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试论论文,后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海德格尔后期对语言问题的思考是以现世“贫乏的时代”为切入点。通过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和人与世界的分离乃至对立的反思，他发出了“拯救地球”的呼吁。为了这一拯救，他认为，语言本质上具有“聚集”之意，因而，通过改变传统语言观，使人与其他万物共居于世界的一元中，通过纠正人对其他万物的“主宰”关系，给人以新的生存方式。然而，海氏后期的这些思想是与他前期对此在的本体论思考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由此也可见得他思想的整体性和思维过程的连续性。
关键词 海德格尔 “框架” 语言 聚集 此在
语言问题是把握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关键，然而，海氏后期对语言问题的思考，是基于存在本体论基础之上，而与现实性问题相联系的。这种联系表现在，在海氏看来，现世中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与欧洲传统理性主义思维有着直接的联系，与人们对技术的本质缺乏深入反思和追问有着实质的联系，同时与传统语言观对语言的误解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在海氏对现实性问题的思索和对语言的新视野和新阐述中，不仅体现他作为一位哲学大师对人类历史命运的热切关注，而且也使我们从中体会到西方现代哲学思维所发生的历史性转向。
一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海氏似乎走出了他纯理性思维的王国，而将其思考的重点转向有关人类现实性的问题。当今时代的技术特性是他首先关注的焦点，然而，海氏一反人们贯常的思维方式，把现今人类引以自豪并标志着时代的进步和文明的科学技术时代称为“贫乏的时代”，这是为何呢？海氏认为，时代的贫乏的原因正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至于技术，他认为，在古希腊时期，它曾作为一种技艺和艺术，是一种认识方式，是一种让显露的方式，使“存在物从遮蔽中而特地进入其显象的显露中去”因此就词源上说，“techne（技术），从来不指制作活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第57页）
然而，现代技术的发展和作用，由于人们对它的偏执误解和滥用，海氏认为，它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框架”（Ge-stell），也就是说，技术成为框架似的完全束缚着人，束缚着人的视野，使人只知道从事技术的制造与生产。这种原本人类认识世界的去蔽方式，现在反而使人受其制约与束缚，成为遮蔽的主要表现。正如海氏所说的：“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座架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外国哲学资料》第五辑，第178页）由于技术对人类的“框架”特性，人把世界当作异己的对象，世界成了人展示自身的对立面。在这种展示中，人成了有意进行一切生产与制造的“自我决断”的人，即肆臆把世界作为对立面而制造的人，人的活动就是自我决断的活动。于是，“万物自始至终不可遏止地变成了这种意愿的自我决断的材料。大地及其大气变成了原料，人变成了人的材料，被设置为一有意的目的。把世界有意地制造出来，这样一种无条件的自我决断的活动，被无可争辩地设立于人的命令的心灵构造中去，此乃是从技术中隐蔽的本性中显露出的过程。”（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第101页）这种把大地只当作原材料的来源，人也变成了“人力资源”的现象，实际上都是技术的“框架”本性的一种表现。不过，在技术这一本性的逐渐展现中，由此而致的这些现象与危机虽已零星显露和散见于人类的文化与文明中，但直到最近造成严重生态恶化之前，始终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对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讽刺。
由于人类对技术的偏执误解和依赖，以及技术的“框架”本性，人与世界相对立，世界对象化并且分化，因而造成了下列种种现象。一方面，在世界对象上，大地只作为人类自我决断的活动的原料基地，其天性无法澄明和敞开；物也被强制纳入人类生产与制造的过程中，成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物的物性也处于遮蔽中。海氏认为，原子弹的爆炸是自我决断的人类至今对物的消灭的最典型的证实。某物的消灭不是某物的实体的消灭，而是物的物性的丧失和遮蔽。当然，海氏在原子弹的爆炸中看到的不只是原子弹本身的危害，而是进一步看到技术的扩张对物的本性的消灭和摧毁。另一方面，在人的问题上，在技术的“框架”本性中，人不仅成为自我决断者，把世界仅作为索取与制造的对象，除了立意对世界的改造和生产外，再没有别的意志和意图。“靠着这种意志，现代人显现为一存在物，他在对存在物的一切关系中，因而也对他自身的一切关系中，都作为贯彻、实现的制造者而站立起来，并且把这种站立建立为绝对的统治。这种对立状态整体作为世界的显现，它转交、受控并因此服从于自我决断生产的支配。”（同上）海氏所举的原子弹爆炸一例，就在于说明自我决断的人对世界的“绝对的统治”，完全遗忘、忽略甚至藐视事物与世界的存在。因此，他认为，现代人“归根到底，这是要把生命的本性交给技术制造去处理。”（同上）海氏认为，更为可怕的是，在技术的“框架”本性中，人的内在本性乃至思维定势都已被扭曲地简化了。他指出，“在自我决断的制造中，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因此将所有的存在物带入一种计算的交易之中。这种计算在最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为顽强。”（同上，第104页）可见，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现代人的人性（还有物的物性）被简单化为两个字：“计算”。冰冷而千篇一律的数字计算已顽强地渗入并占居一切，占居着最不需要数字的人性和人的思维。不过，在此我倒更欣赏把“计算”理解（或翻译）为“算计”这一说法，“因为‘计算’只意味着与数字打交道而已，而‘算计’则意味着进一步有所图谋，总在考虑如何进一步向自然进行索取。”（宋祖良：《理性与非理性》，载《学术月刊》1995年第5期，第13页）因为“计算”只能体现技术时代的表面特性，而“算计”或许更能体现出现代人把自己的本性交给技术制造去处理后所具有的内在特性，即一味只图谋向大自然的索取而毫不顾及这种自我决断的生产与制造的后果，从而体现出技术本质的“框架”特性。而且，海氏认为，技术的“框架”特性已使现代人成为技术的牺牲品，技术活动已渗透到人的本性中来威胁人。他说“在人的本性中威胁人的，是这种观念：技术的制造使世界有秩序，其实正好是这种秩序，把任何秩序都拉平为制造的千篇一律。”（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第106页）正由于这样，海氏认为，我们时代由于技术的秩序化和千篇一律化，已失去本质上的丰富性，人成为只为技术、服从技术的“技术动物”。
因此，海氏认为，由于人的自我决断、技术的“框架”本性，无论在对象世界中还是在人的自身之中，抑或在人与世界对象二者之间的关系中，一切都处于晦暗与遮蔽状态，这就是“贫乏的时代”的总特征。于是，技术的白昼成了世界的黑夜。在这个白昼中，人自身最终也失去了保护，陷入目前的生态环境、资源、人口等种种危机中。
二
面对人类因技术的滥用所致的种种危机，海氏阐发了他拯救人类的思想。当然，海氏首先确定了“何为拯救？”他认为，“拯救并非意味着从危险中夺回某物。拯救的真正意义是指，某物自由地进入其现身之中，拯救大地远非是开发它甚至是耗尽它。拯救大地不是控制它征服它。这些只是对大地无限掠夺中的一个步骤。”（同上，第136页）也就是说，拯救是让事物自由，而自由是让存在，因而拯救是让事物自由地显现自己，存在自己，使自己进入现身之中，敞开自己。拯救是使事物在整体上“居于它们自身之中，这意味着它没有限制地居于相互关系之中。”（同上，第118页）是让事物“没有限制地”存在，居于它们自在的相互关系之中，而不是开发与耗尽、控制与征服事物及其自在的相互关系。一句话，拯救就是把事物还给事物，使物物化，从而使世界世界化，达到一切存在者的世界的整体性的存在。
有了拯救的目标，现在就要有拯救的手段和方法。在此，海氏借助了语言，并由此阐述他与以往传统语言观所截然不同的语言思考。海氏认为，传统语言观的最大特点是把语言看作是表达，认为语言是由人创造的，并用以表达人的情感和世界观，因而，似乎人是语言的主人，人是语言的设定者。海氏认为，这种语言观是不能作为我们思考语言本性的基础，在他看来，“在事实上，语言才是人的主人。”（同上，第187页）“从根本而言，语言既非表达，也非人的活动。语言言说。”（同上，第171页）言说是语言的本性，语言自己在言说，人只有在语言的言说中才成为人，而不是相反。只因语言自己的言说，人才借此而说话。人是因语言的言说而成为人，在语言的言说中发现自己。人不是语言的根据和设定者，相反，语言才是人的存在的根据和基础。然而，语言言说的根据又何在？海氏认为，语言的根据不在人，而在存在，在被言说者中，因为“在被言说之中，言说保持安全。在被言说中，言说获得了它如何持续的方式和由它所持续下来的东西—它的保持，它的现身。”（同上，第169页）海氏这种一改传统语言观对语言本性是人的交流与表达，而把语言的本性归之于“语言言说”的作法，其旨在改变人类对任何事物都试图支配和操纵之的一种蛮横态度，而这种态度只会掩饰事物本质的敞开与澄明，影响人类的认识本身。
在改变了传统语言观并确立了“语言言说”之新视野的存在根据之后，海氏进一步阐述了他“言说”的具体方式，他认为，言说就是呼唤，就是命名。语言在言说中呼唤着被呼唤者，也就命名着被命名者。语言依靠被呼唤者和被命名者而言说，这些被呼唤者和被命名者就是物和世界。他说：“呼唤，是呼唤世界和物的亲密到来，这是一种本真的呼唤。这种呼唤是言说的本性。”（同上，第180页）语言的言说、呼唤和命名要将世界和物召唤往何处？引向何方？海氏认为，语言要将它们召向那被技术破坏的地方，进入那物的物性的消灭和世界的世界性的丧失的地方，也就是物性和世界原本存在而今却“缺席”的地方，语言要“呼唤世界和物进入到它们亲密的纯然一元中。”（同上，第181页）在此，“纯然一元”指的是一元的整体，海氏认为，这一整体，是天空、大地、短暂者和神圣者四元聚集的整体，“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同时居住在一起。这四者在一起，由于它们自身属于一起。”（同上，第153页）也就是说，因为它们“同时居住在一起”，它们原本就“属于一起”，所以，四者是“纯然一元”的整体。被海氏称为物的物化和世界的世界性就是指这四者“纯然一元”之整体的复归。海氏认为，语言（logos）本质上就有“综合”、“聚集”之意，因而，语言的言说、呼唤和命名在本质上就具有使四者聚集于本然整体之功效，这正是他所说的：“那被命名因此被呼唤之物，自身聚集为天空、大地、短暂者和神圣者。这四者原初统一于相互存在之中，在四元之中。物使四者的四元在自身中居住。这种聚集、集合、让居住乃是物的物化。天空、大地、短暂者和神圣者的统一的四元，居于物的物化之中，我们称之为世界。”（同上，第174页）
可见，由于语言的言说、呼唤和命名，才有大地、天空、短暂者和神圣者四者本然地聚集和共居，才有物性的澄明，物化的出现，世界整体的复归与再现。正基于此，海氏才给语言以极高的荣耀，说：“在我们人类存在物可以从自身而来并和自身一道成为言说的全部呼唤中，语言是至高无上的。”（同上，第187页）语言的这种“至高无上”性，是因为它使所有存在物能在呼唤中“没有限制地居于相互关系之中”，“居于它的自身中”，并“自由地进入其现身之中”，特别是居于“亲密的纯然一元中”。它使世界成为世界，使物恢复物性。正因如此，语言问题成了海氏后期谈论的核心问题，成为他后期思索许多现实性问题的核心。其实，改变传统的语言观并非海氏独出心载的目的，他认为“主要的是在语言言说中学会生存”，学会“保存中参与”（同上，第183页）即既看护世界万物的存在，也看护人自身的存在。可见，新的语言观是给人以新的生存方式。
但是，在现在这个“贫乏的时代”，由于短暂者，现代人对技术的过分依赖和滥用，已破坏了天空、大地，短暂者和神圣者四者的本然聚集和共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自然的主宰，脱离并对立于天、地、神这三者，成为自我决断的生产者和制造者，不顾一切后果地破坏整体世界，因而造成生态失衡、大地与天空等环境的严重污染、以及作为世界主宰的人的数量失控增长等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种种问题，这就是“贫乏的时代”。咎其原因，海氏认为，显然技术的“框架”本性具有不可推御的责任。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晚年为何要做出《关于技术的追问》（1949年）这样的报告，并发出“拯救地球”的紧急呼吁。
三
海氏后期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和对语言问题的思考，无论在哲学理论上还是在现实意义上，都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为了深入了解他后期的思想，我们有必要追溯他产生这一后期思想的源头，通过对他思想脉胳的梳理，以说明他后期思想的由来，从而体现他思想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我认为，他前期思想中三个方面的思考，对其后期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海氏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危机是思维方式的危机，这种思维方式总在询问“存在是什么”，并力图通过“存在者”来回答它“是什么”。而把“存在”当作自明的东西给遗忘了，这样，“存在问题不仅尚无答案，而且甚至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晦暗和茫无头绪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第6页）于是对“存在”的追问成为海氏哲学的起点，在他看来，这也是哲学家的事业。不仅如此，海氏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思维方式危机还表现在，它把其中的种种存在者（人）作为思维与实践的主体，而把其他的存在者（物）作为异于主体的思维与实践的客体，这样主客体的分离构成了对立甚至对抗。这种思维方式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强化了它，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进一步发展它，尼采的“权力意志”完成它的历史。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当代最突出、最本质的表现就是技术。技术是当代有本质，是主体征服客体的中介的主要表现，因此海氏后期自然就有上述的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并且对由于技术的“框架”本性，人成为自我决断的生产者，自然界成为原料基地，人与自然界是处于对立状态而伤感，着急和呼吁。
其次，对此在、人的沉思。如上所述，海氏把对“存在”的追问作为其哲学思想的起点，然而，对何为“存在”的解答需通过种种“存在者”来入手。在种种“存在者”中，唯有“此在”、人这种“存在者”才能以观看、理解等发问形式解答“存在”，因此，此在在芸芸存在者中是出类拔萃的，成为理解一切存在的基础。此在因而在存在者状态上享有优先地位。但是，他提醒人们，此在的这种优先地位并不意味着此在对其他存在者的统治与主宰地位。因为此在仅仅是种种存在者中的一种，而且“我们现在必须先天地依据于我们称之为‘在世界之中’这一存在机制来看待和领会此在的这些存在规定。”（同上，第66页）即对此在的分析、对人的认识正确的入手方式应该通过“在世界之中”开始，在与种种存在者的关系中开始。
那么何为“在世界之中”呢？海氏认为，这意指两个方面：一方面，“依寓世界而存在”，更切进一层的意思是“融身在世界之中”（同上，第68页）这是此在存在的源始方式，具体地说就是居住，逗留。这一思想与他后期所提倡的人居于“纯然一元中”，“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保存中的参与”生存方式是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此在“在世界之中”的一种方式。至于“世界”，在海氏前期的思想中就是“指能够现成存在于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总体”，而且是“此在作为此在‘生活’‘在其中’的东西”（同上，第80—81页）此在与其他种种存在者就共居于这一世界中。这些共居于世界中的种种存在者，在他后期思想中明确地表述为天空，大地，短暂者和神圣者四元存在者，世界因此成为“亲密的纯然一元”的整体。现代技术由于已成为人与其他存在者本然关系的屏障，因而，人在破坏、毁灭其他存在者存在的同时，也就破坏了世界的整体性，最终也使人自身陷入当代的种种危机中。海氏呼吁“拯救地球”的目的就是拯救这统一世界，拯救人自身的存在，以及人的生活。
最后，对语言的深思。如上所述，在种种存在者中，此在、人因其能以理解、领悟的提问方式解答“存在”而享有优先地位，而且，此在、人“在世界之中”的第二种存在方式是认识。这些理解、领悟、知觉、提问、认识等都与语言、言谈相联系。据海氏自己说，他当时还不敢冒险议论语言。这表明语言问题在他心目中的严肃性和艰巨性。但就在他前期不多的论述中（在《存在与时间》只有第34节专论了语言），我们仍可见到海氏在论述语言时是与存在相关系，是与存在的展开状态相关联。因此可以说他前期的语言观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语言观。如：“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展开状态这一存在论状态中有其根源。”（同上，第196页）“言谈本质上属于此在的存在机制，一道造就了此在的展开状态。”（同上，第205页）这些语言观为他后期论述人在本质上拥有语言，“语言才是人的主人”，“语言言说”等许多论断奠定了基础。当然，后期海氏对语言的许多论述表现了他在这一问题上有着巨大跳跃和发展，尽管如此，在诸如“语言是存在的家”的著名论述中仍可见到它与前期存在论语言观的继承关系。
总之，海氏后期对技术时代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对新型语言观的阐发，在现实性上，唤醒了人们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环境的警视，这成为当今全球范围内倡导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和“可持续性发展”的直接先导；在哲学上，改变了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为当今反逻各斯主义、解构主义、反理性主义等后现代哲学的思维特征开辟先河。而海氏后期思想的这些特性无疑与他前期对存在的追问，对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对此在、人的沉思和对语言的深思都有着内在的继承性。我们由此不难看出他后期思想由来，即后期对现实问题深入思考是有其前期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不难看出他思想的整体性和整个思维过程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