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音论文,汉语论文,想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对中古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层次，一层是检讨陆法言（562—？）切韵的性质，另一层是根据切韵的结构拟测其音系。对于切韵的性质在周祖谟（1966）提出切韵代表六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之后，最主要的有邵荣芬（1982）的看法，他认为切韵是以洛阳话为基础，多少吸收了金陵方言的特点，切韵音系代表当时的洛阳语音。对于以切韵为根据的中古音系，从高本汉（Karlgren 1954）的拟音之后， 有许多家提出改订的意见，但在间架上并没有超出高氏的范围。详见所附相关书目，现在不一一列举。
本文想先检讨切韵的性质，重新考虑切韵形成的因素，从而了解其结构的特点。再从这个结构出发，设想应该如何拟测其音系，又有些什么新的材料能够作为拟测的参考。
二 切韵的性质与结构
切韵的性质曾经引起一场大辩论，〔1〕周祖谟（1966）的文章等于是为当时的辩论作一个结辩。上引邵荣芬（1982）的看法其实是延续他以前（1961）的旧说，但提出新的论证。现在我想暂不介入琐细的问题，只从大家都接受的几个根据出发，看看切韵的性质。
（一）切韵序“南北是非”的意义
一般说来大家都承认当时有南北方言的差异。至少有五项主要的证明：
第一，《切韵》序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吴楚指南方，燕赵指北方。又明说江东、河北有所不同。
第二，陆德明（550—630）《经典释文》序录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这里也明言河北、江南的方言彼此有很大的差异。连形容词“浮浅、沉浊”，也跟切韵序的“轻浅、重浊”甚为接近。
第三，颜之推（531—597）《颜氏家训》音辞篇说：“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
颜之推是参与讨论《切韵》音韵的人之一，他不仅说明南北方言不同的现象，以及南方文人和北方普通人语言的可靠性，而且明白指出最主要的代表南北的方言是金陵和洛下。
第四，对《切韵》序里所说当时讨论音韵的“我辈数人”的方言背景，周祖谟（1966：439—441）曾经做过详细的研究，指出其中三人代表金陵，五人代表邺下。代表金陵的三人之中有颜之推。而陆法言也是生于邺城的。
第五，“我辈数人”论韵时批评过当时所见的五种韵书，其中吕静《韵集》时代较早，他是任城（今山东曲阜）人，《韵集》可能是北方韵书。其余四种都是当时人所编，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都是北方韵书；而夏侯该《韵略》则是以南方方言为背景的。
根据以上五点，我们知道当时的方言确实有南北的差异。南指江南，也就是江东，其代表方言是金陵；北指河北，其代表方言是邺下，其实就等于洛阳（参何大安1981：335）。 讨论《切韵》的人正代表两个方言集团。即使有人认为《切韵》以洛阳音系为基础，也要承认多少吸收了金陵方言的特点（见邵荣芬1982：1）。
（二）切韵序“古今通塞”的意义
“古今”之中的“古”字究竟涵盖什么时代？当时讨论音韵的人如何了解古代？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观察：
第一，切韵序中提到五家韵书， 方言背景已见上述。 据周祖谟（1966：436—438）对五位作者的研究，可知阳、李、杜三位和颜之推同朝共事，都仕于北齐。夏侯该仕于梁，时间早得有限。只有吕静是西晋人，时代最早。那么，在“我辈数人”论韵的时候，他们所讨论的韵书最古的是西晋的《韵集》。
第二，颜氏家训说：“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在这一段话之下，颜之推提出来批评的音注有若干种，现在把时代确定的排比如下：〔2〕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之“读若”、服虔《通俗文》
魏：李登《声类》
晋：《穆天子传》郭璞注、吕忱《字林》、吕静《韵集》、刘昌宗《周官》音。可知最早的到东汉，这也正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开始有音注的时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所引经典的音注最早的也是到东汉。从东汉到魏晋，应该就是切韵序中的“古”。东汉以上就没有可以凭籍的资料了。
第三，从《颜氏家训》批评古音不当时所举的例字看来，《切韵》都没有采用，论者早已认为这是《切韵》序中所说“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的注脚。《家训》中说：“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讹僻乎？”周祖谟（1966:444）认为：“颜之推是重今而不重古的，他所重视的是在当时行用的相承的读书音和实际存在于语言中的语音分类，而不是晋宋以上的古音。”这个推论当然正确，因为从颜氏讨论的资料来看，绝大部分是书面语，也就是古书中若干字词的音注。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知道切韵序中的“古”涵盖东汉到晋代的一段时期，显然没有牵涉到西汉以前先秦的读音问题，因为根本没有音注的资料，无从谈起。（东汉到晋代的资料中有反切、注音、读若的部分相当有限，没有这些材料也就无法讨论。如果参加讨论的人以老师的传授作为根据，那么在他们判断音类的时候，至少不同的音类应该是当时可以分辨的音。）同时，我们也知道，“我辈数人”讨论的主体部分确实是读书音。
（三）从切韵编定的过程看切韵的性质和结构
切韵序中的九个人讨论音韵问题时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下最可能的过程，从而确定切韵的性质和结构？
他们也许经过下列的一些问答：
甲问：“鱼虞这两韵究竟该不该分？”
乙答：“当然要分，你们北方人‘庶戍’同音、‘如儒’同音，我们却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丙问：“那么支脂两韵又如何呢？”
丁答：“这也是你们北方人的毛病，我们‘紫、姊’是两个不同音的字。”
戊说：“可是你们南方也有你们的问题，‘钱、涎’分不清楚，‘石、射’也念得一样。”
这些虚设的对话是根据《颜氏家训》里的批评捏造出来的，虽然是捏造，但当时的过程颇有如此进行的可能。从这样的假设出发，我们可以作以下的推论：
第一，他们九个人尽管口音不同，但彼此说话交谈应无问题，也许有人有一点南腔北调，但并不妨害彼此的了解。
第二，主要讨论的问题是韵类的分合，也就是这个地区不押韵的字，在另一个地区是可以押韵的。
第三，其次讨论的问题是声类。从五家韵书看来，当时已有韵目，但还没有声母的名目。因此主体的讨论是《切韵》分韵的内涵，为了赏知音要把可能的分别都找出来。声类只是其次的注意点，南北的差异也相当有限。
第四，陆法言记下了当时讨论的纲要，到十几年后修集《切韵》时，大概参考了各家的韵书，同时在韵目之下加上小注，说明韵类的分别是依从哪一家的看法。他手边既有韵书，那么参考别人的反切用字大概也是很可能的事。
根据以上的推论，我们知道《切韵》是一本告诉读书人如何押韵的书，因为只是押韵的关系，所以一韵之内的字只要在南北方都可以押韵，大家就没有问题。我们要注意：可以押韵并不代表南北方言读音无异。例如“东红”在甲方言读[tuη huη]，在乙方言可能读[taη aη] ，但两字可以押韵则无异议。这一点认识非常重要，如果《切韵》所分的只是字的韵类，而当时南北读音并不相同，我们有什么理由要给《切韵》拟测单一的音系？为何不能拟测两个音系：一个是北方的“邺下切韵”音系，另一个是南方的“金陵切韵”音系。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只说明读书时大家同意某些字应有分别，某一群字应是一个韵类，但并不表示大家的发音都相同。《切韵》序和《颜氏家训》都明白记载北方和南方读音并不相同。那么，以往给《切韵》只拟一个单一的音系恐怕走上了岔路！
三 拟测切韵音系的方向和材料
从上文讨论的结果，我认为我们应该拟测两种切韵音系，一种代表北方的邺下方言，另一种代表南方的金陵方言。如此一来，我们的拟音可能更接近大隋仁寿元年（601）前后的实际情形， 同时把《切韵》的韵类还原为两个音系，使系统本身不至过分复杂。
从理论上来说，把两个方言的韵类加在一起，合成新的韵书，并无困难。例如以全王〔3〕韵目下小注为例， 我们可以做一些推演的练习：
1.小注：“冬，无上声。阳与锺江同韵，吕夏侯别，今依吕夏侯。”
阳休之吕静、夏侯该切韵
冬＝锺＝江冬≠锺≠江 冬≠锺≠江
2.小注：“願，夏侯与慁别，与恨同，今并别。……慁，吕、李与恨同，今并别”。
夏侯该吕静、李季节 切韵
願＝恨≠慁（願≠）恨＝慁願≠恨≠慁
小注中没有提到吕、李对願韵的处理， 但可以猜测至少不跟“恨、慁”两韵相同。这等于说把夏侯的两韵加上吕、李的两韵，合为三韵。用图解来表示比较清楚：
由于两者包含的字类不同，比较的结果就多出一个第三类来。这样的情形一多，本来各自的系统并不复杂，但加在一起的切韵就变得庞杂难解，不像自然的音系。〔4〕
小注里有的情形比上述的分合还要复杂，例如：“耿，李杜与梗迥同；吕与靖迥同，与梗别；夏侯与梗、靖、迥并别，今依夏侯。”牵涉四个韵的分合。
曾经有人认为《切韵》是“杂凑”的产物，从小注的情形看来至少是综合了各家分韵的最大可能。但我们不能忘记，任何分类至少是当时的九个人中有人可以分辩的，而分辩的基础就是邺下和金陵的两种方言。从两个方言比对出来的韵类不一定都能拟音，“类”并不就等于“音”，但为两个方言拟音则是完全可能的。
既然有了为两种切韵音系拟音的方向，有些什么材料可用呢？除去只显示韵类的资料不提，对拟音有用的只有两种：
第一，现代大部分的方言可以分成两组，一组可能从邺下切韵演变而来，另一组可能从金陵切韵演变而来。只是在使用方言资料时要多加甄别的工夫。从地域及源流来说，官话是从邺下切韵的系统演变而来，吴语则是从金陵切韵的系统演变而来。客家话基本上是从北方迁移到南方，应与邺下切韵有关。最近沙加尔（Sagart 1988）认为原始客家话也有东南沿海古汉语方言的成分，还要再加研究。赣语的源流按游汝杰（1992:102—104）的看法应分南北两个次方言， 北赣方言形成于汉至唐初；南赣方言是中晚唐时说北方话的移民所带来。那么北赣和金陵切韵可能有关，南赣则和邺下切韵有关。湘语有新湘语、老湘语之分，老湘语在汉扬雄方言里已见记录，新湘语主要的形成期是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见游汝杰1992:95），那么老湘语可能和金陵切韵有关， 而新湘语则和邺下切韵有关。粤语从北方移至广东的时间主要有两波，第一波是唐代，第二波是宋末（袁家骅1960:180，游汝杰1992:101）。两者都和邺下切韵有牵连的关系。闽语的读书音从北方方言传来，时代大致在唐初以后，因为隋炀帝时（609）始置明经进士二科。 跟白话相对的读书音是科举流行之后才形成的，因此跟邺下切韵应有关系。闽语的白话音因为早已在汉代分支南来（丁邦新1983），其音韵特点超乎中古音以上，应该用来和两组切韵系统比较，作为拟测上古音的材料。
第二，域外对音的材料不少，也要加以区分。确切跟金陵切韵有关的只有日本吴音一种。其余日本汉音、高丽译音、汉越语、汉藏对音等都跟北方方言有关。梵汉对音从西晋竺法护（286）开始， 到唐代的大量译经，大部分在北方方言区内进行。尽管邺下和代表唐代标准音的长安地区不同，长安音也受到南方雅言的影响，〔5〕但都在北方方言区内，前后继承的关系多少存在，使用时稍作分辨，就可以帮助我们推测两种切韵的音系。
四 结语
这篇短文最主要的想法就是重新认识《切韵》的性质和结构，再根据新的认识，把切韵音系分成邺下切韵和金陵切韵两大方言来拟测。在两个音系之中如何拟订一、二等韵的元音，如何分辨三、四等韵，如何区别重韵和重纽，还有许多研究要做。这里只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本文中一些基本的想法曾在1992年6月24-26日第一届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新加坡）中提出，论文题目是“切韵中的文白及方言问题”。其后又在同年10月14-18日第二十五届汉藏语言学会一个专题座谈会讨论时提出。尤其对于《切韵》应该分成两个系统来拟测的看法曾经特别说明。本文写成后，于1994年担任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汉学讲座时，曾经提出报告。其后又在第三届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香港）中作为专题讲演的一部分，在此向几次会议中对本文内容提出意见的诸位同行致谢。
注释：
〔1〕 参加辩论的有王显（1961,1962）、邵荣芬（1961）、何九盈（1961）、黄粹伯（1962）、赵振铎（1962）及周祖谟（1966）。文章主要都刊登在《中国语文》上。
〔2〕 有些时代无法确定的，略去不论。 如《苍颉训诂》为东汉杜林所著，但音注不知为何人所作。又如颜之推批评的“战国策音刎为免”，可能出于高诱注，但目前无法考定。
〔3〕 明宋濂跋唐写全本王仁昫新撰定《刊谬补缺切韵》一书简称《全王》，有的学者称为《王三》。
〔4〕 俞敏（1984:302）指出：“张三分ab跟c两个韵， 李四分a跟bc两韵。陆法言准分三韵：a、b、c ……可是当时别管张三还是李四，不是两人加到一块儿，谁也念不出三种音来。”他的意见跟我的想法基本一致。我们既不应该为a、b、c三韵拟测三个不同的音， 但至少可以拟两组音，一组是a、b跟c；另一组是a跟b、c。
〔5〕 何大安（1981:336—337）指出长安本来不是一个文化都市，从梁元帝出降被杀，江陵大批朝臣被掳到长安之后，受到南方雅言很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