教士在他1851年到达香港之初，其身份还不是牧师，仅仅是义务教士。1852年俾士写信给伦敦英国循道公会的差会，正式自荐为宣教士。1853年，毕治(W.R.Beach)牧师和郭修信(Josiah Cox)牧师带着伦敦英国循道公会的差会任命俾士为牧师的公文来华，公文中也提名俾士来负责管理新工场。然而这一任命还是带来了一些麻烦。
有些教会个别传教士认为俾士的任命书并未得到英国循道公会年议会大会的投票表决通过：
“关于任命，你给我寄来了一个文件，相当于任命的信函，有年议会主席和委员会的秘书们的署名。这一决议朱显示是否得到年议会的投票表决通过。我们只能认为没有。这一情况的不规范性是非同小可的。主要在于它妨碍你与教会其他任命的人员的交流。”（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6年5月7日广州，弗伦奇(French)给俾士的信。）
因此他们认为俾士还不是正式牧师，虽然他可以传教，但他不能参加只有正式牧师才能参加的圣餐组织。
“在有聚会的祈祷仪式里，由谁来进行是没有区别的，既有由委员们，还有由所有的愿意举行这种仪式，并能通过此启迪他人的传教士来进行的，你知道，我们都热忱地欢迎他们去做。这也是我们的惯例。
圣餐的组织当然另当别论。它只能由规定的委员会的委员或经过全部基督教委任的委员来组织。卫斯理会的传教士与所有其他的基督教委员会一样，参与到它的组织中是受到热忱的鼓励的。你没有被邀请参与，决不是因为对你个人有任何不确定的想法，也不是因为你所属的教会对你有任何的想法。而仅仅是因为你所要求的任命所带来的困难。如果能扫除这些困难，我们是再高兴不过了。（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6年5月7日广州，弗伦奇(French)给俾士的信。）
在1857年11月给差会的信中，俾士写道：
“事实上，我的属管牧师成员的资格已经受到一些教内弟兄的质疑。现在我还未获得与自己弟兄同等的地位。这仅仅是因为缺少确认。”（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7年11月，俾士给差会的信。）
为了这件事，循道公会的几位牧师专门召开特别会议，他们一致支持俾士，因为由郭修信等带来的公文是“1852年8月4日的会议有主席约翰·司科特(John Scott)和委员会秘书签字的文件。比彻姆(Beecham)医生说等同于任命信。”（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6年10月18日，俾士给弗伦奇(French)的信。）得到大家支持的俾士坚持行使自己的全部权利：
“当然，两三个在广东的差会成员的观点不会对我在我会的传教的职能有什么妨碍，因为我们的弟兄真诚地支持我充分认定各种任命的效力。我主张与我们差会里的同工们轮流主持圣餐。”（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7年11月，俾士给彼士顿(J.Preston)的信。）
同时他也多次写信申请差会来决定如何处理这件事：
“我想通过您或委员会的注意来宣布我们是被任命的。另外，不知道此事被耽搁或不被重视的原因，我心里不踏实。”（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11月12日，俾士给阿瑟(Arthur)先生的信。）
虽然在档案中未看到俾士的牧师身份是否得到差会的再次确认，但从俾士牧师在以后的工作中仍然一直履行牧师职责这一事实看，俾士的牧师身份得到了差会的确认。
二、澳门档案中关于俾士牧师的传教活动
档案中记载的传教活动涉及很多方面。
（一）翻译圣经
1852年俾士到广州活动之初，伦敦传道会就派梁发来帮助他开展工作，梁发就成为俾士的语言教师和朋友（注：香港联区编印《华南教区百年简史》，1950年版，第1页。）。1854年起，俾士的广东话已经很流利了，于是就和梁发一起翻译写作。（注：卢约翰《苦难重重的教会》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文字事工委员会，1984年版，第23页。）直至梁发1855年去世，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俾士共翻译了约翰卫斯理的两本教理问答，又编写了循道公会的第一册中文赞美诗。澳门信函档案中收录了俾士申请翻译新约圣经的申请信。他在1869年的信中写道：
“两三天前我收到努尔(Noole)医生的信，同意我雇人翻译新约成本地语言。请转达我对委员会批准我的提议的感谢。我相信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将随着与圣经公会的交往加多而越来越明显。我高兴的说这工作进展顺利。而且也并未影响学校的工作。我现在身体状况挺好。我可以很快地把这工作做的更多。没什么比这重大又积极的工作更有意义了。”（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69年8月17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1870年后，俾士一边履行主席职务，一边翻译作品，有《天路历程》、《创世纪》、《诗篇》、《公祷书》和《卫斯理七篇讲章》等。
（二）建立学校
1853年夏，俾士与其夫人温乐钟(Joan Wannop)女士在广州分别建立了男女学校，（注：卢约翰《苦难重重的教会》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文字事工委员会，1984年版，第22页。）在1854年的信中，俾士申请建立一所全日制男校由毕治牧师和郭修信牧师负责，
“您会发现我们建议再建立一个全日制男童学校，大概需要两百二十美元。这一花费，加上突发医疗的费用，需要增加预算。希望这些能引起您的注意。全日制学校由毕治和郭修信特别管理，将设在他们住所旁。”（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4年6月16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根据俾士申请建立的这所学校将设在毕治和郭修信牧师的住所旁，可知这学校可能在广州近郊。但根据卢约翰的研究，循道公会的牧师们的确曾在澳门建立教会和学校，“战事结束，其他宣教士都离开澳门，返回广州，司模本留下，照料自1857年起在澳门创立的教会和学校”（注：卢约翰《苦难重重的教会》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文字事工委员会，1984年版，第28页。）这一记载是继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Happer)1847年3月将其学校由澳门迁往广州后，（注：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74页。）澳门有关基督新教学校的最早记载。
1858年俾士牧师和温乐钟女士在广州靖海门外赁屋宣教，设立学校，并开始招收女寄宿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1859年开设男学馆三所，女馆一所。（注：香港联区编印《华南教区百年简史》，1950年版，第2页。）
（三）发展最早期的教徒
19世纪上半期，自蔡高在澳门受洗后，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受洗的基督新教信徒，但到1842年郭士立施洗的一批信徒后，（注：施其乐，《一份受过洗礼的华人基督徒名册》，载于《历史的觉醒——香港社会史论》，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第318、319页）似乎出现了断层，直到1856年俾士才又在澳门施洗新教信徒。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循道公会的传教士们避难澳门。1856年12月，俾士来华工作5年后，第一次享受到施洗的快乐，而这第一批三位受洗的信徒从时间上推断理应是在澳门受洗的。”（注：卢约翰《苦难重重的教会》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文字事工委员会，1984年版，第24页。）1857年另一位信徒周泰受洗。俾士对这位青年十分欣赏，他写道：
“7月26日我给一个叫周泰的年轻人施洗。长期以来他一直受到郭修信先生和另一位先生的赞美，他现在有了上帝子民一样的名字，愿他的言辞永远敬重教义。这是我们所推崇的第四个可授予完全教会会员资格的成年人。”（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7年8月7日，俾士给差会的信。作者注：爱德，为音译。）
周先生很快就当上了宣教师，1877年，他和另一位先生一起最先成了中华循道公会的牧师。
俾士家中的女佣黎杨望女士虽然一直坚信基督，（注：《苦难重重的教会》第24页、第31页中称俾士牧师施洗的第一批信徒中有一位是俾士夫人的女佣黎杨望女士。然而，在这批信函档案中，1857年8月22日俾士给努尔医生(Dr.Noole)的信记载俾士夫人的女佣黎杨望女士的洗礼是在1857年8月22日以后才会举行的。在1857年8月7日的信中记载1857年7月26日俾士给周泰施洗，并称周是第四个可授予完全会员资格的成年人。从时间上推断，俾士牧师施洗的第一批三个信徒中并没有黎杨望女士。在1858年11月12日的信中俾士称第五位信徒将于22日受洗，应该是黎杨望女士。）但因为教会是反对多妻制的，而黎杨望女士是一位中国人的妾，所以俾士曾经一直拒绝给她施洗。然而，她丈夫的去世，解决了这一难题。在1857年的信中，俾士写道：
“您会记得俾士太太的女佣的洗礼因为她的多妻制问题而一直未完成。现在她幸运地摆脱了她的忧郁。她的丈夫两周前去世，留下两个寡妇和五个孩子。鉴于她自从申请受洗之后，一直坚信主，我们将很快给她和她的小儿子施行洗礼。我很高兴我们明智地推迟了她的洗礼。现在我们有先例的指出，在中国我们拒绝给多妻者施行洗礼。有很多理由说明基督教徒不能多妻，必须去除这样的恶习，这将会是对追求成为基督教徒的新生活的愿望的一个好的考验。”（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7年8月22日，俾士给努尔先生的信。）
1858年11月22日黎杨望女士受洗入教。当时循道公会虽然派遣了女传教士来华，但1862年来华的靳臣(Miss Mary Gunson)小姐不久病逝，随后来华的布丝晓小姐(Miss Broxholme)、常理芙(Jane Radclifie)小姐、詹臣小姐(Miss Simpson)、泰莱小姐(Miss Taylor)都未能适应广州的传教环境，传教工作并不理想，1879年被全部召回。（注：卢约翰《苦难重重的教会》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文字事工委员会，1984年版，第47页。）因此早期的妇女传教工作主要有几位传教士的夫人和黎杨望女士完成。在当时的中国，由男传教士开展妇女传教，或者让妇女参加公开的集会是不可能的，而传教士的夫人们也因为她们的外国人身份有其不便之处，只有黎杨望女士有适合的条件自由的进入妇女的家中进行传教，因此，她很快成为一位成功的女传道人。
三、澳门档案中关于俾士和其他传教士的健康状况及其在澳门的休养
当传教士们千里迢迢的来到中国，广东地区炎热潮湿的气候对他们是第一项艰巨的考验。水土不服、感染疾病是难以避免的，而其严重程度对伦敦差会继续派遣传教士的决策是有重要影响的，因此在传教士与伦敦差会的来往信件中，汇报健康状况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和其它教会的传教士一样，早期来华的循道会传教士水土不服的反应相当严重。
1851年来华后，俾士在广州西堤粤海关附近租屋流动传教，（注：广州宗教志编篆委员会编《广州宗教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245页。）流离的生活和长期的水土不服使他的健康状况不断下降，被迫于1854年5月到澳门休息：
“现在我解释一下我留在澳门的原因。几个月来由于疾病我的健康状况一直下降，身体基本处于虚弱的状态，需要经常的在户外锻炼。这些在过去两年内在广东很难做到。我的同事们这种状况也很明显。以致造成人员的减少。”（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4年6月16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从信中内容可见，传教士们水土不服的严重情况已经成为他们到澳门去休息的原因之一，而且事实上，作为海滨城市的澳门对传教士们躲避广州炎热的夏季和保持健康的确有益。俾士写道：
“那里炎热的季节快要来到。我和家人在三周前才下来到澳门实施这一计划。我想我已经从澳门的清洁的空气里受益很多。”（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4年6月16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但好景不长，1856年俾士再一次染病，持续发烧。澳门档案收录了1857年10月25日有关俾士患病的威廉姆斯·卡库(Williams Kacu)医生的证明，
“兹证实俾士先生在中国居住已久，去年不幸染病，发低烧。我兹建议他赴上海疗养，恢复健康。证明人Williams Kacu.”（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7年10月25日，卡库给俾士的信。）
1858年5月，俾士从上海疗养回来后，身体仍然很差，而且他的两个孩子也在病中。
“我很惭愧的说我的身体仍然很差。这次北上的旅行未能如我所愿的恢复我的健康，而我这里的气候甚至比去年还差。有时，我担心我的健康不会恢复除非我回英国几年，然而我还未下定决心去请假。也有可能我近期就被迫决定这样做。现在我的孩子们身体也不好，但幸亏他们已经开始恢复了。”（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4月10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鉴于他的长期患病，医生建议他完全脱离开工作一段时间，（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5月6日，俾士给差会的信。）俾士夫人也建议他休息。（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5月17日，俾士夫人给俾士的信。）无奈之下，俾士安排郭修信来主持广州的教务，自己于5月6日正式向差会提出回国休假的申请。
“上个月在我的弟兄DrKacu的同意下，我去了中国北部，以避开热季的开始。回来后，我在广州和郭修信先生在一起，这时，我的身体又坏了起来，在这样时好时坏的身体状况下，我不得不提出申请回英国，以完全恢复我的健康。
六周前，医生建议我放弃所有沉重的学习工作，以恢复健康。”（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5月6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然而，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天津条约签订，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传教事业显露出大发展的契机。同时，随着夏季的过去，俾士和他的孩子们也开始逐渐恢复健康。俾士无法抗拒神圣的传教事业的召唤，在9月给差会的信中他婉拒了休假，毅然决定继续留下工作，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传教的黄金时节里继续工作。
“我已经收到您的6月21日的善意的信，我要为了您的善良而感谢主。您对我的事情考虑得非常周到。感谢主，我的健康在近两个月（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恢复很快。我现在希望在回去之前，多留在这里两三年。我相信你会给我这个机会。我的孩子们也好多了。最大的孩子和最小的，这些可怜的小伙子，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逃过了他们生命中的一劫。现在我希望将要来到的凉爽的天气能使他恢复健康。最小的孩子只有两岁，还不懂事，你可以想象他面临了多大的困难，曾经一度他走到了死亡的边缘，但最终主仁慈地救了他，让他恢复了健康。”（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9月9日，俾士给阿瑟(Arthur)先生的信。）
1858年10月，俾士和传教士们开始返回广州工作，但鉴于澳门的良好环境，他们决定保留澳门的居所作为休养之所，随后又制定了轮流到澳门休假的制度：
“传教士们已经决定最好保留在澳门的居所。因为它是进行海角传教工作的理想之地，而且它也是传教士休养的好地方，况且花费不高。”（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9月25日，司模本给差会的信。）
“我们正按几个家庭轮流的顺序在澳门度假。”（注：《华循道公会档案》，1869年8月17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不仅俾士，其他传教士的患病情况也很严重。1862年靳臣小姐来华，但不到一年就感染了肺结核，回英国不久，就与世长辞了。1864年赫顿(Rev.S.Hutton)牧师和司模本(Rev.S.J.Smith)牧师均因健康原因退休回国。（注：卢约翰《苦难重重的教会》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文字事工委员会，1984年版，第30页。）
1865年来华的罗杰斯(J.H.Rogers)先生也因为难以适应中国的气候条件而造成健康下降，于1868年申请离开中国。俾士看了他的医生证明后，同意他离开中国：
“您将收到罗杰斯(Rogers)先生请求回英国的申请信。医生已经给他证明，开药方给他。我们很遗憾他的身体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因此我们都同意他离开中国。他希望下个月离开。”（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68年9月26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同时，俾士还在信中向伦敦差会建议，派遣罗杰斯先生到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澳大利亚去接替刚去世的威尔(Cato Well)先生。
“我看很可能罗杰斯(Rogers)先生会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很好，（如不好，他仍可回英国）他现在的语言能力已经超过了威尔先生，或他的知识经验适合在澳大利亚服务，从而极大的帮助我们在那里的教会开展那里华人的工作。”（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68年9月26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四、澳门档案中关于当时中国传教环境的记述
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传教士们避难澳门。在这特殊的时期，传教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传教士们面对民众越来越浓的敌意，似乎也有些信心不足：
“我们的愿望虽与日俱增，但当工作开展起来，却发现实现愿望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我们需要上面的不断的支持和供给。除了以前的困难，还有来自敌意的事件。从这一方面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儿的民众对我们是存有偏见的。这儿的生活长存敌意。我们必须仰望正俯视万民的主。他能让愤怒的人最终赞美他。而目前我们的状况的结束似乎遥遥无期。因为印度的困难状况使原本开往中国的队伍离开了。所以我们特别要运用现有的条件去行主的事业，而结果任由主来决定。我们可能遇到不方便和不舒适之处，可能使我们退缩不前，也可能现在的工场完全是为了将来的奋斗打下基础。”（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7年8月7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虽然如此，但传教士们认为当时的传教环境还未恶化到威胁人身安全的地步。因此当为三位要来华的女士介绍澳门的安全情况时，俾士写道：
“起码对我的家庭而言，我没有看到现在的中国有什么危险，而且别人也没看到。我认为这种状况会持续到战争的结束。我说几点理由。
(1)这个地区属于一种多国居民居住的权力机构，因此现在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素让我们跟葡萄牙人争吵。最近这里人心振奋因为有五百人很快来增援，由于英国和荚国居民不计其数，他们各自的政府会保障澳门的安全。一旦发现有任何暴乱的迹象，英美军队都会尽快地赶来参与防卫。
(2)中国的战舰在这之后已经被歼灭了，如果有零散的战舰出现在深海区，舰队司令足以对付他们。因此他们无疑会谨慎而不是冒险。
(3)如果需要在印度的英国地面部队在军事方面的支援，它们会很快赶来。而且广东被英国占领后，这一省份的官员或投降或会逃往内地。在内地他们有权威，而在与香港和澳门接壤的地区则没有。
(4)法国和英美的联合即使在军事上没有，在情感上也有。对外国居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证。
以上是我们能免受中国人威胁的几点原因。”（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7年8月7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1858年7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结束，当地的传教环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来自皇帝的指令要取消敌意，通过新官员和他的下属的努力，整个广州地区弥漫着友谊。但农村地区却只是装饰气氛。问题是官员服从皇帝的命令停止了这场民团发起的战争，民团会许可外国人进入内地吗？他们也许为他们要遭受的失败而自卑。但当我们要化解地区的敌意，和平的宣教进入城市和乡村时，没人理睬我们。”（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7月19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而澳门地区因为官员命令民众回乡的缘故，仍然很冷清：
“因为近两个月，中国人被官府命令带着自己的货物回自己的村子，以至于澳门的人口减少了，各条街道自从商店关门以后变得冷清。这些使留在澳门的中国人吃饭都成问题。他们看起来很遭殃。当我派小孩去买东西时，他常常空手而归，说商人不敢卖给他。我想，那些少数留在澳门的人一定非常害怕政府派人监视他们的行动，然后以不遵守法令的名义惩罚他们。你可以看出，居民的大撤离给我们带来的极大不便。洗衣工不来洗衣，烤工不来烤面包。因此，我们只好靠自己。食物贵到了灾荒时才有的价格。大多数外国人失去了中国人的帮助，一些人带着钱离开了。不仅如此，葡萄牙政府还要为走私活动不安。为以防万一，民兵被调集起来，并作了各种预防工作。”
尽管传教环境恶劣，但传教士们依然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传教活动中，在澳门信函档案中，司模本牧师对当时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描述：
“彼士顿先生和我非常有兴趣和热情地宣讲。我们努力找老百姓熟悉的话题。有一天，我们正在和一些人讨论偶像崇拜的愚蠢，因为偶像只是人们用木头、泥土、石头做的。但有一个人，（我们知道他们是真的，因为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举例说他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说法。还有一次，我们努力解释创造太阳，月亮等，这种创造是正确的信仰。中国人很感兴趣，最后，有些人同意这个观点是全新的，但却不能继续提出问题来深化讨论和解释。
另外一次，我们在说明中国人的观念中尊敬家族脉络的纯洁性的观点是错的。我们还举例说明了我们的关于族源的信条是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我们还证明了关于人的能力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我们指出道德和善行只存在于信徒，从而使他们接受上帝为救主。最后，一个面相诚实的年轻人来问我他怎样可以信仰上帝。我们就不断地放进他的嘴巴。谁知他会不会感受到天堂？以上是我们布道的一个例子。”（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9月25日，司模本给差会的信。）
1858年9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天津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传教士们欢呼雀跃：
“我非常高兴地告诉您，当我们收到和平来到的消息，长期的敌意终于结束了。这个消息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我们很高兴看到澳门逐渐呈现它繁忙的一面，虽然还有大批的人没回来。条约的消息的确是好消息。它预示着两年来与以往工作的分离和两年的困难将要结束。
这只能感谢我们在无法形容的困难中进行的对和平的祝福。更好的是，光明的未来正在迈向我们。感谢主！当老百姓安定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宣扬主的信条，而不会被妨碍。我相信你的传教士不会是最后进入神开启的大门的。传教士在工作时和在完成艰难地工作时，尤其在为将来的发展而工作时是高兴的。”（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9月25日，司模本给差会的信。）
面对传教的巨大机会，传教士们踌躇满志，准备进入广州，大干一场：
“我们相信在广州的传教工作今后将和中国人维持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两年前我们刚来时，您的三个传教士全力于语言的学习。但现在虽然我们不敢说已经掌握了这门语言，但在神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减轻这种学习的压力，让卫斯理公会在中国的传教团建立起来。确为神圣的基督徒，由于现在我们让中国开放，你们的传教士们在基本了解这里的人们之后，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验。感谢上帝，这个老帝国封闭了数千年之后在签订条约之后，对所有的传教事业开放了。”（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12月21日，俾士给差会的信。）
“你将听到广州开放，我们将回城的好消息。我们已经为三个家庭租了房。你也应该知道郭修信先生在城里为自己租了房。上周我在广州安排搬家的事，这两天将启程。三个家庭都进城有利于开展教会会议和别的公共活动。我们感谢全能的主。”（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10月26日，彼士顿给差会的信。）
1858年10月，正当在华传教士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他们却得知差会将仅仅派来一个人支援他们。由于种种原因，伦敦差会对往中国派遣传教士一直不太积极，在1853年派来毕治和郭修信以及1855年派来赫顿牧师、司模本牧师和彼士顿(Rev.J.Preston)牧师到广州之后，直到1860年，才派来了柏嘉士(J.S.Parkes)牧师。传教士们给差会的信函中表达了对差会消极对华传教态度的不满：
“我们昨晚收到记载着委员会配置名单的信。虽然我们本没对增加我们的人数抱多大的希望，但是我们还是深深失望了。如同去年我们知道只有一人来时一样。一方面，有大批的人在本土传教，另一方面只派一人到这样一个民族的不同寻常的传教区，我感到愤怒。也许我们的主在中国打开了信仰之门，也许有一个民族要回报热情的传教工作，而这个民族是中国人。但在这时，我却读到了只派一人到中国这几个字。
难道委员会忘了，主对他的孩子说我要照耀异教徒。他们也忘了他们不断背诵的信条。我无意批评委员会，但我认为不应该只派一个人来。”（注：《中华循道公会档案》，1858年10月26日，彼士顿给差会的信。）
差会的消极态度引发的不良后果，不久就显现出来。在传教士重回内地后，郭修信很快开辟了华中教区，传教区域的扩大使传教人手更显不足。到了1864年，赫顿、司模本又因为健康不佳而退休，俾士积劳成疾需要休假，循道公会华南教区的福音事工一度似乎要瓦解。直到差会又派遣斯多马(T.G.Selby)等牧师前来，情况才有所缓和。（注：卢约翰《苦难重重的教会》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文字事工委员会，1984年版，第40页。）
综上所述，这批信函档案无论对循道公会，还是对澳门基督教，都是很重要的史料。尤其对于循道公会来说，澳门不但为其提供了一个躲避战争的避难所，而且是传教士躲避疫病恢复健康的休养所，更重要的是最早期的中华循道公会的教徒也是传教士们在澳门施洗人教的。可以说，澳门在中华循道公会的早期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