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鹭[1]2003年在《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行为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对外投资动机、区位选择条件、投资形式等都同发达国家不同，这就向传统上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挑战。 台湾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颇具有代表性的对外直接投资者。对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与行为进行研究，无疑对现有的为数不多的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对外投资理论是一大补充。本论文以台湾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与实证探索。 论文围绕着台湾企业对外投资动机这一主题展开讨论。由于台湾不同企业对外投资目的不同，导致其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论文共分七章，对照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台湾对外投资的动机和行为特征与现有理论的异同，并分析其原因。由于中国大陆、东盟国家和美国是台湾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地区，因此，论文的实证分析也以这叁个地区或国家为主。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说明，在经济全球化与高科技信息时代，台湾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目的以扩张型为主，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则兼具了防御型与扩张型两种特征，台湾对外直接投资是台湾制造产业向岛外的延伸，其对经济影响利大于弊。
郭利田[2]2013年在《台资企业祖国大陆投资及区位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和两岸关系的逐渐缓和,两岸经贸交流日益密切,台资企业对大陆投资规模占其对外投资的比重日趋增加。1991～2011年台资企业对大陆的累计投资总额为1116.98亿美元,所占地区比重为61.71%。单就2010、2011年来说,投资金额分别为146.18、143.77亿美元,所占地区比重分别高达83.81%和79.55%。显然,大陆已然成为台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最重要的地区,并且有进一步向大陆地区集中的趋势,但是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区域分布差异显着。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初期,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心理距离与空间距离上离台湾较近,语言和文化习俗相似的珠叁角和闽东南地区;2000年以后台资企业对珠叁角和闽东南地区的投资步伐已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投资重心已转向以上海为中心,浙北、苏南为两翼的长叁角地区；2008年以来,环渤海地区成为继珠叁角、闽东南、长叁角之后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又一个热点地区,并且台资企业在中西部省区的投资也呈规模化发展势头,形成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陆辐射的全方位发展格局。虽然与以前相比,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投资区域更趋分散化,但是区域分布极不均衡的现象依然存在。本文在评述了具有代表性的FDI‘理论和区位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学者有关FDI的区位选择与两岸学者有关TDI2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成果,从两岸软、硬环境两个角度,投资方、受资方和资金流出地叁个方面详细分析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从样本总体、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叁个角度,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台资企业在大陆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对台资企业区域布局的影响,探究台资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内在机制。最后,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推导出有关政策建议,力图为大陆各省区的招商引资与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指导。依据本文的研究内容,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主要内容、基本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第二章：理论探讨与文献综述。本章主要评述了具有代表性的FDI理论和区位理论,并在评述国内外学者有关FDI区位选择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两岸学者有关TDI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据此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叁章：台资企业祖国大陆投资的基本状况。本章首先从台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行业分布、地域分布角度全面分析台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状况。然后,本章全面回顾了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发展阶段,从投资规模、行业构成、区域分布角度分析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动机与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政策敏感性。第四章：影响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区位选择的因素。本章从两岸软、硬环境两个角度,从投资方(台资企业)、受资方(大陆各省区)和资金流出地(台湾)叁个方面详细分析影响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台资企业在大陆各省区的分布状况。第五章：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对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本章在综合分析台湾当局两岸政策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开放初期、“戒急用忍”时期、“开放与管理并举”时期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区位选择状况。第六章：影响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本章采用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借助statall.2软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台资企业在大陆区位选择的因素及其动态变化对台资企业区域布局的影响,探究台资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内在机制。第七章：结论、建议、不足及研究展望。本章首先对全文进行简要总结,然后根据所得结论对大陆地区政府的招商引资提出相关建议,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展望将来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继承国内外学者有关FDI的区位选择与两岸学者有关TDI区位选择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经验和最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结合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区域分布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得出本文以下叁个方面的创新点：第一,本文首次详细地将资金流出地——台湾因素纳入到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理论框架中。研究角度紧紧围绕投资方(台资企业)、受资方(大陆各省区)和资金流出地(台湾)叁个主体,对影响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做全面分析。第二,本文在研究内容上进行了拓展。从两岸软硬环境出发,比较分析台湾当局开放初期、“戒急用忍”时期、“开放与管理并举”时期的政策形成背景,探讨不同政策期间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区位选择,以了解台湾当局的政策因素对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第叁,在实证研究时,按照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本文从总体、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叁个角度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深入阐述了影响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及其动态变化,探究TDI在大陆区位选择行为的内在机制。
郑磊[3]2009年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在于核心竞争力,而在国际市场中表现为竞争优势。大部分中国企业缺乏管理、技术、品牌和渠道等竞争优势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获得竞争优势必须放在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下进行战略部署。“走出去”是当今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推动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是我国政府确立的重要政策。但是,现有的主流理论无法为“走出去”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这些基于发达国家FDI实践的理论从一般意义上否定了缺乏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具有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同台竞争并获胜的希望。按照这些理论推断,发展中国家(地区)通常只有向较不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结论,而有可能永远也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与实践不相符合的。缺乏竞争优势确实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也阻碍了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成长壮大。但是同时,不少中国企业恰恰抓住了利用国际和国内有利环境的机遇,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加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方式和途径。那些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首先具备强烈的国际化经营意愿,无论企业是否具备特定优势,成功的企业总是有能力并善于利用国外的优势资源,使其与自身优势有机结合,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这样的案例不仅在中国有,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广泛存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近几年的实践也反映出这种趋势,大批西方知名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利用我国培养了大批低成本的年轻研究人员大大增强了跨国企业的竞争力,优化其整体成本结构,形成1+1＞2的协同优势。中国企业如果只是一味依赖国内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而不主动走出去获取发达国家的优势资源,很快也会丧失掉最后一块生存空间。我国企业亟需破除对于主流理论的盲从,树立正确的对外直接投资观念,通过“走出去”特别是走入发达国家,快速提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和竞争优势,缩短与发达国家竞争对手的差距,拓展国际生存和发展空间。学术界应勇于创新,为我国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和支持,丰富和完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本文为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第一章为导论,重点论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章是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第叁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对本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作了归纳总结。第四章和第五章采用了历史分析的方法,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从获取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对外直接投资演进过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六章是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选取了从动态和比较静态两个角度对获取竞争优势与FDI的互动机制进行分析,从理论上提供了对第四章结论“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维持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解释。实证分析采用了模板数据(PANAL DATA)和向量自回归(VAR)对中国近年FDI数据进行了检验。第七章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最后是总结和不足之处,同时对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出展望。本文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实践,博采各家理论所长,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放弃了对外直接投资必须以垄断优势为前提条件的主流研究框架,通过对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确认了通过FDI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现实可行性,并对我国企业如何建立相应战略提出建议。
李忆岚[4]2005年在《大陆台资企业供应链伙伴关系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积极发展经济，市场蓬勃发展，由于如此高的经济成长，低廉的生产成本与广大的潜在市场，对全球各地的企业与资金产生莫大的吸引力，促使大批跨国企业接踵而来。而创造举世瞩目经济奇迹的台湾自然不会在这股热潮中缺席。台资企业基于两岸间地理上的近便性、文化上的近似性及经济需求的迫切性，不可避免地涉入此一新兴经济区块的运作中。奠基于过去经济发展的丰厚成果，台资企业希望藉由过去累积的成功经验以及同文同种的优势，在大陆的改革开放里程中能够掌握优先的商机，并扮演经济舞台上的重要成员。近年来，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投资活动大幅增加，引领一股风潮，成为令人注目的焦点。本研究从台资企业的角度，对台资企业在大陆的供应链发展进行研究，欲探讨大陆台资制造商与其上游的物料与供应商间的供应链伙伴关系。成功的伙伴关系将让所有参予的伙伴获得全面双赢的效益。本论文所关心的是大陆台资企业在供应链的价值活动特质，针对台资企业在大陆供应链的价值活动内容，并以跨国企业的角度观察台商在大陆的供应链伙伴布置情况及未来动向。跨国企业在大陆市场，伙伴选择正确与否对生存及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现今许多企业，都已经把供应链伙伴选择提高到一个战略的高度，视供应链伙伴选择为企业经营成败的一个重要前提。台资企业先天上的特殊外在环境以及跨两岸分工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加上对产品质量、价格、认知上的差异，均增加台资企业在供应链伙伴管理上的复杂度。台资企业唯有先掌握关键成功因素来克服多项不利的经营环境限制，才能在大陆持续且成功地经营企业，寻找主要关键成功因素便成为基本要件，藉以确保投资成功机率能有所提升。再者，经济活动与台海两岸的关系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供应链伙伴关系都不是稳定不变的，特别是台资企业，供应链伙伴关系的演进经常是动态的，台资企业唯有「因地制宜」的机制，调整自己适应当地环境，适时的更新，才能在大陆这样特殊环境中获得生存与发展。全球化发展已是不可遏止的风潮，企业的国际化是跨国区域的连结而达成的，而连结涉及的供应链价值活动、价值活动配置的方式，则是跨国企业在此区域内所欲探讨的主题。由于台湾当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运作型态与国内有所不同，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生产投资行为可视为跨国企业的应用，本论文将借鉴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理论来解释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发展模式，能更贴切的说明其在供应链伙伴关系上的变化。台资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如何结合台海两岸的资源创造大中华经济圈，是企业长期规划与策略布局的重要课题。
张纪凤[5]2015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产品内分工成为新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正从旧国际分工模式下注重“贸易”逐步转向新国际分工模式下更加注重“生产”,国际化生产成为连接国与国之间经济的“桥梁”。国际化生产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的途径展开,FDI的流入和流出成为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技术和劳动,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近年来对外投资政策由“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大国之一。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OFDI却屡创新高,逆势上扬。2013年中国OFDI流量达到历史最高点1078.4亿美元,位居美日之后,排名世界第叁。中国OFDI已经实现连续十一年的正增长,2002-2013年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8%。中国OFDI的飞速发展,给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建立在“垄断优势”基础上,指出企业OFDI的前提和基础是必须拥有某种所有权优势。然而,中国OFDI不仅包括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行和下行投资,而且还包括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对于前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于后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却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企业在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却积极开展上行投资。“战略叁角”理论框架系统整合了战略的资源观、产业观和制度观,极大丰富了传统的基于OLI范式的分析框架,为新兴经济体OFDI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本文借鉴“战略叁角”理论框架,结合中国OFDI的实践,研究中国OFDI的动力机制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如何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带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指导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首先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特点,从母国的推力(push)和东道国的引力(pull)两方面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中国企业OFDI的动力机制既包括母国的推力,也包括东道国的引力。在母国的推力方面,本文基于“战略叁角”的理论框架,利用30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计数模型,从企业资源、产业特征、制度因素叁方面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母国推动力。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企业R&D投入、企业出口能力、企业盈利能力和产业竞争程度对中国企业OFDI有显着正向影响,说明由研发能力、出口能力、管理能力共同构成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对企业“走出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道国的引力方面,本文在分析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微观投资动因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69个国家OFDI的国别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东道国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OFDI是逆梯度的上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与中国进出口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是顺梯度的平行或下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技术较先进以及从中国进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寻求是中国目前OFDI最主要的动因。其次,本文在R&D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动因及影响因素。R&D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两种：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目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对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文献综述基础上,介绍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实践,总结了其发展历程、动机、区位和模式。随后,本文利用101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177个海外子公司投资数据,通过建立叁元选择Logit模型,从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海外R&D投资受东道国人均购买力和R&D资源禀赋的影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受母公司技术水平和东道国R&D资源禀赋的双重影响。最后,本文基于创新驱动增长理论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由于知识溢出存在地理空间的约束性以及知识的隐性特征,企业只有靠近技术创新源,才能成为知识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只要存在技术扩散的可能性,即便不存在垄断优势,技术追随企业依然会选择FDI方式而不是出口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本文在分析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四大机理的基础上,利用1985-2008年中国工业TFP、国内R&D资本存量和进口、IFDI、OFDI叁种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相对于IFDI而言,中国OFDI的整体规模和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寻求型OFDI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小,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些因素是导致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的主要原因。本文立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博采各家理论之长,在继承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并探讨了中国海外R&D投资动因和影响因素,以及通过海外R&D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并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走出去”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张祥[6]2013年在《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及其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快速增长,使得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化经营。截止2012年,我国共有超过1.6万家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累计对外投资金额存量超过5300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1,超过80%的我国上市公司正在开展国际化经营2。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叁大对外投资国和第一大货物出口贸易国。这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探讨。本文发现,虽然国内目前对于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热点课题,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以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从企业层面分析“走出去”的绩效表现研究非常少。因而,本文试图从管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并对其绩效表现进行实证分析,以丰富国内相关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构和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意义,主要的研究方法,论文的结论安排以及创新点。第二章分析和总结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领域相关理论和文献。有关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理论主要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针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理论包括小规模技术理论等。国内学者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主要分为叁个方面：(1)论证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2)分析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面临的困难和不足；(3)对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提出诸多建议和意见。总体而言,未能形成较为主流的理论成果。对企业国际化经营与绩效表现的关系,国外学者的实证分析经历了叁个发展阶段：(1)上世纪80年代以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国际化经营对企业绩效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2)在80年代后,不少学者发现,国际化经营对企业绩效也存在负面的影响；(3)从90年代至今,则普遍认同二者的关系表现为曲线影响,既存在正面的促进因素,也同时存在负面的影响。而国内学者在实证方面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本文的研究角度也因此具有重要意义。第叁章回顾和总结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叁十多年以来,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发展速度十分迅速,2012年达到878亿美元3。因此,回顾和分析企业国际化经营发展状况与绩效表现对指导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微观层面上,企业国际化经营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从宏观层面上,则是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必要过程。但在目前,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和不足：包括国际化经营人才和经验不足,国际化经营的领域相对仍然很低端,最为显着的是国际化经营整体绩效欠佳。第四章就如何提升我国国际化经营企业整体经营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辨析。基于战略管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资源理论等视角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进行详细探讨。“走出去”的具体动机主要有扩大市场份额、转移生产降低成本、获取技术、资源需求等。基于价值链的角度,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的实践经验,以及华为技术公司的国际化经营道路等案例分析,对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产业和区位选择,进入模式进行详细的理论辨析。认为当前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评价研究结论的多样性,甚至是矛盾性的原因,主要在于绩效评价指标不够全面和稳健,因此,本文提出了国际化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认为应当从财务绩效、运营绩效和综合绩效等多个层面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而尽量避免只从单一的角度来进行评价。第五章,通过实证分析检验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绩效的表现趋势和关系。本文认为,采用较为客观的会计和统计数据来研究企业国际化经营与绩效表现,相比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具有更好的统计有效性。而数据的收集是制约相关实证研究的关键,也是国内目前同类的研究较为缺乏的主要原因。本文花费大量的精力,通过校图书馆、CSMAR数据库、巨潮网、新浪财经等渠道,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来源。收集自我国2001年加入WTO后的10年(2002年至2011年)间,所有开展了显着的国际化经营活动的上市公司为最终样本,共收集到93家制造业企业和52家服务业企业。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制造业和服务业因行业属性不同,国际化经营程度对绩效的影响关系也不一样。本文通过将样本企业区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类型,进行实证上的对比研究。如第四章如述,将因变量——企业绩效划分为财务绩效和运营绩效两个维度。用海外分支机构创造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来代表白变量国际化程度,同时,引用国际化程度的滞后变量以更好地体现趋势性,并引入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研发强度、企业性质、行业属性。主要的理论假设包括(1)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绩效和国际化程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2)我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和国际化程度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S型曲线关系；(3)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有利于我国上市公司增强其国际化经营能力并提升绩效表现；(4)国际化经营对绩效的提升程度,非国有/集体控股上市公司优于国有/集体控股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产业的上市公司优于中低技术产业的上市公司；现代服务业上市公司优于传统服务业上市公司。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表现呈现倒U形的关系,即随着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提高,由于市场需求扩大、资源获取途径扩展、企业面临的机会增加,其绩效表现也随之不断提升。而当国际化经营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受制于跨地域的物流成本增长、沟通协调成本上升以及管理运营能力限制等阻碍因素,成本的增加将抵消收益的增长,导致绩效表现反而下滑。因而,对制造业企业而言,最优国际化经营程度具备重要的参考意义。基于大样本面板数据,本文得出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最优的国际化经营程度为35%,而对经营绩效最优的国际化经营程度为48%。服务业因其独特的行业属性和不同的商业模式,表现为倒S形关系。本文研究发现,由于存在品牌协同效应、对东道国文化的整合效应等因素的影响,相比制造业而言,服务业企业表现出“先上升再下降,而后再次上升”的倒S形绩效变动趋势。因而,服务业企业开展国际化过程中,更应注重其品牌建设、文化整合、资源和经验共享等工作。企业规模与绩效表现之间没有显着的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企业的员工产出率不高,以企业人数为代理变量的规模特征对国际化经营绩效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研发强度对国际化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得到部分验证,说明企业仍需努力将研发技术转化为商业成效。民营企业在制造业领域未能比国有企业有更好的表现,而在服务业领域则取得了显着更好的国际化经营绩效。第六章,基于利润最化大的原则,从异质性厂商拥有的流动能力和非流动能力的角度,通过对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进行均衡分析,得到出口、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叁种主要进入模式下预期利润最大化的选择模型。并采用Probit模型,通过706家首次开展国际化经营企业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对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时选择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发现我国企业的销售规模对选择新建投资的国际化经营进入模式具有削弱作用,而出口能力、技术水平等软实力因素则具备强化作用。因而,要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新建投资的成功性,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技术、管理、人才、经验等软实力的建设,不能只基于销售规模优势而依赖于海外并购这样单一的进入模式。第七章根据本文的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从企业绩效表现关系、战略发展定位等角度,就我国企业更好地开展“走出去”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努力提升企业的软实力,并选择更加适合的进入模式。本文的的主要贡献和创新点：(1)在选题角度方面,从绩效评价角度来实证探讨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相关文献非常少,本文的研究既补充了当前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之处,也对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方向具有指导意义。明确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向应当关注企业绩效表现,并对提高绩效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2)提出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指标评价体系,有利于进行更全面的绩效评价研究。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绩效表现,划分为财务绩效、运营绩效和综合绩效叁个方面,更好地评价企业“走出去”的经营成效。在实证分析中,加入多指标的稳定性检验,以加强结论的可靠性。(3)国内以往的实证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本文认为采用会计和统计数据分析企业国际化经营及绩效具有更好的客观性。实证分析收集了从2002年到2011年共10年间93家制造业和52家服务业上市公司,共计1450个样本数据。大样本的会计和统计数据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相对更好的代表性。此外,将样本区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大类,对比分析以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4)本文发现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与制造业企业绩效呈倒U形的曲线关系,而与服务业企业绩效呈倒S形关系。这印证了国际化经营对市场、资源、商业机会的促进作用,也体现了沟通协调成本、管理运营难度、物流成本等负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发现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在品牌效应、文化整合以及经验共享等方面的独特性,并使得绩效表现具备再次上升的机会。研究结论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具备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实证分析得出,对于制造业而言,国际化经营程度为35%时的财务绩效最优,而48%时的运营绩效最优。(5)企业的销售规模优势对于采用海外并购进入模式具有促进作用,而技术、品牌、人才、经验等软实力则能促进选择新建投资的进入模式。这符合当前我国大企业积极开展海外并购的事实,更多依赖于简单的规模优势来选择单一的海外并购式进入模式,而较少采用需要软实力的新建投资。这说明,要成长为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我国企业需要更加注重软实力的培养,而不应当只依靠单一的销售规模优势,特别是依靠国内行政性垄断优势做大的国有性质企业。
段小梅[7]2007年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台湾企业的对外投资》文中认为台湾作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又属典型的海岛型经济,其对外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小企业,因此其投资活动更多地具有它的特殊性。本文试图首先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来揭示出台湾海外投资的特点及其特殊性的根源。
冯华[8]2016年在《制度因素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快速拓展,尤其是2014年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一步鼓励和引领了更多的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OFDI,不断参与到国际竞争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当中。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OFDI流量和存量大幅度增加,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净输出国。虽然中国企业OFDI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较之发达国家,中国企业OFDI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投资结构失衡、投资成功率偏低、“迂回投资”等。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也是一种最大规模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所以中国企业OFDI的快速发展以及所呈现的特点和问题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从母国制度来看,目前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仍在中国OFDI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相对于其它企业而言,这类企业在开展OFDI时通常会受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从而导致过度依赖国内制度;从东道国制度来看,企业进行OFDI,也必须综合考虑双边投资条约、文化距离、政治风险等东道国制度的影响；从制度距离来看,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时面临着较大的适应成本,这种成本来自于企业需要做出一系列调整以满足当地的制度环境要求,为了减少这种适应成本,企业会优先选择与母国制度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已有文献的研究只是单一地分析了各自所考虑的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并没有把这些因素整合起来进行全面的分析,而专门针对中国企业OFDI的研究更少。本文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得出,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有重要影响和作用,且这种影响与作用是复杂的,加之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在OFDI中体现出的特殊性,需要从综合视角去考察。因此,从东道国制度因素、母国制度因素和制度距离叁方面,综合分析和研究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不仅检验了相关理论的适用性,而且也为将来的理论发展奠定基础,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通过揭示制度因素对企业OFDI影响的内在机理,既可以为企业通观全局地开展对外投资提供决策依据和经验参考,使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也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的对外投资制度及投资促进政策提供理论参考。此外,从制度因素开展研究,对于那些综合实力不强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尤其是那些参与中国“一带一路”的企业,本文更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内容：第一,分析制度因素对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和概念模型建构。首先提出了制度因素一中国企业OFDI的关系模型的构建；其次,分别从母国制度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和制度距离叁方面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最后,提出相应的概念模型。第二,采用1984-2012年中国OFDI年度流量数据,以及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第叁,采用2003-2012年中国对56个国家或地区的OFDI存量数据,运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传统经济因素、超国家制度和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第四,采用2003-2013年中国对162个国家的OFDI存量数据,进行混合横截面数据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综合检验了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政策扶持力度、法律与秩序、投资环境、国内信贷、储蓄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OFDI均具有正向作用。政府政策扶持显着地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增加。而政府稳定性的影响系数为负,且通过了显着性检验,即政府稳定性对中国企业OFDI影响是负向的,政府越不稳定越有利于OFDI的开展。社会经济条件和腐败控制这两个衡量母国制度质量的指标对中国企业OFDI并没有显着的影响。国内信贷和储蓄率作为衡量融资环境的制度变量均显着地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流量的增加。出口依存度对中国企业OFDI有负向影响,但影响是不显着的。第二,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非常显着的影响。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OFDI起到了促进作用。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并不显着。这与已有的多数研究结论是相似的,即双重征税协定与其它投资决定因素相比影响力相对较弱。而WTO成员国显然是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与非成员国相比,成员国获得的直接投资比后者高出70.43%。文化距离作为非正式制度显着地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的增加,文化程度越接近,越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交易风险来刺激投资的增加。政治风险显着地抑制了投资的增加。市场开放程度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重要因素,东道国市场越开放越有利于吸引中国企业的OFDI。第叁,制度距离阻碍了中国企业的OFDI。制度距离的增加,或者说两国之间制度差异越大,中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OFDI的规模就会越小。因此,总体来看,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的OFDI的影响是负的,且这种负面影响是非常显着的。较以往研究,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综合考虑了东道国制度因素、母国制度因素和制度距离叁方面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探讨了中国企业OFDI制度影响因素的内在机理。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得出：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有重要影响和作用,且这种影响与作用是复杂的,需要从综合视角去考察。这与以往文献只从单一视角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不同。2、从多个角度选取刻画制度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更加稳健的估计结果和更加具体、综合的结论。在分析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时,选取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这个指标来衡量母国制度质量；在分析东道国制度方面的影响时,选取了双边性或区域性的超国家制度安排以及东道国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距离等方面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分析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时,则选取了言语权和问责制、政权的稳定性、反对暴力和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依法治国以及腐败控制等制度性因素。3、综合使用混合横截面的OLS估计、时间序列估计以及面板数据估计等多种估计方法,发现制度是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估计了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发现良好的法律与秩序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显着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的OFDI,而政府稳定性与中国企业OFDI的关系则是负向的；通过使用混合横截面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发现本国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条约、同为WTO成员国地位以及文化距离的下降等显着地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东道国政治风险的提高则显着地降低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使用混合横截面估计和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估计,发现使用各个维度衡量的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的提高,均显着地减少了中国企业的OFDI。
赵有裕[9]2003年在《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研究——兼论韩国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策略》文中研究指明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长久性的课题。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据多种渠道的统计资料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50％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世界财富至少有一半也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中小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竞争压力。中小企业要想在新的形势下获得持续发展，所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通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国际化，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竞争压力转化为竞争实力。因此，本文将在明确中小企业的定义、特性、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问题作重点研究，而且作为一名到中国学习的韩国留学生，也想借此机会就韩国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的必要性及战略措施进行探讨，以便为促进韩中经济合作尽微薄之力。 论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对国际直接投资和中小企业的某些基本概念做出了说明。 国际直接投资指的是以控制国(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对外投资。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很快，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国际贸易，已成为国别、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国际直接投资作为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的重要载体，因而大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至于中小企业的定义，根据目前世界各种文献资料对中小企业的诠释，至今尚未给出一个统一的和适应所有行业的说明。从世界各国(或地区)中小企业的概念标准可以发现，中小企业的概念既非统一也非一成不变。不同国家(或地区)因各自经济发展的阶段、水平、状况的不同，对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也不同，同一国家(或地区)也随其经济发展进程的推进而不断调整其对中小企业的概念标准。笔者认为，随着知识、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要素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中小企业的界定应当以企业的竞争力为基准。企业竞争力可分为由低到高的叁个层面：(1)资源获取能力指标，包括从业人员数、资本总额、负债总额、技术装备水平等；(2)资源利用能力指标，包括人均劳动生产率、资本利润率、资本成本等；(3)资源开发能力指标，包括人均年R&D投入、年技术创新成果数、组织制度变革频率、新产品推出周期、人力资源质量等。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使其在促进各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增加就业、推动科技进步、活跃市场经济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部分借助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论对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动因进行了分析。 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对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具有更普遍的指导意义。其代表性理论主要有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若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由于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察赋、政府政策导向，以及投资对象国的市场条件不同，所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是不同的。通过对一些国家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动机的调查表明，以获取廉价劳动力、看好东道国市场潜力、保证原材料供应，抵制同行业竞争为多数。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竞争的加剧，通过拓展海外市场来保持本企业技术优势，日益成为高科技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 第叁部分在对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基本特点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以台湾和韩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为例，进一步研究和分析了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相关问题。 在全球对外投资稳步增长的宏观背景下，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呈现以下特点:对外投资规模虽然较小，但建立的企业数却明显增多;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但近年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资有明显增加;对外投资主体以发达国家中小企业为主;对外投资方式包括建立独资、合资经营企业等。另外: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不少国家成立了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专门负责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事务，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各国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的对外投资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遍及全球的资本流动大潮。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以往，各国政府往往以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为名，对本国中小企业进行贸易保护，使这些中小企业获得一部分国内市场，得以维持生存与发展。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间的经济越来越多地融合为一体，一国政府很难再利用行政干预来保护本国的中小企业，大型跨国公司纷纷绕过各种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与台湾中小企业要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就必须走国际化之路，变竞争压力为动力。这是近年来韩国与台湾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对比韩国与台湾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两者政府在促进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中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为扩大中小企业对外投资，韩国政府从各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保护和扶持: (l)积极充当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媒介，深化本国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
罗群[10]2013年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机、控制权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扩展的步伐日益加快，跨国并购已经逐渐成为主要的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和开发企业竞争优势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并受到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并购的成功关键在于整合过程中建立有效的组织安排。组织安排是企业能否实现并购战略目标的关键，最重要获取控制权。过去十年，但我们从国内外的案例中发现，跨国并购的整合是相当重要，但整合并不是从并购后才开始，而是在并购谈判的过程中就必须考虑，而整合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适当的控制权实现并购目标，并购动机的差异使主并企业会选择不同层面的控制权。本研究探讨并购动机、并购控制权与并购绩效的逻辑关系，深入研究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不同的并购动机如何影响控制权程度的选择，并进而影响并购绩效，提出并购动机、控制权获取选择与并购绩效之间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研究，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决策和行为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本研究遵循“并购动机（战略）——控制权（行为）——并购绩效（绩效）”的逻辑思路，选取我国曾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回顾相关文献和理论基础上，提出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机与并购控制权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资源导向型并购比市场导向型并购更倾向于高控制；持股比例对并购动机和控制权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议价能力没有显示出对并购动机与控制权具有调节作用；企业所有制对并购动机和控制权之间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进行的资源导向的跨国并购时拥有更高的控制权。并购控制权与并购绩效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国家制度距离的叁个维度均对并购控制权与并购绩效之间关系没有产生显着调节作用。本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贡献：（1）本研究尝试整合资源基础观理论和制度基础观理论出发，以资源依赖模型为基础深入研究中国跨国并购企业的优势来源，以及在资源依赖下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在目标企业控制权程度的选择，搭建了将LLL模型与OLI范式进行理论整合的机制，即通过以高控制权实现内部化优势，这为OLI范式与LLL模型之间的国际学术大讨论提供理论贡献。（2）本研究重点突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不同主体所表现出的不同动机和区位选择，并探讨这些企业在并购控制权在动机和制度因素影响下表现出的差异性，做出了“情景式”的贡献。（3）本研究分析并建立了一个从跨国并购到国际竞争力形成的过程机制。本研究深入研究并购动机如何影响控制权的获取，同时与主并企业绩效的关系，其中制度因素是如何发挥调节作用，深入地剖析这些变量间的关系和内在机理。对中国企业如何进行并购后整合、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4）本研究率先用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使得所得结论对企业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增强了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和企业集团管理建议的有效性。本文尝试整合资源基础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从跨国并购前期以及谈判过程入手，研究以我国企业并购动机、控制权获取以及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以及海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视角，而且丰富并发展新兴国家国际化过程中为传统国际化理论带来的学术大讨论。最后，本文也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后续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行为研究[D]. 陈鹭. 厦门大学. 2003
[2]. 台资企业祖国大陆投资及区位选择研究[D]. 郭利田. 南开大学. 2013
[3].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研究[D]. 郑磊. 南开大学. 2009
[4]. 大陆台资企业供应链伙伴关系的研究[D]. 李忆岚. 复旦大学. 2005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D]. 张纪凤. 东南大学. 2015
[6]. 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及其绩效研究[D]. 张祥.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7].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台湾企业的对外投资[J]. 段小梅. 开发研究. 2007
[8]. 制度因素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 冯华. 山东大学. 2016
[9]. 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研究——兼论韩国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策略[D]. 赵有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3
[10].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机、控制权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D]. 罗群.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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