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城市道路论文,包围论文,作用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发生策略指导的转变，即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指导问题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始终坚持“城市中心”，没有发生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本文仅就这一问题，根据现有资料试做一探讨。
共产国际“农村中心”策略形成的原因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一是共产国际对“城市中心”策略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的沉痛教训进行总结的结果。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联合国民党转变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由忽视农民土地问题转变到把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召开的八七会议，是共产国际这一次策略转变的重要里程碑。但八七会议由于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造成的复仇心理，由于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趋低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之高涨，“不但在近期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八七会议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在制定暴动计划时，把目标放在夺取大城市上，如长沙、武汉、南昌、广州。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策略开始在中国移植。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终于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其突出特征，就是进攻路线和“城市中心”策略。这一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32年以前，被屠杀革命群众至少在100万人以上，而1928年1～8月就达10万人，1928～1930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党员只剩下1万人左右，它直接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也只有7万人左右。[1]
中国革命经历的一系列失败，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广州起义的失败，不仅使中国革命又一次遭到挫折，而且也影响了苏联在中国的地位。1927年12月14日，国民党宣布与苏联绝交，撤销对苏联驻华领事馆的承认，拘捕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遭受的挫折和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的事实，说明中国革命已转入低潮，“左”倾盲动主义的进攻路线、“城市中心”策略在实际斗争中行不通。这就不能不遭到中国共产党内越来越多同志的抵制和批评。早在“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之初，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毅然放弃“左”倾盲动主义的进攻路线和“城市中心”策略，及时向井冈山进军。虽然“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一些地方党组织勇敢地抵制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和河南省委，也否定了下级组织提出的“坚决进攻”的计划。[2]中共党内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抵制和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促进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有关中国革命的策略等问题总结教训。
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影响下而形成的，于1930年6～9月统治中共领导机关，以进攻路线和“城市中心”为突出特征的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失。在城市暴动过程中，大量党员被捕；攻打中心城市的各路红军损失也十分严重；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党的秘密组织和革命力量也遭到严重破坏。立三冒险主义和“城市中心”论错误，更引起了中共党内的强烈不满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共产国际在纠正立三路线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在更深刻的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
二是共产国际对朱德、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成功经验借鉴的结果。早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就把朱德、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经验报告给共产国际。针对这一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9年6月7日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中，充分肯定了朱德、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成功经验。1929年12月29日，《真理报》发表《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指出：“巩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东三省，以及在毛泽东和贺龙活动的区域里。在你们党里，有人轻视农民斗争——游击战争在内——的意义；你们应当给这种倾向以致命的打击。”[3]193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经典式地高度评价、赞扬了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以农村为中心的策略：“在中国，革命危机的表现是，拥有几千万居民的地区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从而使中国在殖民地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据首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必须推广（毛泽东）良好经验”。[4]从上述共产国际的评价和指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国际对朱德、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成功经验是十分重视的，这对于促成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是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清醒估计的结果。1927年11月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恶果，改变了共产国际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的看法，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开始转到了冷静、清醒、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来。1928年2月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在许多省份，农民运动在向前发展，而在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遭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镇压，正处于某种低潮阶段”[5]。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制定、通过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写道：“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6]1931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和8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苏维埃政权虽在拥有几千万居民的地区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危机还没有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群众引向直接推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政权的斗争。
正确的策略路线来源于对客观形势的正确估计与分析。共产国际对1928～1931年中国革命形势的科学估量，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这一策略转变的起点和基本依据。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所示：“共产党在多事的1930年的工作经验和成果，首先是在数量和面积有所增多的苏区实行农民土地政策的实践，以及1931年初中共在农村阵地的明显加强而在城市的力量的普遍削弱”的这种反差，促使了这一政策的转变。[7]
共产国际“农村中心”策略的形成过程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过程，开始于1928年2～7月，完成于1930年10月，深化于1931年3～8月。这一策略转变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的深入、准确分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共产国际历来就十分重视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和土地革命问题。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即《五月指示》）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8]1927年八七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第一次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决定在广大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暴动。此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虽然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却已初见“农村中心”的端倪。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开始，是以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标志的。这个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联合起草的决议，在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策略路线。《决议》指出：“目前全党的工作重点就应当是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把他们团结在党所提出的口号周围。在目前形势下，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队由于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由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因而可能脱离群众，过于冒进，分散自己的力量，从而被各个击破。如果共产党不理解争取和组织群众的极端必要性，如果它不去反对使它忽视准备千百万群众迎接革命新高潮这一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种种企图，那它必定会被击败和瓦解。”[9]
显然，新策略并不是立即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政府，而是“争取群众和组织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2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目前我们反对举行暴动。”[10]这就坚决、果断地停止了“城市中心”武装起义的策略。新策略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武装力量鞭长莫及的边远农村和城镇进行计划周密的游击战争。《决议》指出：“党在今后必须切实关注农民起义。在组织农民行动时，必须经常不断地考虑中国各省各地的不同斗争条件，必须首先考虑那些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区的区别……党在苏维埃地区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队伍，以期这些队伍今后逐渐汇合成一支全国性的红军。”[11]这里，新策略不仅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城市转向农村，而且强调了农民、红军的武装斗争同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及土地革命三者间的关系。同时，新策略又把农民游击队行动同全国起义的胜利相联系，“只有这些行动同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全民起义的胜利起点”[12]。这样，新策略又在“农村中心”的基础上，产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萌芽。总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表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重心，在方向上，由进攻转为防守；在地域上，由城市转入农村。
1928年7月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是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制定的关于中国革命新策略的正式表达，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重要一环。《政治决议案》在分析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过去斗争的经验、革命运动的现时形势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下，党的策略路线是争取群众。《政治决议案》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的主要口号。”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新策略放弃了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城市中心”策略。
其次提出了党的目前任务重点在农村，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赞助农民游击战争，而且要使它深入，使它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地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建立工农革命军……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13]。党在苏区的任务是：“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最大限度地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彻底地实行土地纲领”；“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14]，等等。这就比《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更进一步明确地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结合起来，指出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及其政权建设的关系：农民游击战争和工农革命军的武装斗争是创立根据地及其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主要方式；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是巩固根据地的必要途径；根据地是武装斗争、革命运动最大发展的基础和依托。并且再次指出了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对于全国革命胜利的意义，是“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的重要成分”[15]，“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16]。
显而易见，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使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雏形。毛泽东在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十分明确地肯定了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上所阐发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毛泽东指出：“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17]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十月来信》），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完成的标志。
早在《十月来信》之前，1930年6月16日、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于莫斯科发给中共中央的绝密电报就连续重申：“请强调指出，特别是以苏区名义强调指出中心口号是进行土地革命”、“支持和扩大苏维埃运动”等。[18]
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获得通过。《决议案》在分析当前斗争阶段的形势时，正确地指出：“我们暂时还不具备全国范围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还未汇成一股巨流。即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保证有必要的力量去打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19]同时，提出了党的最主要任务、策略中心就是在农村成立和组织中央苏维埃政府。[20]《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这个革命本身的发展就是采取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形式。”[21]因此，“共产党应当懂得，在目前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建立富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乃是一项头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才能肯定地保证革命取得重大的发展”。[22]《决议案》尽管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从总体上恢复与发展了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制定的、由中共六大正式表达的、由共产国际六大所批准的新策略。
7月28日，共产国际将《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扼要电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重申了在最有保障的地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方针，表示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立即在大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发动武装暴动的“城市中心”计划。但是，《决议案》未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城市中心”论错误，这一任务有待于《十月来信》来完成。
1930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会议，重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当即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重申坚决反对普遍起义的“城市中心”计划，并委托东方部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个文件，即《十月来信》。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十月来信》。《十月来信》在批判立三路线错误的过程中，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农村中心”的实际任务，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概念。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整个环境所要求中国共产党来立刻实现的中心实际任务，就是：（一）立刻团结真正的工农红军……（二）立刻建立坚持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的根据地里，而以红军为依据……（三）进行真正的革命的群众工作，在苏区里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来组织群众，在非苏区里，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去发展经济的和政治的群众斗争，并在这斗争的过程中组织群众……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的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义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23]。《十月来信》的思想是极其珍贵的，它不仅系统地批判了“城市中心”论，阐述了“农村中心”的策略，而且赋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以十分完备的理论形态，它使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得以彻底完成。
1931年3～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的召开和“8月决议”的制定，标志着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农村中心”策略的深化与发展。
面对西方和东方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崛起，为了防备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1931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十一次全会。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决议案》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危机形势、中国苏区和红军的作用，阐述了“农村中心”的策略思想。第一，共产国际明确把建立农村根据地、苏维埃和红军作为一切工作的首位、中心任务；第二，高度评价中国农村苏维埃和红军的地位与作用；第三，明确提出城市工作必须为农村斗争服务；第四，高度赞扬毛泽东开辟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历史功绩。第十一次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推广（毛泽东）良好经验”[24]。
193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完成后的进一步深化。《决议》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左”倾的估量与分析，但在总体上，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策略转变的中心点上，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形成上，却比此前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决议》首先肯定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转变的策略。其次在阐述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中国农村苏维埃、根据地、红军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中的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决议》还特别明确地指出了党必须把工作重点集中到农村和与之相适应的三位一体的任务：（1）牢牢掌握根据地并继续扩大这个根据地，在这种基础上，去建设和巩固红军；（2）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巩固苏维埃政权，而苏维埃政权应在自己统治的领土内彻底执行反帝土地革命的基本口号；（3）展开非苏区的群众革命斗争、农民运动，尤其是工人的罢工，同时要极努力地巩固和扩大革命职工运动。[25]至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又进一步深化、巩固，达到了成熟程度。
1931年8月，黄平回国，向临时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临时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两个决议的精神和“农村中心”策略思想。同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样，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农村中心”策略，就由理论变为实践。
正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认识，比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高出一筹，在放弃“城市中心”论、倡导“农村中心”论方面，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早于当时的中共中央，这就为中共绝大多数人接受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打下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完成之后，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中共在六届四中全会就已萌发的“左”倾思想再度膨胀，1931年9月20日临时中央作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开始提出在有条件情况下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思想主张，指出“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26]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正式提出了夺取大城市的进攻路线，指出：“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领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27]。同时，《决议》还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夺取中心城市计划。从此，开始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军事冒险机会主义。由于1934年9月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因此，纠正王明“城市中心”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持“农村中心”策略的任务，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胜利完成的。
共产国际“农村中心”策略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澄清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史实，对于中共党史，特别是对于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为中共党史尤其为土地革命战争史中一些悬而未决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根据。例如，为什么在毛泽东取得全党领导地位以前，对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批判之后，从全党范围来看，能逐渐地把工作重点移向农村，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建立红军，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村苏维埃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什么六届四中全会实行全党工作的实际转变？等等。只有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策略转变的史实，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否则是不会自圆其说的。
其次，它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尤其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的研究，扩大了理论视野。以往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想想的研究，是割断了其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孤立、封闭地来研究。如果说联系，也只是强调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同共产国际的一味对抗性、斗争性、互不相容性，把二者活生生的、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辩证统一关系，简化为对抗、斗争的关系。把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拔高为没有任何思想渊源的“独创”。澄清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史实，为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研究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同共产国际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借鉴的关系，提供了基本前提。这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尤其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的形成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中共及毛泽东“农村中心”策略思想的形成时间与标志问题，多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传统的观点认为，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已经形成了“农村中心”的策略思想。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披露，许多学者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并未形成“农村中心”策略思想。笔者认为，中共及毛泽东“农村中心”策略思想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的。遵义会议及其决议，是中共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起点与标志。
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首次提出了“农村中心”的策略思想。决议主要从4个方面首次阐述了“农村中心”策略：其一，在经验教训的总结上，检讨了此前党的“城市中心”策略的错误。认为红军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之后，不应该“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而应该“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它的充分条件”。[28]在粉碎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后，仍然如此办理。这样，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不断地发展与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29]。
其二，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改变了此前“我弱敌也弱”的错误看法，作出了“敌强我弱”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红军的数量“还是非常不够”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红军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30]目前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占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十数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拿我们的人力财力以及军火的补充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现在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31]。
其三，在革命速度的分析上，改变了此前中国革命“快要”胜利的错误结语，作出了中国革命长期性的正确论断。“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32]
其四，在革命中心的选择上，改变了此前“城市中心”的错误模式，提出了“农村中心”的正确策略。认为当敌强我弱的形势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当农村根据地还没有大的发展并造成包围城市的形势下，即“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玩弄暴动（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笔者）是极大的罪恶”。[33]为此，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之敌，创造云贵川新苏区。广泛地发展农村游击战争，是党目前“中心的任务之一”。党必须“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到胜利的大革命”。[34]显然，在此，“城市中心”模式已被抛弃，“农村中心”策略业已提出。
此后，经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1938年10月和11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1939年12月所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小册子等，表明中共及毛泽东的“农村中心”策略思想进一步得到坚定与完善。
最后，它为我们科学、全面地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功过是非，提供了新的依据。以往在评价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时，一般都认为“两头好，中间差”。但“中间差”到底差到什么程度，是一无是处，还是差中有好？澄清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史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会有重要帮助。这样就为科学、全面地评价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提供了新资料、新视角、新思路，从而为正确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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