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族音乐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42(2004)04-0116-03
在消极的偏重国乐或偏重西乐的空气中，在消极的保守国乐与模仿西乐的倾向中，我 们也时常听到积极的建立民族音乐的呼声。偏重、保守、模仿，我们叫它消极，是因为 如此做去，在我们看来，前途中似乎不见光明的远象。
在苦闷地寻找路径的当儿，若偶然看一看西方的学者对于他们民族音乐所表示的意见，这也许于我们有益。下面将摘译几段西方学者对于这一方面意见的片断。
一九三七年美国出版了马可卿(Robert Guy Mc-Cuthan)所编之《美以美宗》圣歌集手 册，书名为《我们的圣歌》。手册中曾论到英国圣歌作曲家戴克斯(John Bacchus
Dykes)(注：戴克斯(1823—1876)，英国作曲家(孟文涛注)。)、班比(Joseph Barnby)( 注：班比(1838—1896)，英国指挥家、作曲家(孟文涛注)。)及苏力凡(Arthur Seymour Sullivan)(注：苏力凡(1842—1900)，英国作曲家、指挥家；写有轻歌剧9部。“苏力 犯”现通译名为“沙力文”(孟文涛注)。)等所写的曲调，说这一类曲调，当时在美国 却已经远不如几十年前那样的流行。所以如此：
理由是很简单的：美国的音乐是传统地合于人声的歌唱，且富于旋律的色彩。而这些英国的调子，则是出于管风琴家的手笔，他们原来都是器乐家。他们的调子，和声的气氛太重，而又不是美国的本色。答案便是如此。
同是英语民族，出于同一来源，分开还不到一百几十年；而音乐的民族性，却已这样地被视为重要。而且，通常“圣歌”的选定，常是以教会会众的爱好人数的多少和爱好 程度的高下为基础的；比之艺术音乐的选择倾向，(后者)多少取决于少数专家的风尚和 观点者(来言)，更为普遍而自然。从上引的事实，更足以见民族性在音乐上的表现，确 能获得民众同情的反应。
一九三九年再版的斯巴尔丁(Walte B.Spalding)所著的《音乐为艺术为语言》(Music for Art and for Language)一书，论到“民歌”，曾说：
歌的特性，是新鲜，是抒发的直接；而这些，在天才们有意识的构思中，反不容易看到。修曼(R.Schumann)说：“留心听所有的民歌吧。它们是美丽旋律的积贮，向心灵流露各种不同民族的天赋特性。”它们正象路边开放的野花，未经人注意，是民族的产品，而不是一个人的产品；在好几百年中，它们仅为深造的音乐家们所略略知道。但应当知道，文词与音乐，自古密切相关；跳舞又与二者自然会合。一个民族的主要质素，由此鼎足(注：指“文词”、“音乐”、“跳舞”三者而言(孟文涛注)。)似地活动表现出来。宫调的变化(Tonal Variety)(注：按原文字面，今日通译“调性的变化”(孟文涛 注)。)是民歌中显著的特色；有许多民歌是与古代诸格列高里的调式(Gregory Modes) 相符合；另有许多民歌，却有着接近现代大小音阶的一种断然倾向。民间音乐在历史上 的重要性真大，因为它已开始承认器乐形式的若干原则，就是因乐歌词句的声韵结构与 跳舞时身体的对称动作而起的乐语平衡的需要；最重要的，它已承认一种有定的宫调中 心的系统与对比后的呼应(Repetition after contrast)(注：此处译文的“呼应”及其 后的“回应”现通译“再现”(孟文涛注)。)的运用。其实我们若向后一看，事实很显 明，我们最重要的章法，所谓朔拿大曲体(Sonata form，宣叙、发展、回应6之曲体)者 ，在民间音乐中，早已规模粗具。民间的旋律与节奏，在海顿、肖柏特、修班、李司特 、布刺谟兹、格黎格、柴可夫斯基与杜辅拉(注：原文在这些作曲大师之后，皆附有外 文；为醒目，现删；估计读者能知晓。唯最后一位现通译“德沃夏克”。值得提一下的 是第5位Brahms外文中的“ra”译“刺”(现译“拉”)，与王光祈译Rachmaninov为“刺 客曼尼诺夫”中的“刺”字惊人的相同；估计都是受传统译名、元朝著名词人“萨都刺 ”人名的影响(为避免“刺”[la]被误读为“刺”[ci]，这位大词人已改名用“萨都拉 ”三个字)。王光祈的译名，按广东话(还包括客家话)发音，原属正确的；但“刺客” 二字，今日常被误视、误读为“刺客”(cike)，如此6字读来，使当年王光祈用“方言 ”、“方音”译成的这位世界著名大师的中文名，成了有“绰号”的译名大笑话了(孟 言文涛注)。)的作品中，很占重要的地位。现代作曲家之于音乐，正如柏班格(L.
Berbank，美国自然学家)之于植物的生命：将现代之思想与感情，像接枝一样，接在通 俗音乐的母根上面，他们乃保留了不能籍其他方法获得的那一种力量。因此，布刺谟兹 、格黎格、柴可夫斯基，他们有些最上品的旋律，或是竟是民间的音调而稍加变化，或 者虽为创作的旋律却是从以民歌的精神中脱胎而来的。(20～21面)
斯巴尔丁讲到美国的民歌是，(美国)并不是没有(民歌)。他(在)讨论民歌的一章的结构(却)是说：“因为一个还没有学会歌唱，或者已经忘掉了怎样歌唱的民族，永远创造不出来能垂久远的音乐。”
斯巴尔丁至少承认：(一)民族音乐的价值；(二)以为民族固有音乐为各该民族以后音乐创作不可少的基础；(三)合理的作曲材料是“母根”(民间音乐)，合理的作曲方式是“接枝”(从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发挥新生命)。斯氏以“民歌”一语，与“民间音乐”相通用；可以知道，他对民歌的论调，也可以适用于一般从民歌产生的民间音乐；甚至更可以适用于从一般民间音乐产生之艺术音乐；换言之，斯氏之论调，可以适用于整个的 民族音乐。
一九三六年英国音乐技术家、音乐批评家、兼音乐史学家托维氏(Donald Francis Tovey)(注：托维(1875—1940)。英国音乐理论家、作曲家、钢琴家(孟文涛注)。)在格拉 斯哥演讲，论到巴哈，曾说：
巴哈(J.S.Bach 1685～1750)并不像有些人所思想的那样，为在早年已发展成了他对位的技术。虽然在他的艺术形式中，每一方面，都显得是渐渐在倾向于一种经营的清澈性；可是，他的学习，既不是籍由因果的理论，又不是依据古典派的前规，却是籍不怕‘试验与错误’的摸索。在事实上，他的前规，不是古典派的，而是古代的。他将他所能从古代前规学到的种种，发展成了这种形式，我们接受了这种形式，乃将它们视为古典派的。(译自“Amusician Talks：The Integrity of Music,Lecture I.” P.28～29)
过去曾为世界音乐“开来”的巴哈，他自己正是一位最能“继往”的人物。他的创作，虽然是“摸索”，可是，他有“从古代前规所学到的种种”为基础，与空手盲目的摸索，绝然不同。
民族的意识，产生于国际的接触。吾国文化之与世界接触，以音乐为最迟。类似这样 的论调，似未见产生。但没有清楚的概念，则无从选择应走的路径。现在已早有选择路 径的需要了，音乐家与倡导音乐的人们，若想有一个由自觉产生的概念的话，这是时候了。
现代最新乐器——郝氏电器风琴(注：Hammond organ(见《格罗夫》词条)为Hammond Laurens(1895—1973，美国发明家)，在1933年发明，是现代电声乐器开先河的产品(孟文涛注)。)发明者的胞姊郝路义女士(Louise Strong Hammond)，她自己是一位音乐家。她在中国三十年之久，是对中国人研究国乐最热心、最持久、且最有力的一位。她在战时居住重庆；胜利的前一年，因病重返美；胜利之年，在美逝世。我在小传式的追悼一文中曾归纳她平常的音乐论调，作相当忠实的(中文)翻译。这里我愿意重抄一下，作 为本文的结束，以加深我自己的追思；而也以引起读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郝母 虽教人研究西乐作曲，却极力主张中国人应研究国乐。全国基督教会编订联合圣歌集《 普天颂赞》(注：该圣歌集(无谱仅有词)杨先生为主编人之一。《杨荫浏音乐论文选集 》第17页提及此事：“去年(指1935年——孟文涛注)复前，应哈佛燕京学社之聘，担任 国乐研究，当以基督教六公联合圣歌编辑未竣，不得已乞假半年。”(孟文涛注))之时 ，郝母与前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范天祥(Prof.Bliss Wiant)为主张采用中国风曲调最有 力的二位。其言曰：‘音乐诗文，非同科学；通乎国俗，而惯乎民生；出乎灵性，而动 乎感情；随历史之俱来，因生活而演进。逾淮植桔，失其本然；徒守西乐之成型，甘弃 本来之面目，则形骸虽具，实质必虚；步武外人，难言创造；终且曲异情乖，国内不协 兆民之耳，拟音维肖，世界不闻独到之声。谓可长此进展，则吾不愿想象其将来之结果 。’(圣歌委员中陈述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