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家族论文,后汉论文,地区论文,文化论文,改土归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4)06-0043-05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对土家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长达数百年的土司统治遂告终结。改土归流后，汉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土家族地区传播，这种文化传播对土家族文化、土家族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就此谈点认识。
一、汉文化的传播
（一）汉族制度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确立。
改土归流完成后，清政府对原土家族地区的相关制度与体制进行变革，汉族地区的有关制度代替土家族地区原来的制度。
郡县制代替土司制。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设立府、州、县等政权机构，以此代替土司时期的土司政权。如在原施州卫地设立施南府，下辖恩施、宣恩、利川、来凤、咸丰、建始六县；在容美土司地设立鹤峰直隶州和长乐县（今五峰县）；在永顺土司地设立永顺府，下辖永顺、桑植、龙山、保靖四县；在酉阳诸土司地设立酉阳直隶州及彭水县、秀山县。
里甲制代替旗长制。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的基层政权是旗。改土归流后，旗被废除，代之以里、甲，里正与甲长代替旗长成为土家族地区基层政权的统治者。
绿营制代替旗兵制。土司时期，各土司有自己的军队，土司军队以旗、营为单位，战时为兵，平时务农。改土归流后，土司军队被废除，朝廷派大量绿营军驻扎土家族地区。
大清律例代替土司家法。土司时期，各土司有自己的法律，“土司杀人不请旨”，对于各种不法者，按其家法加以处置。改土归流后，土司法律被废除，大清律例成为土家族地区一切官司评断的依据。
清政府通过强行废除土家族传统的军政制度，推行汉族地区有关制度，使汉族制度文化在土家族地区得以确立。
（二）汉族精神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强制输入。
以儒家价值观念为中心的精神文化是汉文化的核心。改土归流后，为实现对土家族地区的文化统治，清政府加大力度消解土家族精神文化，向土家族地区输入汉族精神文化。
1.强行中止土家族精神文化。土家族与汉族在价值观念上有差异，要使土家人接纳汉族价值观，必须首先改变土家族传统的价值观。清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强行废止与汉文化价值体系不符的土家族文化事象。
(1)禁跳摆手舞。摆手舞是土家族喜爱的一种舞蹈，每年秋收后，土家人要举行盛大的摆手活动，庆祝丰收。对于土家族这种“男女相聚而歌”的文化活动，清统治者认为是“恶俗”，“有不可名言之事”，“严禁以正风化。”[1]（卷11）
(2)禁止土家族部分传统祭祀活动。一是禁止土家族的原始鬼神崇拜。土家人崇巫信鬼，土家地区巫风很盛。清政府加以禁止，规定，“今既改流，凡一应陋俗俱宜禁绝”。[2]
二是禁止土家族传统的傩崇拜。土家族信仰傩神，每年都有许多祭傩的节日。对于这种傩崇拜，清政府认为是“端公邪术”，严加禁止。“凡巫师假降邪神，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里长知而不告者，各笞四十。”[2]
(3)改变土家族服饰，令土家人剃头。改土归流后，清政府要求土家人剃头。“保靖土人，宜俱令剃头也。”土家族有自己的传统服饰，“男女服饰均皆一式，头裹刺花巾，衣裙尽刺花边。”[1]（卷10）清政府认为，土家族“服色一项，更属鄙陋”，应当“分别服制”，“服饰宜分男女”。[1]（卷11）
(4)改变土家族传统居住方式。清政府认为，土家族传统居住方式，“男女不分，挨肩擦背，以致伦理俱废，风化难堪。”[1]强行进行变更。
(5)改变土家族人部分传统行为方式。土家族男女青年交往公开随意，彼此之间没有清规戒律，并喜欢相互对歌。清政府认为，土家族男女相歌，有伤风化，“革除唱和，应加严禁。”并规定，“男子十岁以上，不许擅入中门，女子十岁以上，不许擅出中门。”[2]
在接人待物上，区别男女，要求，“嗣后务其严肃内外，分别男女，即至亲内戚往来，非主东所邀，不得擅入内。至其疏亲外戚，及客商行旅之辈，止许中堂交接。”[2]
另外，清政府认为，土家男女青年学戏，有碍“闺教”。“旧日民间子女，缘土弁任意取进学戏”，“男女混杂，廉耻罔顾。”“今已归流，父兄在家，亟宜振作。”[2]
(6)变更土家族传统家庭制度。土家族盛行小家庭制，男子到一定年龄，则独立门户。统治者认为，“自分之后，好货财，私妻子，置祖父母、父母之衣食于不问。”[2]为此，清政府严禁分家。
(7)禁止土家族传统续嗣办法。“旧日土民无子，无论异姓，即立为子。”清政府认为，土家族的这种续嗣办法是“乱宗恶俗”、“乱宗渎伦”。对此严加禁止，“敢有以异姓为子，及随母异姓之子为子者，事发定照律杖六十。以子与异姓人者问罪。”[2]
(8)改变土家族婚姻习俗。土家族传统婚姻有两个特点。一是盛行“还骨种”，即姑表亲，也就是姑家之女必嫁舅氏之子。二是婚姻自由，“不凭媒妁，止以曾经一言议及，即称曰放话。”清统治者认为，土家族婚俗“不惟礼出无名，实乃寡廉鲜耻，丞宜速改，不得因循”。[2]
2.汉族价值观的大量输入。清政府在对与其价值观不符的土家族文化事象强行中止的同时，将汉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土家人头上，强行要求土家人接受汉族礼俗。
(1)将汉族天神信仰推行于土家族地区。鹤峰知州毛峻德发布《告城隍文》，要土家族人信仰天神。“伏惟尊神，作一州之保障，操生死之权衡，辅国佑民，御灾捍患，是其职也。”[2]要求民间信仰。
(2)将汉族服饰引入土家族地区。“尔民岁时伏腊，婚丧宴会之际，照汉人服色，男子戴红帽，穿袍褂，着鞋袜。妇人穿长衣、长裙，不许赤足。”[3]
(3)在土家族地区推行汉族的续嗣办法。“嗣后有无子者，照律先立同胞子侄，次于嫡堂从堂，再从堂依序立侄为嗣。如无侄可立，方与远房及同姓中照世次择立，承奉宗祀，传授产业。”[2]
(4)推行汉族婚姻模式。一是婚姻须凭媒妁，父母作主。二是采用汉族迎娶方式。土家族“迎娶，令人背负而行”。清政府认为，这种办法“殊属鄙陋”，应予变更。鹤峰知州毛峻德于“本州捐帏轿六乘”，“听尔等附近居民亲迎取用”。[2]
二、汉文化的传播途径
（一）以府、州、县学为主体的学校教育体系的确立。
为了在土家族地区推行符合中央政府要求的价值观念，改土归流后不久，清政府就着手在土家族地区设立各级各类学校。到乾隆中期，土家族地区的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义学和书院。上述教育机构设立的目的是使土家人“亦得闻作忠作孝之大端，立身行事之根本。久久习惯，人心正，风俗厚，而礼义可兴矣。”[4]
清政府对学校的教育内容、管理办法作出明确的规定。在教学内容方面，以程朱理学及儒学作为中心内容。在管理方面，制定严格的学规。强调学生的人品修养，“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一端动有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它必取祸患。”要求生员必须遵守社会规范，“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只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委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4]（卷5）
（二）实施科举制度。
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建立学校的同时，也在土家族地区实行科举考试。改土归流不久，清政府就在土家族地区建立考棚，如“永顺府城建考棚1所，照例岁科两试。府学各取12名，县学各取8名。”[1]（卷5）
学校的建立和科举制度的实施促进了土家人对汉文化的学习。史载，“雍正间设学额，乾隆间设庠生额，由是人知响学。富家以诗书为恒业，穷苦子弟争自摊磨，亦不以贫废读。”【５〖“乡村四时，诵声不绝。”[6]
（三）汉族人口大量流向土家族地区。
不同民族间的人口互动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改土归流后，“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被彻底废除，汉族人口以多种方式大量涌入土家族地区。同治《利川县志》载：“自改土以来，流人麇至”。[7]同治《宜昌府志》载：“州设流以后，常德、澧州及外府之人入山承垦者甚众”。[8]同治《恩施县志》载：“各处流民挈妻负子”，“接踵而至”，“遍满乡邑”，“户口较前奚啻十倍，地日加辟，民日加聚”。[9]面对大量外地流民进入土家地区，当地土家人发出“非我族类”的感叹。人口移动的具体情况，从下表中可以得到反映。
部分土家族地区流民状况表
汉族人口以多种方式大量进入土家族地区，特别是在该地区定居，对土家族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其一，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使汉族农耕文化在土家族地区到认同。其二，汉族与土家族彼此加深了了解，汉族文化的许多要素为土家族人所接受。其三，不少汉族人与当地土家族人联姻。在多民族的家庭中，民族之间的交流更为广泛而深刻，直接促进了两族文化的相互吸收和民族融合。
（四）经济全面开发。
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大举对土家族地区进行开发。经济开发的过程也是文化输入的过程，汉族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大量进入土家族地区。
改土归流后，清政府组织人民广泛开垦山地，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在经济开发中，汉族向土家族地区传播农耕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
一是施肥技术。肥料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积肥，鹤峰知州毛竣德发布《劝民蓄粪》文告，“今与居民约，限两月内，远近居民，无论宅之旁，家家开一蓄粪之池，摭以棘木……”。对不照办理者予以惩罚，“有二月后并未开池蓄粪者，题索顽惰，大加责惩，决不姑宽。”[2]
二是灌溉技术。鹤峰州令毛竣德要求农民“水田旁开水塘，并备车戽沟油，倘遇雨泽愆期，水塘可资救济。”[2]此外，兴修了大批堰塘、水库。如来凤县在昔日无水可灌的的桐子园与牛车坪修筑水库，大片农田得以灌溉。
三是田间管理技术。鹤峰州官员要求人们用“石灰暖地，辟除洞水寒凉”；“勤拔草稗，禾苗定然茂壮”；“收拦牲畜，毋许践踏田庄。”[2]
四是推行汉族地区先进种植法。来凤县令丁周在本区域内推行区种法和桑蚕法。
三、文化传播的影响
（一）促进土家族文化变迁和文化进步。
汉族文化大量向土家族地区传播，使土家族文化发生了明显的变迁，这种文化变迁可从以下三方面得到说明。
1.宗教信仰与祭祀的变异。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的民间信仰发生了不小变化。
第一，土家族信仰的神团系统中增加了汉族信仰的神灵。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西天佛祖、观音娘娘等汉族信奉神灵加入到土家族的信仰神灵中。土家人的祖先神位中亦加入了汉民族的“天地君亲师”。土家族巫师作法事时，所奉诸神灵中亦杂有大量的释、道之神，如太上老君、三清天尊、南极仙翁、张天师、三茅真君、金刚罗汉、四大天王等。
第二，土家族巫师社会职能与地位降低，而道士、和尚的社会职能与地位上升。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地区巫师的地位很高，有的甚至身兼村寨头人之职，村寨中的大小事务，一律以巫师旨意为准。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精神生活中的许多事务逐渐为道士、高僧所取代土家族巫师的地位有所下降。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关于巫师起源的传说。据说，土家族巫师梯玛的祖师曾去西天取经，西天佛爷送给梯玛一本半经书、八个铜铃。回来的路上，汉族的道士向他要去了一本经书，苗族巫师向他要走了剩下的半本经书和两个铜铃，梯玛自己没了经书。于是，梯玛再去西天取经，佛爷不再送经书给梯玛了。临行时，送他一句话：“客老师（道士）一本经，苗老师（苗巫）半本经，土老师（梯玛）乱搬经，百说百准，百说百灵。”[10]这一传说，承认佛为巫师之祖，即表明巫师地位下降。传说中又谈到巫师所获经书从有到无，而道士经书从无到有，这又意味着巫师社会职能与地位的下降及道士职能、地位的上升。
第三，土家族的原始巫风日渐淡薄。改土归流前，土家族地区巫刚很盛，人们“信巫鬼，重人祠。”“信巫不信医”。改土归汉后，此种浓郁的巫风已日渐淡薄。
此外，土家族的祭祀已与汉民族相融为一，汉民族的许多祭礼在土家族地区存在。对此，清同治《咸丰县志》言道：“咸自改归以来，圣泽涵儒，百有余年，礼乐农桑比于内地，宜乎风俗于化移易矣。”[4]
2.汉族道德观念的广泛吸纳。改土归流后，汉族地区的忠孝节义观念逐渐渗透到土家族地区。乾隆《鹤峰州志》载：“容美僻处楚荒，未渐文教，纲常礼节，素未讲明。不知人秉五常，一举一动，皆有规矩，……今馆师日则教子弟在馆熟读，夜则令子弟在家温习。无几子弟之父兄辈，亦得闻作忠作孝之大端，立身行事之根本，久久习惯，人心正，风俗厚，而礼义可兴矣。”[2]
3.民间习俗演进。改土归流以后，许多汉民族的风俗习惯为土家人所接受。在人生礼仪习俗中，土家族人逐渐接受了汉族成年礼即“冠礼”。“其亲友因其名而字之，制小匾，鼓乐送至，悬于厅，盖示冠而字之之义。”[5]在婚礼中，土家人放弃了古老原始的“坐床”、“还骨种”、“抢婚”等习俗，而接受了汉民族的嫁娶仪式，只是在“哭嫁”、“拦轿”、“驱轿煞”等方面保持着其古老遗风。在丧葬方面，土家人部分地接受了汉族的道士为亡人举行的丧葬仪式，如“开路引亡”、“解生死劫”、做道场等，一些地区逐渐废弃了过去的悬棺葬等古老风俗。在年节习俗方面，庆元宵、春节拜年、清明扫墓、中秋祭月、中元焚赙祭祖等汉族年节在土家族地区盛行。如“元旦夜半，肃衣冠，具香烛，放炮竹，开门，拜天地、家龛，男女以次叩贺尊长。向吉方行，拜喜神，诣祠堂祀祖先，上祖墓。至族戚贺岁，谓之‘拜年’。远者及邻戚，他日次第贺之。城市多以小红刺书‘某恭贺’，入门，不必躬拜。客至，主人设果盘、汤圆款之，谓之‘纳财’。”[11]
4.语言文字的变化。土家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的一种语言，同汉语有区别。如土家人言“天曰墨，地曰……”“语言殊离，多不可解。”[18]改土归流以后，许多地区的土家族语言不断消失，“操官音者十之七八，近日操种音者十不一二”。只有偏远地区还保留，“惟乡间间有蛮声”。[12]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一些陈规陋俗被废除，促进了土家族的进步。学校的广泛建立与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土家族的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产生了许多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中卓有成就的人才。如彭秋潭、彭施铎、彭勇行等等。土家族文学艺术得到发展，产生的作品多，水平较高，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二）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
1.促进了土家族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进步。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地区生产工具多使用石木、竹木工具，铁制农具只在部分地区使用。许多地区“不服牛犁”，靠人力耕垦。改土归流后，通过文化传播，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铁制农具众多，土家地区“所使农具铁器亦同内地各处”，[13]（卷3）汉族地区的各种“农器诸类”，土家地区“悉俱”。牛耕也普遍得以推广，“高低田地，皆用牛耕”[9]。“民间全恃牛力”。汉族地区的水车、筒车、水磨、水碾被普遍采用。这些生产生活工具使用起来“不劳人力”，“事半功倍”。
这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生产技术也得到提高。一是注意施肥。人们注意用各种肥料增加地力。“地之肥料用桐枯、茶枯、柴薪之灰三种，冬间杀草铺于田内，俟其腐烂为粪，山间野草均可肥田。”经过施肥以后，农作物长势好，“蔬菜果品俱佳。”这时土家人还认识到，不同的作物应当使用不同的肥料，如“治园者使用施料，与治田者不同，独取人畜之粪”。“治茶者使用肥料与治土者不同，独取人畜之粪。”[13]二是注意严格按农时耕种和收获。“社前下种种荞，谷雨下秧，以及植白露芽，八月蒜，九月麦”。[14]土家人在采摘茶叶时，也注意掌握时节，“采茶最佳者，在社前，其次则雨前，计稍老则茶粗。[6]（卷30）三是广泛采用先进的耕作方法，注意精耕细作。在粮食生产中，广泛推行汉族地区盛行的“区种法”。
2.促进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改土归流前，土家族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刀耕火种在部分地区还存在，农业经济在土家人的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还不高。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经济得到空前发展，经济发展的表现除垦殖面积扩大外，农作物品种也空前增多。新增农作物品种主要有玉米、土豆、红薯、哈蜜瓜、莲藕、烟草等。如“玉蜀黍，释名玉高梁，土名苞谷，旧惟蜀中种此，改土后，土人多开山种植。”“哈密瓜，雍正年间出兵西路者拾种园，今种之，味颇甘美。”“近年农人多于水田塘堰内栽白莲藕，五六月即可食，细嫩而大，清香甘美，遂为佳种。”[8]谷物种类已相当齐全，“种田者以水稻为正粮。稻谷有多种，其通行者，一曰粳，土人呼为粘谷，曰白脚粘，曰大小贵阳粘，种者最多。曰麻粘，曰百早粘，熟较早而子粒稀少。曰马尾粘，最迟收而实较多。又有托粘，青粘、沙粘等，皆可相土宜种之。白脚粘熟期得中，壳薄多米，种者尤多。一曰秫，土人呼为糯谷，有寸谷糯、矮子糯之别。”[18]
此外，通过文化交流，汉族与土家族彼此更加加深了了解，文化认同增多，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以增强。
改土归流后，汉族文化向土家族地区传播在带来诸多积极因素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第一，土家族传统的多元经济体系被打破，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表现为：一是农耕文化的过度发展造成动物资源减少。史载：“至乾隆年间，始种苞谷，于是开铁厂者来矣，烧石灰者至焉，众来斯土，斧斤伐之，可以为生，昔日青山为之一扫光矣。禽兽逃匿，鱼鳌罄焉。追忆昔日入山射猎之日、临渊捕鱼之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竟，不可复得矣。”[16]二是大规模地辟山造田，使大片森林被毁，植物资源枯竭。改土归流以前，土家地区森林密布，良材众多。改流后，由于大规模的垦荒，使大量森林被毁，林木稀少。“渐次招来，居民日繁，近日伐木开垦，以种洋芋，黄柏殆尽，无人采办，税银无出。”[17]三是水土流失，地力下降。“迨耕种日久，肥土为雨淹洗净，粪种亦不能多获”。[18]
第二，土家族传统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清政府对土家族歌舞的限制，对土家族传统信仰的禁止，对土家族语言使用的限制，使土家族传统文化遭受到破坏，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三，土家人受教育权受到一定影响。改土归流后，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土家族地区后。由于汉族文化水平高于土家族，在教育与科举考试中，汉族对土家族形成强大压力，各类科举考试的名额往往汉族占据较多。当清政府确定“多取土童”政策后，许多汉人又冒充土藉，侵害土家人利益。
收稿日期：2004-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