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开幕日期再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大论文,日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经过多方面考证，定为1921年7月23日。党史界也普遍认同这一考证结果，并被大量刊物所引用。笔者在阅读有关考证文章和史实资料后，认为这一日期的确定证据尚不充分，仍有进一步进行考证的必要，现根据有关史实资料和考证文章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一、弄清一大会议未能如期召开的原因，是考证一大开幕日期的前提
1921年上半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在组织上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陈独秀和上海共产党小组为党的正式成立也草拟了党纲、党章等有关文件，并对党成立后采取何种中央的领导形式进行了多方面探讨。[①]在此期间，上海、北京、广州共产党小组通过信件联系已有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初步意向。[②]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把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提到了主要议事日程。于是上海共产党小组作为一大会议主要发起者便向北京、长沙、济南、广州、汉口等地共产党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派出两名代表，于6月下旬到上海参加党的成立大会。[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大会》）一文记载的“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的由来。[④]由于种种原因，各地代表的出发时间有早有迟，所以，会议只能在等待各地代表陆续到达的过程中往后推迟。
再说，组织发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键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是否参加会议，也是大会能否如期召开的关键。李大钊由于校务工作繁忙等原因，不能参加大会，已通过约在6月中下旬先期到达上海的北京代表张国焘转告了上海共产党小组。按照上海共产党小组及大会筹备者的设想，陈独秀是必须参加会议的，且大会的主席应由他来担任，大会的许多重要问题要等他来决断，而陈独秀此时正在广州。鉴于上述两个原因，大会不得不延期举行。而延期到何日，就要看代表们何时能全部到齐上海，特别是陈独秀和广州代表何时到达才能决定。
由此可见，弄清代表们何时到齐上海，特别重要的是谁是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及其到达时间，也就成为我们考证一大会议何日召开的前提。
二、明确谁是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及其到达时间，是确定一大开幕日期的关键
《大会》一文说：“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齐上海。”[⑤]那么，谁是7月23日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呢？
出席一大会议的共有13位代表。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同时也是一大会议的召集人之一，他们家住上海，且会议又计划安排在李汉俊家中召开，他们应是向会议报到的最早的两位代表。
北京代表张国焘是最早到达上海的外地代表。他说：“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五月中旬）。”[⑥]这里的5月中旬可能是指农历。他实际到达的时间约在6月的中下旬。
北京代表刘仁静是在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到达上海的。他说：“我记得我是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参加党的一大的。”[⑦]“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是7月1日至4日在南京召开的。[⑧]会议结束后，他“和高尚德于七月上旬到达上海。”[⑨]张国焘也证实说：“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⑩]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的时间也比较早。毛泽东回忆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11)]另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日记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12)]经分析这是指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会议。他们俩人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上旬。
留日东京代表周佛海是在学校放暑假后从日本回到上海的。他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在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13)]张国焘说周佛海“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的。”[(14)]周佛海回到上海，既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说明他到上海的时间不会太迟，否则，他没有时间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估计约在7月中旬左右。
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逝世较早，本人没有留下关于一大会议的有关资料。但是，张国焘则证明说：“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15)]同时，张国焘还说，他在从北京到上海时，曾路过济南，会晤过他们。因此，他们对会议召开的时间是比较明确的。且又放了暑假，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就不会太迟，应在7月上中旬。
广州代表包惠僧是在广州由陈独秀决定其参加会议的。他说：“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当时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代表”。“我就坐直达上海的海船到了上海。”[(16)]“我到了上海，先住在渔阳里六号，后迁到法租界打铁滨博文女校楼上。”[(17)]他证实广州另一位代表陈公博没有和他同行。他“刚刚结婚，带了新娘坐邮船到上海。”[(18)]他还说：“他七月十五日坐船直赴上海，大约二十日到达。”[(19)]同时，博文女校是大会安排代表住宿的地点，包惠僧到达上海将住宿地点由渔阳里转到博文女校，这又有一个时间过程，也可间接证明他不是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虽未见文字直接说明他们到达上海的具体时间，陈谭秋比较笼统地说了一个大概时间。“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有九个新来的临时寓客住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党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20)]可见，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应在7月15日后。同时从他们从事教员这个职业来看，当是在学校放了暑假后到沪的。而当时学校放暑假约在7月上旬，加上他们旅途占用的时间，估计应在7月15日左右到达的可能较大。
综上分析，从这些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和到达后的活动内容来看，则可证明他们均不是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那么，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就只有另一位广州代表陈公博。陈独秀不能参加一大会议的信息就是陈公博从广州到达后转给大会筹备者的。这也说明陈公博可能是最后一个到达的代表。我们在此对陈公博到达情况作进一步详细分析。
陈公博在一大会后不久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说他“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21)]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七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22)]怨惠僧说：“陈公博刚刚结婚，带了新娘坐邮船到上海。”[(23)]可见，陈公博从广州到上海参加会议的出发时间是7月14日，旅途过程是从广州到香港，然后再到上海，交通工具是乘坐的邮船，而不是象包惠僧从广州到上海是坐的直达海船。同时还带着他的新婚太太，本身抱着到上海既参加会议又带有旅游的两重目的，路途所占用的时间可想而知了。至少可以初步认定，他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在7月20日以后。
同时，他把到上海参加一大会议的整个在沪时间确定为“十日”。他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的题目就确定了他在上海的时间是“十日”。另外，他还有一种说法是“近十日”。他说：“我在上海虽然前后停留近十日。”[(24)]根据他在同文中记述的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遭到法国巡捕搜查的情况，以及他回到住宿的大东旅社后，当晚该旅社发生的杀人事件的叙述，经查当年的上海《新闻报》和《申报》1921年8月1日对此事的报道，可确定一大在上海最后召开的一次会议时间是7月30日晚上。第二天即7月31日上午，陈公博得知杀人一事，下午即与他的太太一同到杭州游玩。[(25)]由此可以知道，陈公博是7月31日下午离开上海的。依据他说的在上海的整个时间是“十日”和“近十日”分析，如果是“十日”，那么，他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22日，从7月22日到7月31日刚好是十天。如果是“近十日”的话，那么，他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23日。从7月23日到7月31日是9天。由此可以基本肯定，陈公博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22日或7月23日两天的可能。
从上文关于一大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尤其是陈公博到达上海的时间，再结合《大会》一文记载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的时间下限这几点综合看，可以断定，陈公博是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到达的时间应是7月23日。这一点，是确定一大会议何日开幕的关键。
三、真实的文字记载，是确定一大开幕日期的可靠依据
陈公博作为最后一个代表，又是7月23日才到达上海，那么，大会究竟是何日开幕的呢？是7月23日还是其他日期，下面我们继续通过引证加以确定。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写道：“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我于是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我到上海的翌日就碰到两个从前外国的教授，我们见面之后，因为两年不见，少不得攀荆道故，听夕往来……”[(26)]根据这段文字，我们要弄清他的“学社”“未完的手续”“外国的教授”“攀荆道故”是指的什么。陈公博这篇文章写于一大召开后不久，即1921年8月，且公开发表在当时《新青年》杂志上，文字的记载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他在文笔上采取了一种暗示手法来说明他在一大会议期间遇到的一些情况，用了一些代名词来表示有关人物和事情。首先，他所说的“学社”就是指共产党的组织；“未完的手续”即是指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组织党的正式成立活动。其次，他用“翌日”这个词来表示“第二天”这个时间概念。在时间上点明他是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碰到两个外国教授的。这里，我们要弄清的是这“两个外国的教授”他指的是谁？又是在什么场合上碰到的呢？他碰到这两个外国的教授并与之“攀荆道故，听夕往来”又是什么含义呢？明确了这一点，就能确定一大的开幕日期。
陈公博继续写道：“有一天夜里，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谈了片刻，两个外国教授因事先行，我因天气热的原故，不愿匆忙便走，……不想马上便来一个法国总巡，……即下命令，严密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外国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27)]根据全文分析，这个记述所说的是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情况。毫无疑问，他说的这两个外国教授就是暗指参加这次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接着要证实的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一大会议期间究竟参加了几次会议呢？是否参加第一次会议呢？根据代表们的回忆，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确实参加了一大的开幕会议和最后一次上海会议，即第一和第六次会议。包惠僧说：“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只到过两次会。第一次马林作了一个政治报告，时间比较长，李克诺斯基谈了一点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28)]他在另一篇回忆中还说：“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与马林、李克诺斯基都出席了。首先由马林作了一个报告，……第二第三两天的会，马林、李克诺斯基都没有出席。……第四天的会当天下午八时起，马林、李克诺斯基及十三个代表都出席了。”[(29)]李达说：“党的第一次会议……第三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到了。”[(30)]张国焘虽说马林等没有参加第一次开幕会议，但说参加了第六次会议。他说：“马林的要求为大会所接受。我们决定在讨论党章结束时，即请他出席演说。”[(31)]他还证实，当会议发现不明真相的侦探时，是马林首先提议中止会议。[(32)]上述引证可见，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了党的一大第一次和第六次会议。陈公博文章说到他到达上海的“翌日”和一次晚上碰到这两个外国教授，显然就是指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见面的时间是到达上海的“翌日”和遇到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场的一个晚上。那么，可以定论，见面的场合就是一大召开的开幕会议和第六次会议上。因此，陈公博所说的到达上海的“翌日”与两个外国教授的见面就是指的一大开幕会议，时间当然就是7月24日了。所谓的“攀荆道故”，就是听取马林在一大开幕会议上的讲话。
可见，陈公博提供的这段真实文字记载是我们确定一大开幕日期的唯一可靠依据。因此，我们认为，党的一大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4日。
四、一大会议日程的合理排列，是确定一大开幕日期的有力证据
一大既然是7月24日开幕的，而7月30日晚上又中止了会议，这说明一大在上海阶段共历时7天。那么，这7天里开了几次会，会议内容是什么？会议又安排在什么地方开？这些细节问题如果我们得以明确，并将日程合理排列，则更能证明“7月24日”是一大开幕日期的正确结论。
根据《大会》一文的记载和综合各出席者的回忆得知，一大在上海共召开过6次会议，会议中途安排了两天休会时间。由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不尽相同，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大会召开的第一、二次会议称为汇报交流阶段；两天休会称为休会阶段；第三、四、五、六次会议称为讨论阶段。
（一）关于汇报交流阶段
当各地代表全部到齐后，筹备者又得知陈独秀不出席会议且又收到了他关于党纲的几点意见，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大会于是开幕了。大会即举行了第一、二次即汇报交流阶段的会议。首先要弄清的是这两次会议的内容、地点和时间。
首先在内容上，虽然尚无资料直接表明这两次会议的具体内容，但综合代表的回忆可知，会议主席张国焘在宣布大会开幕后，即向全体代表提出了会前准备的会议议程，并对党纲和党章草案的起草及内容作了说明，代表们对党纲和党章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不能作为讨论的基础，必须重新拟定。这样大会调整了议程，即先进行各地小组工作情况的交流，然后再讨论党纲和党章。同时确定了起草小组，准备重新拟定党纲和党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会上各自作了较长时间的讲话。笔者认为，上述事项构成了第一天会议的内容。第二天的会议内容是各地代表汇报交流各地工作情况。陈潭秋将大会分为“开幕式”和“正式会议”两个阶段。[(33)]可见，他说的“开幕式”就是指的大会上述阶段。
其次在开会地点上。张国焘说：“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间学校里。”[(34)]陈潭秋说：“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35)]因此，汇报交流阶段的会议地点是在博文女校，而不是在贝勒路树德里李汉俊家里。
再次在开会的时间上，包惠僧说：“第一天马林、尼科尔斯基都出席了。由马林作报告。”“报告的时间很长，从上午八时到十二时。”[(36)]张国焘说：“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大会》一文说：“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拟定了议事日程，听取了关于各地方小组的活动及其总的情况的报告。这一共占用了两天时间。”[(37)]上面引证表明，大会第一、二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白天，不是安排在晚上，这与下文要论述的大会第三、四、五、六次会议举行的时间不同，因此在会议整个日程上的排列就有重大变化。
以上分析可知，大会举行的第一、二次会议分别占用了两个白天时间，在博文女校的课堂举行。这两次会议的日期当是7月24、25两天。
（二）关于休会阶段
张国焘说：在大会举行后，他向大会提出了会前草拟的党纲政纲草案作为大会讨论的基础，“但后来经过详细研讨，认为不够成熟，主要是没有确定一个显明的政纲；不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问题自由发言，经过讨论后再行推人厘订宣言。”[(38)]张国焘作为大会主持人，虽然他没有明确休会问题，但对此事的回忆有一定的可信度，与《大会》一文记载的内容相符。而休会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拟定党纲、党章草案。
从客观上分析，休会的安排也是必须的。首先是大会筹备人原先拟定的党纲没有听取陈独秀的意见，而陈独秀的意见是会前由陈公博带来的，陈独秀“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39)]那么，大会要通过的党纲就必须吸收陈独秀的意见。其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看了原先拟定的党纲草案也不满意，“提出了较严格的批评，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写得不错，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现阶段的政纲。”[(40)]李达、陈潭秋、陈公博在回忆中都提到对党纲进行激烈的争论。因此，吸收陈独秀、马林和代表们的意见，重新拟定党纲就势在必行。大会安排休会当是属实。而休会的日期时间顺序排列应是7月26日和7月27日两天。
（三）关于讨论阶段
《大会》一文记载，大会在休会两天后，即举行了第三、四、五、六次会议，对党纲和党章及工作计划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这里对讨论的内容就不详细分析，着重对这一阶段的几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加以阐述。
首先在地点上，讨论阶段4次会议召开的地点与汇报交流阶段两天会议的地点不同。前文说的汇报交流阶段的会议地点是在博文女校，这4次会议的地点在哪里呢？陈潭秋说：“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大会进行了四天。”[(41)]陈公博说：“会议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连日开会没有更换地点。”[(42)]张国焘说：“大会并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43)]上术引证表明，讨论阶段的会议地点是在李汉俊家里，而不在博文女校。
其次在时间上，讨论阶段4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与汇报交流阶段两次会议时间不同。汇报交流阶段的两次会议分别是在两个白天召开的，那么，这一阶段的会议是在何时召开的呢？陈公博说：“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44)]周佛海说：“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开到第四晚时……究竟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会使巡捕注意。’”[(45)]上述引证可见，讨论阶段的4次会议是在晚上，而不是在白天。我们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这4次会议严格地说，应该是4晚会，或者是4次会，而不能用“四天会议”这个错误的时间概念来表述。这是两个绝不相同的时间概念。
因此，我们已经明白，在大会休会后，会议在召开的地点、时间上都作了重大变动。由博文女校改在李汉俊家里召开。由白天召开改在晚上进行。
《大会》一文说，大会在休会两天后，即举行了第三、四、五、六次会议，并且指出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里召开的。会议刚开始不久，有一个侦探闯进了屋里，之后警察就很快对会场进行了搜查，因而会议只好中止。这个记载与陈潭秋、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刘仁静、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人的回忆是一致的。而根据陈公博回忆内容考证得知，第六次会议发生法国巡捕搜查会场这一事件的时间为7月30日晚上，那么，依次前推，第三、四、五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则分别是7月27日、28日和29日晚上。
要强调的是7月27日这一天在大会排列的时间概念上具有双重性，即白天作为休会两天的其中的第二天，晚上又作为4次会议中的一次，即第三次会议。因此，我们不能把汇报交流阶段会议所用的两天时间与休会所占用的两天时间和讨论阶段4次会议所用的4个晚上时间这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简单相加得出一大会议在上海共开了8天这个错误结论，更不能以8天的会期时间从7月30日倒推得出一大开幕的日期为7月23日这个不正确的日期。
况且，《大会》一文已明确记载，说明一大会议中间仅是两天休会时间。如果把7月23日作为大会的开幕日期，那么休会的日期就应排在7月25日和26日两天，而7月27日白天却又没有开会，就变成了三天的休会时间，这就与《大会》一文的记载不相符了。
因此，理解7月27日这一天既作为休会的第二天，晚上又同时是讨论阶段的第一次会议这一日程排列与前文考证认定7月24日是一大开幕日期的结论是吻合的。上述关于会议内容、召开的地点及时间的分析与7月24日作为大会开幕日期的结论也是互相印证的。
从上面几个不同方面的论证中，我们认为，一大的开幕日期应是7月24日，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具体日程排列如下：
日期次数会议召开地点
7月24日 代表大会开幕举行第一次会议
博文女校
7月25日 举行第二次会议
博文女校
7月26日 休会
7月27日白天 休会
7月27日晚上 举行第三次会议
贝勒路树德里李汉俊家里
7月28日晚上 举行第四次会议
贝勒路树德里李汉俊家里
7月29日晚上 举行第五次会议
贝勒路树德里李汉俊家里
7月30日晚上 举行第六次会议
贝勒路树德里李汉俊家里
因法国巡捕干扰
会议中止
注释：
① ② ⑥ ⑦ ⑩ (11) (13) (14) (15) (16) (17) (18) (20) ②(12)②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34) (35) (36)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9、168、168、210、171、245、491、172、171、386、305、386、285、409、419、386、426、425、409、409～410、306、316～320、11、178、179、286、173、286、375、175、173、174、286、420、170、420、491～492页。
③ ④ ⑤ (37) 《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10、20、20、20页。
⑧ ⑨ (12) (19) 《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48、133、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