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欧论文,冷战论文,变动论文,体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体系论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较为常用的一种。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者既用之于对“以一组假设政治变项为基础的综合性关系组合”进行观测，也更多地通过它来解释“已经存在的国际体系里的各种政治变项的关系组合”。（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合著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是美国大学的权威教科书之一，该书对体系论的定义是：“它是一系列对自变项与因变项之间关系的说明，其中任何一个或更多的变项若发生变化，其它变项或变项组合就会同时变化或接连发生变化。”（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就后冷战时代的中欧关系而言，国际体系的影响当是具有现实主义解释力的视角之一。一方面，这一关系由冷战的历史结构演变而来。虽然冷战的结束为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令其发生了分水岭式的变化，但新的国际体系仍然受到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体系性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和欧洲二者本身都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其双边关系对国际体系的演化又起着显而易见的塑造作用。因此，中欧关系与国际体系变动之间时而呈现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随着中国和欧盟综合力量的增长及其相互往来的密切，中国、欧盟对未来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增大了。
当然，要真正说明中欧关系与国际体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远不是一篇论文所能达到的。本文仅试图将冷战结束以来的中欧关系作为国际体系变动的因变项加以考察，以清理这一关系的主要外力来源。对于作为自变项的中、欧各自转变及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笔者仅在此简单梳理，详述将另文献拙，就教于识者。
一 早于冷战结束的战略调整
回顾当代中欧关系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和西欧就试图建立某种伙伴关系。这一努力既因为传统的东西方阵营出现离析的端倪而催生，也由于超级大国主导的结构性制约最终未获突破。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洞察到当时国际形势出现的变化，并基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开始全面调整对外关系。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的一边……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人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这一战略转变既是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的决策，也为中国开创后冷战时期新的外交格局铺平了道路。
具体到对欧关系的调整上，有两方面的外部事态影响到中国领导人的考虑和判断：一是在冷战后期美苏争霸互有攻守，其战略态势大致平衡，双方利用战略核武器谈判以次要的妥协换取外交和安全上的主动。两霸的相互牵制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的独特地位，为中国保持一定的超脱提供了契机。二是欧洲出现了西欧主导的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改善的积极势头，其多重动因（注：这些原因包括：(1)西欧各国对长期笼罩在欧洲的核威胁深怀恐惧，对美国提供核保护的可信性产生怀疑；(2)东、西欧社会和平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双方找到了“维护和平”的共同点；(3)此时东、西欧国家对各自盟主的独立自主倾向进一步增长；(4)此时世界各国出现了经济上相互依赖加深的趋势。在东西方军事力量大体均衡的前提下，通过多渠道发展与苏联集团国家的关系，影响和促进其逐步“自由化”符合西方国家对苏东的长期战略。参见谌取荣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6页。） 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1985年4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表示，希望东欧和西欧团结起来，一致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反对战争。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荷兰首相吕贝尔斯谈道，“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的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同样，欧洲也高度重视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西欧各国普遍将加强政治协调、反对霸权同发展经济技术合作作为对华关系的两大支柱。特别是在面对苏联扩张态势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更是将政治和安全考虑放在优先地位。（注：Yang Fuchang ed.,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s Foreign Policy,Beijing:World Affairs Press,2003,pp.240-242; 戴炳然：“冷战后期中欧关系战略基础初探”，宋新宁、张小劲主编：《走向21世纪的欧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因此，可以说中欧双方率先开始超越冷战的政策调整，进而形成了初步互动，使中欧关系较早地奠定了“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也为后来结束冷战和开启世界的多极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当时东西方对垒依然分明，冷战还在延续，中国和欧洲毕竟还不是世界政治的主宰性力量，中欧关系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从属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关系的派生性”，不能完全离开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注：裘元伦、沈雁南主编：《欧洲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早在1975年，中国就与欧共体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但当时中国对欧洲联合的全面含义及超国家行为体的认识与反应是有限的，更多是着眼于西欧力量的崛起及其对两霸的牵制的意义。而西方人大概也是怀着某种同化的心态来欣赏中国先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和开放的。（注：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美国《时代》周刊也曾于1979年和1985年两度将邓小平选为年度风云人物，这在该刊历史上实不多见。段吉勇、王波：《美国〈时代〉周刊风云人物为何两次选中邓小平》，《国际在线》，2004年8月20日，http://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4/08/20/1226@273575.htm。） 因此，这种脆弱的政治基础不久便遇到冷战体系解体所带来的强烈冲击波，意识形态之争再次严重困扰了中欧关系。
二 欧洲巨变带来的强烈冲击
冷战国际体系始于欧洲，也终于欧洲。尽管中国地处亚洲，并且“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束缚，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已经率先走出了冷战的阴影”，（注：谌取荣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页。） 但国际体系的全局性转换使之无法超然。其一是中国毕竟曾是东方阵营的一部分，并且仍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西方阵营在中东欧和苏联发生巨变后，自然会将锋芒转向中国。再者，欧共体及其成员国曾是积极推动对华关系的主要力量，此时则迥然成为制裁和反华的集合体。一时间，中欧关系对国际体系突然转换的不适与滞后尽显无遗。
继1985年3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之后，东欧国家被迫实行内部改革。从1989年初到1990年中，东欧国家改革相继失败并发生制度性剧变，标志着东西方对立的柏林墙倒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这些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先兆”。（注：谌取荣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一卷)，第92页。）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结束。较之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后引起的格局性变化，这一次两极格局的变更是以一个阵营的和平瓦解而实现了另一个阵营全面的“不战而胜”。（注：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不言而喻，其直接后果就是世界战略力量严重失衡，出现了美国独霸、“西”强“东”弱的局面。在欧洲地区，原苏联和东欧各国一夜之间实行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对外求助于西方，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成为欧共体的联系国，欧洲一体化的地理概念一下子从西北欧延伸到欧洲的各个角落。（注：俞邃：《苏联解体前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随后，东、西德统一，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第三次民主浪潮”席卷全球。（注：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分别将18世纪法国和美国革命、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间的民族独立以及从70年代中期始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向西方议会政治过渡的进程称为人类历史上的“三次民主浪潮”。参见Samue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 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OK: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也许是对胜利期盼得太久，或者从未预料过对手会以如此颓势和速度消失，美国学者宣称，这是“历史的终结”，整个西方都沉浸在大捷的狂欢之中。（注：[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然而，冷战的历史影响却未能很快消失，它对嗣后的国际关系仍然发生着惯性作用。除了地缘政治结构上的遗迹(如亚洲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在美洲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封锁等)之外，最突出的就是冷战期间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和思维方式继续对当代国际关系发挥某种主导性影响，即后来学术界所称的“冷战思维”现象。（注：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390页。） 它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斗争，而是扩散到国际政治和文化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广义化的趋势。一些西方大国挟胜利之势，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之机，向奉行不同社会制度和治理观念的国家施加各种压力，促其按西方的模式进行所谓的“转型”。此外，它们还不断修改国际规则，提出(如“人权高于主权”、“‘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文明的冲突”等)新的理论和主张，在主权、人权、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等领域向发展中国家展开新的攻势。
正是在上述的大背景下，中欧关系在“六四”事件后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回冷”期，它构成了后冷战时代双方关系的第一阶段。虽然中国外交政策的基调仍然是“与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但在西方国家的攻势下，中国领导人对于冷战的记忆再度被唤醒，对西方“在战略上孤立、遏制中国，在思想上企图‘和平演变’的看法重又燃起”。（注：资中筠：“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资中筠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因此，中欧双方一度针锋相对，撞击不断，主要展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中国与西欧各国双边关系中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等。从1989年以后，英、法、德等高举“人权外交”的战牌，居高临下地指责中方的国内政策，并推出一系列单方面的制裁措施，令中国一时陷入西方的孤立和围攻之中。（注：王振华：“中欧伙伴关系框架下的中英关系”，符晓：“中欧伙伴关系框架下的中法关系”，杨解朴、潘琪昌：“中欧伙伴关系框架下的中德关系”，周弘主编：《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14-218、235-239页。） 二是中国与欧共体/欧盟及欧洲议会关系中相同的政治问题。在德、法、英等国的强力推动下，欧共体12国在“六四”问题上采取了共同立场，欧洲议会也不遗余力，连续多年通过议案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且为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提供讲台。（注：The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Bulletin,Document NO.89/171,http://www.iue.it/efpb,以下简称为EFPB。） 三是双方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围绕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进行的激烈较量。从1989年起，欧洲理事会连续七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谴责议案。这使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的议案，并且也是欧共体所有12国首次联合一致的共同外交行动。（注：1996年，法国率先表示不再参与共同提案，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随即宣布相同决定，欧盟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分崩离析。1998年2月，欧盟总务理事会正式表态：“无论是轮值主席国还是其他成员国均不在下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单独提出或合议(类似)决议草案”。1998年3月17日，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国务大臣发表正式声明，确认了上述立场。）
人权问题之所以成为这一时期中欧政治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根本在于西方主要国家对中国政治体制及其前景的怀疑和错判。经过中方的艰苦工作和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先后建立了“人权对话”机制，并逐步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1990年10月23日，欧共体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在卢森堡会议后宣布，除首脑互访和军事交流、合作及军品贸易外，取消1989年6月以来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其他限制性措施，立即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1994年12月22日，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外长金克尔代表欧盟正式通知中方，欧盟12国一致决定取消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来禁止同中国进行国家元首级互访和军事往来的措施。（注：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至此，除军品贸易外，欧方的绝大部分制裁措施取消。1995年12月，欧盟总务理事会(the General Affairs Council)在马德里公布的“对华长期政策文件”宣称，“(与中国的)双边政治对话和关于人权的专题对话为欧盟制定有力和务实的人权政策提供了恰当的框架”。欧洲人曾以为西方可以影响中国的制度，后来则承认“看来适合欧洲的制度不一定适合中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能够进行良好的合作”。（注：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随着欧方的上述转变和调整，中欧关系中的主要障碍被消除，从而进入了建立和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时期。这段历史表明，作为相对力量较弱和被动的一方，中国的对欧乃至整个对外战略的调整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外部制约或紧或松的两种情境均可能导致中国放弃当下的(外交)方式”。（注：Avery Goldstein,Rising to the Challenge:China' 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 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198-199.） 而欧方则既是国际环境的组成部分，又同样深受其影响。
三 美国的制约作用
中欧关系在冷战后所受制的最大的外部因素是美国。虽然中国和欧洲在后冷战时代的对外关系中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但是这一独立趋势还不能彻底超越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影响经常显现，时而使中欧之间的外交与安全合作随之波动。（注：刘惜戈：“中欧伙伴关系中的外交与安全合作”，周弘主编：《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第63页。）
美国是冷战最终和最大的受益者。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霸主。自1991年初以来，当欧洲还在消化德国统一和欧盟扩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中国开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时，美国就率先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以及服务业为中心的新经济，保持了长达120个月之久的持续高速增长，消除了财政赤字，国家财政盈余大幅度增加，以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高外贸和高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引得全球瞩目。（注：王春法：《新经济：虚幻与真实——经济大国的复兴之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年版，第2页。） 经济扩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也使美国外交和军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期。在克林顿两届任期内，美国的国防开支保持在每年2700-2800亿美元左右，比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国防开支总额还要多1倍。2000年以来，布什政府的国防预算更以平均每年300亿美元的幅度上升，2005年达到422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注：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四大因素使美国国防预算一增再增创历史新高”，http://news.rednet.com.cn/arti cles/2004/05/566061.htm。） 超强的实力和追求“惟一世界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使美国在后冷战时期连续在索马里、苏丹、伊拉克、波黑、海地、前南联盟、阿富汗等地进行军事干涉，打赢了4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提出了国际关系中的“新干涉主义”理论，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并在军事上确立了“先发制人打击”的战术原则，从而使后冷战时代国际事务中轻率用武和单边行动的倾向更加突出。美国利用其军事优势主宰世界军事安全体系的势头给国际安全和中欧关系带来不确定的影响。
国际事务中美国因素的存在反映了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转轨过程的复杂特性。一方面，国际体系尚不能完全脱离“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注：本文在此借用这一术语，仅为表述美国惟一超强地位及影响力之便，并无肯定之意。知名国际问题学者资中筠先生认为，“美国治下的和平”在严格意义上从未实现，在冷战后实现的可能更小。参见资中筠：“‘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会出现吗？”，《资中筠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102页。） 霸权的稳定作用（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一的“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要求存在一个霸权或支配性强国，后者有益于发展强有力的国际机制，制定精细的国际规则并使之得到较好的遵守。霸权的合法性只有在国际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同时霸权国家愿意为维护霸权体系而接受其制约的情况下才能存在。霸权国家虽然有军事上的支配地位，但主要应通过经济力量来行使权力。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72-80.） 虽然只是相对的并在明显地退化，但还具有一定的实效，在诸多情况下仍然不可或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加速，各国各地区追求利益的平等已成为普遍诉求，对原有的国际规则认知亦呈多元化，而美国接受原有国际体系约束的自愿性也不断降低，多次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在缺乏足够证据和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对别国动武，使其霸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美国对中、欧两方以及中欧之间关系的影响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后冷战时代国家间力量生动地比作一个“三维的”国际象棋棋盘，“在棋盘的顶部，军事力量大致是单极的。”“在棋盘的中部，经济力量是多极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占世界生产的2/3；而中国增长迅速，有可能在本世纪初期成为重要的一员……在经济层面上，美国不是霸主，而是常常要与欧洲平等地进行磋商。”“在棋盘的底部，是政府控制之外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形形色色的非国家分子的行为……在这个层面上，力量非常分散，根本无法用单极、多极或霸权加以描述。”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你只关注国家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不注意其他两个层面以及三个层面之间的纵向联系，你肯定会成为输家”。（注：[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 42页。） 近十年来，中、美、欧之间的互动的确表现出奈所说的这个三维涵义。一方面，中国和欧盟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随国际竞争加剧而提高，在政治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因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抬头而加深。同时，中美欧三者面对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又必须相互借重与合作；另一方面，美欧在制度和价值观等方面仍然有明显的同质性，跨大西洋的经济和军事纽带依旧强劲，欧洲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输出其政治模式方面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还有着比较尖锐的矛盾。（注：周弘：“中欧伙伴关系——不对称中的对称”，周弘主编：《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第6-7页。） 因此，从政治力学的角度看，美国“既可能对中欧关系产生‘离散’的排斥力，也可能产生‘聚合’的推压力。美国既是中欧关系发展的限制因素，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促成因素”。（注：刘惜戈：“中欧伙伴关系中的外交与安全合作”，第64页。）
1998-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欧关系深受中美关系影响的案例。在危机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推行强权政治的主张就引起了中方的深切忧虑。1999年4月，北约组织发表了“华盛顿宣言”，提出以“防区外干涉”为核心的新战略，明确此类行动可以不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此，中国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这“标志着该组织冷战后第二次重大战略调整已经完成”，宣言不啻为“世界警察的白皮书”。而进行中的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战争只是美国“新干涉主义”政策的首场表演，“其后可能还会有第二场、第三场乃至更多”，而中国也可能因为打击“台独”、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分裂势力而沦为美国和北约战争制裁的下一个目标。（注：高华：“北约新战略(下)：欧洲盟国的‘小九九’”，王逸舟主编：《单极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5页；李少军：“对北约‘新干涉主义’的理论思考”，王逸舟主编：《单极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第357页；王逸舟：“世纪末的警示”，王逸舟主编：《单极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第4页。） 对于欧盟，更有中国学者提出：它已“滑入了歧途”，沦为“美国炮舰政策和强权政治的帮凶”。由于先天不足，欧盟的共同防务政策不仅无法与北约拉开距离，反而在此时助纣为虐，通过“造势、出钱、出人、出武器，建立一种表面上的联合称霸实际上由美国主宰的霸权”。（注：沈骥如：“和平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王逸舟主编：《单极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第371-372页。） 与学术界的意见相似，中国政府一再对外表态，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当代国际法准则，反对以武力解决危机。1998年10月23日，中国、俄罗斯两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共同进行抵制，使英、美等西方国家支持北约对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草案未能通过。北约对南动武后，中国又在安理会对俄罗斯等国要求北约停止军事袭击的议案投了赞成票。至此，中国同美国、北约和法、德、英等国在政策上的对立已十分明显。
在危机的中后期，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野蛮袭击事件不幸发生，中国成为西方军事集团武力侵略的直接受害者。这不仅引发了中美之间罕见的外交危机，也使中国与北约及西欧主要国家的政治关系进一步紧张与冷淡。（注：吴白乙：“中国对‘炸馆’事件的危机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第22、25页。） 而后来中欧关系的改善也是与中美关系的缓和同步进行的。2002年10月，中国与北约实现正式接触与对话，一方面是因为双方自身的变化导致对彼此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和中美关系在“9·11”事件后趋好有着密切联系。（注：高华：“坚冰已经打破，航道正在开通——中国与北约开始接触对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6期，第58页。）
美国直接影响和干预中欧关系发展的例证是近年来它公开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一再动用各种手段向欧方施压，使这一问题久拖未决。对华军售禁令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冷战思维的一种延续形式。早在冷战盛行的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就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少数发展中国家实施高科技和武器禁运。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华关系逐渐正常化，出于联华反苏的战略考虑，它们对中国的高科技和武器出口给予了事实上的解冻。1989年“六四”事件后，美国和欧共体再次对华实施军售禁运。冷战结束后，“巴统”于 1994年1月解散。然而，美欧33国又于1996年7月在荷兰签署了《瓦森纳协定》，决定从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其中继续保留了对华军售禁令。这一协定体现了当时的欧美政治一致，也从一个侧面代表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进展——除冰岛外，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加入了这一协定。（注：张健壮、秦秀珍：“美国多边出口控制与卫星出口许可”，原载《中国航天》2003年第5期，转载于http://www.space.cetin.net.cn/docs/ht0305/ht0305htzc01.htm。）
然而，此后的国际形势和中欧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逐渐使解除禁令成为大势所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经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欧亚大陆间的利益互动更加密集。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崛起，在对外关系上更加开放与合作，与欧洲的相互依存度大大上升。2004年，中国已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欧盟开始实施亚洲战略，确定以调整对华战略为重点，加深其参与和塑造东亚区域化的程度。为此，欧盟先后公布了四份对华长期战略文件，并于2003年10月在欧盟第一个《安全战略文件》中将欧中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当月，中国政府也发表了第一个《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其中首次表达了希望欧方尽早解除高科技和武器禁运这一诉求。在此前后，欧盟成员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领导人相继在重要场合呼吁尽快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认为它已不合时宜，阻碍欧洲与中国全面接触与合作。在双方的共同推动下，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一事终于提到了欧盟的议事日程。
然而，从2004年初开始，美国就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对欧盟成员国展开有影响的游说和施压。国务卿鲍威尔等高官多次到欧洲，反复劝说欧洲要与美国保持一致，并警告欧盟解除禁令将影响美国向欧洲国家转移先进的国防科技，包括美国和八个欧盟成员国正在研制的F-35新型主战飞机。此外，美国还拉拢一些欧盟新成员国站到自己的立场上，在欧盟共同决策的过程中扮演“特洛伊木马”的角色。10月26日，欧盟外长会议再次讨论这一问题时因英国、波兰、捷克和拉脱维亚等国的反对或不支持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此后，欧盟加紧在成员国中协调立场，继续推进解禁的势头。2004年11月22日，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外交大臣博特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将不顾一些人权组织和美国的反对，在12月举行的欧中领导人第七届年会上明确表达解除军售禁令的意愿。12月17日，欧盟在其领导人峰会结束后宣布，可能将于2005年6月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为此，会议责成下一任轮值主席国卢森堡政府继续有关工作，以便在六月份以后达成协议。这是欧盟领导人首次就解禁问题提出一个时间表。消息一出，立即在华盛顿引起轩然大波。多位美国官员出面表示反对。2005年2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议案反对欧盟解除禁运。同月下旬，布什总统连任后首访欧洲，公开向法、英、德领导人施压，声称“如果欧盟一意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将面临美国的报复”。
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之下，欧洲人试图以软硬两手过关。一方面，欧盟及法、德领导人针锋相对，表示决不允许美国指手画脚，对华武器禁令“一定会解除”；（注：石河：“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凸显欧美政治态度”，《光明网》2005年3月4日，http:// www.gmw.cn/content/2005-03/04/content_185892.htm。） 另一方面，于2005年3月中旬分别派出法国国防部长米歇勒·阿利奥·马里和索拉纳的个人代表安娜萨·吉亚内拉率领的欧盟高级代表团到华盛顿游说，谋求美方理解并松动其立场。然而，这一次欧盟还是未能闯过美国这一关。3月下旬，欧盟被迫决定推迟解决对华军售问题。从长远来看，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是大势所趋，但现实中欧盟的政策却一波三折，频频受挫，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美国依然拥有左右欧洲人某些决策的影响力。（注：Avery Goldstein,Rising to the Challenge:China' 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 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198-199.） 无论这一问题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得到最终的解决，美国的影响都不会轻易地退出中欧关系的演进过程，还将以可见或看不见的形式渗透到北京或布鲁塞尔的政策思量中。
四 中欧关系对国际体系的反作用
后冷战国际体系是泛指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科技等各个领域诸多行为体互动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继续。与此相关，中欧关系一方面仍然在品质、结构、实力上表现出传统的非对称性，但更多地，已不在传统国别框架下延续，而是要适应欧洲一体化过程多层治理的观念和机制。这又构成了有别于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关系的复杂性。
从本质上说，中欧关系是一种和平共处前提下的合作与竞争。与后冷战时代的经济与技术进步相伴随的是国家间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各种制度主张与治理模式的相互借鉴、渗透和竞争。中国与欧洲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上存在重大差别，这一方面促成了上面提到的非对称性问题，使得双方的分歧往往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形成了相对持续的互补性，令双方对彼此的兴趣随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加大。
由于后冷战时代所特有的过渡性(即某种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程度，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联系开始朝着多维度和非传统的方向演进。双方的领导集团更多地从内部发展需要来处理双边和全球性问题，经济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重要性大大上升，市场经济通则令双方民间或非官方交流大行其便，双方的社会与文化融合得到前所未有的改观。此外，作为两大经济体，中欧还在各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还积极促成两大经济区域之间对话与合作机制——亚欧会议的不断延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欧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不断扩大。经过十几年来的繁衍，其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展，并且对当代国际体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中欧较为妥善地处理了双边政治和贸易分歧，确立了求同存异和寻求双赢的行动准则，也为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的良性演进开创了范例。除上述人权等政治争论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外，近年来双方还通过谈判成功地避免了恶性的贸易报复战。2005年4月6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国纺织品的特别限制措施行动指南，明确了欧盟启动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的必要条件、相关程序和相应措施。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依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决定对1月1日刚刚解除配额限制的三种中国纺织品自主启动特别限制措施。5月底，中国商业部表示相应调整国内政策。6月6日，中国政府决定取消对部分纺织品征收出口关税。一时间中欧、中美之间剑拔弩张，似乎要走向一场贸易恶战。6月10日，商务部长薄熙来与专程来访的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在上海就中欧纺织品贸易问题举行磋商，经过长达10小时的艰苦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备忘录，2008年前欧盟对中国10种纺织品的进口年增幅的上限设定为8-12.5％，此后再对中国纺织品全面开放。中国用很大的让步换取了三年后“一劳永逸”地进入欧洲纺织品市场的许可证。虽然这一交易仍有失公平，但毕竟避免了两败俱伤的结局，达到了某种双赢，在世界经济竞争空前激烈、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已不失为化解贸易争端的“最好方式”。（注：《中欧贸易争端和解的背后》，http://www.mediachinese.com/article/-7dB6-Ux Qlxd.html。） 纺织业内人士还预期此项妥协可能影响中美间的同类谈判，令美国“作出较大的让步”。（注：“中欧贸易中国纺织品每年百分之八到十二点五的增长”，《中国针织联盟网》2005年6月12日，http://www.CnKnitWorld.com。）
(二)中欧共同抵制单边主义，维护国际政治的民主和法制，强调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核心作用，反对滥用武力。尽管如基辛格所说，在“承担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国家中，没有一国有面对正逐渐形成的多国体系的经验”，（注：[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但中国和欧盟则构建了相对自身力量、观念以及国际体系变动趋势的多边主义外交。无论是出于对软力量的真心推崇，还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权宜之计，中国和欧盟都越来越在国际舞台上成为让棘手问题“软着陆”的核心角色。2005年仲夏，关于朝核问题的第四轮六方会谈在北京持续召开，并取得积极进展。几乎同时，欧盟也担当着与伊朗谈判解决核开发问题的关键使命，并于8月初提出结束谈判僵局的一揽子计划。（注：“武大伟宣读第四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主席声明”，《中国新闻网》2005年8月7日；冯坚：“欧盟在伊朗核问题上作用几何”，《新华网》2004年9月15日；“欧盟向伊朗递交结束核问题谈判僵局的一揽子计划”，《新华网》2005年8月5日。） 这两个案例也从侧面表明，作为后冷战国际体系标识的超级大国美国在目的和能力之间的不一致，而中国和欧盟的作为不仅推动了危机问题向和平结局转化，更深远的是它显示出一种不同于美国风格的外交理念与实践。数年前，美国的保守主义评论家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门罗就已观察到中国在“影响他国和国际规范”方面的竞争乃事实存在，只不过他们错误地将此打上了“必然与美在全球竞争中为敌”的标签。（注：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7,p.21.）
(三)中欧尝试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沟通和理解，通过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和不同规模的对话与交流，为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增加底蕴、注入活力。此类意向经中欧官方公布的政策文件确认后，近年来已迅速促进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双方对应的社会机构、学术团体、智库、产业和私人之间的相关活动，形式从政府官员培训、合作研究与开发，到文化、艺术和学术成果的相互展示、推介，不一而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使得双方公众对中欧合作关系的认同程度有所提高。以认知的更新来转化观念的分歧，既符合欧盟对外政策的风格及其“软实力”优势，也易于被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善于学习外来文明长处的中国社会所接受。令人寻味的是，中欧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双方不致轻易爆发象美欧之间那样在精神文化产品上的激烈争夺，（注：薛彦平、王振华：“欧盟一体化进程对美国、日本的影响”，王鹤主编：《欧盟一体化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6-97页。） 相反，随着物质文明的相互交融，两大精神文明的相互吸引和接近是自然与平和的。说到底，中欧的文化联系正在从近百年来单方面的“西学东渐”向平等互动转变，亨廷顿所预言的未来世界的最主要的冲突模式（注：美国当代政治发展理论权威、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认为，文明间差异的存在和文明意识的与日俱增将使文明间的冲突取代意识形态与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形式。参见[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第19期)，第5-21页。） 不适合对中欧关系的解释。中欧的实践揭示，在后冷战时代，不同的文明，特别是通过大国和超国家联合体等大型政治载体实现合作与妥协是可以找到共通性的。这对于当代国际关系，特别是对作为世界政治最重要轴心的“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未来取向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 结语
尽管冷战国际体系的解体有着历史的内在逻辑，但其向后冷战体系的急剧转变，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因此，后冷战国际政治格局曾出现了“一边倒”的失衡状态。与此相关，作为新的国际体系重要变量的中、欧双方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性，一方面体现在各自对国际体系的过激反应上，另一方面中欧之间的政治关系在不同层面明显发生了波折，双方一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超前接近状态回到了冷淡甚至对立的原点。这一轨迹表明中欧在国际体系转换过程中受到其他变项，特别是超级大国关系及意识形态阵营破裂所产生的影响的深刻程度。
随着后冷战国际体系的逐渐深化，中、欧开始调整各自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双方对由一超独霸所引起的诸多体系失衡问题，如地区冲突、单边主义和全球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尝试作出反应，终于找回合作的理性。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经过数度努力，中欧建立起双边战略合作伙伴框架，并在新世纪以来获得了加速发展。在最近的这段历史中，双方各种利益和观念更加频繁地互动，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双边进展，也由此不断引来美国等体系因素的反应性制约。中欧关系的发展越深入，涉及的方面就越多，对国际体系的反作用亦越加明显。
综合以上论述，笔者归结如下观点供识者商榷：
首先，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是持续的。在冷战结束之初，其影响是结构重组性质的，以剧烈冲击的形式得以充分展现；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影响主要是以美国的特殊制约作用来体现，并辩证地导致中欧关系的有起有伏。
其次，中欧关系毕竟是由两个在世界上兴起的地区性力量为主角的。在接受国际体系影响的同时，中欧关系的进展对后冷战国际体系的演变起到重要的反作用，从长远的意义上说，其规模、质量、模式及和解性必然会更加牵动、感染甚至塑造其他行为者。
第三，体系论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视角。它启发研究者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对待国际关系中各变项之间错综复杂的行为逻辑，以得到丰富而不是简单的发现。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外部环境的影响促进了中、欧各自的转变，而中欧关系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来自内部。用改变自己的方式影响外部世界才是中、欧在后冷战国际体系中的根本立足点。对此，我们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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