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溯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起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2X(2013)03-0012-05
doi：10.3969/j.issn.2095—042X.2013.03.0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1]801，“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依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阐释，中共二大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介、宣传和尝试只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累积了必要的理论和实践条件，还没有真正按照中国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中共二大立足对当时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状况的初步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探求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案，第一次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倡言实行“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政策，主张采行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全新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按照中国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带有中国特性的理论成果，由此真正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3]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推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契机孕育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推介，主要得益于国内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留学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等。20世纪肇始，他们耳闻目染资本主义国家学说和发展现状，感愤于中国时局的艰危，纷纷组建团体，创办刊物，著文立说，在着力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与主张、寻求救国治国之道的同时，也适时地介绍一些当年盛行流传的西方学说、思潮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其中自然就包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也借此开始被引入和推介到中国。
中国报章对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介绍，最早可以追溯到见刊于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的《大同学》一文。文章在介绍西方各种政治学说概况之时，曾经提到马克思的名字，诸如“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4]。这里所言“安民新学”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学说，而“主于资本者”，则意指马克思对于“资本”的探讨和研究。继此之后，不同政治派别述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间或面世。1902年，《新民丛报》刊发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人物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有云：“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5]。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则对其作出如下注解：“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6]190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概言：“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释)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在其《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中介绍，当时“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但“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7]只有马克思。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也曾在他们创办的《天义报》、《新世纪》、《新世界》等刊物上，译载和发表了一些推介马克思学说的译作和文章。
通过对上述马克思主义被引入和推介到中国这些史实的粗略追溯，我们不难断言，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也就是说，西方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并不是出于信仰有意识地、主动地去推介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译介“西学”的主要目的是致力于寻求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等学说，向西方学习救国方案，根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出于其自身政治活动的需要，他们在其著述中只是附带涉及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往往多是作一些零星的、片段的介绍，着墨甚少，语焉不详；同时，他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了解还相当肤浅，大多数人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学说、一种知识来介绍，甚至加上个人的主观附会对其进行歪曲的介绍，不可能准确地阐释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把它上升到中国革命行动指南的高度，更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与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中国能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参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引介的人数极为有限，刊载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报刊也是“凤毛麟角”，少而又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也只能局限于极少数知识分子群体，受众面太小，绝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工农群众根本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
概而言之，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熟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知晓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意蕴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也就无从说起，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了。但不可讳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推介，毕竟为此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用于中国，为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孕育了重要契机。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储备
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扫除了新思想、新学说传入中国的思想桎梏；另一方面也唤起了更多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使他们清楚的体认到学习科学思想的必要性，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助推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企盼和憧憬。随着国内外形势条件的发展变化，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报刊、著述等多种载体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以期让更多的国人认知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倡导，奠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大地上高举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主动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始于李大钊。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开始在国内欢呼十月革命。同年李大钊又相继撰发《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在李大钊看来，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8]56，“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之上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8]58—59；李大钊大胆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马克思主义终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8]110。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更为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相统一的学说，“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8]233。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专此撰文论证宣传“主义”的重要性，强调“‘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从事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8]304。对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陈独秀也明确阐言了自己的观点，他以行船要有方向作比喻，来阐释“主义”对于指导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9]蔡和森、李达等人也纷纷撰文，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上述宣传有意识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传播国内，逐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为在黑暗中探索中国未来的人们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概而言之，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倡导和传播与此前单纯的引入和译介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这一时期，在广大先进分子和进步青年中，认同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然成为一股昂扬奋进的思想主流。国内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迅速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纷纷涌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陆续问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先前蜻蜓点水式的述要，发展成较为系统整体式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渐扩大。但有必要言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只能是为马克思主义日后被运用于解决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创造了条件，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原因在于：受传播载体、传播方式方法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依然还是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群体，局限于部分团体、部分城市和农村地区，影响依然有限；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把握未臻完善，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是有所选择的，多数情况下只是注重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能够为实际斗争所需要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学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仅限于倡导和传播，还没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到中国革命实际过程之中，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加以阐发，没有也难以运用它去审视、分析、解决当时中国亟需解决的具体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0]。虽然李大钊等人确曾撰文言及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但他们毕竟还没有真正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依然缺乏直接对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此时依然没有开启。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尝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助推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众多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积极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改造中国。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时没有条件和能力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原著，也没有条件与时间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因而难以避免地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的具体实际缺乏认识等诸多缺陷，但他们已然开始尝试由理论传播转向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断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并为此付出了一系列不懈努力，这些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必要的实践基础。
为了实现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主动地深入工人群众，借由协助工人建立现代工会、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创办报刊等方式，着手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向他们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帮助他们逐步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思想转变。经过他们的诸多努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渐次进入到实践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团体孕育而生。1920年7月，经过酝酿和准备，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商讨着手建党问题，并于8月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其带动和影响下，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在全国各地以及日本东京、法国巴黎成立，从而为在中国创建一个全新的政党准备了不可或缺的组织基础。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在上海集会，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和决议，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党的“一大”纲领宣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11]6“一大”决议公开申明：“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1]10从“一大”党纲和决议规定的各项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依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坚持以革命手段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目标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运动结合的开始。如果单就两者的结合而言，我们似乎可以明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此已经开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仔细梳理和探究“一大”所通过的纲领、决议的条款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真正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们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还只是限于原封不动的“拿来主义”，根本没有做到有意识地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去创造性地运用它。众所周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剖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正确对策，仅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个别结论，那就不能认定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与决议并没有从中国国情出发，明确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纲领、政策与任务，只是概括提出了党要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任务，企图在中国直接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是行不通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当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经济结构还难以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缺乏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当时还缺乏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的能力和经验，没有也不可能另辟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蹊径”，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所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并没有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中共“二大”全新理论和策略的问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开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体认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重要性，明确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工夫”，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的任务，即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并在斗争中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运动相结合，努力寻求“一最适合的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会议具体解析了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现状，廓清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依据中国近代国情的基本特点，明确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阶段性目标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12]69。党的二大首次规划了中国革命“分步走”的思想，第一步是反帝反封建，完成民主革命，第二步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和其他一系列决议，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确定无产阶级在民主联合战线中应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在自己阶级政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12]50—51。中共二大提出的统一战线方面的策略和思想和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昭示着党在革命策略方针上的重大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实践化。
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和一系列议决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大会首次把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作为最低纲领，并把渐次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问题认识上的第一次重大飞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实际上已经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问题。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党的二大确定中国革命“分步走”，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又结合中国实际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体现。为了保证党的最低纲领的实现，中共二大初步规划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愿景，规定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任务，确定了党在“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应坚持的策略原则，阐明了党在“民主的联合战线”中的活动方式和有关政策，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并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发端。大会厘定了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革命的思路，号召把坚决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作为立足点，让群众明确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党的二大上述一系列全新理论和策略的问世，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分析和认识中国社会、革命实际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所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自此才得以真正开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796。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步步走向成功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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