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学科建设问题”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世界史论文,学科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世界史研究应覆盖全球的每个角落——关于世界史一级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
——普通师范院校世界史学科建设的一些问题
——探索世界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文化史”的方法论启示
——深化与拓展：强化世界史研究的轻车熟路
——转向人的内在生命存在——提高中国世界史学科研究水平的本体论前提
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张椿年
张椿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这次会议讨论的题目是“新形势下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和世界历史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当前的形势是，我国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哲学社会科学有相应的发展。世界历史学科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代对世界历史学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我国，现在正是科学发展的春天。今天世界历史学科所处的环境，今非昔比。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研究世界历史的学者尤其要有宽广的视野，要善于借鉴世界各国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成果。所以，对外学术交流是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它必须有国家的财力做支撑。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对外学术交流还只是开始，谈不上什么规模；现在，我们国家富裕了，出国学习、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由我国自己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己成为平常之事。此外，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中国史来说，世界历史是一个新学科，底子薄，还由于学术界对世界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历史学科的地位是不高的。在那时，要使它成为一级学科是很难的。今天地位不同了，这是形势(包括人们的认识在内)发生变化的结果，也是世界历史学科本身发展的结果。为了制订“十二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去年对世界历史学科进行了调查。从调查中，可看到，近几年是世界历史学科有史以来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几年。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十五”期间(2000～2005年)发表著作五百余部，论文三千五百余篇。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发表著作一千余部，论文和具有学术意义的文章八千余篇，更重要的是，注重利用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的著作多了。我国的世界历史学科在很多的研究领域都有创新，有开拓。
今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世界历史学科又成为一级学科，我们应利用这样的大好形势进一步加强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下面谈些具体意见，和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明确目标与任务。
我这里说的目标与任务是指整个世界历史学科来说的，这是一个涉及学科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每个研究单位都有自己的研究计划，有具体的研究任务，就这点来说，目标不能说不明确，但它们只是整个学科的一个方面，不是它的全部。只有整个学科的目标和任务明确了，才能知道努力的方向，才能知道应开拓哪些新的研究领域，才能注意学科的平衡发展。至于整个学科的任务和目标是什么，学科体系和学科布局又该怎样，要由大家来讨论，我想今天会议的意义也在这里。10月15日首都师范大学也要对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问题召开学术讨论会。像世界历史学科的任务与目标这样的大问题，不是一次会议就能讨论清楚的，多开几次会议来讨论讨论是必要的。
第二，协调学科发展，培养新的学科增长点。
当前世界历史学科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各研究领域的发展不平衡。从地区看，西欧北美史的研究力量比较强，亚非拉史的研究力量比较弱；从国别看，研究英国的史家最多。这种状况不是近几年造成的，长期以来就是如此。这种不平衡的状态长期存在下去，到一定时候，就会制约学科的发展。道理很简单，对某个国家历史的深入研究，必然要求对与其有历史联系的国家也有相应的研究，世界历史学科的各个领域不可能孤立地提高和发展。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新的研究领域开拓不多，或者说，缺少新的学科增长点，例如海洋史、金融史就没有人研究，这些是很重要的学问。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是，世界历史学科缺少一个全面发展的规划，许多单位是在原有的研究强项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和深化，各自为政。学科建设应有重点，但是仅有点而无面的发展方式是不全面的。从整个学科来看，有些薄弱的方面必须加强，有些空白必须填补。学科全面和平衡的发展是我们长期奋斗的目标，好在国家已为我们创造了一些好的条件，我们应很好地利用。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每年都要公布课题指南，通过一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此外，每年还要讨论和通过一批重大项目，这些措施都对学科建设起着引导的作用。另外，我个人认为，一些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可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世界历史学科的协调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了解学科发展的状况，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办好《世界史论坛》；讨论和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如资料共享的问题。这个工作，经过一定的努力，是能够做到的。
第三，推进人才队伍的建设。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关键在人才。世界历史学科要发展，必须后继有人，队伍固然要进一步壮大。但是，我想，扩大规模只是队伍建设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现有队伍的素质，这个素质不仅指学术造诣、研究能力，还包括思想和学风。为了加强队伍的建设，党和政府以及各个研究和教学单位采取了很多措施。前面提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重大项目的申报和实施，来培养拔尖人才和领军人物。另外，国家社科基金建立了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资助出版代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成果，以展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创造能力。对一个学者来说，自己的著作能被列入社科成果文库，是一个莫大的荣誉。这个机制将对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四，总结历史经验，正确执行党的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政策。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世界历史学科已走过了61年的路程。为了开创世界历史学科的新局面，有必要对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看看过去哪些地方做好了，哪些地方做得不够，经验和教训可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明前进的方向。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建设和发展的，成绩来源于党的领导。今后世界历史学科要取得新的成就，一方面要依靠广大世界史工作者的努力，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要依靠党的政策的扶持和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有关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政策。因此，我想，对我们以往如何执行党的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回顾、总结是必要的。这些问题有：如何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提高我们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水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如何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等。这些问题是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性的大问题，解决得好，不仅将促进世界历史学科，也将促进我国的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
*本文原系在2011年8月19日由武汉大学举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收稿日期 2011—08—30
世界史研究应覆盖全球的每个角落
——关于世界史一级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
胡德坤
胡德坤，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经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世界史学科终于成为一级学科，迎来了百年一遇的发展良机。这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是我们所有世界史同行的一件大喜事。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不失时机地举行“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世界史的专家们欢聚一堂，共同研讨世界史学科建设和学术前沿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我的研究领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史，现在又开始涉足中外边界与海洋史的研究领域。我想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谈谈对世界史学科建设、重点是世界史研究的若干想法和建议。
严格说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世界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起步的。上世纪60年代，以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世界史高校教材《世界通史》，是由众多学者参与的、有中国学者自己的史学观和世界史体系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开创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世界通史》的问世，培育了几代世界史学人。但那时，世界史教师人数有限，外文资料严重缺乏，专题研究才刚刚起步，便因“文革”发生而止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际交流的大门，世界史学者才得以走出国门看世界，才拥有了一批外文资料，对国外研究状况才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推动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蓬勃兴起，世界史的各类学会也就应运而生。各类世界史学会的成立，又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高潮期，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到90年代，由于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各类新专业如雨后春芦笋般纷纷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史学越来越边缘化，导致史学日渐萎缩，进入了低潮期。那时，教育部采取措施，以人才培养基地的名义给部分高校历史系一些扶植措施，才遏制了史学的进一步萎缩。到2000年后，由于国家实施了“211”、“985”工程，一部分高校的史学因得到了支持而恢复了元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从全局看，史学还未完全摆脱低谷时期。世界史的衰退尤为严重。现在，世界史已成为一级学科，迎来了发展的最佳良机。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史学科应当如何建设呢？世界史研究，我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世界现代史研究，应该如何开展呢？我想用五个字来表述，就是“大、特、深、广、宽”。
第一是“大”。所谓“大”，即壮大队伍。学术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前提。学术队伍人数过少，学科建设就是空话。我们现在的世界史专业队伍，在高校是按二级学科组建的，人数普遍偏少，只有少数高校人数达三十人以上。一般说来，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人数须达到三四十人，才能重点建设三个以上的博士点。为此，世界史作为一级学科建设，人数应达到三十人以上。有条件的重点高校还应达四十人以上。
第二是“特”。所谓“特”，即有本单位的特色。世界史领域十分宽泛，一个人穷其一生也只能研究一两个问题，一个单位的世界史即使有三四十人，也只能研究几个领域。为此，作为一个单位的一级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应选择几个领域，有计划地配置团队，形成优势和特色。面面俱到，就难以形成团队，难以形成优势，难以体现特色，就难以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影响。
第三是“深”。所谓“深”，就是选定领域深入研究相关问题，要人木三分，不能蜻蜓点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史研究，从断代到专题，从地区到国别，从宏观到微观，进行过地毯式搜索，凡有条件的课题，都有人进行过初步研究。现在，老一代学者陆续离开了学术岗位，中青年学者成为了研究主力。我们现在的研究不是重复前人的研究，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加以深入研究。这就是学术创新。创新就有难度、有风险，但不创新，就不能前进。现在，许多国家的历史档案资料都已公布，而出国的机会又很多。我认为，世界现代史研究迎来了又一轮发展良机，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将研究推向深入。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已就二战的起源、进程、结局做过系统研究。那么，二战史还需不需要深入研究呢？如何深入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国关于二战时期的档案资料尚未公布，中国学者只能借鉴外国学者的成果做学问，虽有很多成果问世，但由于档案资料的不足，影响了学术水平的提高。到2000年前后，各国关于二战时期的档案资料相继公布，不仅出版了纸本的档案资料，而且还出版了电子版的资料，为二战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既可以对老课题进行深入的再研究，如二战起源的再研究、战时国际关系研究、反法西斯联盟研究、法西斯同盟研究、二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二战中中国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又可以开拓新领域的研究，如二战与战后和平研究、二战与战后国际秩序研究、二战与战后发展研究、二战与战后改革研究、二战与战后国际社会转型研究等等。总之，能深入研究的课题还很多很多，世界史其他方面的研究课题也会更多。在上世纪80年代，二战史研究方面，不是缺人，而是缺资料；现在是不缺资料，但是缺人。出现这种情况，表明世界史学术队伍人数太少，这是我们在进行一级学科建设时需要考虑和弥补的。
第四是“广”。所谓“广”，就是指研究范围要覆盖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大约是十年前，我在《光明日报》上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是一个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学科。”现在，我仍然是这种看法。我国是一个开放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当我们面向世界发展时，首先面临的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然后，才能融入世界、改变世界。世界史研究则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主要窗口之一。同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尤其是对外经济交往速度相比，世界史研究明显滞后，未能覆盖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对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研究甚至还处于空白状态。当今世界是信息时代，地球已变成地球村，地球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会牵动全球。我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我国的外交、经济、文化交往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为此，中国必须对地球的每个角落都要了解。即是说，我们的研究范围必须要覆盖到全球的每个角落。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仅靠现在的世界史科研队伍是不够的，还要借一级学科的东风大力“扩军”，在全国形成一支强大的世界史研究队伍。
第五是“宽”。所谓“宽”，主要是指研究范围要扩展到交叉学科领域。当今世界上的重大国际问题研究都不是一个学科所能完成的，都是由多个学科共同完成的。许多问题甚至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能完成的，还要和自然科学交叉合作才能共同完成。我举一个例子，2007年，武汉大学组建了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它是由国际法、环境法、国际关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国际贸易、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文科学科，及测绘、遥感、地理信息、制图、资源环境、水利电力等理工学科，共同组建的综合研究平台，主要研究各国的边界与海洋政策、中国的边界与海洋争端、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能源、跨界河流管理、跨境合作、边界管理、边疆治理等问题，为国家的边海事务提供服务。我负责这个研究平台的组建和运行。这是我们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是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困难很多。但一旦进入这个领域，我发现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我们研究历史的在其中大有作为。如中国及外国边界史、中国及外国海洋发展史等等，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可谓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能找出成百上千的课题。同时，还将史学的另一功能——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功能——也体现出来了。又如，我参加了2010年8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的主题是“水”，即水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当今世界水资源严重匮乏、环境日益恶化、人居条件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敲响了警钟。过去，我们将水问题看成是水利水电学科研究的对象，文科很少有人研究，历史学的研究就更少了。现在，国际史学界已高度重视水问题，但我国史学界似乎还没有反应。最近，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在策划跨界水资源管理与开发研究课题，梳理过去的项目时，发现涉边的项目几乎都是技术性的，对国际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关系、中外关系、中国外交等方面项目很少，不是不需要，而是很需要，只是我们文科的学科、包括历史学，尚未进入这些领域，造成文理脱节，而不能发挥文科的作用。我讲了这些例子，是说明在交叉学科领域还有历史学的阵地，我们要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努力在交叉学科领域做出历史学新的贡献。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的是，世界史的主要功能是传承历史文化和学术，但同时，我认为还具有直接或间接地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这些功能大多体现在交叉学科领域里，这是我们过去比较忽视的。今后，我们也应充分发挥世界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扩大世界史的影响，促进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总之，我们如果能在“大、特、深、广、宽”五个方面下工夫，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就一定能再上一层楼。以上意见只是个人的一点看法，仅供参考，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原系在2011年8月19日由武汉大学举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收稿日期 2011—10—06
普通师范院校世界史学科建设的一些问题
王加丰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 金华 321004
中国的经济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世界史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日益明显，一方面是作为政府或社会的智库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在培养中国公民具有世界意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世界历史定为一级学科，各重点高校都有许多新的“动作”，比如创办世界史系、建立新的研究机构和规划新的研究课题、扩大研究队伍或教师人数等。我自己是一个省属师大的教师，所以我更关心普通师范院校或一般院校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情况［这里的“普通师范院校”，指非重点、非部属师范大学中的大多数省属师大及几乎所有的师院和师专(个别未设历史或政史专业的师专或学院不在此列)］。由于我国建有历史系或历史专业的非重点大学中，绝大多数属于省属师大及其他师大、师院和师专，所以对世界史学科建设而言，“普通师范院校”或“一般或地方院校”可说是同一个概念。在省属师大中，除了少数做得比较好或做得很好的(如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大多数省(自治区)属师大及几乎全部的其他师院和师专中的世界史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大体是接近的。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历史系或历史专业或政史专业中世界史教学的作用长期以来受到忽视，不利于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意识和大国公民意识。许多地方院校的历史系或历史专业，真正从事世界史教学的也就一两个人或三五个人，而且这几个人中，并非都在老老实实地从事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世界史类的研究课题不太容易申请项目，而职称和各类头衔的评审则需要课题项目，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设法获取中国史或地方史，甚至其他学科的课题项目。其结果是一些世界史教师科研方向慢慢离开世界史，虽然从事世界史教学，但已“心猿意马”，只是在上课时“照本宣科”而已。这种缺乏研究支撑的世界史教学是无法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的。
根据我的观察，目前各省市地都在强调地方院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服务。这句口号听起来没有错，但绝大多数喊这种口号的人对这句口号的理解都是不完整的。比如，为地方服务，似乎从历史的角度看只不过就是做点地方史研究，或者是为地方的旅游项目做点吹捧性的文章，即所谓挖掘地方旅游资源或弘扬地方文化。但是，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显然是不够的。比如，我们要不要培养学生(中学生)有一定的世界眼光？这个工作叫谁来承担？地方把这个工作推给了中央，但中学教育或大多数大学生的教育只能由地方来进行，所以实际上这个工作在实施的层面上就不了了之了。在许多地方院校的历史系或历史专业中，学生学到的是一点非常可怜的世界史知识，一些教师的教学仅限于粗浅地解释或宣读一下教材。在此类历史系或历史专业中，学生学的主要是中国史特别是地方史的知识。我这里并不是说中国史或地方史的内容讲得太多了，绝对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只了解中国史特别是只了解地方史的学生，其视野很可能会受到限制，眼光会显得比较狭窄。严格地讲，他们既无法获得大学历史教育所需要的比较全面的能力，也缺乏从更高的视野来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能力。实际上，世界史教学的加强，或者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教学比较平衡地发展，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中国史的理解。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比较的方法是提高历史认识能力的基本方法。先不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仅从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学看，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这么长、古代中国农民战争为什么这么频繁及规模为什么那样大、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特点或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等问题，都是通过比较得出来的。今天，中国正处于一种如此开放的形势中，如果教师或所教的学生对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趋势所知甚少，那么，我们怎么能提出新问题，怎么有可能使学生树立起世界意识和大国公民意识？
第二，在世界史教学中，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尤其受到轻视。许多院校缺乏专门师资，不利于学生掌握、解释和运用历史知识的能力的培养。大多数地方院校历史系都有一个通病：认为从事世界史教学的老师，能教任何内容的世界史，即认为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的世界史他或她都能教。此前世界史虽然是一个二级学科，但现实中在某些地方院校，世界史往往不如一个普通的二级学科，只是点缀一下而已。在这样的学校中，教世界史的老师一般只是教世界通史，从古代讲到当代；如果再有精力和时间，就随自己的兴趣开设一点世界史方面的选修课(当然要兼顾教学对象的水平和兴趣)，有时也开设一些与世界史没有多大关系的课程。从上世纪80年代大批师院和师专创办以来，这些学校的历史专业一般会有一两个世界史的老师，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世界通史。这种情况在当时可以理解，因为缺乏师资，但在不少地方，这种情况恐怕至今没有太大改变，所发生的变化只是一些硕士或博士取代了当年的本科生，但他或她教的还是世界通史。这样一种教学安排中，最大的问题是世界古代史的教学非常薄弱。
就一般院校的历史系学生来说，比较好地学过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是其作为历史系毕业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非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可能会阅读很多世界近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但一般不会或很少去看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方面的书籍。不论中国古代史还是世界古代史，都是历史学的基础知识。一个对古代文明没有多少了解的人，怎么可能较好地理解今天世界各国的文化？特别是，一般院校历史系的毕业生，大多再没有机会更多地吸收世界古代史的知识，所以他或她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将在其今后的工作和教学中，或在其教学研究和实践中长期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世界古代史教学的重要性，任何一个普通院校的历史专业都应该拥有这方面的专职教师。在这方面，重点院校正慢慢向世界水平靠近，或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但许多一般院校与重点院校之间的差距总体上似乎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即使本来是世界古代史方面的博士，到了一般院校后，由于缺乏科研条件也往往不得不转换方向，往世界近现代史甚至中国史方面靠。在当前的条件下，要制止这种趋势并非易事。
第三，集中与分散的矛盾。对世界史教师数量十分有限的学校来说，几个相关的教师的研究方向比较分散，对师范生是有好处的，因为可以给他们比较广泛的知识。但有两种情况使这种做法难以实行。一种是现在到处都在讲学科建设，要求教师集中于某个“重大”问题或方向的研究，这势必会影响教学质量。这些学校或院系的领导往往想得很简单(他们中许多人都把世界史看成一种随便凑合的学科)，他们总是这样告诉你：你教还是教原来的课，但你的科研要服从学校和系里或学科的发展需要。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总是讲得振振有词，但其实很荒谬：如果你的研究与你的教学脱节，你的教学就可能流于形式。一般师范院校历史专业的学生所需要的是比较广泛而且有一定深度的知识，如果对自己所教的东西缺乏基本的研究，你怎能满足学生们的需要(虽然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他们本来可以或应该学到的东西其实没有学到)？另一种是前面提及的一些世界史教师的科研活动离开与自己教学相关的领域，并非由于领导“逼”你，而是出于“自愿”，因为为了评职称或申请其他各种各样的头衔需要科研课题，为了获得课题只能申报一些与世界史甚至与历史学无关的研究项目，由此造成科研与教学的脱节。当然，也不是说，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因为知识具有相通的一面，但若长此以往，则无论对世界史的教学或研究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
由于普通师范院校所承担的任务主要是教学和培养学生，而不应该是研究，所以我认为一般院校世界史学科的建设首先要服从教学需要，其次才考虑学科研究方向的相对集中问题。另外，一些人一讲学科建设，似乎就是申请课题、科研经费和发表科研成果；其实对一般院校来说，应该同时考虑教学内容的覆盖面，包括上面讲的世界古代史教师的培养等问题，也就是必须更多地考虑所培养学生的质量。
第四，普通师范院校与重点大学世界史教师的分工与合作问题。重点院校与一般院校在世界史的研究中应该形成一定的分工与合作，这样可以在学科建设方面形成某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这里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合作机制的建立问题。
重点院校由于拥有较为优越的科研条件，可以更多地向着利用原始资料研究世界史的方向发展；一般院校显然缺乏这方面的条件，而且出国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沿着近三十年来重点院校走过的道路往前走。这里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一般院校的教师应该多多看到自己的不足，包括科研条件的不足，积极向重点院校的有关科研机构靠拢；重点院校的教师也应该强化这方面的意识，无论是各种学术活动或做课题，都应该想到自己是国家的重点院校，带领全国的相关学科或相关研究方向的发展有自己的一份责任。甚至可以向重点大学的老师们讲这样一句话：你们未来的学生大都是我们的学生正在教育的学生；我们的学生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你们的生源的质量。
一般院校的世界史老师，除了努力争取往外走的机会，主要应该尽可能利用国内已有的文献并向有关学者请教来提高自己，尽可能使自己的水平接近重点院校的教师。这里，利用师生关系或其他关系，争取参与重点院校的科研项目等不失为一种自我提高的好方法。这虽然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互补，但毕竟是一种互补。
重点院校的世界史建设方向是向世界名校看齐，一般院校的世界史建设目标应该是重点院校现在已达到的水平，或尽可能缩短与重点院校的差距，特别是不能让这种差距继续扩大，不能任其发展到双方没有共同语言或无法对话的地步——一直有这种倾向。当前的情况是，一方面存在某种缩小差距的趋势，比如一般院校的世界史老师往往是重点院校培养的博士；但另一方面，这些博士中有的正在被地方“同化”，可对话的内容在不断减少，也就是差距在扩大，共同语言在减少。
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互联网和各种免费和不免费的数据库的使用，重点大学和一般院校在资料上的差距其实已经缩小。所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许多一般院校的世界史教师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充分利用各种资料和数据库的重要性，加上外语水平的限制，对手边可以得到的原始资料的应用比较有限。不改变这种情况，就难以提高研究水平。此外，还应该注意：利用原始资料要致力于得出新的结论，或致力于从中国人的角度做出自己的解释。如果用原始资料来证实一个已经公认的理论或事实，虽然比不用原始资料要好，但其意义终归比较有限，所以至少要有上述追求。
一般院校的世界史教师，特别是师院或师专的世界史教师，还面临着几个十分现实和无奈的问题，与它们相比，上面的问题都具有“务虚”的性质：
第一，前面已经提及的课题申报问题。许多省市都不支持世界史类的课题，所以普通师范院校世界史教师中除了极少数人能拿到国家社科基金外，大概只能拿学校的课题了(有的省也可拿教育厅的)。由此造成了一些世界史教师被迫或自愿“转业”的情况。
第二，成果发表问题，或者说世界史类的专业杂志太少的问题。现在除了《世界历史》这么一份高级杂志，没有第二份专门登载世界史研究成果的期刊，这种情况严重阻碍着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许多学校，特别是一般院校，都把CSSCI之外的杂志或论文打入冷宫，所以刊登在像南开大学编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之类以书代刊的“杂志”上的成果，是不被地方院校认可的。一般而言，地方院校教师的总体水平要比重点院校的教师水平差一些，但如果我们有一份低于《世界历史》又相当于CSSCI层次的世界史期刊，那对一般院校的世界史教师来说肯定是一则福音。重点院校的世界史教师当然也需要有这样一份杂志，但它对普通院校的世界史教师显得更加重要，那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上级”的投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的问题。世界史设立为一级学科，对一些地方院校来说在短时间内可能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甚至个别重点院校也出现了此类问题。这里的意思是：一些地方院校本来为了建设历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不得不在世界史教师的引进等方面做出一定的投资，但世界史独立开来后，历史系或相关学校的领导可能因此而松一口气，他宁可与从事政治教学(中国近代史)或从事中国哲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老师合作，也不愿再在世界史师资建设上投入什么。这种情况也不能全怪这些领导急功近利，因为现在都讲究投入产出，一般院校在世界史上的投入是难以有什么产出的。除了在教学上能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之外(这是一个短时间内看不出来的标准)，一般院校的世界史学科要评上一级学科(硕士点)在眼前并非易事，所以你很难向他们说清楚在世界史建设上增加投入有什么用。甚至已有的世界史教师都可能面临出路问题，虽然这可能是个别情况，但似乎也有成为一种较多的现象的趋势。
收稿日期 2011—10—26
探索世界史研究的新方法
——“新文化史”的方法论启示
李剑鸣
李剑鸣，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提高研究水平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关键，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要切实去做，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近三十多年来，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同时也始终受到许多难题的困扰。我们经常谈到领域、资料、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限制，这确实触及了世界史学科发展的要害。目前，研究条件正在逐步改善，我们如果想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就向欧美史学取法仍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举例来说，新文化史在欧美史学界已经流行了二三十年，国内学术界谈论这个话题也有十多年了，可是一直是说的多，做得少，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影响的新文化史著作。对世界史研究人员而言，由于学科积累、理论准备、学术训练、研究能力和资料等方面的限制，一时难于尝试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即使不去专门做新文化史研究，也可以从它那里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虽然接触新文化史已有许多年，可是我们还是免不了要问，究竟什么是“新文化史”？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很不好回答的问题。首先，“文化”就是一个相当麻烦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新文化史不可能有一个清晰可辨的边界。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谈到，新文化史的最大特点是研究“作为符号世界”的文化；但他接着又说，把什么东西说成不是文化，反而比界定什么东西是文化更困难(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也就是说，“文化”的边界十分模糊，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文化”的泛化，就为文化史的扩张埋下了伏笔。法国学者罗杰·夏迪埃反对传统的社会史、思想史和心态史之类的划分，主张建立一种能够沟通和整合不同领域的“新文化史”(周兵：《罗杰·夏迪埃的新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但他也意识到，新文化史实际上是不可能包罗一切的(周兵：《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从这两位新文化史大家的意见和态度可以看出，如何界定新文化史的确是一个难题。在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宽泛地看待新文化史可以说是一种普遍倾向，那些带有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史论著，关注小人物和小事件的微观史作品，以及关于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研究成果，往往都被纳入新文化史的范畴。有些著作就题材而言显然不属于文化史，但是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受到了新文化史的启发，通常也被看成是新文化史。例如，林·亨特关于法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研究，按照题材来划分应当属于政治史，可是人们习惯于把她看成新文化史家。当然，在界定一个研究领域时，仅仅关注题材是有片面性的，理论和方法的特征似乎更加重要。
可见，我们尽管很想划清新文化史的边界，但是实际上却难以做到。也许正是由于新文化史的边界模糊，于是许多学者便不主张单纯把它当成一个领域或一个学派，而是看做一种研究范式。伯克在论及新文化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时，提到了把它扩大到更多领域的设想(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121页)。他所说的这种扩大，也就是把新文化史作为一种方法，用以拓展或改造其他领域的研究。不少本身不做文化史的学者，的确也注意到了新文化史的方法论意义。美国史学者艾伦·泰勒承认，当今的美国早期史研究者必须考虑“文化转向”与他们的写作之间的关系；国际史的倡导者入江昭认为，文化史对国际史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研究者注意到性别、意识形态、社会关系和非政府人员的作用；美国内战史专家德鲁·福斯特宣称，“文化和意义的透镜过滤所有其他维度的经验，(因而)文化史是无法回避的”［《意见交流：关于历史学的实践》(“Interchange:The Practice of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90卷第2期(2003年9月号)］。有一位研究墨西哥殖民地史的学者说得更为夸张：可以用文化史来对经济关系实行“殖民”，正如文化史对政治制度的“殖民”一样；这样做的根据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假设”(imperialist assumption)，即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这位学者声称，文化无处不在，因而新文化史是一种研究路径(approach)，而不是一系列研究题目；“人们并非仅仅(主要)为卡路里而争论，或者为控制他人的卡路里而争论，而且也为意义而争论，何况获取卡路里的各种方式本身也产生意义”。他相信，“文化的研究路径(cultural approach)具有丰富的潜力，迄今已经取得了成绩，在将来会拥有更大的前景”［埃里克·范·扬：《新文化史来到老墨西哥》(Eric Van Young,“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Comes to Old Mexico”)，《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9卷第2期(1999年5月号)］。
把新文化史看做一种方法，的确是一种很有眼光的做法。不过，在讨论新文化史的方法论意义之前，我们可能还要先考虑其他一些问题，例如，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究竟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到底是发展还是取代，是对立还是互补？另外，新文化史本身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什么特点，也是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
说到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的关系，我们自然要有一点历史的眼光，要从形成和变化的角度看问题。新文化史的名目出现于1980年代末期，当它的学术身份确立以后，人们开始追溯它的形成历程，发现从196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史家在做这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于是这些学者被奉为新文化史的先驱。可是，他们当初是不是有这样的学术自觉呢？彼得·伯克谈到，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丹尼尔·罗什、纳塔莉·戴维斯、林·亨特、卡洛·金兹堡、汉斯·梅迪克等文化史名家，当初都声称自己是社会史家(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45～46页)。可以跟这一点相互印证的是，今天被说成是新文化史典范之作的论著，最初是寄身在社会史的躯体上的，或者说是在社会史的园圃中长成的学术奇葩。例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刚问世时，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把它看做社会史著作，并没有给它贴上文化史的标签。但是，随着“文化研究”的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社会史的强势感到不满，反对把各种问题都归入社会的范畴。在他(她)们看来，社会史所自诩的强势，并不能掩盖它的那些致命的弱点，因为社会认同(身份)只有通过“语言和文化的表述”才能得到透彻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史在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时，确实带有反社会史的冲动。同时，社会史家对于新文化史的挑战也难以接受，两派学者之间一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景德祥：《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的争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不过，如果说新文化史的兴起意味着对社会史的反叛的话，那么受到冲击的并不是整个社会史，而只是社会史中的某些方面。不仅社会史有新旧之分，而且在新社会史内部也存在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有的社会史家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模式，有的则致力于描述和解释；有的关注社会结构，有的重视日常经验。伯克在讨论微观史学兴起时说，这种微观史学是“对某种类型的社会史的反拨”，这种社会史“以经济史为榜样，采用计量方法，着重描述总的趋势，对有关当地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认识”(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50页)。这种说法比较切合史学史的实际。再者，新文化史至今也没有取得新社会史当年的那种强势，当它渐成气候之际，本身的局限也暴露出来了。于是，一些文化史家不得不考虑“文化转向”之外的问题，重新取法于社会学和社会史，倡导把文化方式和社会方式结合起来［维多利亚·邦内尔、林·亨特编：《超出文化转向之外：社会和文化研究的新方向》(Victoria E.Bonnell,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伯克利1999年版，第ix、x、11页］。有些学者干脆把文化史和社会史合并，称作“社会文化史”。林·亨特也有类似的观察。她在21世纪初反思自己早年的研究时发现，在法国革命史领域，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又重新凸显出来了，因此，在研究中必须注意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平衡［林·亨特：《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Lynn 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伯克利2004年版，第xii～xiii、xv页］。
就学理而言，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也是异同互见的，这也反映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都关注社会中下层，关注日常生活，关注行为和习惯，都善于从其他学科汲取理论滋养。但是，两者的不同或分歧也是十分明显的。新文化史家强调文化的自主性，认为文化与社会虽然相互关联，但也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文化不是社会实际的投影，不是反映或受制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相反，它对社会具有多方面的塑造作用。这与格尔兹关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显然是如出一辙的(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94页)。文化史家不再倚重计量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模式，而以叙述和阐释为主要方法。新文化史所关注的普通人，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以统计数字出现的群体。也就是说，它致力于恢复具体的人在历史中的位置，体现了更深切的人文关怀。在题材方面，它从“硬问题”转向了“软问题”，突破了19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题材概念。在新文化史家那里，并不是只有见诸文字的事件、制度和思想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那些借助语言、图像、姿势和实物等符号表现的人的内在经验，如记忆、情绪、感知和梦境，都可以成为历史学的题材。可以说，新文化史开辟了对过去世界的全面而立体的研究［汉努·萨尔米：《文化史、可能性和充分原则》(Hannu Salmi,“Cultural History,the Possible,and the Principle of Plenitude”)，《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50期(2011年5月号)］。另外，新文化史或多或少带有后现代主义取向［耶尔恩·吕森：《历史：叙事—解释—定向》(
Rüsen,History:Narration-Interpretation-Orientation)，纽约2005年版，第139页］。它呼应“去中心化”的主张，反对“宏大叙事”，否认历史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不主张简单地使用“文化传统”的概念，也不做全景式写作，侧重具体而细微的研究。新文化史家经常使用“想象”、“发明”和“建构”一类的词汇，注重文化的建构与重构，也体现了“去自然化”的倾向。
显然，新文化史明确反对“社会经验”的优先地位，不同意把文化视做“社会实际”的反映，就这一点而言，它的确是反社会史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把新文化史视为新社会史的对立面。事实上，新文化史在孕育时受到过社会史的滋养，在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也从社会史获得了许多的灵感。文化史家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把研究视角从精致文化转向了大众文化以及文化的社会塑造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史家则从文化史家对意义的关注得到启发，不再把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视为脱离人的内在经验的外在之物。经过改造和蜕变的社会史，仍然呈现兴旺的景象。可见，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有互补性，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新文化史是从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变的结果，更不能说新文化史取代了新社会史。在目前的欧美史学中，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的边界并不清晰，两者交叉重叠的地方很多。
同新社会史一样，新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理论的支持。如果说新社会史是历史学向社会学开放的产物，那么新文化史就是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的宠儿。彼得·伯克列举了对文化史影响甚大的四位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诺伯特·埃利亚斯、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尔迪厄(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59～67页)。实际上，这四个人代表四种不同的理论资源，也就是文学批评、文明理论、后结构主义和人类学(社会学)。按照一般的说法，人类学理论对新文化史的帮助最大，它不仅提供了理论和概念工具，而且展示了某种研究的样式。在许多人看来，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乃是新文化史的教父，他关于巴厘岛斗鸡的描述乃是文化史家灵感的源泉。格尔兹在普林斯顿的同事罗伯特·达恩顿，干脆把新文化史称作“历史的人类学模式”(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页)。不过，罗杰·夏迪埃并不赞同达恩顿的说法，也反对简单采用格尔兹的文化定义。他觉得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处理的文化并不是一回事，前者依靠的是前人制造的文本，后者则可对某种文化现象做直接的观察。他还对“心态史”的概念表示非议，把“表象”(representation)和“实践(practice)”作为文化史的核心概念(周兵：《罗杰·夏迪埃的新文化史研究》)。夏迪埃和达恩顿的分歧表明，新文化史在理论取向上并不是单一的。另外，似乎不宜把新文化史看成是单纯的“语言学转向”的结果，也不能把它完全等同于“文化转向”。更确当的说法可能是，新文化史是欧美人文知识生产中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组成部分。具体说来，“语言学转向”只是新文化史第一阶段的特征，而且很快就出现了夏迪埃所批评的“语言学化约主义”，即把一切都变成了“语言”问题［小威廉·休厄尔：《文化史中的语言和实践》(William H.Sewell Jr.,“Language and Practice in Cultural History”)，《法国史研究》(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第21卷第2期(1998年春季号)］。于是，新文化史家开始走出语言学的藩篱。“文化转向”的含义则比“语言学转向”更丰富，它不仅涵盖新文化史，而且也涉及其他领域出现的“文化研究”取向。例如，在外交史、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等领域都出现了“文化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化转向”就是把“新文化史”作为方法引入上述领域的结果。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并不专门做文化史研究的人，新文化史在方法上究竟具有哪些启示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引导我们关注人的内在经验。这样有助于认真考虑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并且提升史学的人文性。举例来说，在人口史研究中，我们通常关注人口的变动趋势，重点考察经济、家庭、婚姻、医疗、战争、灾荒等因素与人口变动的关联；可是，如果从内在经验的角度来看，人口变动对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人地关系的概念，是不是也产生了影响呢？考虑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可能开辟人口的文化史研究呢？又如，在政治思想史领域，经典的研究方式是讨论理论文本和政治言论中包含的观念，叙述观念形成、演变和传承的过程，阐释观念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讨过去的人们观察和表述政治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所怀有的希望、恐惧、焦虑和不满，如何作用于政治制度的设置，如何塑造了他们的政治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文化研究。
关注人的内在经验，可能为我们理解一些常见的历史现象提供新的视角。例如，在讨论历史中的人权观念时，常规的研究可能会从理论文本和社会运动来切入，但是林·亨特却另辟蹊径，在《人权的发明》中专门讨论了人的情感和态度的变化。她首先考察了三部小说(理查逊的《帕梅拉》和《克拉丽莎》以及卢梭的《新爱洛漪丝》)何以在出版后不胫而走，广泛流行；何以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在不同阶层的读者中间引发了那么强烈的情感共鸣。她发现这是由于读者中间出现了“想象的平等”，而对小说人物的同情也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意识。于是，阅读小说所表现的同情心，就与人权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某种关联。接着，她讨论了由于酷刑所引起的对身体的关注。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诸国盛行酷刑，基于报复和惩戒犯罪的意图而刻意摧残、折磨人犯。在18世纪中后期，酷刑开始引起反感和批评，由此出现了废除酷刑的运动。这种对身体的关注，也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肯定。这也与人权意识有关联。她在书中用两章的篇幅讨论这些问题，并不是把这些因素简单地同人权观念的起源联系起来，而是意在为理解人权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文化的维度。她的研究本身并不属于文化史领域，却采用了新文化史的方法来展示人的内在经验与政治观念变化的关联，为考察人权观念的“发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林·亨特著，沈占春译：《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82页)。
新文化史的另一个方法论启示，是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时间的概念。我们知道，文化的特性是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因而文化史家通常着眼于较长时段的历史变迁，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历史时间意识与分期方式。传统史家对历史时间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刚性，习惯于依据重大事件对历史做出明确的分期，年代具体，起讫分明，重视开端和结局，这与19世纪经典小说的时间概念如出一辙。但是，过去世界的实际要比这种处理方式复杂得多。一个事件的开头和结尾并不是直线式贯通的，事件在进展中往往和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呈现一种混沌和胶着的状态。这样一来，刚性而明确的时间概念和分期方式，可能无助于理解事件的复杂性和意义。
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的研究兴趣是政治史，他的成名作《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考察美国革命与美国政治思想的变动，涉及的时段是1776～1787年。这是经典的政治史分期法［戈登·伍德：《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1776～1787)》(Gordon S.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776～1787)，纽约1972年版］。当他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中考察革命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时，明显地拓展了革命的时限，从18世纪中期延展到19世纪前期［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Gordon S.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纽约1992年版］。他在论及自己的研究经验时谈到，社会史和文化史家不关注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而关注较长期的趋势，讨论的问题往往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最初几十年。这样就突破以往美国史学中的习惯分期法，不再把美国革命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而只是同较长的社会和文化变动趋势相关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一新的分期标志着美国史学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史家不再把美国革命看成一个单纯的政治事件，而注重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待它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在1160～1820年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中，伍德发现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并不是一个从来如此的自由社会，而是在革命以后数十年变成这样的［戈登·伍德：《美利坚的理念：关于合众国诞生的思考》(Gordon S.Wood,The Idea of America:Reflections of the Birth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2011年版，第10～12页］。从伍德的经验可以看到，政治史研究需要吸收新文化史的时间意识，打破以重大政治事件为界标的历史分期法，放弃孤立看待重大政治事件的狭隘眼光，这对开拓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试想，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考察美国历史上的内战、进步主义改革、新政和民权运动，是否就会出现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视野呢？
新文化史最大的方法论贡献，无疑是推动了历史解释方式的变化，从因果分析转向了意义阐释。严格说来，正如彼得·伯克所观察到的，新文化史并不存在单一的方法论取向，文化史家往往采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3页)。但是，我们如果聚焦于大的脉络，就能够看出某些共同的特征。有些学者谈到，二战以后欧美社会科学中存在两大研究范式，一是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侧重“社会论说”(social explanation)；二是采取解释和阐释的路径(interpretative and hermeneutic tradition)(邦内尔、亨特编：《超出文化转向之外》，第1页)。新文化史属于后者。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格尔兹的烙印。他倡导把人类学变成一门寻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而不是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他那种力图在具体语境中解读意义的方法，给新文化史家以极大的鼓舞。于是，解读意义，而不是探讨因果关系，就成了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突出特征(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同时，新文化史家质疑和轻视因果分析的态度，也受到了福柯的影响［林·亨特编：《新文化史》(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伯克利1989年版，第8页］。早在1980年代前期，林·亨特在论及法国革命史的研究路径时，就对专注于“起源—后果”的模式深感不满，觉得这种做法不仅导致对革命本身的忽视，而且无助于理解革命的深刻意义(林·亨特：《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第7～10页)。她在《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言”中，又对达恩顿的“历史的人类学方式”理念做了分析，说明文化史开始放弃因果分析，而转向了对意义的解读和阐释(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12页)。彼得·伯克在论及文化史的定义时也说，“文化史家的共同基础”是“关注符号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3页)。显然，对这种研究范式来说，意义阐释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外，还有一位研究墨西哥史的学者说，他越来越关注“意义的形成过程、意义得以稳定和传输的编码、人们心中的观念”等等(埃里克·范·扬：《新文化史来到老墨西哥》)。凡此种种，表明新文化史的核心方法在于意义阐释。
夏迪埃作为新文化史的主要倡导者，写过一本讨论法国革命“文化起源”的著作，正好能帮助我们了解意义阐释是如何取代因果分析的。夏迪埃把自己的探讨置于新的知识背景和史学语境中，称当前历史学家感到历史事件的发展，很难说是一条清晰可辨的线索所必然导致的，或者是受到了它的支配；而且，像革命这样的狂暴事变也无法归之于理性范畴；于是，他们在看待历史事件的原因时就变得格外谨慎，往往抱怀疑主义的态度。对于法国革命这样急速而深刻地摧毁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事件，是难以简单地从观念中寻找它的起源的，而应探讨信仰和意识方面的变化，以便使它变得可以解释和接受。因此，讨论法国革命的“文化起源”，决不是意在确定革命的原因，而是要标明那些使它变得可以理解的条件。显然，他是要把研究的重点从原因分析转向意义阐释。他的立论的矛头直指法国史家达尼埃尔·莫尔奈1933年出版的《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这本书以直线式因果观念看待启蒙运动与法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声称“观念部分地决定了法国革命”。在夏迪埃看来，这种理路无助于理解革命的到来。他进而质问，把许多分散的、彼此不同的事实或观念集合起来，作为一个事件的原因或起源，这样做在什么条件下才具有“合法性”？他援引尼采和福柯对“起源”观念的批评来支持自己的思路。在他看来，法国革命者出于辩护和论证的目的，刻意在启蒙运动和革命之间建立一种连续性，而莫尔奈正好落入了革命者所设置的这一圈套。如果一定要说两者之间有关系的话，那倒不如说是法国革命“发明了”启蒙运动，而不是启蒙运动导致了法国革命。他进而强调，关于革命的“文化起源”的讨论，旨在增进理解革命的可能性，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寻找革命的“原因”。在看重因果分析的史家眼里，夏迪埃花了这么多笔墨，却并没有说清楚革命的“文化起源”。这是对他的研究意图的误解。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阐释革命爆发前的各种文化现象，以帮助人们理解革命发生的条件或语境，而不是从文化上寻找革命的原因。他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前法国民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在向前推进，由此推动了政治意识的逐渐成长，使事件朝着某个方向缓慢运动，最终出现了革命性的事变［罗杰·夏迪埃：《法国革命的文化起源》(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translated by Lydia G.Cochrane)，达勒姆1991年版，第1～6、136、198页；另参见周兵：《罗杰·夏迪埃的新文化史研究》］。
当然，意义阐释并不能取代因果分析，而只是有补于它的不足。不做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也可以借鉴意义阐释的方法，在因果分析之外增添一种新手段。在这方面，伍德也有自己的体会。他谈到，观念并不是“可以解释变化的驱动力量”，观念并不“引起”人类行为，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因果分析并不是一种有益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是说观念对行为没有任何作用；“行为离不开观念，也离不开语言。观念和语言给我们的行动以意义，而我们人类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几乎都要赋予意义”。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观念与行动的关系呢？伍德从新文化史的意义阐释中得到启发，强调“观念对于我们的经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们是我们认知、理解、理性化、判断和操纵自己行动的手段。我们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形成我们社会世界的结构。观念或意义不仅使得社会行为可以理解，而且使之可能”。再者，观念，借以表达观念的词汇，以及赋予行动的意义，都具有公共特性，受到当时文化中的“习惯和规范的语言”的界定和限制；“从这个意义说，文化，也就是我们可用的意义的集合体，就同时限制和制造行为”。而且，人们在力图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意义时，往往造成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戈登·伍德：《美利坚的理念》，第13～17页)。显然，伍德这种看待观念与行为的关系的方式，带有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鲜明痕迹。
此外，新文化史还有助于拓展我们寻找题材和史料的视野，这一点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前面谈到，新文化史把人的内在经验置于关注的中心，面对浩大幽渺的过去世界，这无异于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我们得以看到过去人们生活的不同画面。以思想史研究为例来说，传统的思想史关注经典文本以及其中包含的观念和体系，讨论各种观念和体系在历史时空中的形成、流播、传承和兴替；在新社会史的刺激下，思想史家开始关注思想观念的社会语境，讨论思想观念的接受、传播以及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重塑，注意观念和行为之间的互动，并强调普通民众在思想意识上的独立性，探讨日常生活或群体行为的思想内涵。后来，思想史家又受到了新文化史的启发，对政治文化产生了愈益浓厚的兴趣。有些学者开始讨论政治仪式的文化意义，诸如美国的独立日庆祝活动和总统就职典礼之类的仪式，对于形成文化认同和塑造国家形象，具有何种象征意义？美国学者米奇·卡钦的《自由的节日：1808～1915年非洲裔美国人庆祝活动中的记忆和意义》，探讨了黑人庆祝自由的活动及其在黑人历史意识形成中的意义［米奇·卡钦：《自由的节日：1808～1915年非裔美国人庆祝活动中的记忆与意义》(Mitch Kachun,Festivals of Freedom:Memory and Mean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elebrations,1808～1915)，阿默斯特2003年版］。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似乎还可以考察群体性政治活动的文化含义。例如，1760年代反印花税法运动中民众冲击官员住所的行动，是否具有文化象征意义？19世纪美国的边疆选举投票，是否带有政治“嘉年华”的意味？
新文化史最受诟病的地方，就是史料的不足，以及与这种不足相伴随的过度诠释问题。这种特点与新文化史的题材和方法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普通个人的故事，还是人的内在经验，所能找到的材料都是相对有限的，而且如何处理和运用这些材料，史家惯常所用的方法也不能提供多大的帮助。新文化史家虽然为材料有限所困扰，但他们在革新史料观念和开辟新材料来源方面的努力，以及从寻常材料中读出新含义的本领，都是值得钦佩和学习的。传统史学重视政府公文、公私档案、名人书信、日记、报刊文章等资料。在“新史学”的视野中，地方资料、公私账簿、财产清单、选举记录一类的材料产生了重要的史料价值。新文化史则将电影、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日历、课本、家具、票证等实物资料，以及歌谣、故事、儿童读物、小说、广告、演讲、乘客名单等文字资料，统统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新文化史家搜寻和运用史料的方式，如果用之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是否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呢？试想，我们能不能用小说、诗歌和其他艺术品来研究政治史？能不能借助儿童读物、纪念碑、戏剧演出和节日庆典来讨论政治思想？其实，在这方面，林·亨特的多种著作，特别是已经译成中文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和《人权的发明》，已经做了出色的尝试，其中所展现的治史技艺值得认真揣摩。
不过，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是一个较少独立性的要素，它的变化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而与史家的价值取向、史学观念和题材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向新文化史取法时，千万不可把方法从一整套复杂的研究范式中分离出来。说到底，新文化史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其实与“新史学”是十分相似的：重视历史中的下层阶级和边缘群体，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着眼，描绘过去世界的丰富多彩的画面。
收稿日期 2011—10—05
深化与拓展：强化世界史研究的轻车熟路
阎照祥
阎照祥，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 开封 475001
笔者在与青年学友的交往中，一再听到这一话题：如何靠近世界史研究前沿，获取创新性研究成果？
解答这一问题，委实犯难。多年来，笔者大多是在较为传统的领域中读书写作的。若有丁点儿创新，也大多是旧书新读、旧题新做，在旧的基础上寻求新意。而且，笔者曾有过一种偏颇想法：凡属学科前沿问题，定是新的学术热点，不但需要新的研究手法和专业知识，还需要旧的学术基础垫底。否则，对传统研究状况了解不足，对相关领域的学术史、研究动向和特点把握不准，是很难取得创新成果的。还有，大凡学科前沿的热点问题，研究者迅即增多，其“保鲜期”便短。这是因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相对落后，信息获取滞后，当国内学者发现国外同行的新颖课题时，该类问题的研究已比较成熟，少了新鲜意味；要迎头赶上，已经不易。例如，现代化问题、全球化问题，值我国方兴未艾之际，已是国外老生常谈之时，创新空间已显不足。为此，笔者的拙见是，在国内已有的研究基点上适度深化和拓展，着意寻找一些仍被忽略或研究不足的课题，不失为强化世界史研究的主要门径，也是一种轻车熟路。
笔者怎么会有如此念头？原因不止一端，如思路不广，视野不开阔，创新精神不足等，还与自己知识面相对狭窄、理论水平不高、能用外语种类过少有关。当然也是基于个人的经验和体会。还有，笔者发现，个别青年朋友尤其是研究生，在寻觅确定研究方向和论文选题时略感迷茫，甚至觉得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已被开垦殆尽，再无新土可以播种。实际上，这种想法值得商议。历史学科虽然古老，却没有固定的范围和领域，生命力有增无减。即便是耕种过的熟土，依然可以培育出新的品种。甚至旧品种的改良和重播，也可以收获前所未有的硕果。学无止境，史学研究无定局，是理也。
颇能说明史学领域的拓宽和深化并无止境的，是英国某些“业余”史学家的成就。他们多为职业政治家，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政务，倘能挤出一些时间，从事研读和写作，也是朝乾夕惕，晨钟暮鼓，思考和写作断断续续，但因他们的史学研究和论著撰写多与社会现实政治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着他们的党派观点和政治倾向，受政治理念的激励，所以，他们虽然“业余”，却有着颇高的研究和写作热情，照样可以获取可观的成果。由此推理：我们作为专职教师和学人，但凡持久敬业，富于责任意识和专业爱好，是不难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并逐步将之深化和扩充的。
近现代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善于拓宽自己的史学研究领域者大有人在。18世纪末崭露头角的詹姆斯·麦金托什(1765～1832年)堪为典型。他博览群书，先后涉猎法学、哲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拥有律师、法官和教授、官员和议员等多种头衔。26岁时，他发表论战性著作《为高卢人辩护》，反击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博得激进派喝彩；随即去伦敦林肯学院任教，发表《论自然法和国家研究》。1811～1812年，他撰写了自己的史学代表作《英国1688年革命史》，以后又写成了《从最早时期到最后改革的实施》、《莫尔传》、《英格兰史》。其中《英国1688年革命史》乃鸿篇巨制，使用了大量的信件、日记等档案材料，既呈现出宏大的框架结构，又重视史实记载和细节刻画。可他虽然注意考察和刻画史实，力求精准，但在评论时却惜墨如金，少见痕迹，这给读者留下了大量的思考空间，增强了作品的史学介绍功能和说服力，也超越了前人，把1688年革命的研究推向了高峰。晚年的他，感叹自己从政多年，关注多种学科，但最适合发挥自身特长的却是历史研究和写作。其史学才能被学界的充分认识，更是在他逝世之后。尽管如此，麦金托什依然无愧于“业余”史学家中的佼佼者。
麦金托什之后，著名政治家托马斯·麦考莱和温斯顿·丘吉尔推出了更多的名著，均为史学巨擘。麦考莱的研究启示后人：对党派斗争和政治问题的关注，可使一位政治家成为某个重要史学派的公认领袖。丘吉尔更能显示出世界级史学大家的气魄，远到诸多英语国家和全球各地，近到自己的先祖，都能成为历史写作的绝佳素材。世界几大洲都成为他撰写两次大战史的关注对象。丘翁离世时，诸多版本、各种语言的“丘著”，可以摆满若干书架。他以自己的成功，昭示专业历史学者：史学课题唾手可得；无论是传统史学领域，还是现实社会，均是萌发历史灵感的本体，是历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源泉。成果的获得在于调整视角，同中求异。他的《英语国家史略》，就是使用一般史料、凸显新意的典型。其新意在于它非英国一国，而是所有“英语国家”的历史。尽管英国一国的历史占据了全书内容的90％。丘吉尔最宏伟的史学大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人相同的题材汗牛充栋，最后唯独他能凭此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于所有有关那次战争的著作中，没有一部像它那样，深刻触及那个时代的真正内涵，没有一部著作能像丘著，根据切身经历和大量材料，再现宏伟的历史画面。
在笔者交往过的外国历史学家中，英裔美籍的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1919～1999年)是善于深化和拓宽自己研究领域的典型。起初，他对十字军东征史、英国中世纪文化史和都铎时代金融史均感兴趣，1955～1956年发表了《中世纪英国雕塑史》和英籍意大利人的传记《伊丽莎白时代的霍拉提奥·帕拉维西诺爵士》，但因研究方向不太集中，在学界影响有限。
那时，他渐受R.H.托尼(R.H.Tawney,1880～1962年)的影响。托尼以研究1540～1640年的英国经济史见长，以《十六世纪的土地问题》称誉学界。斯通受托氏启发，其研究不仅转向英国社会史，其时段也集中在多铎王朝中后期和斯图亚特王朝前期，即由中古时期移至近代前期英国封建世道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研究方法明显创新。
1960年代初，他移民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65年出版了长篇著作《1558～1641年英国贵族的危机》。此书使用了大量的统计材料，研究内战前一个世纪里传统贵族的衰落和乡绅的崛起，探索英国革命的深层原因，将多年来由陶尼、希尔等人所引发的乡绅贵族与内战问题引向深化，同时也影响中国学者对英国变革时期所谓“新贵族”的了解。同年，斯通还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1540～1640年英国社会变化和革命》，1973年以来又发表了理论方面的力作《1629～1642年英国革命的原因》、《家庭和财产：16、17世纪英国贵族财政情况研究》等。前者不仅被英语国家多次再版，还翻译成法、德、意、日等多种文字。
是时，斯通年过半百，学业研究炉火纯青，可他仍在拓宽着自己的研究领域。他将研究时限后延到19、20世纪，研究重点则调整为包括家庭、婚姻和性生活在内的社会史。以后大约二十年里，一部部鸿篇巨制源源问世：《1540～1800年英国的家庭、性生活和婚姻》、《开放的精英？1540～1880年的英国》、《离婚之路(1530～1987)》、《不易确定的婚配：1660～1753年婚姻》、《破坏了的生活：1660～1857年间的婚姻离异》。在这些著作中，斯通采用追踪调查和“案例研究”的方法，搜集使用了浩如烟海的珍贵资料，尤其通过整理许多政府档案、法庭卷宗、律师文件、私人信笺和媒体报道，搞清了贵族世家的家庭婚姻和私人生活，再用生动的文字笔法娓娓描述，勾画出了数百年间不列颠社会各阶层色彩炫丽的画面。
20世纪中叶以来，史学界研究领域的深化和创新往往与研究手段的更新相辅相成。斯通在专业研究上最典型的手法则有几个方面：
其一，受社会现实问题的启发。例如，1960～197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进入高潮，妇女就业率上升，“性革命”方兴未艾，性别职能发生很大变化，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忧虑。于是，英国家庭、性行为和婚姻的历史则成为斯通新的关注点。他试图通过对1500～1800年家庭社会史的研究，探究婚姻和性生活的发展趋势及深层原因，去了解这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其二，采用新型研究方法，增加其论著的可信度和可读性。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使用了历史计量学的方法，用图表的直观展示，使其论点论据更加简明直观。而《开放的精英？》则属案例研究，对英国诺塔伯兰等三个郡中大约二百六十年中的贵族乡绅，在地产管理、庄园建造、家产传承、家庭关系、婚配离异等诸多方面，做了细致全面的考察，得出可信结论。当然，研究方法的更新，仍要以材料的扩充和精选做根基。在参与英国贵族乡绅问题的史学论战中，他用了15年的时间从各郡的档案馆和贵族的私人文件里搜集资料，以增强论点依据。并且，他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向读者展现某些配偶家庭矛盾感情冲突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把一些尘封的历史档案改造为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从而增强了历史著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其三，善于做大跨度、长时段研究，并注重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斯通的著作，研究时限多达一二百年，甚至更久。这在史学界并不不多见。它展示了作者的宏观眼光，和对重大历史现象之发展趋势的洞察和掌控能力。这种做法，尤其值得中国的研究外国史的学者所仿效。
麦金托什等人还以自身学术经历证实：史学家到了晚年，经验丰富，积累空前，若能继续深翻并拓宽自己的史学园圃，定会收获更丰硕的成果。
最后谈一点自己的肤浅体会。笔者青少年时受种种限制，阅读史籍漫无目标，信马由缰，缺乏系统性、完整性，谈不上研究创作。幸遇改革开放，政治环境逐步宽松，我的责任意识得以强化，方在读研期间，决意研修仍有敏感性的英国政党政治史。那时自己的方法较为对头，一开始就结合君主制与王权、内阁制、议会制与政党政治等多项权力的演变，稳步做综合研究。这就强化了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了解，为以后继续写作《英国政治制度史》准备了条件，由此保证了研究工作的连续性。这也是笔者较为成功地扩充和深化自己研究领域的第一步，即将范围较小的政党政治史扩充为该国的政治制度史。其便利之处是，以前研究英国政党政治史时的材料，有些还可再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二步是进入了英国社会史领域。笔者在探究英国政党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时，深感贵族乡绅在英国历史上作用突出。即便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18～19世纪中期，他们依然控制英国政坛，垄断着内阁职位和议会席位。于此英国学者论著多多，但忽略了长时段的宏观性研究。相应之下，中国学界则缺少最起码的研究，久无专著问世。自1987年起，我开始在国内外收集相关书刊，阅读相关资料，于1991～1998年间发表了《论英国贵族政治权势在近代的延续》等系列文章。1999年，英国上院实施重大改革，不列颠世俗贵族在议会的去留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利用这一时机，笔者赶写出了《英国贵族史》，填补了国内研究的一点缺憾，并由此进入了英国社会史领域。稍后，又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将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
第三步是英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是笔者多年来政治史研究的制高点，难度较深，阅读量颇大，需要多种学科知识的支撑。笔者将之放在2000年之后，而资料的搜集和阅读则着手更早，系列论文和书稿写作集中于2003～2008年。2010年，《英国政治思想史》出版。至此，前后三十余年，笔者所坚持的英国政治史研究，才大致告一段落。
目下，笔者正在从事着“英国政党思想史”的研究。大致看来，研究内容有深化而无扩充。若有余力，想在社会史方面写出两个中篇——《英国游学史》和《英国贵族决斗史》。为此，则要继续学习，改进自身知识结构，尤其要添加在文化史方面的理论和专业知识。
多年的学术研修，使笔者有如下体会：
其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发现研究课题，乃至深化和拓宽自身研究领域的重要途径。笔者任高校教师36年，从未中断教书任务，时常备课。备课需要阅读和写作，也就顺便了解到相关的研究动态和学术史，得以发现可做的研究课题。笔者在1980年立意研究英国近代两党制的形成、英国近代王权和内阁制演变、历史分期的相对性等问题，就是基于几年前对世界近代史教学问题的思考。换言之，是基础课教学促使我究深发微，并开始研究英国政治史的。教学中，自己还注意倾听、记录和解答学生在课下或课堂讨论课中提出的问题，并由此选取、完成了一些研究课题。可见，教、学相长，教、研相通，是很有必要的。西方著名学者哈耶克亦云，他研究中的不少灵感，是在组织学生的课堂讨论时获取的。青年人朝气蓬勃，思想敏锐，对历史的解读虽有不成熟的地方，却能一再迸发出思维火花。教师若能留心，则会得到启发。
其二，注意调整自身知识结构，适当学习掌握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笔者在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和英国思想史的过程中，留心阅读一些英国法制史、宪政史和政治学的论著，较系统地学习了一些临近学科的知识，由此提高了专业写作的准确度和深度。例如，近年来我在撰写18、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史时，就尽意阅读了布莱克斯通、梅特兰、白芝浩和梅因等人的著作，有意补写了一些宪政史的内容，使这一时期思想史内容显得更加丰富。
提及相关学科，还不可忽略文学领域。文学作品是世界史学者了解相关国家的人世百态的捷径。应当说，文学家比历史学者有着更敏锐的观察力，更多的激情和更深刻的感受，对事件和人物言行及心理描述也更为细腻。而历史学者不仅需要时间去沉淀历史真相，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去观察。这就有可能忽略一些细节，在选择时遗失某些情节。文学家却常常是顺手拈来，做零距离的观察和思考。故而，有人说得好，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很可能都是真实的，除了人物名字；而历史作品中的情节可能是虚构的，除了人物的名字。笔者在研修英国政治史的岁月中，先后阅读了一些英国文学名著，其中莎士比亚的剧作使我看到中古时期的宫廷矛盾和世风人情。斯威夫特和笛福的小说有助于自己感受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党派斗争，以及原始积累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寻求财富的心理。奥斯丁、勃朗特三姐妹、狄更斯、萨克雷和哈代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使我们观察到一幅幅精细的社会画面，能使后人更真切地了解那时不列颠的社会和历史。即便是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的诗作中，也向我们透露出珍贵的政治思想的信息，会激发我研究和写作的灵感。
其三，是兴趣和责任心。应当承认，笔者的不少研究，尤其是早期所写的论著，是为了满足某些规定的职称晋升要求，属稻粱之谋。但是，最长久的心理因素，是自己爱好世界史和英国史专业。想通过自己的研修，了解世界各国和岛国不列颠实施民主政治的曲折进程，从中领悟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社会的政治进步，为在中国营造公民社会，为营造和谐宽容的社会生活氛围，略尽绵薄之力。正是这种责任心，使自己保存了持久而浓厚的专业兴趣，制定并尽力实现着自己的研究规划和目标，在专业深化和拓展道路上徐徐行走着。
以上内容，多属管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收稿日期 2011—10—30
转向人的内在生命存在
——提高中国世界史学科研究水平的本体论前提
周祥森
周祥森，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教授、《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河南 开封 475001
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学位［2011］11号)印发后，由于世界史从二级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倍感欣慰的世界史学界的同道们热情高涨地展开了探索建设世界史学科和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之路的一系列活动。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聆听了许多专家的高见，既深受鼓舞和启发，也促使笔者思考。
2011年10月在四川内江召开的“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11年学术年会”上，在小组讨论中，笔者曾经指出，当前制约中国世界史学科研究水平的关键性因素，已经不再是人们之前通常抱怨的资料(第一手资料或原始资料)匮乏，也不是认识论历史哲学所竭力强调的历史解释或阐释的理论资源或概念工具的不足——实际上，对于经验历史学的实践来说，理论的和概念的工具就像横亘在历史学家与历史实在之间的一堵墙，适足以阻隔历史学家直观如实地和感性经验地直接接触陌生的过往人们的现实生活(历史实在)，同时也阻碍历史实在像多斯特尔的“突如其来的闪电”(F.R.安克斯密特著，杨军译：《崇高的历史经验》，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64页)一样向历史学家展现自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注意到，对于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实证的”历史科学来说，任何抽象的、超验的“独立的哲学”(理论的和概念的工具正是它提供的)都是多余的，——而是普遍性地存在着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学家)问题意识薄弱和历史描述、历史表现技艺低下。
在这里要稍做解释的是，问题意识薄弱和历史描述、历史表现技艺低下，在我们的史学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我们始终(1)习惯于以强调人类历史的融贯性和统一性为特征的宏大叙事，(2)习惯于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不是新文化史学所理解的符号性、象征性、网络性、建构性意义上的文化)历史学模式(参见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3)习惯于用社会、阶级、国家、民族、现代化(或现代性)、进步这样一些宏大叙事的核心概念或政治经济学术语来理解、建构并描述历史，以及(4)不习惯于甚至不愿意走进构成社会人口之绝大多数的普罗大众(proletariat)的个体性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灵世界、情感世界和观念世界。一句话，他们的作为人类个体生命而存在而活动的实在的经验世界，去零距离地、参与性地体验他们的现实生活，并且用我们时代的语言去表达他们的世界经验，描述并再现他们的实在历史，从而让他们在历史篇章中也有一席他们本应拥有的主体性位置，让他们在他们自己曾经生于斯、长于斯并逝于斯的文明中也发出一声哪怕是疼痛的呻吟声。一度被人们普遍看好的、目前表面上依然势头强劲的社会史研究，虽然给新时期中国的历史学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不是依然束缚于旧的历史学模式，就是退化为曾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德国“历史社会科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于尔根·科卡所担忧的发思古之幽情式的琐碎化的逸闻逸事史(参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20～121页)——换言之，科卡的担忧，在中国历史学界的社会史实践中已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使是中国社会史实践中的佼佼者，也不过是东施效颦地学步西方人类学取经的历史书写模式，“以地方性知识去追寻地方性历史”(阿勒塔·比尔萨克：《地方性知识、地方性历史：吉尔兹及其他》，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而已，并未体现出本体论上对个体性人的生命存在的人文主义关怀，因此并没有能够根本性地和实质性地促成当代中国历史学的转向［金观涛、刘青峰从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之间互动关系理论立场，认为今天的社会史研究由于和观念史的分离，“以致很多研究结果都属于‘超真实’而非‘真实’”(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3页)。笔者认为，当代西方新史学运动对中国历史学实践的影响，真正得其精髓的是葛兆光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惜鲜有追效者］。
“问题意识”，近些年来经常见诸对当代中国历史学进行反思和热切呼吁史学创新的学者的笔端。但是，“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恕笔者孤陋寡闻，迄今为止，并没有看到有哪一位学者对史学实践意义上的“问题意识”概念的内涵做出过解释，更没有见到一篇探讨历史学“问题意识”问题的专论。史学实践中的“问题意识”，笔者的浅陋理解是：它是历史学家基于对其在场的、当下的现实生活的观察和经验，特别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生命运动——的深切关注而转化并升华到历史学层面上提出来的，兼具现实性和学术性双重属性，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在历史学领域进行深入细致考察的问题进行自觉思考并努力寻求答案的一种主体意识［关于“问题意识”所必需的“关注人类命运”的意识的问题，笔者在此想举勒华拉杜里和他的《蒙塔尤》为例来做简要的说明。被誉为“新文化史”或“日常生活史”、“微观历史学”重要代表之一的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中文版前言”的最后写道：“我们知识的普遍性是没有限度的，但愿亚洲、欧洲或美洲所有关注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一些启发。”(见氏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中文版前言”，第5页)在勒华拉杜里看来，如果作为受众的阅读者不具有“关注人类命运”的本体性人文关怀，那么他或她是不可能真正读懂《蒙塔尤》一书的。显然，勒华拉杜里“直观和如实地考察”(勒华拉杜里语)蒙塔尤山村农牧民世界，立体式和全景式地“深描”(thick description)蒙塔尤山村30年的历史，具体化地表现和完整地描述蒙塔尤村民们实际的世界经验，旨趣不仅仅在于对13世纪末14世纪初法国南部蒙塔尤山村二十来个家庭、百来号人的命运的关注，而且更在于通过对作为“一团泥”、“一块铜”、“一个指甲刀”的蒙塔尤村民们的独特“命运”经验性、直观性地再现，了解并展现“人类命运”的繁杂性、多面性、矛盾性和歧异性，以及无限的可能性，亦即了解并展现“在异化的范围内活动的人们”(马克思语)的本质力量之公开展示——他们自己本身创造他们的生活，从而展示其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而具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在勒华拉杜里如数家珍般的娓娓道来中，抽象而虚缈的“人类命运”通过并且正是在克莱格们、皮埃尔·莫里们具体而实在的“个人命运”中获得了独特而生动的展现。因此，关注人类命运，在其现实性和本质上，即是关注个体性人的生命存在、生命运动及生命表现］。也就是说，史学实践中的问题意识，本质上即是历史学家以反思的方式并以历史问题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实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不仅表现了历史学家敏锐的历史感，而且表现了历史学家对于社会的和文化的某种深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是历史学家思想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是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因此它是本体论式而非认识论式的。
历史学及其实践者所面迎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只有一个，即作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问题。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定在的形式”，他或她的生命运动(命运)和“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在其现实性上，有私人权利、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这样一些“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彼此消融，互相产生”的形式和环节(马克思著，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历史地看，在有生命的个人的“真正的属人的存在”实现的过程中，确切地说，在“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8页)的过程中，其存在和定在的形式还包括“人的世界的普遍的精神存在”、“人的真正的自然存在”、“人的真正的宗教存在”、“人的真正的政治存在”、“人的真正的艺术存在”等等异化的或异在的、非本己性却是本真性的形式(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4、126页)；质而言之，有生命的个人的“属神的存在”形式。可以看出，在人通过人的“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己”生命的本质力量的一切活动(劳动)、从而使自己成为现成的主体的人“自己的产生过程即历史”中(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2页)，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定在的形式”，同其生活——人确证并表现自己的生命存在的实践活动——本身一样，是复杂多样性并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其生命运动(命运)的环节和生命表现的对象具有同样的性质和特征。在这些繁杂多样的形式、环节和对象中，有的属于人的外在生命存在，有的属于人的内在生命存在。实证地描述(describe/description)并表现(represent/representation)人们确证并表现其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的实践活动、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和实际发展过程，这就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第73～74页)。历史学家只有深切地关注“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亦即“人类命运”，紧紧围绕历史学的这一根本任务，才能提出真正具有价值的史学实践上的问题，从而实现史学上的创新。
基于对历史学面迎的根本问题和承担的根本任务的上述认识，我们可以说，旧的历史学模式的缺陷主要在于忽视了个体性人的生命的存在形式、运动环节和表现对象的独特性、复杂性、繁多性(多样性、多元性和多面性)，忽视了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和实际发展过程的非一(“统一性”或“一致性”)贯(“融贯性”)性和非唯一性，忽视了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在性形式、运动环节和表现对象。从方法论上说，旧的历史学模式对处于“彼此消融，互相产生”的相互作用关系运动中的复杂繁多的人的生命存在和定在的形式、生命运动的环节以及生命表现的对象，形而上学地将其化约为因与果、反映与被反映的一维性和单向性的线性关系，从而机械地、简单地用因果分析方法进行处理。丰富的、充满生命活力的、运动性和相互性的人的生命的存在形式、运动环节和表现对象被分割剖析(分析)为“因”和“果”后，由于省去了更进一步的辩证综合的环节，辩证法方法论意义上的相互作用——用新文化史家的术语来说，“相互建构”、“互动”、“来回穿梭”(参见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运动关系的作用方式、作用途径、运动机制或作用机制以及表现形式，全都隐匿不见了。特别是，用蒙田的话说，“他们把事情本身搁置一边，却把时间消磨于探索事物的起因”(蒙田：《论跛子》，氏著，陆秉慧、刘方译：《蒙田随笔全集(下)》，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对于旧的历史学模式的实践者们而言，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因”，就自然而然地、而且往往是必然地会产生出一定的“果”。这一事实表明，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精神依然主宰着今天中国的历史学，今天中国的历史学家并未从柯林武德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囚笼中挣脱出来。因为，“众所周知，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只能是因果式的”(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第446页)。就本文强调的主题来说，目前依然在中国历史学界盛行的旧的历史学模式，更严重的问题甚至在于历史学家们只见“果”而不见“因”，即只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生命运动和生命表现的外在性内容——例如，社会、民族、国家，而漠视更为深层的、细腻的、具有内省性的和更具有本质性意义的人的生命存在、生命运动和生命表现的内在性内容——例如，人的心智世界、情欲世界［人的情欲，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人的“本质之活动”的一种感性的表现形式，是人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的爆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页)，是人作为现实的、感性的存在物的一种确证和体现］、观念世界等等，更遑论对两者之间的相互性辩证关系进行详尽“深描”了［“深描”是吉尔伯特·赖尔的一个概念，格尔兹借用该概念并通过理论性阐发和个案性研究实践而把它发展成为一种极具影响的文化解释理论和人类学、历史学书写范式(参见克利福德·格尔兹：《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氏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把思考的触角伸向被称为某某“转向”的当代西方的新史学运动，并真确地理解“转向”对于历史学面迎的根本问题和承担的根本任务的意义。对于中国世界史学科之作为一个与考古学、中国史并肩而行的一级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来说，这种“触角延伸”不应被看做是无谓之举。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世界性眼光，如果不把建设和发展的目标锁定在世界性学术水平和代表这种水平的新趋向的史学实践上，而只是狭隘地但并非不是雄心勃勃地要去拾遗补缺、甚或空间性地要进行“全面覆盖”的悲壮努力，那么，世界史学科之“世界的”品性将仍然只是徒具形式的、甚至于是晦暗难明的。
提出“世界性眼光”，其意不在于否定此前我们缺乏这种考察视野。严格地说，在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之前，我们并非没有世界性的眼光。事实上，正因为我们是具有世界性的眼光的，所以世界史才升级为一级学科。对于西方的当代新史学运动，我们的译介工作至少也持续地进行近二十年了。从笔者有限的了解和阅读来看，西方当代新史学运动的一些领军人物，如娜塔莉·戴维斯、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卡洛·金兹堡、彼得·伯克、林·亨特、罗伯特·达恩顿等，以及被有的学者引为新文化史之同道的爱德华·汤普逊、昆廷·斯金纳等历史学家，他们的被誉为经典的著作的中译本都已经或正在出版。为新文化史提供理论资源、概念工具和方法论指导的米哈伊尔·巴赫金、诺伯特·埃利亚斯、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尔迪厄、弗洛伊德、克利福德·格尔兹、海登·怀特等学者，我们也并不陌生。对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性梳理和研究或理论性阐述的彼得·伯克、伊格尔斯、安克斯密特等学者的相关著作，我们同样有很好的、甚至是同步性的译介。尤需指出的是，近年来我们已经从单纯地进行译介的“拿来主义”阶段进入学理探讨的研究性阶段，出版了中国学者自己的相关的研究性成果。但是，恕笔者智识狭隘，在笔者看来，迄今为止，我们对于西方的当代新史学运动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明显地缺乏应有的理论高度，未能做深具哲学性的探询，——至多只是做了初步的史学史上的梳理工作。由于我们主要地是从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立场、而不是从历史本体论立场出发进行考察的，因此西方当代新史学的本质，它的哲学上的蕴涵，它由以发生的存在论(本体论)“语境”，对于我们来说依然具有彼岸性或区隔性而显得模糊不清。结果就是，近二十年的相关的译介和研究，既没有现实地触动中国史学的实践者们的史学观念尤其是历史思维方式，也没有打破旧的历史学模式。进一步地说，我们固然具有了世界性的眼光——无论政治性的还是学术性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这种观察视野转换为史学实践所要追求并实现的学术目标。我们固然是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当代新史学的经典之作，但我们却有意无意地是以黑格尔名言“仆人眼中无英雄”中的“仆人”的方式在阅读、接受和诠释这些典范性史学作品的［“仆人眼中无英雄”，彭刚解释说：“黑格尔的意思是说，仆人因为囿于自己的见识，只看到英雄的吃喝拉撒睡、甚至于还更不堪的一面，却无法看到后者远远超迈常人之处。所以，他接着又颇为刻薄地评论说，仆人眼中无英雄，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由于仆人只是仆人。”(彭刚：《在“母鸡”的气象与“鸡蛋”的品质之间》，氏著：《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和向信息经济社会转型，西方历史学发生并经历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对于这场以新文化史或微观史、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为表现形式的当代新史学运动，理论的和经验的历史学家虽然观察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是说法却大同小异。根据历史兴趣重心，美国的思想史家和史学史家伊格尔斯把它称作是从作为社会和文化的决定因素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到“普通人民的现实生活经验”的“转移”，或者说“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历史学”的转变(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3～116页)。在发明了“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的美国，根据社会和文化的决定因素，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更愿意把它称为“语言学转向”，以强调并凸显“语言或话语对于构成社会的重要性”(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41页)。根据历史写作范式，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称之为“从‘语言’到‘经验’的运动”(F.R.安克斯密特著，周建漳译：《历史表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而且，这种“经验的运动是远离［历史］真理的运动(虽然不是反对［历史］真理)”(F.R.安克斯密特：《伽达默尔与历史经验》，氏著：《崇高的历史经验》，第189页)。在安克斯密特看来，“传统历史学写作体现了语言对于世界的胜利(既然统一性乃是历史学家语言而非世界的属性)，微观史则给我们以对于过去的经验(在其中，语言令其自身服从于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转引自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第67页)。有鉴于历史写作和我们述说我们的(集体)过去的方式的这种深刻变化，安氏“梦想……一种关注于历史经验概念的史学理论”，并在构建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时把“历史经验”作为核心概念(埃娃·多曼斯卡编，彭刚译：《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112页；另参见F.R.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波兰学者埃娃·多曼斯卡观察到的变化和安克斯密特几乎相同，她说：“当我们考察与历史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历史写作时，就可以观察到一个变化。此种变化我可以描述为从宏观到微观、从外到内、从被视为一个进步过程的历史到人们所经验的历史的变化。这种变迁明显地体现在勒华拉杜里、金兹堡和达恩顿写作的微观史学之中。”(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51页)根据历史研究的主题，从事日常生活史或新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更愿意把自己的史学实践理解为“从他们(日常生活史学家——引者)所称为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边缘’、转移到了多数人”(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8页)。这种“从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边缘’”的新的史学实践，借用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逊的话，可以看做是一场“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E.P.汤普逊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5页)的拯救运动。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把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实践的新变化理解为“文化史的复兴”，是“广泛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为区别于1800～1950年这一时期以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等学者为代表的“经典文化史”，伯克把它命名为“新文化史”；并且认为，因依托的理论资源的不同，新文化史存在着建构主义者社会史取径的“社会的文化史”、人类学取径的“文化的社会史”、语言学或符号学取径的“语言文化史”等不同的形式和环节(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不同于伯克且颇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认为，“自称为‘新文化史’的研究”“有一点点装腔作势”(彼得·盖伊：《序言：一个阶级的传记》，氏著，梁永安译：《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Ⅷ页)。
中国学者提出的“语言学转向”或“修辞学转向”、“叙事的转向”、“文化转向”等说法，都只是因袭西方学者的说法而已。
中外学者的上述说法，实际上同时代表着他们对西方当代新史学运动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大多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指出了运动的性质和特征，没有真正揭示出运动的哲学蕴涵。比较接近本文讨论的主题的，是多曼斯卡的说法，即“从外到内、从被视为一个进步过程的历史到人们所经验的历史的变化”。但是，“从外到内”的内涵是什么，多曼斯卡没有申说。笔者认为，当代西方史学实践中“从外到内”的变化，从本体论立场上说，本质上是从人的外在生命存在(社会性存在)到内在生命存在(个体性存在为主及在此前提下的社会性存在)的变化或转向。表现在史学实践和历史书写中，就是历史学家以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经验性地、直观地和全景式地展示过去的人们“多少带有神秘意味而充满了个人化、私密性色彩的历史经验”(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第75页)。这种史学实践和历史书写的目的和意义，不只是典型的历史主义意义上的“想要传递给读者一种印象：作为13世纪蒙塔尤(勒华拉杜里)的居民，或者作为一个19世纪的资产阶级(盖伊)那会‘是什么样的’或‘感觉是什么样的’”(F.R.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54页)，或者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让人们真切地了解到，过往的人们是如何经验(体验)他们那个不同于我们的世界的”(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第76页)，而且更在于它的本体论意义，亦即：历史阅读主体在历史文本或其写作者(历史学家)的引领下，在把自己的个体性投入并沉浸于文本现实的过程中，就能够如身临其境般地像一个参与者一样经验过去的人们经验的世界，像过去的人们一样地感受痛苦和喜乐，体验到生命存在的实践活动(生活)的艰辛，意识到人类生存处境千差万别的歧异性和复杂性，从而使自己的个性变得更丰富、更敏感(参见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75页)。笔者在阅读并给研究生们讲解《马丁·盖尔归来》一书的过程中，无论是笔者自己还是研究生们，都产生了这种阅读感受和体验。在理论上，过往的人们的生命存在，对于每一现实的有生命存在的个人——例如我——来说，是我的过去的生命存在，因而是我的生命存在的本质。我的现实的生命存在，对于过往的人们的生命存在来说，是他们的生命存在的表现。作为我的现实的生命存在的本质，过去人们自己本身的生命存在、生命运动和生命表现，并不是外在于我的，而正是我的现实的生命存在的内在部分。它就像是一股暗流，始终在我的现实的生命存在之大潮下涌动并流淌着。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奶酪和虫子》、《屠猫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人权的发明》、《制造路易十四》等等新文化史典范性著作的引人入胜的生命魅力，就在于它们展示了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命存在的本质，从而从长期被历史学家遗忘的地方拯救出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命存在的深层的本质性内容。
因此，史学实践和历史书写关注于并转向人的内在生命存在(当代西方新史学运动所昭示的)，与其说是对于过去的人们的内在生命存在的关注，毋宁说是关注我们自己本身的现实的内在生命存在。没有这种本体论上的“现实关怀”和身份认同，没有超越人的外在生命存在之外的人的内在生命存在的转向，不仅我们的世界史学科研究水平的切实提高是很难想象的，而且我们整个的历史学也将继续在旧的历史学模式——1970年代前的历史学模式——中徘徊不前。
收稿日期 2011—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