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经济转轨的成就、经验与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教训论文,成就论文,经验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波兰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中的带头羊，也是剧变后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国家，同时，也是剧变后政局最为“波动”的一国。1989-1999年十年间波兰先后换了8届政府，街头游行与罢工犹如家常便饭。许多转轨国家只是在剧变前后公众政治热情高涨，以后不久便冷了下来。而波兰的“民主游戏”一直很热闹，同时却并未影响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增长。比所谓“休克疗法”更体现了“波兰特色”。因此，在转轨国家中，波兰堪称为“民主私有化”、“工会统治下走向资本主义”的典型。如果说捷克私有化初期模式的特点是“全民持股”，匈牙利是外资持股，俄罗斯及若干独联体国家是官僚－寡头主导的内部人持股的话，那么波兰的特色就是“工人民主”色彩浓厚的内部人持股，或者说是典型的雇员股份制。但是，正如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后来都有变化一样，波兰的体制因其内在的矛盾与悖论性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总的说来，经历十余年的过渡之后，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显示出“殊途同归”的态势。
然而，“同归”并不能抹杀“殊途”的意义。1993年，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国在维谢格拉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形成了“维谢格拉德集团”。这四国地理位置相近，在二战后斯大林体制中形成“东欧”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前，传统上它们都属于“中欧”国家，与东正教斯拉夫的东欧诸国及文化传统复杂的东南欧巴尔干诸国存在文化－历史差异。现实中，这几个国家又是转轨诸国中民主宪政最为健全、经济发展也最为迅速的一批，号称“第一方阵”国家。于是，如今人们又倾向于忽略这四国之间的差异，把这几个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归纳为“维谢格拉德模式”国家。波兰则是维谢格拉德诸国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国。
波兰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
波兰国土面积31.27万平方公里，人口（1996年底）3864万，国民总产值946.13亿美元，均居前苏联以外的中东欧转轨国家之首，在整个前东欧“阵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剧变前，波兰经济发展在前东欧地区属于中上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不相上下，而高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其余“阵营”国家。
在政治上，波兰在东欧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它是前苏联的西邻，历来被后者视为它面向欧洲的屏障，对苏联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波兰作为中世纪的中欧大国，长期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17世纪初期以前，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对俄处于攻势，曾经进军莫斯科并扶植傀儡政权。彼得大帝以后，俄转强而波势衰，俄国转而西侵，在一百多年里与与日耳曼列强连续四次瓜分波兰，发生了“卡廷惨案”等历史事件，使波俄两国人民间形成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仇恨。在整个剧变前时代，多数波兰人一直认为前体制是苏联人强加于他们的，甚至在波兰左派和正统共产党人中这种观念也根深蒂固。原波共政治局委员A.兰普（注：阿尔弗列德·兰普(1900-1943)，1921年加入波兰共产党，曾任波共中央书记、赤色工会国际书记处书记。1933年波共被萨纳齐政权宣布为非法，兰普被捕并成为国内狱中级别最高的波共领袖。此后波共领导层基本全部流亡苏联。30年代苏联大肃反中，波共被共产国际解散，其在苏领导成员均被处决，唯兰普因在国内狱中反得幸免。1939年战争爆发后兰普出狱来到苏联，倡议组织在苏波兰人军队。1943年兰普病逝于莫斯科。）曾在原波兰战前旧政府中坐牢10年，后来被前苏联收留并于1943年在前苏联逝世。作为斯大林清洗波共政治局委员后的唯一幸存者，其应当说是亲苏的了。但他却留有著名的“兰普临终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将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
正是由于苏（俄）波关系的特殊敏感性，前苏联对波兰有较为宽容的一面。如，1956年东欧变革之风虽起于波兰，匈牙利人只是表示了对波兰人的声援，但前苏联军队坚决镇压匈牙利，而对波兰却采取了妥协政策，允许1956年上台的波兰领导人在一定范围内走自己的路。在事关阵营基本利益的问题上，前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又十分强硬，为此不断与波兰人发生冲突。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政权甚至一度考虑出兵占领波兰。当时的波兰政府赶紧主动实行军管，镇压反对派，才使前苏联住了手。波兰政府因此留下为虎作伥的骂名，成为它后来在“苏东剧变”中首先倒台的原因。在剧变前的40多年历史中，波兰形成五年一小事，十年一大变的周期性动荡局面，（注：戈宝植：《波兰和波兰事件》，载《苏联东欧研究资料》，1983年5-6期。）最终成为导致阵营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1989年的圆桌会议协议及其后的“半自由”大选产生了“团结工会政府”。1990年1月1日，波兰第一届团派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在东欧率先进行以根本变革制度为目标的系统性的经济转轨工作。
作为转轨起点的前波兰有如下特点：
1.经济水平虽属中上，但产业结构较落后。波兰虽然早已完成工业化，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近30%左右的劳动力务农，农业中有役畜（马）100万匹，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波兰农业的优势主要是“进口饲料出口肉”的畜牧业。第二产业中，采矿－冶金业所占比重很大，是传统重工业时代波兰的骄傲。但在“后工业”、“信息化”和新技术革命时代，它却成了“夕阳产业”的代表。夕阳产业比重大是波兰转轨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著名的西里西亚工业区是与德国的鲁尔、英国的中英格兰—南威尔士齐名的欧洲三大矿冶工业与重工业城市密集带，也是东欧最大的采矿－冶金综合型传统重化工业区。波兰是世界第四大产煤国，与煤有关的冶金、电力、化工、矿冶机械等产业具有突出的地位。而这些产业均为大型国有托拉斯，集中程度高，转轨困难，再加上市场有限、污染严重、高新技术含量低，属于“夕阳产业”。因此，波兰除体制转轨外，还面临着严重的技术改造与产业重组等结构性问题。
2.在东欧国家中，波兰与捷克属于“前共产党时代”就具有民主传统与左派传统的国家。与捷克不同的是，波兰在中世纪就实行“贵族民主”性质的自由选王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国以来，波兰一直实行共和制，除了19世纪亡国期间受俄德奥三个宗主国王朝的专制统治外，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比捷克更悠久。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类似法国，二战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
在两次大战期间，捷克的民主宪政发达，而波兰却出现了相当专制的“萨纳奇政体”。两国的“左派传统”也很不相同：波兰社会党是萨纳奇体制的建立者，而捷克社会民主派一直奉行民主宪政。不过，虽然萨纳奇政体在“自由传统”悠久的波兰人看来已是很专制的，在更大范围看其实还算温和。当时流亡的波兰共产党人受到斯大林“大肃反”的镇压，全体政治局委员几乎都在前苏联死于非命，只有在波兰国内萨纳奇体制下坐牢的兰普一人活了下来。事实上，剧变前的波兰旧体制也比其它东欧国家温和，斯大林去世前波党虽也搞内部清洗，但没有像其它东欧国家那样大批杀人。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出现“非斯大林化”。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东德都被镇压，只有波兰的哥穆尔卡成功了，并开始了“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
换言之，波兰历史上实行民主的时间更长，即便是非民主时期的专制，也较为温和。在转轨中这样的传统使“经济民主”比其它转轨国家更为活跃。不仅在公共资产处理过程即“私有化”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高，而且在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中，工会、雇员持股、社会保障责任等“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色彩也相当浓郁。这自然给转轨过程带来许多特色。
3.由于前述原因，剧变前前苏联允许波兰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波兰是东欧最早开始实践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两国（另一国是南斯拉夫）之一。波兰的经济学界一直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本营。二战前，波兰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当时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并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卓有建树。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兰格等人回国，又培养了W·布鲁斯等一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家，主张实行模拟市场、有限计划等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在斯大林模式下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时而受到压制，但自哥穆尔卡的“波兰特色社会主义”搞起来后，总的来说，仍是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中对“市场社会主义”宽容度最大的。80年代体制内改革气候形成后，“市场社会主义”更逐渐成为波兰剧变前经济思想的主流，并对波兰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波兰在1956年后就中止了集体化以后一直没有再搞公有制农业，与南斯拉夫并列成为仅有的两个保留了“小农”（家庭农场）制度的东欧国家。波兰的工业经济也很早就在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和布鲁斯等人倡导下进行放权让利的试验。波兰经济的外向程度也相当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盖莱克统治时代，波兰实行大举借债、大进（口）大出（口），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福利的路线，使整个经济体制不仅参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而且与西方经济的联系也相当密切。
但是，波兰体制内“市场社会主义”的效果并不好。由于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又因波兰经济的高重化工结构而显得特别严重，也由于前苏联的干预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波兰体制内经济改革并未取得过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种一定历史时期内显现的所谓“奇迹”。剧变前的波兰经济处于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都较为松弛与紊乱的状态。其中，计划秩序的相对松弛对于后来的转轨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不成功，又给后来的市场化转轨留下了阴影。
4.剧变前的波兰经济虽然长期不景气，但为了求得稳定，尤其为了在外来“强加”的体制下增加其统治合法性，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较高，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一方面，剧变前的波兰实行家庭农场制度，农业受到旧体制的束缚较实行集体化的其它东欧国家为轻；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允许，政府在70年代就为农民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1983年教会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
一般而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一个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化”过程，即一方面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而取得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旧体制提供的保护，而“遭受”自由。前者是机会，后者是代价。对于束缚功能强大，而保护功能弱小的体制而言，摆脱它的过程是一个纯粹获益，而很少支付代价的过程（我国的农村改革即为典型）。而在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同样强大的体制中，摆脱束缚得到的发展机会和失去保护而付出的代价——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同样明显，如多数东欧国家的工业体制改革。而在那些束缚少保护多的体制中，脱离它的过程则少有摆脱束缚之利，失去保护的代价却很明显。波兰农民正处于这种状态。在这一点上，波兰农民与中国农民对改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农民是推动中国改革、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军，而波兰农民在转轨过程中则表现得比城里人更保守。波兰恰恰又是农民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农民人口占总人数的1/4左右，而且组织程度高。剧变时，波兰农民党脱离旧体制下的统一战线与团结工会结盟，加速了政治剧变的过程。但在此后的经济转轨中，农民党却成了最为“保守”的力量。它不仅转而与左派结盟，反对实行激进改革的团派政府，甚至比左派（“前共产党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更为“守旧”，特别倾向于经济保护主义。
5.波兰剧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作为工会运动又天然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剧变前，工会自治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经济转轨时期，工会力量的强大却使得转轨中的博弈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工会吓跑投资者”是波兰转型期的突出现象。波兰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复多次，都不为工会所接受，使产权改革过程极为艰难。剧变后的五届团派政府在理论上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由于其政治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会的支持，至少是认可，因而活动能力有限。由于工会势力的强大，波兰在企业产权改革中不能不顾及企业内部职工的利益，捷克式的“全民分配”与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的大拍卖”均难以实现。可以说，在“工会掌权”的条件下走向培育“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是波兰转轨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一系列的“转轨悖论”在波兰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注：William Dan Perdue,"Paradox of Change:the Rise and Fall of Solidarity in the New Poland."Westport,Conn.:Praeger,1995.）
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及其效果
1990年1月1日，波兰开始全面实施以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命名的一揽子激进改革纲领。在此后的四年间，波兰政局动荡，团派政府四次更迭，但巴尔采罗维奇在四届政府中连任财政部长或其它经济主管职务，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转轨负有责任。当然波兰此时采取激进转轨战略也并不是哪一个人个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情绪有关。
1988-1989年间，波兰经济已经发生紊乱，商品极度匮乏，通货膨胀剧烈，国内总产值下降，外债高达490亿美元，（注：科勒德克：《从休克到疗法——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49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国家几乎丧失支付能力。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是稳定经济的第一项措施。就常规而言，通货膨胀时实行财政紧缩，通货紧缩时实行财政扩张，这是一种正常的技术反应，在一般条件下也难有别的选择。但是东欧的转型期通货膨胀与常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过热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大异，紧缩政策的实施重点也有所不同。财政紧缩的结果导致投资下降，企业资金短缺，需求萎缩，整个经济出现滑坡。1990-1991年波兰经济分别负增长11.6%和11.7%，（注：科勒德克：《从休克到疗法——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49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私人消费分别下降15.3%和9%，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下降10.6%和4.4%。在放开物价之后，1990年的物价猛烈上涨585.8%，第二年回落为70.3%，波兰经济处于“休克”状态。
波兰的这种“休克疗法”无论近期还是远期效果都具有多面性，而且充满了祸福相依的戏剧性场景，出乎意料的乐观与始料不及的悲观交替出现，殊堪玩味。
首先出乎意料，便是“休克”不久便出现的迅速而短暂的“舒适”，然而“舒适”不久，便陷入一个相当长的“虚脱”状态。前者为“休克”的反对者始料不及，后者却给“休克”的赞成者泼了一瓢冷水。
1990年新年伊始，巴尔采罗维奇“稳定纲领”出台，社会虽然经过一阵“阵痛”，但几乎是从“纲领”实行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疗效”：通货膨胀率逐月大幅度下降，从上一年的月平均167%很快下降到当年8月的不足2%，以至报刊上开始欢呼通货膨胀这个恶魔已被“一举消灭”。的确，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休克疗法”要达到的头号目的就可以说达到了。
与此同时，经济平衡的其它指标也迅速改善。企业产量虽降但效益上升，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国家财政从1989年高达政府支出近1/5的巨额赤字，一变而为“休克”后半年内盈余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另一方面，尽管经济总量缩减，出口却大为增长。尤其是，可换取硬通货的出口在“休克”后头一年里骤增至35%。在进口消费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外贸收支虽然从上年的逆差一变而为创纪录的40亿美元顺差。外汇储备也从几乎枯竭变为有了可观的40亿美元。与此同时，信誉扫地的兹罗提一下坚挺起来，成了东欧有史以来第一种“百分之百自由兑换”货币，外汇黑市自动消失，百姓从抢购美元一变而为抛售美元换取兹罗提。仅头7个月内，社会上的25亿美元游资回归国库。商品短缺、排队与票证完全消失，自战后以来波兰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凡此种种，都引起了一阵阵欢呼，似乎“休克”时期很快就要过去了。
然而这种“舒适”倏忽而逝。当年秋季，宏观经济开始再度失衡。通货膨胀从9月起又趋上升，使全年平均月通胀率又达到两位数；国家财政再度告急，1990年上半年的盈余到年底便基本耗尽，1991年又出现了31万亿兹罗提的赤字，到1992年更升为69.3万亿兹罗提；外贸也从1990年的顺差40亿美元恶化为1991年的逆差13亿美元；兹罗提汇价在稳定了一年半后又不断贬值；人们又开始抛售兹罗提……然而，在短暂“舒适”时作为代价付出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等等，并没有逆变回去的迹象。波兰的舆论又充满了沮丧的气氛，直到1992年下半年才见好转。
类似情况并非波兰特有，在中东欧其它几个实行紧缩的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在俄罗斯，1992年1月盖达尔方案实施后，一度出现了物价“一步到位”后稳定下来的趋势。2月间，甚至在全俄1/3的地区出现价格“缓慢下降”的局面，同时国家财政在几个月内实现了无赤字预算，而剧烈贬值中的卢布也一度坚挺起来，甚至在2-3月间大幅度升值，从230卢布兑换1美元最高曾升到70卢布～85卢布就可兑换1美元，舆论称之为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最出乎人们意料的重大事件”。一时，似乎俄国经济从“休克”中苏醒有望了。然而好景不长，到下半年情况急剧恶化，物价再度暴涨，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到1993年1月终于达到月率50%以上的“恶性”程度。卢布汇率也从1992年6月下旬起再度下跌，而且呈加速趋势。
前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方案”的命运也很典型。1990年初这个“休克”方案实施后不久就被一些人称为“奇迹”：三个月之内原先高达四位数年率的恶性通货膨胀就几乎被完全消除。第纳尔一度在国内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汇率稳定。公民与企业的外汇资金流入国库，出口增加，国家财政与外贸收支改善，外债也一度下降。但是，不久情况便再度逆转，加上国内政治危机，终于使该方案在实施半年之后便难以为继。南斯拉夫联邦也在“马尔科维奇方案”失败的同时分崩离析了。
保加利亚1991年2月起开始“休克”，4-6月通货膨胀率开始降低，1992年通胀率由上年的45%下降到80%。外汇储备由0.5亿美元增至12亿美元，列弗的汇价也趋稳定。但是国家财政未能改善，1992年赤字比上年更高，1993年通货膨胀再度回升。
“休克疗法”在稳定（不是发展，也不是改造）经济方面几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疗效”，体现了经济逻辑的力量。但是这些“疗效”的不能持久表明，只有“休克”是不够的。事实表明，除了消灭短缺之外，“休克疗法”的其它疗效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逆转，而如果长期仅以紧缩造成的需求萎缩（按东欧流行的术语叫“需求屏障”）为基础，“短缺的消灭”本身也会逐渐成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这就是我们深知其味的“疲软”症。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上所述，从操作意义上说“休克疗法”本身无所谓姓“资”姓“社”。它只是以严厉的紧缩来纠正经济中的破坏性失衡，以求稳定经济。由于它是针对以前造成失衡的逻辑原因对症下药的，因此它的“疗效”具有逻辑保证（就是说，只要实行，必有疗效。当然，如果只是想要实行而却不能落实，或遇到副作用便浅尝辄止，那就不能保证疗效了）。但同样具有逻辑的是，“休克疗法”可以创造平衡（就是说它可以一次性的纠正失衡），却不能维持平衡。要把平衡维持下去，就得有“手”——或者是“看得见的手”（行政性的计划机制），或者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如果两“手”皆无，平衡即使建立起来也难维持。俄罗斯、中东欧各国的上述疗效逆转现象——有人称之为“第二度阵痛”，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波兰1991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与经到会解体这一外部因素有关，而俄罗斯经济失衡加剧则部分地应归因于“休克”措施未完全落实），但从根本上说，共同原因就在于“休克疗法”作为一种紧缩政策只能稳定经济而不能改造经济，因此它本身不能维持平衡。从这点上来说，东欧既不同于80年代的拉美诸国，也不同于1990前后的中国。前者原有市场机制，“休克”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不见的手”维持之；后者原有计划机制，“休克”（中国称之为“紧缩”）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得见的手”维持之，而东欧就有点“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味道了。
更有甚者，“稳定”与“改造”、放开物价与私有化，虽然从长远来说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但在短期内，某些“稳定”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实行的次序却对“改造”不利。例如有人指出，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本应一上台就紧缩银根，不要等到数月之后“稳定纲领”出台时才与物价改革一起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结果在新政府上台后企业仍然得到大笔低利贷款，并以低于市场的官价购入大量进口原材料及半成品，致使1989年（“休克”前一年）国营企业在生产下降2.5%的同时，原材料及半成品库存却猛增20.9%。“休克”开始后，这些低价投入转化为价格开放后的高价产出品，使国营企业在“休克”之初利润率猛增，尽管销售额与生产力利用率均下降，“效益”却大为提高。这种虚假的“效益”使企业感受不到压力，没有利用“舒适”期赶快改革，结果加大了改造的代价，使“二度阵痛”时间拖长，烈度增加。
然而弱小的“非国营”部门却因资金薄弱又不能享受官价，没有这种囤积居奇的能力，在紧缩时期直接受到高利率、高税收与市场疲软的压力，处境困难。尤其是个体农民，在“外援”食品涌入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双重影响下叫苦不迭，以至于在1991年发生了呼吁外援的示威。
总之，从理论上说，宏观紧缩对所有经济成分都构成同样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至少在初期，非国有经济受到的压力往往比国有经济更大。于是我们又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在“非共产党政府”上台后的波兰，国有企业反而“舒适”起来，而私营者却在苦苦挣扎！这种状况的近期影响自然是私有化受阻，而中期影响则是私营经济在压力下增强了适应性，国营企业则在“舒适”中得过且过，以至到“二度阵痛”来临时措手不及，跌入剧烈衰退的深渊。中短期影响的综合结果，便是拉开了从紧缩到私有化的时间差，使“逆序演变”更为典型。
总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原先设想为稳定与改造并行的东欧经济变革，在实行中大都变成了先稳定、后改造的两步模式。
波兰式的私有化
在通货财政双紧缩、价格全面放开的同时，波兰政府开始实行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但是，价格可以即时放开，紧缩可以实行，私有化却不是说“化”就能化得了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中的私有化计划实际上一直到8年以后，即第二次右派政府执政时期才接近达到。波兰私有化进程缓慢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波兰剧变产生于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当时恰恰是冲着前体制下的腐败和化公为私而来的。在波兰最后两届统一工人党政府时期，当局为了遏制工会势力，全面强化经理权力，试图在此基础上把企业推向市场，结果导致许多经理弄权自肥，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出现所谓“自发私有化”的势头。新政府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冻结并清查这种“自发私有化”。这种清算方式自然也推后了其它私有化程序的实施。正如有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一届波兰非共产党政府执政期间，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关键的一点是，新出现的（工会）政治家在政治上以及道德上都不能接受‘自发’私有化和经理拥有企业处置权，这种现象必须停止。”（注：K.Mizsei,"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and and Hungary,"Soviet Studies(1992),44:2,pp.283-296.）自发私有化即被遏制，而合法私有化则涉及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在民主制下，它势必要在社会上和议会内发生反复的讨价还价，才能形成立法框架。
在剧变之初，波兰政府就拟定了中东欧最早的全民以证券方式平分部分国有资产的“大众私有化”计划。但是，这种方案与波兰工会运动“职工是工厂主人”的观念相悖，在团结工会议员占多数的议会中，这个法案始终未能通过。第二届团派政府即别莱茨基政府时期该法案被议会正式否决。有趣的是，到团结工会政府下台左派“重新”上台后，类似的法案才在民主左派党政府主持下通过。但那时已是剧变五年之后，私有化大势已成，通过分配投资券建立“平等起点”的捷克式功能已经无从发挥了。
其次，即使私有化的立法框架获得通过，在其具体实施的每一个案例中也必须与利益有关各方及其工会进行反复磋商。原克拉科夫地区的列宁冶金联合企业，剧变后改名叫森吉米拉冶金股份公司。它的第一个私有化方案是原国家工业主管部与一家加拿大公司谈判拟定的，当时即被该企业的三大工会所拒绝。后来由政府主管部门、三大工会代表、企业技术管理部门与外国专家四方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反复协商，才于1994年通过私有化方案，1996年才完成其第一阶段的转制程序。此时距波兰剧变已经七年。森吉米拉案例一直被认为是波兰大企业协商私有化进展顺利的典型。在其它案例中，连续四五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拒绝而流产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团结工会的发源地、瓦文萨原来工作过的格旦斯克造船厂。该厂连续五个私有化方案均未获工会通过。最后因拖延转制，企业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到了团结工会下台左派政府重新上台后，终因资不抵债而被破产清理。
全民平分国有资产既未通过，在私人资本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通过购买方式置换国有产权。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波兰企业中强大的工会力量又使外资望而却步。这样，波兰的私有化就只能依赖于下列几种形式：
1.小私有化。对小店铺、小企业进行拍卖。由于其资本量小容易购买，这项工作在团派政府时期即已顺利完成，使波兰出现了私营小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活跃的局面。但这种小规模的私有化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有限。
2.“靓女先嫁型”私有化。在那些赢利状况好的优质资产中，内部职工本身就有较强的私有化动机，外部的购买者也愿意为此出资。在波兰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私有化通常以所谓民主的内部人私有化方式进行，即由企业内部职工以平等持股的方式按优惠条件赎买企业。团结工会政府尤其支持此种做法，因为它似乎既符合“工会利益本位的价值趋向”，又符合尽快把企业脱手的自由主义改革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国有企业迟早要陷入困境，乘经营状况好时尽早出手还可以换回些资金，等企业拖垮了想卖也没有人要了。从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反例来看，这种说法也不能说全无道理。
但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有两个不良后果：首先，“靓女先嫁”以后，“丑女”就成了国家的包袱。国家一方面给“丑女”提供大量补贴，另一方面国库从“靓女”那里获得的利税收入都没了着落。更有甚者，一些“靓女出嫁”以后，都以企业利益为重，想方设法瞒产逃税、规避各种社会负担，从而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其次，按照平等股份制改造后，一些靓女企业的经营状况反而不如以前。这是因为，从企业治理的角度看，均股制不易产生资产增值责任人。在这种“大锅饭股份制”条件下，有些企业经营的状况反而比旧体制下“一长制”管理时期更差。这样，“靓女先嫁”后利润不再为国家财政所有，改制效益明显的一些企业增加的税收被瞒产、逃税和改制效益下降企业造成的税收损失抵消了许多。这对国家财政的不利影响，在1993-1998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还不很明显，1999年以后经济扩张受阻，财政问题就突出了。
3.由于难以卖出，绝大部分经营状况不良的企业，只能通过撤销－清理的方式实现私有化。所谓撤销，其实是一种“准破产”程序，即进行债权债务清理后把净资产分别变现，或者出售给其它企业，或者由本企业劳动者集体购买、租赁后继续经营，但国家不再对企业负责。后一种安排当时占大多数，由此便产生了下面还要详论的狭义“雇员所有制”企业。
4.无论是“先嫁”的“靓女企业”，还是被撤销－清理后又由本企业职工买下或租下继续经营的“丑女企业”，初期的私有化主要都按照均股制下的ESOP（即“雇员股权方案”的英文缩写）原则进行。后来的实践证明，ESOP方式对改善企业治理效果不佳，因此逐渐通过规范化的股权交易，向经营者持大股的“经理买断制”，即所谓MEBOs制过渡。（注：Maria Jarosz(ed.),Polish Employee-owned Companies in1995.Warsaw:PAN-LSP,1996,pp.113-124.）统计表明，MEBOs制的企业绩效一般来说要好于ESOP企业。
5.“重新私有化”类型，即把社会主义时代没收充分的财产归还原所有者。这一政策在整个东欧地区都实行得极为有限。它是按照剧变后形成的价值观操作的。它要否定的主要是当年剥夺一般私有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并不否定或者说很少涉及当年剥夺法西斯、叛国者或军事独裁者的“反法西斯改造”与“民主改造”。因此，归还对象主要不是共产党以前的传统统治阶级，而是平民小私有者，例如归还在集体化中被充公的小农地产。波兰由于50年代就已停止了集体化，农村“重新私有化”问题微乎其微。所以，波兰的“重新私有化”基本上只限于归还教会财产，大多是教堂建筑、收藏品等非生产性资产。因此总体而言，“重新私有化”对波兰的经济转轨影响不大。
6.外资进入型私有化。剧变后，中东欧各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一直存在着“自由化”取向与“民族主义”取向的矛盾。波兰历届团派政府对外资比同期的捷克、匈牙利右派政府要更为积极。但是，波兰国内环境对外资进入却有诸多限制。外资进入无非两种类型：一是投资兴办新企业；二是参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即购买或参股。投资办新厂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波兰转轨前期“休克”力度大，在恢复稳定前很少有外资敢贸然设立新企业。而外资参与国企私有化，则受到波兰雇员私有化本身的内部人控股性质的排斥。因此，外国投资很长一个时期在波兰的进展不如捷克、匈牙利。1991年、1992年，波兰分别吸收外国直接投资1.17亿美元和2.84亿美元，而同期捷克则吸收了5.11亿美元和9.83亿美元，匈牙利更吸收了14.59亿美元和14.71亿美元。
波兰的外资投入数额虽不大，但对打破内部人控制是一个强大的刺激因素。尤其是拥有新技术、资本更新规划和客户资源的外资，远比波兰本国企业的资本更受“内部人”欢迎。同时外资的进入实际上促进了波兰的私有化企业从ESOP向MEBOs企业的转化，而MEBOs方式由于结束了ESOP式的内部人控制，也更容易吸引外资，这两方面的互为促进，使得波兰对外资的吸引力在转轨后期与MEBOs化的速度同步增长。1996年以后，波兰吸引外资的速度已超过捷克、匈牙利。1996年和1997年，波兰分别吸引外资27.49亿美元和30.44亿美元，而同期捷克只有13.88亿美元和12.75亿美元，匈牙利只有19.86亿美元和21.0亿美元。（注：科勒德克：《从休克到疗法——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49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但如果按人均吸引外资计算，波兰仍不如匈牙利。
维谢格拉德之春：经济复苏与高速发展时期
无论是外资，还是本国企业的外部资本，进入企业都需经历复杂的谈判过程，尤其是与工会的拉锯战。工会的漫天要价是增加波兰转轨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也正因为转轨过程经历了比较充分的讨价还价和民主参与，因而最终形成的产权配置公信力较高，能够在市场条件下顺利运营。整个转轨前期，波兰呈现出“小乱不断，而无大乱”的局面。每个企业都经历了复杂的博弈过程。议会内讨论之激烈与政府更迭之频繁更为东欧之最。第一次团派执政就换了四届政府（马佐维耶茨基、别莱茨基、奥尔舍夫斯基和苏霍茨卡）。但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并未改变，因此保证了整个转轨进程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企业改革（私有化）虽然滞后，但金融改革（银行商业化）却比较超前。比起以投资基金为主导的捷克而言，波兰投融资体制更接近于理顺。表现在微观层面，就是波兰企业这一时期破产－清理、资产重组的比例很高，而捷克则由于金融系统实行企业保护政策，很少有企业破产发生。但也正因为如此，波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显得比捷克更胜一筹。
由于上述积极因素，再加上巴尔采罗维奇的“休克疗法”在经济稳定化方面取得成效，波兰经济在1991年下半年出现回升，在整个前东欧地区仅次于前东德，是最早回升的国家。尽管当年全年的经济仍是滑坡，但从1992年开始即转为正增长，而且增速逐年加快。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总产值分别比前一年增长2.6%、3.8%、5.2%、7.0%。投资消费也趋于活跃，在1992-1996年五年间，私人消费连续增长2.3%、5.2%、4.3%、4.5%、8.7%，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3%、2.9%、9.2%、18.5%、20.6%。从1994年开始波兰经济中的资本更新速度加快，投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以至于国内外都出现了欢呼波兰经济起飞的舆论。
在经济成长、投资消费都取得了成绩的同时，其它经济指标也趋于改善。以消费品年末价格指数计，通货膨胀率从1992年的44.3%下降到1996年的18.5%，1998年更降至10%。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也从1992年的34.5%降至1996年的12.1%，1998年更降为8%。波兰取得了自进入8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通货膨胀率一位数的成绩。同期，波兰的失业问题也得到缓解，失业率从1993年最高峰时的16.4%下降到1997年的10.5%，1998年更降到9.6%。外汇储备在这一时期逐年增加，从1991年的36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48亿美元，1997年的207亿美元。外债则从1990年转轨开始时的490亿美元，逐年下降到1992年的381亿美元，债务偿还占经常项目的百分比，则从1991年的68.9%，降至1994年的14.3%，1997年更降为5.7%。盖莱克时代以来还债一直成为波兰头号经济负担的局面有了根本改变。
这一时期波兰经济能够取得比较好的增长，除了经济稳定政策发挥成效和私有化及其后续的调整在明晰产权方面逐步取得进展以外，还得益于当时的国际环境。1992年波兰与西方主要债权国的巴黎俱乐部和伦敦俱乐部就重整债务问题都达成协议，对高额外债中的政府债务的一半进行了重组，降低了波兰的债务负担。该阶段波兰的海外市场调整也比较成功。在短短三年内，波兰经济从主要面向经互会市场转向主要面向西方，使它的许多重要经济部门获得了强大的外需拉动。外贸出口从1990年的109亿美元，提高到1994年的170亿美元，再提高到1998年的303亿美元，8年间增长了2倍。波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地融入全球大市场。
如上所述，波兰转轨进程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参与，每迈出一步都需经历复杂的讨价还价，殊为不易。但也正因为这些选择都经过广泛参与，一旦通过，措施都可以到位。凡是达成了的协议，在工会、企业和政府的配合下履行得都比较顺利。
但是经济转轨过程毕竟是一个代价巨大的休克过程，执政者采取的许多措施是得罪人的。1993年，正如1989年波兰成为剧变的先行者一样，它成为“左派复兴”的领头羊。当年大选，团派政府下台，由“前共产党人”改组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联合农民党上台执政，波兰经济转轨进入一个新阶段。
转轨的巩固与深化及新危机的形成
在中东欧左派复兴过程中，左派在经济上比右派更“自由化”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波兰也不例外。波兰社民党在建党时就以意识形态低调为特色，不仅一再表示与过去划清界限，甚至连社会党国际的价值取向，包括“社会民主主义”都很少提及。波兰社民党后来更名为“民主左派党”就体现了这一点。民主左派党内的主流派克瓦希涅夫斯基主张搞“人道的资本主义”。非主流的正统派米莱尔坚持提“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社会党范围内也算是比较自由化的。另一方面，与团派的工会政府相比，社民党政府内部比较统一，没有各个工联主义山头互不服气的散漫现象，对外也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不像团派政府那样受到民间组织、尤其是工会的掣肘。团派政府时期，议会内团结工会反对“自己的”内阁，议会外团派系统群众抗议“自己的”政府。这样的现象在左派政府时期大为减少，这使得原来在团派政府执政时期难以出台的一些转轨措施，反而在左派政府任内得到实施。
1994年以后，随着转轨进程的深化，尤其是在各企业中MEBOs方式对ESOP方式的逐渐取代，剧变初期那种“工会冶厂”的内部人控制的色彩逐渐淡化。由于向别无选择的市场化进程妥协，团结工会在企业的基层组织实力大大下降，企业内部的工会多元化使每个工会的代表性明显减弱，而随着股权的集中，企业管理逐步上收至经理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剧变初期公司治理权限不清的障碍，微观经济机制得到改善。
左派的上台弱化了工会的作用，强化了政府的作用。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主要是通过传统的高税收、高福利，即欧洲式的福利国家政策来体现。1994-1998年，波兰大幅度提高了退休金和面向弱势群体的补贴，但仅限于在二次分配领域。
在产权改革问题上，左派比团派更积极地推行私有化。1994年，左派政府成功地使议会通过了在别莱茨基政府时期被否决的“投资券私有化法案”，把尚未私有化的国有资产中的15%～20%作为投资券发给每个成年公民。在私有化大局已定之后出台的这一补充措施，虽然不像捷克的“证券私有化”那样具有关键性，但毕竟体现了波兰左派政府加快私有化过程的决心，一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一阶段，拍卖企业的步伐也随之加快。吸取了匈牙利左派政府“面向外资全卖光”政策的某些因素，波兰在出售企业时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手段。团派政府时期带有浓厚ESOP色彩的波兰私有化模式即所谓“民主的内部人控制”，到1994-1998年左派执政时期已大为淡化，捷克式的证券方式和匈牙利式的拍卖方式都到了发展。这一切，加上ESOP向MEBOs发展的过程继续深化，波兰企业的产权结构进一步趋近于市场经济常规。在此基础上，波兰经济的增长势头得到推动，各项指标出现了转轨以来最好的状态。
但是，左派政府的这些政策也加剧了许多领域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加剧了与工会的冲突。1997年大选时左派失利，次年以团结工会选举运动（团选运）为首的右派开始了第二次团派执政。但是，这届政府并未开创转轨和稳定经济之力，工会政府所有的弊病却更为突出。布泽克政府执政的四年内，政府各派系争吵不休，不断发生议会冲突与内阁危机，难以实行长期持久的经济战略，国家宏观调控职能也被弱化。这时，1997-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殃及波兰，加之全球经济减速以及欧元区启动期的经济调整和波兰加入欧盟谈判中所承担的一些代价，波兰经济发展的国际条件趋于恶化。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降：1998年增长4.8%，1999年、2000年、2001年连续降至4.1%、4.0%和1.1%。工会政府的再次执政使企业中的“工会无政府状态”重新滋长。在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这些迫切面临产业调整的重化工领域，工会力量尤其强大。由于来自工会的压力增大，产业结构调整几乎陷于停顿，国家对这些领域的补贴猛增。这些出超的经费又反过来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宏观经济再度恶化。
2001年，波兰发生自转轨以来首次明显的经济危机，不仅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4.0%剧降为1.1%，成为整个东欧地区最低的增长率，而且多项宏观经济指标再次出现动荡，失业率升至17.3%，通货膨胀率上升到18%，两者都重新回到了两位数，次年财政赤字达225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而此前经济转轨最严峻的一年，即1992年也不过才6%，1998年以后一度已降到1%以下。
在经济全面衰退的情况下，政府受到工会与民众的压力。要维持福利水平就必须提高企业税率，这又使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和税收负担越来越重，微观经济形势也随之恶化。与上年同期相比，2001年1-9月，波兰企业的毛利润下降34%，净利润剧降58%，大多数企业失去了资本积累能力，40%以上的企业亏损严重，企业破产的数字比上年猛增43%，创造了转轨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第二届团派政府的威望一落千丈。2000-2001年，左派在议会和总统大选中双双取得大胜。团派政府下台后，团结工会选举运动也趋于解体。波兰的政治钟摆又一次摆向左派，开始了第二次左派执政时期。新近上台的这届左派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以求恢复经济增长势头。
总结与教训
波兰经济转轨12年来，既取得了前经互会国家最好的经济恢复与增长，也积累了许多问题，留下了一系列的教训。总体上讲，波兰经济转轨是在一个工会力量强大、民主传统浓郁、具有很高的社会参与度和较浓的平民主义色彩的背景下进行的。其正面的经验与反面的教训都与这一点有关。由于民众的广泛参与和配合，波兰较顺利地渡过了转轨之初的“休克”阶段。1990年的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曾经感慨道：“波兰新政府的紧缩政策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1/3（按：后来的统计表明此说有所夸大），但老百姓基本上一声不吭，而我们要这样干那还不炸了锅。”由于有转轨之初公众的配合，波兰的经济稳定措施一步到位，没有出现许多东欧转轨国家那种反复“休克”、阵痛延长的过程。1990-1991年波兰经济滑坡幅度虽然较大，但是复苏也最快，而且其后的经济增长也最顺利。总体平衡起来，波兰所付出的转轨“代价”，应当说是前经互会国家中最小的。
与经济稳定战略相比，波兰的私有化过程远不能说是激进的。无论是与捷克的“分”还是与匈牙利的“卖”相比，它的产权变革过程都要缓慢和复杂得多，而且经历了若干过渡形态，例如从ESOP到MEBOs。在此过程中，波兰人付出的“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也较大。但是，也正由于产权改革中广泛的民众参与和充分的讨价还价，波兰的产权改革后遗症才比较少。尽管私有化速度缓慢，但经济增长成绩却比私有化速度更快的捷克、匈牙利要高，这个趋势保持了8年之久。
基于同样的背景，波兰在变革中较好地处理了社会保障问题。转轨期的社会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波兰的贫富分化程度在转轨国家中是较低的。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来说，1987/1988年度到1998/1999年度，波兰历经11年转轨，基尼系数只提高了0.02，（注：W.Kolodko,"Incomes Policy,Equity Issurs,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Finance and Development,Sep.,1999,Vol.36,No.3.）而俄罗斯提高了0.23，捷克提高了0.07，匈牙利也提高了0.025。在所有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中，波兰的收入分配平均度仅次于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在转轨10年以后，基尼系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0.01，但一般认为，斯洛伐克的这个数字是不可信的。
在经济改革中，波兰较好地抓住了投融资体制改革这个要害。由于这一领域的商业化改造取得进展，波兰没有像捷克那样长期对企业采取由银行给予大量补贴的反兼并、反破产的消极保护政策。在整个转轨时期，波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破产、新建、重组频率都比较高。特别是1993年，政府采取整顿措施，鼓励剧变之初的大量不良金融组织进行重组、破产和合并，使银行数量减少，而服务质量提高，并有秩序地向国外银行开放市场，从而使银行和贷款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都得以改善。90年代后期，波兰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和资产重组率形成良性互动，使企业活动拥有一个稳定的金融基础，也使得1997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对波兰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由于波兰转轨进程民主化程度较高，社会监督有力，转轨期的体制性腐败与权力寻租活动与邻近的捷克、匈牙利相比，更不用说与俄罗斯相比都是比较少的。历届政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都能保持相对清廉。像匈牙利的“托奇克丑闻”、俄罗斯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波兰都没有出现。
但是，波兰转轨中负面的教训也不少，在2001年经济危机中已逐渐显露。这些危机也与波兰经济转轨的平民主义特征有关，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波兰私有化前期“靓女先嫁”的特点较为突出，这除了与政府决策者的激进私有化思想有关，主要还是迁就企业内部职工意志的结果。越是赢得的企业，其职工就越倾向于积极的私有化，以求“肥水不流外人田”。而亏损企业的职工则更倾向于依靠政府保护，反对国家甩包袱。但事实证明，靓女先嫁式私有化对国家财政造成的消极影响是相当严重的，它使政府财政收入流失，补贴“丑女”的财政负担加重。这种做法对财政的损害在经济繁荣时期容易被掩盖，到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就表现出来了。由于赢利企业基本“嫁出”，亏损企业剧增，国家财政陷入灾难性的困境。
工会的巨大影响，还导致波兰政府在私有化过程中对中小企业缺乏保护和激励政策。事实证明，在经济转轨时期，大型企业适应性较差，难以在短期内有大作为。而中小企业船小好调头的优势明显，能够成为新的增长亮点，这几乎是一个无例外的普遍现象。因此，在转轨国家摆脱休克、恢复增长的时期，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都扮演了先锋的角色。由于工会对经济政策影响巨大，工会力量又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波兰政府的转轨政策也明显地向大型企业倾斜，而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在较为可比的维谢格拉德国家中，波兰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相当落后的。据统计，每一千人中拥有私营小企业的数量，捷克是68个，匈牙利51个，而波兰只有27个。在波兰这类企业中，90%的雇员不足10人，其中70%只有2人。这样的公司如果没有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持，是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的。即使在中小企业最有作为的商业服务行业，由于波兰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小商家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这些年来，德、法等国的商业巨头纷纷在波兰建立为数众多的大型超市，仅在人口100万的罗兹市，这样的超市就多达17个。强大的竞争力使波兰势单力薄的小商店难以招架，更谈不上发展了。
同样，由于工会在转轨进程中的作用，波兰在劳资关系中过分向劳方倾斜，社会福利政策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和转轨期财政条件的许可程度，也给经济的复苏与发展造成严重困难。在长期由“工会掌权”的波兰，由于紧缩政策要求冻结工资、开放物价，“休克”的那两年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剧降1/3，降幅超过同期经济产值滑坡的幅度。那时职工虽然也有怨言，但凭着对民主转轨的认同与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代价”。这种心理基础是波兰能够较快地挺过难关的原因之一。然而经济恢复增长之后，波兰民众要求实现良好预期的压力增加了。这种压力通过工会传导到政府与企业决策，使波兰工人工资从1994年起回升，并且增势强劲。1998年后，波兰经济增速放慢，工资增长反而加快。2001年，波兰经济仅增长1.1%，为中东欧最低，而工资在当年第三季度已达人均2047.29兹罗提（合445.1美元／月），前三季度人均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8%，（注：http://www.moftec.gov.cn/moftec_cn/dsbgx/europe/bl_34.html）是中东欧最高增幅。这样的增幅显然缺乏基础，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工资之外，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基金10年来更是高速增长，从转轨初期相当于职工工资的58%，到2001年已超过90%。如企业职工实际工资为300美元，则业主须支出约570美元，以至于“工会吓跑投资者”。国家的福利负担导致财政危机，使波兰经济在本世纪初陷入困境。波兰农民（自由小农）也享有高水平福利保障，为维持农民的公费医疗、退休金等等，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每个就业者每年须平均转移支付约415美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专家在考察了波兰现行法律后深为波兰企业家叫屈；“现行《劳动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劳资两利，而是侧重于保护被雇佣者，”他认为这是波兰经济搞不好的“教训”之一。（注：郭增麟：《波兰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若干教训》，载《国际贸易》，2002年第7期。）
在中东欧各国中，波兰退休人员和抚恤金领取者的人数比例，超过任何国家。在东欧各国中波兰的社会保障待遇是最高的，这显然超出了它的经济承受能力。目前全国企业对社会保障局的欠款已高达200亿兹罗提（约合50亿美元）。看来，社会保障政策应视经济实力而定，而不是屈从社会压力，实行脱离实际的政策。
与高福利并行的必然是高税收。转轨以来，波兰税种增加，税率提高。到2001年，企业所得税税率平均达到40%。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许多企业纷纷倒闭，有时甚至整个行业倒闭，终于导致经济危机。
总之，虽然不少执政者（决不仅仅是“右派”）具有自由市场制度优越的理念，但在高度发达的民主与工人运动传统下，他们的执政实践却具有十分浓厚的社会民主主义或工联主义色彩。因此，说波兰转轨中的问题是“自由市场崇拜”或新自由主义所致，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实际上，在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无限制地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反而导致了不利于劳动阶层的后果。由于工资及社会保障增长过快，企业负担沉重，反而无力容纳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工会越是使企业难于解雇工人，企业就愈发不愿多雇工人。同时，过高的社会保障也削弱了人们求职的积极性。其结果是，工会力量强大的波兰，同时又成为失业问题最严重的中东欧国家。制度转轨12年来，失业问题一直是严重困扰波兰当局的大问题。1994年失业率一度高达16%，创失业率最高记录。1997年曾下降至10.9%，可是1999年再次上升到13.0%，2000年又继续攀升到15%，2001年底为17.3%，2002年预计将达到18.4%。普遍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比例的失业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必需。但谁也没有料到，转轨12年之后，波失业率会再次攀升到如此严重地步，再度成为波社会的头等问题，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波兰经济转轨中还有一些教训。波兰金融改革的成功，使得银行经营高度商业化，注意贷款企业绩效、避免给经营不良企业做“无效输血者”，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不良贷款，降低金融风险，同时切断企业吃银行的大锅饭的希望，也有利于促使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这本是波兰的正面经验之一。与捷克政府使银行违反商业原则给不良企业“输血”的弊病相比，波兰的做法历来既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方面的赞扬，也是左右各派、历届政府都予以肯定的成就。
但是，凡事物极必反。最近也有论者指出，波兰银行的商业化已经过分了。波兰银行只对那些发展前景、资信情况良好的公司开放。银行政策中对中小企业缺乏支持。为减少风险程度，银行发放贷款十分小心谨慎。许多企业贷款后难以迅速改善绩效，提高还贷能力，于是如今大多数银行逐渐撤销了对企业的贷款，改为向收益比贷款高两倍的保险业提供贷款。它们对利率高、周转速度快的证券和国库券感兴趣。这样一来，波兰的私营企业大多缺乏发展资金，更难以进行企业现代化改造。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那些急切希望得到银行支持的企业，只好以极为苛刻的条件借取贷款，利率高达18%～22%。即使如此，私营企业也难以借到贷款。为了维持生计，许多企业向外国银行贷款。截至2001年年底，这类贷款已高达350亿美元。
左派政府的政策调整与未来经济展望
综上所述，波兰经济转轨中的许多利弊是互相纠缠、难以分清的。工会参与增大了转轨中“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但也增强了转轨结果的合法性基础。金融改革先行有利于减少金融风险、促进企业改革，但也使大量困难企业告贷无门，更加度日如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帮助劳动者适应新的经济体制，但保障过分也会使企业不堪重负，甚至引发国家财政的危机。相反，经济萧条直接导致高失业，但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于这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因素，不可能用“大转变”方式来解决。因此，去年新上台的中左派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力图使2002年危机不再深化，经济保持1%的增长，然后在2003年、2004年中分别达到3%与5%的增长率。根据这一战略，政府宣布在四年任期内着重要抓的工作是：
1.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增加出口。现政府上台后提出了扶持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例如，对企业的出口信贷实行补贴；设立担保基金和贷款基金，为企业提供担保（每年担保费用将达150亿兹罗提，即相当于GDP的2%左右）；为那些扩大就业机会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投资优惠；增加劳动就业基金的总金额；国家拨款为那些增加就业的企业缴纳部分社会保障金；同非法招工和“打黑工”作斗争；修改《劳动法》，进一步放宽就业限制等。同时，货币政策委员会实行“大削减”政策，即在2002-2003年内银行贷款利率将降低5个百分点，其中2002年降低4个百分点。为保障本国农业和农民利益，从2002年1月起一些农产品的进口须有“批准书”，适度限制无节制进口。
现政府认识到，外贸逆差严重不是因为进口太多，而是出口太少。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造产品结构，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竞争能力。现政府为鼓励和帮助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出资为企业到国外设立“波兰之家”，使之成为波产品的销售窗口。
2.鼓励企业投资，增加就业。从发展趋势看，2002年失业率还将上升到18.6%。为此，现政府大力鼓励中小型企业增加就业，特别是雇佣高校毕业生，减少“毕业即失业”现象。政府也提出改进劳动就业的中介工作。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直接为建筑行业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并带动相关行业增加就业人数20万人。降低失业率是当前政府的“头等大事”。
3.抓住发展关键，努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现政府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波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专门设立了基础设施部，并由一名副总经理兼任部长。现政府决定在今后4年内拨款1800亿兹罗提（约合44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用于住房建设、公路建设的资金达1500亿兹罗提（365亿美元）。4年内将新建快速公路200公里、40条城市环线和600公里高速公路。2002年将制定78项配套法律和24个纲领性文件。为了鼓励住房建设，政府准备发放低息住房贷款，鼓励住房合作社、房地产开发公司和个人享用这笔贷款。
经过半年多的调整，目前在若干领域已出现复苏迹象。2002年5月初，总理米莱尔宣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要真正恢复增长势头，恐怕要到2003年下半年。
总之，转轨12年来波兰经济取得不小的成就。如今虽然遇到危机，但不会根本改变经济上升的势头，更不会扭转市场化、私有化的方向。目前波兰80%以上的经济实体均为私营企业，商业、服务业几乎百分之百实现了私有化，大部分银行也如此，其中60%以上的股份掌握在外国银行家手中。国营经济仅限于对国计民生具有关键意义的领域，例如矿山、铁路、森林、海洋资源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私营企业创造的产值已超过总产值的78%，就业人数超过就业总人数的73%。现政府宣布，私有化扫尾工作将在2005年前完成。
在民主制度的支撑下，波兰基本顺利地完成了体制转轨，转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和经济绩效的提高也有目共睹。尽管波兰近年经济形势不佳，2001年波经济总水平仍然超过1989年剧变前的7%，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欧元大关，达到2027亿欧元，已相当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78.2%（俄GDP为2590亿欧元，两者仅相差563亿欧元）。与西欧的差距则在缩小，每年以增长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接近欧盟。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都是按汇率标准计算的。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标准，则转轨的经济成效更明显。制度转轨前，波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4000美元，现在达到9000美元左右，翻了一番多。剧变前，波兰通货膨胀率为120%～160%，现在已稳定在3%左右，2002年可能只有2.8%。剧变前波兰货币美元同兹罗提的市场比价是1美元兑换80兹罗提～140兹罗提，近5年来均稳定在1:4.1左右，而且是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完全靠市场形成的比价，说明市场经济机制在波兰已经正常运转。
1989年，波兰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5美元～38美元，现在是400美元～600美元，增加了约16倍。当然，当时最廉价的白酒每瓶是0.6美元，现在要4.5美元，提高了约7.5倍。收入的增长还是远远高于物价的增长，人民购买力和生活水平无疑是提高了。（注：瓦·贾克：《波兰形势漫谈》，郭增麟译（待刊）。）关于恩格尔系数的家庭调查数据也表明：1989年波兰居民家庭食品支出平均占收入的46%，而到1996年只占37.8%。剧变前波兰家庭轿车拥有量约350万辆，平均10人一辆。转轨进程中，1991年为526.1万辆，1995年为751.7万辆，1996年已达809.5万辆，平均每10人已有2.1辆。（注：Encyclopaedia Britannica,Book of the Year 1994,p.693;1997,p.691；世界银行：《1998世界发展指标》，16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1995-1998年私人小汽车销量每年增长50万辆，1999年头8个月就增加40多万辆，再创纪录。到这一年，波兰2/3的家庭有私车，其中35%的家庭有不止一辆。可以说，波兰人的消费水平已由剧变时的电视普及时代跨入如今的轿车普及时代，提升了整整一个档次。
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波兰人的平均寿命也提高了。剧变前，男子平均寿命为69岁，现在是74.5岁；妇女平均寿命当时是73岁，现在是78岁。（注：瓦·贾克：《波兰形势漫谈》，郭增麟译（待刊）。）
“回归欧洲”与加入富裕工业化国家俱乐部，是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象征性目标。波兰已经于1999年加入北约与经合组织，并已基本完成入盟谈判，可望在2004年加入欧盟。波兰参加欧盟后仍需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在2008年才能参加货币联盟，使用共同货币欧元。这时，波兰“回归欧洲”的愿望将基本实现。当然，要使波兰经济赶上西欧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须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据《华盛顿邮报》2001年11月13日报道，波兰被HERITAGE基金和《华尔街日报》列为2001年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一经济自由度排名中，2001年波兰在15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71个国家和地区被列为经济自由行列）中排名第45位，比2000年的54位上升了9位。
总之，经过12年的发展，波兰可以说经济转轨已经是尘埃落定。正如一切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今后波兰经济有繁荣也会有萧条，当然也免不了遇到危机。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市场经济这一走向不会改变。（截稿日期：200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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