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专题研究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史工作重点从民主革命时期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后，有一个“工作怎么起动，全省怎么带动起来”的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党史工作，福建省是采取广泛征集资料来起动，以重点专题征编和编史来带动全省。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后，是继续延用原来的办法，还是根据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特点和我们省的实际情况，采取新的决策？这个问题，我们想了一年，议了一年，试了一年，才理清思路，确定以专题研究来起动，以六年规划即系统工程来带动。
“以专题研究来起动”，有4层意思：一是以专题研究的需要征集史料，而不是先广征，后搞专题；二是把征集、研究结合起来，为编史打基础、撑骨架，不是截然分段，或搞两套人马；三是骨干、重点专题先行，同时考虑其他专题，不是搞一篮子专题，齐头并进；四是投石问路，锻炼队伍。
“以六年规划即系统工程来带动”，关键在于：一是明确提出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福建党史这一大目标，以编史为龙头，为主线，带动党史各项工作，以增强党史事业感召力；二是以专题研究为基础，把专题研究计划与编史计划结合起来，既以编史要求来扩展征集，深化、带动专题研究，又为编史夯实基础，以增强科研群体的凝聚力；三是要求各地规划与省里六年规划相衔接，以省带动各地，以地带动各县，以发挥党史事业的更大影响力。
实践证明，确定总体思路难，具体组织实施更难。思路明确后，贵在起动，贵在咬定“目标”不放松。
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搞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观。不是以这个史观为指导，就是以那个史观为指导。搞党史研究或者专题研究，不讲史观是不行的，也是不现实的。只是你自觉或不自觉而已。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之所以从空想发展到科学，首先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唯物史观。搞党史专题研究或者编写地方党史，毫无疑义，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历史决议的原则和精神。从史学角度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唯物史观最核心的内容有3条：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发展，引起社会变革。研究、编写党的历史或党史专题，首先必须把唯物史观这一最根本的问题搞清楚。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理论功底深不深，理论准备足不足，首先取决于此。
台湾学者是不赞成唯物史观的，这从他们出版的一些史著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主张民生史观。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兼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解释说：“民生史观就是三民主义历史观。”尽管当年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倡导、鼓吹，但民生史观在世界史坛上信奉者还是廖廖无几。因为它不是强调以物质为中心，而是主张以人的灵性理智为中心。
在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潮。这股思潮对党史研究是一种干扰。在哲学、文学、文艺等领域同样遇到这股思潮的干扰，但在史学研究领域尤其显得突出。这股思潮概括起来就是4句话：“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离主流，淡化意识形态。”当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问题，在史学领域主要表现以下7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提出质疑。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因此，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因为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的提出和实践，就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分析之上的。
二是否定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指责五四运动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即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说它是“激进主义”的产物，是全盘的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把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说是“外来的异族文化”，与我们民族精神格格不入。
三是否定近代中国的反帝斗争。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什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150年。”
四是用改良否定革命。认为中国近代从谭嗣同开始，都是激进主义思潮占上风，如果孙中山不搞辛亥革命，也许中国的现代化早已实现了。他们断言“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因此提出：要告别革命，他们认为革命过去历来被认为是褒义词，其实应该是贬义词，放眼世界，凡是搞了改良，结果比较好，而相反，凡搞过革命的国家，现在情况都不很理想，英国、法国都搞过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英国、法国在西方世界始终不算头等国家，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现在就是要用文化保守主义代替政治激进主义，其根本目的是否定和消除主流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
五是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动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一一翻案，而对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历史巨人如林则徐、孙中山、鲁迅、毛泽东一贬再贬。说什么“太平天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曾国藩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和主流。”所以，现在书摊上，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家信比比皆是，而且评价它是“从政必读的教科书”，启发人们“自觉走向理性、良知和责任的新里程碑”。有人还提出这样观点：是袁世凯开放的文化政策培育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和毛泽东，把毛泽东、周恩来的成长归功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还污蔑毛泽东是“农民的皇帝”，是“大空想家”。这是典型的反历史主义的思潮。
六是把现实中的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如现实需要稳定，就把稳定看成近代压倒一切的任务和衡量一切的标准，因而，就把起义、变法和革命指责为不利于稳定，而予以否定。
七是打出主体性哲学的旗号，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谓主体性哲学，即无限扩大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主张历史决定论，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同自然领域一样，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而且是相互交错的。一般地说，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而起作用。离开偶然性也就无从谈必然性。但在众多偶然性中又确实存在或孕育着历史必然。而他们则断言历史决定论就是历史宿命论，认为社会历史领域没有什么必然性，一切都是偶然性的，个别杰出的人物往往会改变历史的命运。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江泽民同志最近在几次会议上都反复强调要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要分清基本界限，江泽民提出的要分清的第一个界限就是 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我们要很好地理解它。在党史研究、专题研究中，对当前出现的这些带倾向性问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真正做到以正确的历史观指导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研究。
二、要写出思想，体现思想理论力量
编写党史专题当然要写事实，没有事实就不成为党史专题，但又不能史料堆砌、就事论事，不能记流水帐或搞成大事记集锦，而是要通过历史事实来表达一种思想。一个党史专题要有一个思想、灵魂，就是每一部分也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要体现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让人们从中得到历史的智慧和理论的智慧，这是对党史专题的高标准、严要求。地方党史研究工作已历经15载，今天我们有理由也有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能总停留在党史研究的初级阶段。
党史专题要写出思想，就要把理论素养的高度与党史研究的深度结合好。实践反复证明：掌握理论要有历史功底，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历史与理论的结合，才能出深度，出说服力，出可读性，这是党史研究也是党史专题研究提高水平的一个方向。
党史专题要写出思想，还要坚持把按当年历史面貌写历史与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历史统一起来。过去对1956——1966年这10年的历史是采取正确与错误、成绩与问题来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已把它提到两个发展趋向来表述。最近中央党史部门专家提出要把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贯彻到29年的历史中去（即从19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是对《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丰富与发展。就是说，在这29年中，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两个发展趋向，即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这两种趋向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共存的，共存于全党共同的探索、共同的认识中，也共存于同一个人的思想中（包括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不但相互共存，而且是相互交织。这29年常常表现出正确之中有错误成分，错误当中又含有合理内核，或者是全局错误而局部正确，全局正确而局部错误等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复杂特点，比如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力争较高速度的发展是必然的、正确的，但超越了这个界限，单凭主观臆想，脱离主客观条件搞盲目冒进的超高速度则是错误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错误趋向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正确发展的趋向仍然存在，只不过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因此，编史时把“文化大革命”这一篇题目定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与抗争”就比较确切，从题目上就点明两种发展的趋向。这个思路应该体现在今年各地正在进行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这个专题中去。一般来说，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的实践，错误的理论指导错误的实践，这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但这时期也确实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如“双百”方针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就没有真正得以贯彻。这时期，毛泽东在坚持三面红旗“左”的指导思想下，也同意纠“左”，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抓阶级斗争，但没有停止国民经济调整。这些都是不一致的表现。因此，写这29年党史，应该体现这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趋向还是错误的倾向，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不同的认识、不同指导思想的分歧。这些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历史条件与理论渊源。
党史专题要写出思想，并不是说要大段大段地发议论。议论太多、过烦，就会喧宾夺主，不成其专题了。关键是对历史的脉络要梳理得清楚，生动具体地叙述好历史，让大家了解到历史的本质、历史的真正面貌。在这里，要学会画龙点睛，叙述就是画龙，议论就是点睛。也就是说，党史专题主要是把党的某一历史叙述清楚，要把所要表达的思想寓于叙述之中，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表达出来。要像画龙点睛一样，在需要议论的地方点上一笔，有时只需要一两句话，一个思想就表达出来了。议论并不在多，而在于精。议论自然包括评价，但评价并不专指文末的几句结论语。评价有隐性评价和显性评价两种。“画龙”过程就体现出隐性评价，“点睛”只是显性评价。
三、要把握好“史”的角度、“史”的形式
关于党史专题的体例要求，我在1995年8月全省第一次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会上，曾提出“以纵为主，纵横交错；以史为主，史论结合；以叙为主，夹叙夹议；突出重点，顾及全貌”。经过这一年多的实践，作了一些充实修改，应该是“以纵为主，纵横结合；纵不断线，横不求全；以叙为主，以史为本；突出重点，顾及全貌；抓住特色，避免雷同”。这样表述似乎更完整些。
这里关键是要从“史”的角度去征编，以“史”的形式来反映。
所谓“史”的角度，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人类社会，纵起来看是历史，横起来看是社会，纵着考察是历史学，横着考察是经济学、社会学。所以，史的角度，就是要求主要从纵向、以发展时间为经，按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进行考察表述。由于一切历史事物和现象，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即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研究历史就要把研究对象放在特定的历史座标中，联系横向作总体考察，所以我们才提出以纵为主，纵不断线，而把横放在从属位置，纵横结合，横不求全。这就大大有别于党志了。党志是以横为主，先横后纵，横排竖写。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特殊的表现形式，历史学只能用“史”的形式反映历史现象。所谓“史”的形式，就是反映存在于时间过程中的事实。即按时间顺序反映依次发生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有的具有历史价值，有些则没有，这就取决于我们的判断能力。
把握住了史的角度、史的形式后，还要善于叙事。主要是头绪要清楚，主线主干要确立。要把党的历史一步一步如何发展演变的脉络写清楚，写出历史的条理。对历史发展的关键地方要点出来。对历史的转折时期要写好，不能一件事一件事地把材料凑起来，那样 就会看不出历史发展的脉络。不要用会议的决议、文件来解释历史，要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真正用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
从史的角度、史的形式反映历史，不是有闻必录，要找出它的规律，找出每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否则不但历史线索说不清楚，单个的历史事件也说不清楚。同时要特别注意写清楚党的思想认识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线索，写出它发展变化的曲折过程。正确认识得来不易，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如写不出这个曲折过程，就看不出这些正确认识得来之不易，就没有教育意义，因此，不能用简单化的写法。对认识发展过程中的曲折、错误，也要写出它产生的根源，如不写清楚，就不能让人从中吸取教训。在错误产生和发展的时候，往往正确的认识也在产生和发展，它们是相比较和斗争而存在和发展的。写建国后的党史和党史专题，必须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这就需要理论功底与研究功力。
从史的角度、史的形式反映历史，还要注意完整把握历史的诸要素。这个问题我反复讲过，因为搞历史专题，这点太重要了。长期以来，教科书上一般都认为历史是由“五要素”构成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结果），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两个“要素”（背景、意义），这样，有背景、有过程，有头有尾，有来龙去脉，才更准确、更科学、更有利于提高专题质量。这种“5+2”的结构，是历史构成的基本单位，是历史不断因果运动的基本形态。也可以说，前五个要素是属历史之本然范畴，而后两个要素则属于历史之所以然范畴。两者都必不可少。一本党史史书，一个党史专题思想性如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常讲，史学家难当，不光难在叙述历史史实，更难的是在剖析隐藏在史实背后的思想。
四、要抓重点、抓特色
历史需要沉淀。写历史就是把沉淀的东西理出来，所以理清脉络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在这梳理沉淀东西的过程，特别是拟订专题提纲过程，就要善于抓重点，抓特色。不要怕其他方面掉了，历史是不可能“全”的。
因为历史的原态（即原象）是绝对无法重现的，今天我们可直接看到的史料，只不过是遗留态历史（又称遗象），即原态历史的遗痕。这些史料经过我们征集、选择、取舍、重组，形成的专题、史书才成为评价态历史（又称映象）。在这组合过程，就要抓重点，抓特色，才使这一评价态历史有它存在的价值。
所谓抓重点、抓特色，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善于抓个性，不是拿上头的共性的东西来硬套。范文澜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最要不得是貌似。所谓“神似”，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当地具体实际相结合；“貌似”就是不顾当地实际，硬搬硬套。抓重点，抓特色，就是要用全国党史的共性作为挖掘当地党史个性的指南。从哲学道理上来说，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个性，但个性不可能完全进入共性之中。同时这个个性，即重点和特色，最好是在全党、全省、全地区占有一定位置与影响的。
当然，强调个性后，切不要离开了共性这个指南，不能离开总的轨道。比如新时期城市改革问题，它全面开展的标志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可能另立一个标志。
城市改革范围，应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这是小平同志界定的。
城市改革的中心是搞责任制，扩大基层和企业自主权。
城市改革的开始是从企业机制改革入手，搞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
城市改革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先是微观机制改革，后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接着就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等。
总之，城市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体，辐射到各方面的一场全面整体性的改革。这场改革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之中。这段历史不属“完成式”历史，而是“进行式”历史，因此，评价一定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太满了。
五、要讲究文字
孔子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现在，党史专题有一个普遍性的毛病，严谨有余，生动活泼不足，文字比较枯燥干巴，可读性不够强。胡乔木同志生前一再强调写党史要讲究写作方法，文字要生动，要带有感情。
一般地说，写党史专题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及事实的背景这三部分搭配好。文字要有波澜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如果老是平铺直叙地写下去，就很难做到生动活泼吸引人。毛泽东曾说过，写文章要善于提笔，要有提神之笔，在看来似乎平常的地方，忽然提高了，使读者为之一振。
历史是点与面、抽象与具体史实的结合。面好比广角镜头，点好比特写镜头。因此，石仲泉同志主张，不仅要用广角镜头写历史，还要用特写镜头写历史。用广角镜头写历史，就是眼界要开阔，内容要全面；用特写镜头写历史，就是对一些重要事件，重要场面，要有细致的描写。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写党史专题。写党史专题不能全篇都用粗线条，有的地方要直接叙述一些生动的事实，要有一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直接镜头，叫人看了以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有一种历史再现的感觉。
有些党史专题之所以好，就好在善于讲事实，让历史本身来说话。写党史专题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我们的看法和评价，不要把分析同叙述事实隔裂开，隔裂开写出的东西枯燥无味，使人不想看。同时还要注意减少“一二三四”这种机械表述方法，更不能“大点套小点、层层分点”，使专题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逻辑性、可读性。
写党史专题，虽然需要一些论断，但不要企图作出最后的结论，也不要表现出这种姿态。特别是进行中的历史。
六、要切实遵守政治纪律
建国后党史政治性非常强，许多问题都非常敏感。为了搞专题与写史，党委领导给我们查档提供了很大方便，给我们一些特许，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弄不好也就祸从此出、乱从文生。建国后许多档案材料，能看不能传，更不能发表。上专题必须是真事，但真事不一定都能上专题。这里有个重要原则必须遵循，就是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保密制度，很好地把是非原则和利害原则结合起来。是非原则就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任意编造和改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遵循利害原则，即现在还不宜公布的东西，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东西，有些对现实没有多少借鉴教育意义甚至有消极作用的东西，有些现在还健在的当事人还有重大分歧看法的问题等，对这些内容，应该在遵循是非原则的基础上，分别采取不写或现在不写，或宜粗不宜细的办法来处理。利害原则与是非原则是有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不可分开的，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要牢记邓小平同志一句话“稳定压倒一切”。不能为了搞专题或写史，引起不安定团结。多年的党史实践告诫我们，“搞党史不能不处处考虑社会效果”，“搞党史不能不具备精品意识和责任意识”。
（本文系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林强同志1996年8月31日在全省党史专题会议上的讲话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