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转型中的规模刚性分析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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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态决定一国的国家财政类型,因为不同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的职能范围、收支规模、作用大小都存在着重大差别。统收统支的计划体制下,政府部门掌握着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大权,是资源的唯一配置主体,因而,与之对应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生产建设型财政”,在我国,这种财政完成了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重任,但过分依赖财政预算配置资源的方式在我国经济规模和结构的不断变动中,日益显露出激励不足、信息约束、财政职能过于延伸等缺陷,从而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和我国经济长时期的徘徊发展。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深入,“放权让利”市场化取向的逐步推进,我国财政的职能、类型、范围等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财政掌握的财力在社会总财力中所占份额已经相当有限,国民收入明显向居民和企业倾斜。但是否可以认为:我国的财政类型已经从计划经济下的财政类型向市场经济下的财政类型转变了,也就是过于“大而宽”的生产型财政向“小而窄”的公共财政转变了呢?情况并不是如此。我们看到:在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的同时,财政支出的方方面面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我国基本还沿袭着一种“大而宽”的财政支出局面,并且支出的刚性十足,如财政在某些场合还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向企业提供经营性资金的任务,并保留着拨款亏损补贴等明显供应资金的形式。有人甚至认为,这种过于宽泛的支出格局导致了我国财政的较大规模的赤字,致使我国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原因是这种大而宽的支出与小而窄的收入已经很不对称,迫使中央财政不得不通过连年的较大数额的赤字应付入不敷出的财政收支。这是其一。其二是生产型财政的延续既不利于塑造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微观运行机制,也不利于其经营机制的转换,并成为近些年企业行为短期化,经济效益低下一直得不到缓解的基本原因。其三是财政支出的大而宽还成为社会基础产业投资不足,“瓶颈矛盾”无法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迟迟不能出台的基本原因,财政在许多“份内事”没有办好或者根本没有办的情况下,又包揽了许多不应该由其继续包揽的“份外事”,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向纵深推进。从而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还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生产型财政的基本类型。不少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已深刻认识到:这种无所不包的生产型财政已经到了向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转轨的时候了。在我国,既然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根本的目标模式,那么就应该实行市场经济的财政类型,并尽快实现财政类型的转换,否则将会加剧新经济体制同旧式财政运行机制之间的摩擦,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

我国财政的基本类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我国财政的范围应基本具备公共财政的一般特征,其作用范围大致包括;保证政府职能的一般开支 ,保证对市场失灵区的资源配置,矫正市场偏差,注重财政的宏观调职能等。为了促进财政职能、作用范围与市场经济的顺利接轨,应大胆对现存的财政职能范围、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即逐步由大而宽的供给型财政向小而窄的公共财政转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公共财政的建立一是要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如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因素、体制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类型等;二是公共财政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着的,世界上实行公共财政的国家不少,但并不是完全一个模式,而是各有差异,各有特色。从世界范围来看,同样实行市场经济,其体制模式也是多种多样,各有特点的:法国实行的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德国实行的是“自由型市场经济”,日本的市场经济又十分强调政府干预,北欧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如挪威、瑞典的市场经济又注重公平分配,就是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其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特点。如美国里根时代的市场经济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克林顿时代又强调国家的经济干预。总之,各国的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各自的国情背景基础上的,而且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趋势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种干预主要是通过财政、税收手段与金融手段等来实现的。

我国在界定公共财政的具体内容时,一是要遵循和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经验和作法,因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的公共财政其基本特点具有世界通性,其次要注意我国特殊的国情,我们认为,特殊的国情导致我国的公共财政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与别国的公共财政不同,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另外,从发展的意义把握公共财政的内涵和外延也是我们分析研究问题的着眼点。比如有人认为:既然实行公共财政,政府就应该从再生产领域完全退出而转向一般所称的“吃饭财政”、“消费财政”的范畴,才能改变我国财政支出刚性十足的局面。其实,我们早已认识到: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财政从再生产领域完全退出是不现实的,政府在某些领域应该是有所作为的,比如政府在一个较长时期都可能要对一些无利或微利,但对国计民生不可或缺的行业进行投资,创造一个稳定的市场基础。社会需要的行业并不都是利润丰厚的,各种公益事业、基础产业、投资多、回收慢,这些行业或产业企业较少有愿意投资的,这就需要国家财政来拾遗补缺,集中国家财力进行投资。甚至对一些风险性的产业也需要国家来投资。这就意味着在生产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过渡的较长时期,甚至在实行公共财政之后,我国的国家预算,尤其是某些方面的财政规模和结构都可能出现适度的刚性,支出不可能一下子压下来,这是体制交替时期财政的基本特征。我国社会主义公共财政适度刚性的基本内涵还具体的体现在:

1.我国经济的综合水平不高,具有11亿人口,8亿农民,人均GBP400美元左右,而日本是人均2.7万美元、美国是2.1万美元。这就迫使我国财政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预算支出不得不具有一定的刚性,保持一定的规模。前些年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中,以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分配极大地制约着国家对社会新增利润部分所占的比例,因为包死基数、超收多留的政策,使利润超基数部分国家争不到多少,产品涨价收入国家也只拿到一小部分;另外在中央与地方的分配中,地方财政的包干制度又制约着中共财政收入的增长,各种形式的地方财政包干包死了新增收入中中央应得的部分。有人统计,在增量分配中,中央相对于地方其比例还是逐年减少的。新的财税制度、税利分流的及分税制的实行,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提高“两个比例”,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开支保证一定的规模不继续下滑,这也是构成我国财政预算规模适度刚性的具体措施。

2.从保证人民生活水平来看,尤其是在物价水平不断提高,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我国用于人民生活方面的预算开支也应具有适度的刚性,这主要是指转移支出部分。我国的国情是城市化水平低,城乡差别大,农业比重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0%,也低于低收入国家38%的水平。我国的恩格尔系数为59%,接近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绝对贫困的标准。改革开放虽已给我国城乡居民带来了实惠,且近几年明显出现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局面,但是在物价上涨过快的今天,有些补贴开支恐怕也一时难以降下来。并且财政还必须从保证人民生活质量的角度,对虽然已无利可图,但社会效益极大的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包下来,而不能寄希望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放任不管。今后社会保障性支出是比社会福利支出数额更大的一笔开支,就此而言,在保障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方面,国家财政支出也应具有一定的刚性。

3.我国城乡、沿海与内地边疆、汉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需要政府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因而国家财政在履行公平分配方面所需的预算开支具有刚性。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资源分布不均的国家,经济在总体快速增长的同时,地域与城乡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经济同步增长的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却出现了扩大的趋势。我国1903个县中还有331个贫困县。同时在实行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等形式并存的情况下,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扩大,在小部分人已率先步入“小康”的情况下,仍有300万农民尚未解决温饱,约6000万农民初步脱贫,温饱处于极不稳定之中,因此在整个90年代后末期以至于更长的时期,财政要动用各种手段、政策措施扶贫,在开支上有一定的刚性,因为一方面要争取尽快消除绝对贫困,另一方面要积极履行公平分配的职能,逐步缩小地区、城乡、个人收入的差距,这也构成了我国财政预算支出规模适度刚性的一个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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