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爱国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中华论文,规律论文,历史条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到英国哲学家罗素，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惊叹中华文化几千年发展不衰的生存能力。令西方哲人迷惑不解的文化内核何在？在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延绵不辍的爱国主义文化传统。
作为一种伦理格律，爱国主义受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每个成员的认同和遵守，爱国主义观念和情操浸润到每一个中华子民的心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权，总是通过特定的社会渠道提倡爱国主义观念，鼓励人们去努力践行这种观念，并给予表彰。爱国主义就是通过伦理格律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种文化形态，在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强劲地伸展着，影响着每一个中华子民。
当然，作为伦理格律的爱国主义也好，抑或是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也罢，它的存在，首先是历史的，即是说，爱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联系的历史内涵，它是任何社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次是它的社会性，它具有社会内涵的具体性和社会实践性，因而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便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其历史发展中，具有内在的发展变化规律。研究爱国主义，从宏观上把握爱国主义这一文化内容，应该从爱国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勾勒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轨迹。
一、爱国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爱国主义观念的产生，并得到中华民族所认同，首先寄生于一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不仅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赖以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而且也是民族文化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们抒发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这是最原始、最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而这种思想情感，它总是基于具体的历史地理条件。因此，中华民族所赖以生存的特定的地理条件与经济生活内涵，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方式。
中华始祖是一个农业民族。他们首先在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定居并繁衍起来，以农业作为经济生活方式。他们所处的地理条件，独得东亚大陆之地理优势：东南口衔沧海，北接大漠草原，西南横亘青藏高原，四面屏障，地理环境颇具特征；其地理位置处于亚热带、暖温带，三面封闭、气候温湿，地理环境较为单一；其核心位置是人们贯常所称的中原，这里气候宜人，雨量充分，土地肥沃。适应于中原地区土壤、气候、水利资源的经济，以家庭为单位，以村寨自然群落为依托，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组织，这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最重要部分。这种原发内生型农耕经济，自有其特殊之点。农民固着在小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起居有时；春种夏华，秋实冬藏，劳作不已，耕种有时。与特定的地理条件与小农经济内涵相适应，农民形成了安土重迁的牢固观念。这既与小农经济的切身利害相联系，又得到统治者的倡导。因此，安土重迁，重农轻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周礼·系辞》说：“安土敬乎仁，故能爱。”《礼记·哀公问》也说：“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安土重迁，是重农轻商的思想前提。安土重迁，能够培植人们对土地、家园的热爱，对农业（本业）的炽爱，这正所谓：“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1〕安土重迁，以农为本，才能使农民建立“恒产”， 而后牢固地树立对国家的“恒心”〔2〕。这种恒心， 当然包括对朝廷的忠心和对祖国的热爱。
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有着顽强的再生机制，具有适应地理条件而蔓延的功能，它一再伴随着中国古代历史上巨大的、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农民起义、北方游牧民族南进）而再现出来。小农经济从最早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向南向北展开，构筑了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造就了为马克思所惊叹的历史奇观：“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出来，当它们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3 〕稳定的农耕经济组织，造就了稳定的社会生活。
相对固定的生活区域，涵纳了山川的美好；相对稳定的经济生活，映现了社会生活的优裕；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唤起了人们对美的追求。这些，怎能不唤发人们对祖国的眷恋与热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怎能不油然而生爱国主义的情怀？！壮丽的山河，秀美的家园，悠久的历史文化，尽展中华特色的风彩，怎能不让人自豪？！在中华民族生活的热土上，既可饱览“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黄河豪迈，又可陶醉“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长江韵致；既可领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宁静，又可欣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安详，在这片热土上生活的中华子民，不禁油然而生对家园的眷怀，对祖国山河的依恋，对国家的拳拳之忠：“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也难怪鲁迅先生满腔热血，高吟“我以我血荐轩辕”；难怪郭沫若抒发“眷念祖国的情绪”。祖国太美了，每个中华子民都感到无比自豪，都有无限的热爱之情。
（二）国家，是国与家的合二而一。因此，国家观念也不言而喻地以家观念为基础。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形过程中，它是同家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家庭生活中的“孝”观念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伦理基础。
建立在东方地理环境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它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血亲为纽带而进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家庭是国家的模板，国家是家庭的放大。在儒家文化中，家庭是人生观的立足点。虽然儒家倡导先国后家、公而忘私的人生观、社会观，但是，它却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在儒家文化中，明主与贤君，孝子与忠臣，乱臣与贼子从来都是组合在一起的。孔孟所宣扬的人生模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的修身是关键，治家是中介，为国家服务是归宿点。那末，靠什么使个人在家与国的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而不悖呢？这就是在家庭的孝亲与在国家的忠君爱国。
孝观念，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千百年来，它始终被人们视为伦理之本、道德之源、行为之宗而被尊奉。它产生于家庭，最先作为平衡家庭关系的调节器，后被推行于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成为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
孝的本意是“善事父母”。也是家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至迟在我国古代的商代，孝观念已经形成。因为在那时，不仅有稳固的一夫一妻制，而且实行着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根据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已经可以确定，孝文化在商代发展起来。至于周代，孝文化已经发展成熟，并被人们所普遍认同。《诗经》中关于“孝”的记载，为我们钩玄其时孝文化的内涵，提供了依据。那时的“孝”，还局限于家庭，有三层意思：其一，宣扬生儿育女、继承祖业；其二，视传宗接代为美德；其三，特指祈求子孙繁衍的祖先祭祀活动。周代的社会制度是宗法制，父死子继是其继承制度，因此，孝文化在当时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从春秋到汉代，孝观念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生活，并最后被确定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孟儒家把孝作为建构学说体系的核心内容予以渲染，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孔孟儒家所青睐的“孝”观念，虽然不能不带有一些原始的古老的家庭伦理色彩，但在儒家学说中，最根本的是把孝观念整合为尊卑、上下之间的一种伦理格律：《论语·为政》篇载孟懿子问孝事，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万章上》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孝经·记孝行》又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至于两汉，孝观念又一次受到儒家精心而全面的改造，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在家善事父母，出门便会敬待尊长，以致忠君爱国。两汉举孝廉，标志着孝文化走出了家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当时人们看来，只有在家善事父母（事亲孝），才有资格入仕。在人们看来，在家尊亲者，必然会忠君、爱国。儒家学说通过孝，把君与父整合了。两汉以后出现的“君父”一词，也是以孝文化为内涵和底蕴的。两汉以后，历代大儒极力宣扬和维护孝文化，围绕着善事父母而阐释、发挥孝观念，从而把善事父母确立为孝观念的唯一内容，并使父—君之间在社会政治意义上实现了媾合。在儒家文化视域中，历代忠君爱国之士，首先是事亲至孝之人。孝是英雄圣贤们实现忠君爱国的伟大事业的基础。因此，儒家在描述他们的不凡事迹时，总是从他们如何如何孝亲开始。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把祖国比成母亲，宣扬爱国思想，也是基于“孝”这一伦理格律的。反之，何以喻之天尊呢？由此，人们对于母亲的爱和崇高情怀，便投影到了祖国身上。这就是：关切祖国的安危存亡，忧国忧民。这就是由孝亲观念放大为爱国思想的必然历程。
像孝亲那样心系祖国，就使爱国主义的中心思想表现为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一思想主题，自古以来，历经沧桑而常盛不衰，在国家、民族发展的每一关键时刻而愈益光彩照人，它激励每一个中华子民奋发上进。可不是吗？诗祖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怅，映现了中华文化关切民生的精神境界，从曹操目睹“饿殍连千里”，“念之人断肠”，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忧民的情怀延续至今；白居易“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体现了中华文化关切国家民族发展的精神境界，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励，到祖逖的“闻鸡起舞”、陆游的“杜门忧国复忧民”，这种情操成为中华精神的宗则；明清以降，文人士子、贩夫走卒、市民耕夫，莫不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崇高信条，千百年来，多少人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陶染，为林则徐的“苟利天下身以死，岂因祸福趋避之”所激发，更有多少人为陈天华的“共讲爱国，……丕兴国家”的忧愤所感召、激励！总之，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因孝亲观念而生发，在中华文化千百年来的发展中，有极为强劲的活力，成为中华子民的共识而被认同。
（三）爱国主义的对象是国家，是国家的承载体——民族及其文化。中华爱国主义思想生发的又一文化土壤是中华文化中的夷夏观。中华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前提是，区分华夏文化与异族文化，倡导对华夏文化的热爱，倡导对华夏民族的热爱，离开了夷夏观，就没有中华爱国主义的思想来源。
夷夏观念的产生，是历史的产物。最早定居在中原地区的先民们依据适宜的地理条件，较早地进入了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优越性在于，有较稳定的社会生活，有再生机制强劲的小农经济与农业文化。虽然历经世代变迁，经历外患内忧，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化也能世代传承。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所哺育的先进的农业文明，同中原周边其他民族的游牧经济及其游牧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先民们称自己为华夏族。这种自称自谓，无疑充盈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赞美和难以言喻的文化自豪感、优越感。“华”，与古字“花”通。许慎《说文解字》释为荣，清人段玉裁注曰：“木谓之华，草谓之荣。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先民们以华名族，以英秀自喻，其文化自豪感可见一斑；“夏”，《说文解字》考其造形结构，认为是用繁笔大写的“人”字，释意为“中国人也”。段玉裁注曰：“以别于北方狄，东为貉，南方蛮，西方差，西南焦侥，东方夷也。夏引伸之意为大也。”先民们以夏名族，以大人自喻，其民族优越感可知。在夏商时代，先民们的民族优越感和文化自豪感是十分突出的。《诗经·商颂·殷武》是证：“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礼记·王制》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夷夏观念：“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距，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文身，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春秋战国以后，夷夏观念得到支配中华文化的儒家学说的改造、升华、巩固了中华子民的夷夏观念。从此以后，夷夏之辨，严夷夏之大防等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基本的民族观念和文化观念。西周末年，王室式微，“诸侯失礼于天子”〔4〕一方面。诸侯对王室不朝、不敬、 不贡之事频仍，并呈逐鹿中原之势；另一方面，周边蛮族凯觎中原。而诸侯为了达到争霸的目的，纷纷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号，作为争正统的策略。齐醒公任用管仲，攘斥夷狄，申张统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从此，攘夷、斥夷之论，成为中华子民的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孔子作《春秋》，复周礼，尊正统，申王权，力主夷夏之辨，持夷夏之大防，把它作为儒家学说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他称赞管仲的事业，“民到如令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5 〕孔子在儒家学说中申张了“内诸夏而外夷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6〕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因此， 孟子用十分强烈的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口吻说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7 〕夷夏观念随着儒家学说的发展而不断被充实，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而被播扬开来，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巩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它强烈地激励着中华子民不断地产生对本民族文化的挚爱之情。
夷夏观念的文化内核是夷夏之辨和夷夏之大防，其文化意义是：首先，辨夷夏，是为了区分民族文化的落后与先进，高贵与卑劣，优越与低贱，文明与野蛮的差别，从而昭示华夏文化的自尊、自豪与优越；其次，辨夷夏，严大防，是为了区别和严格政权与文化的统序，即正统、正宗、中心等要害问题；再次，夷夏文化观念，是为了强化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强化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唤醒华夏文化的忧患自觉。因为夏与夷并存，就少不了夷对夏的文化挑战和冲击，只有以夷夏之辨、夷夏大防为警醒，方能永远保持华夏民族保卫民族文化的忧患自觉。
正是因为夷夏观念有上述文化意蕴，所以也就成为千百年华夏文化遭受异族威胁与冲击时，士大夫用以号召全民族保卫主体文化的强有力的武器，成为中华文化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正因为夷夏观念有上述文化意蕴，所以中华爱国主义文化传统就能在其中生发、滋长。从春秋之际的“尊王攘夷”运动开始，中原华夏文化受到外族文化的挑战与冲击，历经四次危机：魏晋之际五胡乱华，宋元之际蛮族南进，明末清初满人入关，近代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与西学东渐。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一方面是夷夏观念空前活跃，议论风声；另方面是爱国主义热情空前炽烈，感人至深。唐代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的豪迈之声，宋代岳飞“架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饥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慷慨之音，陆游“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的自强之志，情代王夫之“华夏之于夷狄，……不能绝乎夷狄”〔8〕的呐喊，秋瑾“拚将十万头颅血， 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赤诚，汇合成中华爱国主义凯歌的大合唱。
总之，中华民族所处的特定的东方地理环境及其农耕经济、中华文化中的孝文化观念、夷夏观念及其民族国家观，是中华爱国主义思想产生和壮大的历史文化条件。这三者，正是中华爱国主义文化传统产生并源远流长的肥田沃土。
当然，也应该看到任何一个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两面性。特定的东方地理环境及其超稳定的小农经济的结构，曾导致中华爱国主义走向狭隘和闭关自守的民族自大主义；中华文化的孝文化观念，曾赋予中华爱国主义对封建王朝愚忠的文化内涵；夷夏文化观念及其国家民族观，曾导致中华爱国主义走向夜郎自大、妄自尊大的民族偏激主义。尽管如此，这在中华爱国主义思想和文化传统中，它们毕竟是居于极其次要地位的，是附冀于主导文化层面上的负面文化现象。它们毕竟不能决定中华爱国主义思想及其文化传统的性质和主流。
二、爱国主义发展变化的规律
规律，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中华爱国主义文化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变迁中，其发展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爱国主义与每一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紧密相联，这是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变化发展的总规律。不同的历史阶段，因时代主题的嬗变，爱国主义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古代，爱国主义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外族入侵，热爱本民族、本国家的浓烈情感；在近代，爱国主义表现为高扬社会历史的主旋律，救亡图存，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抵抗外侮，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与争取民族、国家发展前途的努力结合起来〔9〕。
（一）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往往与忠君相联系。所谓忠君爱国，就是对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本质特征的表述。
首先，中国古代的国以家为模型，君臣关系、帝王与臣民的关系，均以父子关系为内核，因此，孝亲保家观念就成为忠君爱国思想的内核、原型和模板。其文化意义在于，作为家族子嗣，在家孝亲是其本来之份，保家是其不卸之责；作为臣民，忠君是其天降之份，爱国是其神圣使命。建立在古代家族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国，被儒家学说赋予浓重的血亲伦理观念，使国与家观念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赋予了爱国主义以高尚的伦理道德意义。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宣扬“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所谓“亲亲”，就是子女要孝亲，父辈要慈爱；所谓“尊尊”，就是为尊者要有尊严，为卑者要敬尊长。所谓“君君臣臣”，就是为君要尽君道，为臣要守臣道；所谓“父父子子”，就是为父要尽父道，为子要恪守子道。亲亲是基础，尊亲是放大；父父子子是起始，君君臣臣旨归。《吕览·孝行篇》就说：“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敬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茨官不敬，非孝也；……”以孝亲为核心，儒家学说构筑了一套忠君理论。所谓：“孝慈，则忠。”〔10〕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孝其亲，慈其幼，则能忠其君。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1〕是说在家孝悌，是为臣忠顺的基础。由家庭伦理，儒家学说推演出一套君臣伦理，所谓：“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12〕“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3〕因此，儒家学说强调臣子的职份是忠其事，忠其君，“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14〕正是从父子、君臣、家国这些范畴上着眼，孔子强调道，孝亲、忠君，是立国、治民、施教之本；孟子强调道，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在重视血亲伦常的小农经济国度里，人们是从家庭开始认识国家的，是从孝亲开始认识事君的，因此，从文化学说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就很自然地把孝亲——忠君——爱国三者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其次，在中国古代，以忠君爱国为文化内核的爱国主义在千百年间，受到中华子民的崇奉，并成为衡量主体社会实践的一种崇高的价值尺度。如忠、奸、善、恶、好、坏等等价值范畴，均因此生发。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了践行忠君爱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南宋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高唱一曲《正气歌》，长久不衰地震撼着中华子民的心灵，为什么？在于他所宣扬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情操。他所张扬的榜样精神之所以动人，在于他们是历代忠君爱国的楷模，是对中华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宏扬。苏武出使匈奴，被羁一十九年，不忘汉廷，终日手持汉节牧羊，节毛尽脱，终得返汉，史家誉之：“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15〕祖逖临危效忠，率师北伐，中流击楫，慷慨发誓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史家赞道：“祖生烈烈，夙怀奇节，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邻醜景附，遗萌载悦，天妖是征，国耻奚雪。”〔16〕颜杲卿不为叛臣安禄山私恩所动，起兵讨贼，虽被胁持其子而不惧，被钩断其舌而不屈，豪迈地说：“我世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乃从尔反耶？！”叩人心弦，感人肺腑，史称“烈臣”〔17〕。岳飞“精忠报国”的壮举，辛弃疾“了却君王多少事，赢得生前生后名”的壮志，令多少人荡气回肠，曾为多少人击节赞赏！总之，以忠君爱国为特征的古代爱国主义，通过历代志士豪杰榜样力量的感染、催化，便一代一代地沉积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内化为中华子民的思维习惯和价值标准。
（二）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往往与救亡、启蒙、探求国家发展前途相联系。
从1840年开始，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以武力为威胁，以不平等条约为规定，使近代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段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转换为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近代的每一历史阶段凸现得十分突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岁月里，严酷的事实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手段，残酷地野蛮地欺凌中华民族，一个领土完整、独立发展的主权国家被推向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深渊。在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占领土达144万平方公里， 向帝国主义国家总赔款达13亿两白银。割地，严重地刺伤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赔款，严重地削弱了中国的国力，加重了民生的苦难。帝国主义列强正是通过对中国人民的收刮而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这一点，连侵略国家的正直学者也坦率地承认。如日本学者依田熹家说：甲午战后赔款，“它为日本建立金本位制打下了基础，成为日本发展经济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开端。但对中国来说，赔款全部要向欧美各国借贷，成为加速经济衰退和从属于外国的原因。”〔18〕因此，在中国近代如何避免被瓜分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把中国建成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这既是中国人民必须尽快解决的根本任务，又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昭示的历史主题。
在近代，中国人民对亡国灭种的切深感爱与对救亡求强的理性思考密切联系，交相激扬，使近代爱国主义洋溢浓郁的时代精神，充满了挽救危亡，发展国家的丰富内涵。这种爱国主义情感与思想既是对中国爱国主义文化传统的继承，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光大。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主题赋予了爱国主义以丰富而崭新的思想内涵。因此，爱国主义的旗帜，爱国主义的文化内涵，便成为近代中国一切社会运动变迁、一切社会思潮兴替、一切伟大历史人物成长的主要标志和本质特征。
首先，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所激扬，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
在近代社会，国家权力为清政府所控制。而清政府又在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下，成为“洋人的朝廷”。因此，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斗争是由农民阶级和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来实践的。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到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农民阶级一度是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主力。他们捍卫民族独立、领土完整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有力地延缓了帝国主义列强征服中国的进程，打破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在洋务运动后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也曾经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海、救亡图存的重要力量。他们高呼“变则通，通得久，通则存”（康有为、梁启超语），号召“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秋瑾诗），惊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孙中山语），曾经震撼了亿万中华子民的心田。戊戌变法，六君子的头颅；辛亥革命，七十二烈士的鲜血，都曾是中华爱国主义的祭典！
其次，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为关切民族、国家的发展命运、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所激扬。向西方学习，走富民强国之路；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曾是多少志士仁人的追求！中国近代探求国家发展、民族兴盛之路的伟大实践，为爱国主义增添了巨大的感召力。
毛泽东曾经总结道：“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哪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19〕为探寻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先进的中国人呕心呖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历史活剧。魏源率先走出中世纪，探求中弱西盛之理。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学习和掌握西方先进的技术，发展生产：“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20〕洪秀全从西方请来“上帝”，以求“斩邪留正解民悬”。洋务派们认为挽救积贫积弱的危局，“莫如自强为先”，取坚船利炮之法，致力于发展本国工业；维新派设计了中国走君主立宪制道路的纲领，并不惜为之流血奋斗；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中国设计了民主共和的方案，为之前仆后继，殊死搏斗。总之，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谋求中国发展的伟大爱国主义实践，在中华爱国主义文化承续的足迹中，打下了深重的烙印。在今天，每一个中国人回顾它，审视它，不能不为之动容，肃然起敬。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人谋求民族解放、国家发展的面貌为之一新。从此，爱国主义便同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中华爱国主义又以崭新的面貌、全新的内容、雄建的发展态势，展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便是新时代的最强音。
注释：
〔1〕《史记·文帝本纪》。
〔2〕《孟子·滕文公上》。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页。
〔4〕《国语·吴语》。
〔5〕《论语·宪问》
〔6〕《史记·楚世家》、《公羊传·成公八年》、 《春秋繁露·第三》。
〔7〕《孟子·滕文公上》。
〔8〕《黄书·原极弟一》。
〔9〕参见拙文《爱国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 《光明日报》1994年11月21日。
〔10〕《论语·为政》。
〔11〕《论语·学而》。
〔12〕《论语·微子》。
〔13〕《论语·八佾》。
〔14〕《论语·卫灵公》。
〔15〕《汉书·苏武传》。
〔16〕《晋书·祖逖传》。
〔17〕《新唐书·颜杲卿传》。
〔18〕[日]依田熹家：《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中译本，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69页。
〔20〕《圣武论·道光洋艘征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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