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降日卖国的“东亚联盟”理论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汪精卫论文,理论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曾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因此，剖析汪精卫的“东亚联盟”论，有利于从根本上认识汪精卫卖国主义的真面目
一
“东亚联盟”的纲领口号，是由制造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的罪魁祸首石原莞尔等人提出来的。1932年7月25日，日本为便于对我东北的统治，成立了一个所谓“协和会”的组织，其主旨是要“以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①，作为伪满的“建国精神”。1936年6月前后，石原莞尔又提出了“东亚联盟”的主张，借此为溥仪等人的卖国行径涂脂抹粉。后来，石原莞尔在谈及此事时供认，他们之所以提出“东亚联盟”，是因为伪满的官员“对于满洲建国的独立衷心不安”，因为“从本国分离出来终是不免遭受‘汉奸’之讥的！这对于民族精神迅速勃兴的中国同志真是一个难堪的苦痛。”于是他们乃“以结成东亚联盟为满洲建国目标”相标榜。②
1938年1月16日，日本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诱降失败，由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策声明之后，加紧实施分化瓦解国民政府营垒的政策，暗中策动汪精卫反蒋降日。11月3日，近卫再次公开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以“建设东亚新秩序”相号召。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据此，近卫在其12月22日发表的第三次政策声明中明确提出了“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③
与日本政府的上述“国策”相配合，石原莞尔12月撰写了《东亚联盟建设纲领》，提出以“国防的共同、经济的一体化、政治的独立”三条④，作为结成东亚联盟的基本条件，但其前提是日本必须作为“领导者。”这一主张由于顺应了日本政府急于早日解决所谓“中国事变”的心理，因而得到了日本某些执政者的认可，从而迅速发展成为影响甚广的一种运动。1939年10月8日，由国会议员木村武雄发起，在东京赤坂成立了以他为理事长的“东亚联盟协会。”随后，还发行《东亚联盟》杂志，大力鼓吹东亚联盟的三原则。日本国会议员在东亚联盟协会基础上，还专门成立了“促进东亚联盟议员联盟”组织，参加的众议院议员及贵族院议员共计155人。
随着东亚联盟运动在日本各地开展的同时，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与鼓动下，北平、广州以及南京等地也相继建立起了“东亚联盟”的组织。如，北平有“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广州有“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南京则有“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此外，在东北和内蒙等地还出现了直接由在华日人组织的“东亚联盟”组织。上述这些组织均倚仗当地的侵华日军，对沦陷区民众施以奴化教育与宣传。
为便于广泛运用“东亚联盟”这一解决“事变”的“良剂”，同时也想借“东亚联盟”树立起汪伪政权作为沦陷区的“中心势力”，1941年2月1日，在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的推动下，汪伪政权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总会。”该会由汪精卫任会长，同时还将沦陷区各地的“东亚联盟”组织及其成员归入这一组织。该会在其会章中宣称，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是“为谋实现孙先生之大亚洲主义，期与邻邦各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依最近共同宣言之精神，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请求互相敦睦之手段，以达到共存共荣复兴东亚之共同目的。”⑤
汪伪“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后，为更有效地配合日方实现其提出的东亚联盟的三条件，汪精卫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文化的沟通”这一条件，在得到日本方面的认可后，双方的东亚联盟组织即以“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和文化沟通”相标榜。不过，由于各自在开展“东亚联盟运行”的过程中，所抱的目的有一定的差别，对上述四条件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日本方面，特别是石原莞尔从日本的全球战略考虑，将军事同盟置于首要地位，他声称：“国防的共同是结成（东亚）联盟的第一条件。”⑥也就是说，日方是为了建立起一种共同的军事性的联盟，才提出给予傀儡政权以一定的权限，亦即所谓的“政治独立”的；而汪精卫等人建立傀儡政权并接受东亚联盟的主张时所声称的是从事“和平运动”，与日方进行“平等合作”，因而竭力标榜的是“政治独立”，并将此条置于第一位来宣传。这一方面是寄希望于以此使日本主子能给予其更多的“自由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对沦陷区人民推行其卖国统治。
从上述过程可以知道，“东亚联盟”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产物。它伴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步步加紧而发展、调整着。它主张以建立由日“满”华为核心的东亚军事性联盟来处理陷入困境的日本侵华政策，这符合日本的对外侵略的利益。投敌卖国的汉奸们出于为自己辩护之需要，也引以为降敌卖国的主要理论依据。
二
在汪精卫的卖国主义理论中，“东亚联盟”思想是降日卖国理论的立脚点。汪精卫在《东亚联盟的理想》一文中供认道：“自从此次中日不幸事件发生以来，我同日本的同志们，也不知道会谈过几次了。两国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呢，我想要怎样才能使两国国民的牺牲流血不致于白流，要怎样才能使中日两国和好携手，定下百年大计的方法呢？以什么方法最好呢？想到这个方法的结果，就使我想到东亚联盟运动了。”⑦ “东亚联盟”是被汪精卫利用来推行投降政治和破坏抗日阵营的一种得力思想武器。
1940年3月30日，几经折腾，汪伪政权总算在日本军刀的保护下，于南京建立起来。汪伪政权建立后，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如何使其傀儡政权具有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就是如何为日本的侵华政策以及汪伪汉奸们的投敌卖国行为辩护。于是，汪精卫寻找到被他称之为解决上述问题最好“方法”的“东亚联盟”理论。汪精卫在这个时期，反复强调“东亚”这一概念来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货色，并企图以此消弭全国人民对其甘做日寇傀儡的痛恨与蔑视。他在《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一文中，借分析国际形势散布说，世界各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渐渐地“由一国单独行动进于集团行动了”；因而，作为命运“原是相同”的中日两国，进行“联合”，并“同时为共同命运而努力”是十分必要的。他这里所谓的“同时努力”，实际上是要求中国人民以“东亚”的利益，也就是日本对外侵略的利益为重，放弃抗战，与日本“携手前进。”⑧
为了能把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东亚联盟”主张挂上钩，汪精卫在《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训词》中声称：“大亚洲主义为东亚联盟的根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之具体实现。”他说：“东亚联盟之组织，在使东亚各民族国家各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向于共存共荣之目的，共同努力。”他替日本的侵华政策辩解道：“自中日事变以来，日本声明无灭亡中国之意，日本之愿望，在与中国协力以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抗战论者以为协力其名，灭亡其实，和平论者反之，以为中日两国应为友，不应为敌，苟能协力，则中日可以共存，东亚可以复兴。今东亚联盟目标政治独立，由抗战论者之一切疑虑，可不烦言而解。”⑨
至于如何去“协力”，如何做到“不烦言而解”，汪精卫又自我鼓劲说：“秉承国父孙先生之遗教，努力不懈，欲建设自由平等之中华民族，以确立于东亚。此两大民族，自爱其国家，互爱其国家，相与本于政治独立之立场，厉行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使其道义一贯，利害一致，其必能举共存共荣之实，而致东亚于复兴，可断言也。”⑩
尽管汪精卫在上述言论中，大肆鼓吹“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来建设“自由平等”之中华民国，然而作为傀儡，他一到主子面前就现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汪精卫在向东亚联盟日本议员促进联盟考察团所作的《对东亚联盟纲领的一点意见》演讲中，充分地暴露出了奴才的本性。他说：“照兄弟看来，日本是东亚的先进国，东亚而有联盟之设立，则日本以其先进国之资格，对于后进国，居于指导之地位，是无可疑义的。”由此，他要求日本“帮助”中国，“使之养成能力，自动的接受指导，自动的提携共进。”关于自己为何甚为起劲地鼓吹“政治独立”，汪精卫向日方解释说：“和平运动要使全国民众由抗日一变而为亲日，这不是泛泛便可以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白认识全国民众为国家民族求独立自由的意识，善为诱导，使用之于亲日，而不用之于抗日。”“以中国今日所处危急的地位，一般民众朝夕彷徨，焦思忧虑的是国家民族的安危存亡，只是与之谈联盟，是不会有所深感的。我们必须使大家知道，求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东亚联盟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提起大家积极的精神，以一样的精神用之于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也用之于促进东亚联盟，舍此别无他道。”(11)
汪精卫在这段时间，企图以鼓吹“东亚联盟”，来达到“唤起东亚一体意识的觉醒”，除了有着为日本的侵略政策辩护和为自己投敌卖国，建立傀儡政权进行遮羞的目的外，还有着秉承日本主子旨意，以此作为瓦解抗日阵营和统辖大小汉奸组织的目的。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该纲要规定，将采用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一切手段，设法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迅速使其屈服。同时还声称，如果在今年11月底未能与重庆政权实现和平，则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为此，要彻底整顿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在政治上使汪政权向占领地区内努力渗透其力量；在经济上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和安定占领地区的民心，以此加强日本综合作战力量。(1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才答应给予汪精卫以某些虚幻的“自主权”，好使之能为日本的亡华政策尽心尽力。在上述纲要出笼的当月30日，日汪以及伪满分别在南京签署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从而将日本的上述对华政策加以具体贯彻。
汪精卫对上述日本亡华政策，迫不及待地表示了要为日本主子效命的“忠心。”他声称：“国际关系，如此复杂变动，真有快些成立东亚轴心以应付一切的必要，不容我们再徘徊下去。”(13)对于如何利用“东亚联盟”来推行其统治一事，汪精卫在1940年11月14日致近卫首相函中，向日方表白道：“迩来两国有志之士，根据‘建设东亚新秩序’之思想，发展为东亚联盟之运动，标明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提携、文化沟通四大纲领。兆铭认为此种具体表示，洵属切要。盖条件鲜明，主张坚定，一般青年爱国家爱民族之心得到满足，始能放心踏步向东亚复兴、中日共荣之大道前进。此与阁下提倡善邻友好，经济提携，共同防共三原则相吻合无间。又阁下殷殷注意青年思想得所正鹄之巨识适相融合，遥想阁下对此，必乐为领导也。敝国数月以来，北京、广州、南京等处，东亚联盟之运动已见萌达，洎乎最近，则渐已扩大为全国统一运动之要求。兆铭深察人心趋向，觉东亚联盟名称宜定，不加变更；并宜由先进国之政治领导者躬执桴鼓，为东亚倡。”(14)
与此同时，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15)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16)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17)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18)
汪精卫的上述言论，可谓是对其鼓吹“东亚联盟”“政治独立”的极大讽刺。他不敢也不愿意对其主子的侵略政策表示任何异议。因而，面对着贪婪无度的主人的行为以及自己的卖国行为，汪精卫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三
正当汪精卫起劲地鼓吹“东亚联盟”的时候，日本为准备更大规模的扩张对外侵略战争，加强了对国内思想舆论的控制。各种思想运动及团体统一地纳入了官方的控制之下。1941年7月，包括“东亚联盟”在内的53个团体，被日本政府当局组建成了官办“大政翼赞会”的外围团体—一“大日本兴亚同盟。”(19)该组织由“大政翼赞会”总裁（亦即首相）担任总裁。这样，“东亚联盟”运动在日本国内由此而偃旗息鼓了。同时，汪精卫的“东亚联盟”运动，随着同年7月板垣的调离回国以及10月份东条英机的上台，也变成了无主的游魂。汪精卫所鼓吹的“东亚联盟”理论中的“政治独立”这种虚幻的主张，此时也不为日本当局所容忍。在这一年1月14日，日本近卫内阁已作出决定，对于“有违反建国精神，晦冥皇国主权的国家联盟理论”予以禁止。(20)于是，日方不允许沦陷区“东亚联盟”作为政治运动而存在，只允许其作为思想宣传而存在。即使这样，汪精卫仍忘不了为主子献“忠心。”他一方面继续标榜“东亚联盟”的“政治独立”，另一方面转而发起“新国民运动”以配合日本的侵略政策。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汪精卫迅即跟随其主人之后鼓噪，为日本的侵略张目。同时，他也将其傀儡政权紧紧地绑在了日本的侵略战车之上。他在《新国民运动与精神总动员》中叫嚷道：“在大东亚的长期战争中，以上一切一切的自由，不得不请你们通通收起来，换上一个协力的自由。贡献犹如耕耘，自由犹如收获，若要收获得丰富，只在耕耘得又勤又快。”“协力就是自由，我们丢弃了以前堕落的自由，腐败的自由，换上一个协力的自由。”(21)他在《在新民全会联合会致训》演讲中，讲到东亚联盟与新国民运动的根本意义，说：“中国现在最大任务，莫过于协力完遂大东亚战争，将来最大任务莫过于分担东亚新秩序之建设，谋求东亚共荣圈之实现。”(22)他反复告诫其属下的大小汉奸们说：“所谓同甘苦，不是空言，是要将力量拿出来渗入去的，我们必须知道，现在能共苦，将来才能同甘。现在能共忧患，将来才能共安乐，现在能同死，将来才能同生。”(23)他为此给新国民运动确定的标语为：“勇猛、精进、刻苦、耐劳”八字。在致日首相东条英机亲笔贺词中，汪精卫不惜低三下四地向日方表白道：“国民政府虽有同甘共苦的诚意，而能力绵薄，惟有益自奋厉，以其协成盛举。”(24)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达到与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宣传部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七项任务：一，“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二，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三，“防止国际共产主义之扰乱，扫除阶级斗争之毒素思想，发扬中国固有之民族伦理观念”；四，“养成勤劳的积极的向上的严肃的人生观，革除享乐的颓废的虚无的放任的末流习气”；五，“综合国家民族共同意志，发挥全体之创造能力”；“建立全体主义文化”；六，“普及科学教育，掖助科学研究，改进科学技术，奖励科学教育”，“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七，“集中文化人才，团结文化力量，调整文化事业，确立文化宣传总力体制”。(25)
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3）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寇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26)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27)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28)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并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靳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29)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四
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汪精卫的降日是影响甚巨、危害最深的一次投敌卖国活动，这不仅与汪精卫个人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他提出了一整套的卖国主义的理论很有关系。在汪精卫的卖国主义行径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借宣扬东亚联盟的“政治独立”等主张之名而行卖国主义之实，在沦陷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种危害不仅直接反映在利用东亚联盟运动为侵华日军的军事占领效力方面，而且还反映在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思想毒化方面。因此，对于汪精卫的卖国主义与东亚联盟运动的关系，还应从更广泛、更深层的角度进行剖析。
一，汪精卫的降日卖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出现的与日“合作”是迥然不同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一些国家曾一度出现若干与日本进行“合作”的政权或组织，这种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它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这些国家自身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本世纪初以来，亚洲反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老牌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已岌岌可危。1939年欧战爆发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国家由于面对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大陆的猖獗，已无力东顾，而正谋进一步扩张其势力的日本帝国主义，则打着从西方殖民统治中拯救亚洲各民族的幌子，乘虚而入。特别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了原属英、法、荷等殖民地势力范围的这些亚洲国家，并随即扶持起了与日本进行“合作”的傀儡政府或组织。这当中不乏有一些国家著名的民族独立斗争领导人曾一度与日本占领当局进行过“合作”，如印尼的苏加诺、缅甸的昂山将军等。然而，日本的军事占领很快就显露出了比老牌殖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狰狞面目。日军不仅对当地进行大肆的经济掠夺和剥削，如将缅甸的机器设备直接运到日本，从印尼掠夺大量的石油，通过日本的银行和各种商行控制各国的经济命脉，强制各国为满足日军的军需而改变农业经济的结构等；而且对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严酷的高压统治，如取缔一切政党和工会、青年、妇女等组织，强迫当地人向日军鞠躬致敬，强制使用日语，每日向东京遥拜等。在印尼的日本占领当局，甚至还展开了鼓吹日本是“亚洲的光明，亚洲的领袖，亚洲的保护者”的“三A运动。”(30)日本的这种法西斯统治遭到了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国先后组织起了各种抵抗组织进行抗日，并配合盟军给予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在日军侵占这些国家期间，确有与日“合作者”甘愿替日本效力的，如泰国的披汶·颂堪，缅甸的巴·莫等。而另一些则是利用与日“合作”以进行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如印尼的苏加诺和缅甸的昂山等，他们不仅与“转入地下，组织抵抗运动……的同志保持联系”，而且“在关键时刻……转到了盟军一边。”(31)另外，象组织“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苏·鲍斯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他利用与德、日法西斯合作以抗英，虽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后果，然而其抗英斗争精神，却受到印度各阶层人民的敬仰，以致1945年英国殖民当局审判鲍斯领导的国民军军官时，曾遭到印度全国上下一致反对。(32)
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汪精卫的降日卖国，是在全国人民一致抗击日军侵略的情况下，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率一帮亲信附庸降日的。这时期的中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合了全民族各种力量进行艰苦抗战。在抗战初期，中国并未得到来自英美的物质援助，这正如著名报人张季鸾先生于1938年10月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当然期待着美国道义的及实际的援助，但亦无意相强。不过……这一年多实际上美国是帮助了日本，至少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便利了日本……美国在中立的姿势下，实在便利了日本。”(33)1940年11月，重庆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徐谟在访晤美驻华大使詹森时，曾谈到：英美“其所称援助实系口惠而实不至。”(34)作为崇尚“利益永恒”原则的英国，在对华援助问题上更是与日步步妥协，1939年7月2日的“有田－克莱琪协定”和1940年7月18日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以禁止战略物资输入大后方即是充分的证明。因此，在此时期汪精卫投敌卖国鼓吹“中日合作”，无疑是想毁坏用血肉之躯所构筑起的全民族抗日的宏伟长城。从这一点来讲，汪精卫无论怎样宣扬东亚联盟的主张，在客观上都是对全民族抗战的一大破坏。
二、“东亚联盟”并非真正是东亚各民族寻求独立与解放之路，它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幌子。
“东亚联盟”所谓的“政治独立、经济一体、文化沟通以及军事同盟”四大纲领，实际上是要求东亚各国须与日本的长远侵略扩张利益保持一致，要围绕着日本的指挥棒转。无论它所声称的“政治独立”还是“文化沟通”，其所有的前提都是要求在军事上不得与日本的利益相违。这种适应日本的对外军事扩张的思想在“东亚联盟”理论里是十分明显的。如石原莞尔在其1943年6月出版的《东亚联盟建设要纲》（修订本）中，就公开主张，东亚联盟要为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服务。在“东亚联盟各国家”一篇中，他就日本对东南亚各国进行所谓的“开发”的基本方针提出：为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要以确保战略上的重要根据地，获得作为战争所必需的资源为目的。(35)这就充分暴露出了东亚联盟的侵略主义本质。
三，汪精卫利用“东亚联盟”理论进行卖国主义的宣传是其恐日崇日的本性所决定的。
汪精卫宣扬“中日合作”和建立“东亚联盟”，从其自身的思想分析，是他的恐日崇日的心理所使然。他认为日本是中国不可战胜的强大对手，是世界的先进国和强国，因而自抗战爆发以来他就竭力反对全民族抗战，并由散布民族失败论发展到宣扬投降卖国论。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反映出汪精卫对日本的错误认识，同时也体现出他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可耻心理。
四，即使是东亚联盟虚假的“政治独立”主张也不能为日本统治当局所容忍。
在汪精卫等人起劲地宣扬“东亚联盟”理论中所谓的“政治独立”的主张时，日本政府当局为了统一战时言论，于1941年7月将东亚联盟组织和其他一些团体纳入官方的兴亚同盟里去，使日本国内的东亚联盟运动趋于冷落，这也使沦陷区的东亚联盟运动成了无主的游魂。这种情况正如署名为西乡纲作的人于1943年初所撰的《中国的东亚联盟运动》一文中所谈到的那样：“中国的东亚联盟运动，乃是以日本为父满洲国为母而产生的东亚生命……然而命运使这个新的东亚生命脱离了慈爱的父母之手而成为孤儿了。说句不爱听的话，也可以说中国的东亚联盟运动，产生以后便被置于不顾了。”(36)这也就是说，汪精卫所言的东亚联盟运动，自开展以来就唱的是“独角戏。”这一点汪精卫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但他仍不懈于此，效力于日本对外侵略，适足暴露出了他的奴才相。
综上所述，东亚联盟理论是伴随着日本的对华侵略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意在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和扶持傀儡政权的奴化主义的思想理论，而汪精卫将其作为至宝置于其卖国主义理论体系的显要位置上，这充分暴露出汪精卫的唯日本主子马首是瞻的奴才性格。他所宣扬的东亚联盟的“政治独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幻的肥皂泡，因而不堪一击。
注释：
①《现代史资料》11，续，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72年版，第907页。
②石原莞尔：《东亚联盟运动小史》，北平《东亚联盟》月刊，第5卷，第2期。
③《第三次近卫声明》，《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④《石原莞尔选集·6》，（日）たきへこぼ：社，1986年，第16页。
⑤《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会章》，末刊。
⑥石原莞尔：《东亚联盟建设纲领》，《石原莞尔选集·6》第16页，たまへこほ社。
⑦《政治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⑧《中华日报》，1940年11月12日。
⑨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
⑩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
(11)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
(12)天津市政协编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6-588页。
(13)汪精卫：《还我们的本来面目》，汪伪宣传部：《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
(14)《汪精卫致近卫文麿函》，《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2期，第47页。
(15)《中华日报》1941年6月23日。
(16)汪精卫：《今年新国民运动之重点》，《中央导报》1943年第1期。
(17)《中华日报》1940年12月1日。
(18)《中华日报》1941年6月25日。
(19)古屋哲夫：《大日本兴亚同盟》条，《日本近现代史辞典》，（日）东洋经济新报社，第383页。
(20)桂川光正：《东亚联盟运动史小论》，《日中战争史研究》，（日）吉川弘文馆，1984年，第398页。
(21)《中华日报》1942年2月2日。
(22)《中华日报》1942年10月28日。
(23)汪精卫：《高极将校战略演习结束训词》，《中华日报》1941年12月19日。
(24)《中华日报》1942年6月3日。
(25)余子道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2-398页。
(26)《中华日报》1941年12月6日。
(27)汪精卫《努力完成清乡伟业》，《中央导报》第四卷，第4、5期合刊，1943年。
(28)汪精卫：《告全国将士书》，《中华日报》1942年2月1日。
(29)汪精卫：《倾全力于“决战第一”完成兴华保亚使命》，《中华日报》，1944年1月1日。
(30)朱贵生等：《第二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5-356、357页。
(31)（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27、934页。
(32)培伦主编：《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03页。
(33)转引自罗荣渠：《美国在东亚的全球战略和美国对华政策（1931-1949）》，《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入江昭、孔华润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4-255页。
(3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1)中美关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115页。
(35)《石原莞尔选集·6》第16页，たまこほ社1986年，第133页。
(36)《东亚联盟》北平第4、5期合刊。
标签：汪精卫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日关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文化侵略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抗战精神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石原莞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