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的世俗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世俗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与超越性相对的概念，表示人们关注现实生活的取向。（注：范钦林等，“市场经济时代与青年世俗化”，《中国青年研究》1997年。第4期。）世俗化在西方社会学中， 是指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从宗教传统中逐渐摆脱出来的过程。因此，世俗化的概念有两个基本意义。其一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原则取代神学教条；其二是指一种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注重现世的善的生活，而不是来世的生活方式。世俗化表明，信仰力量的消解和宗教禁忌的瓦解。在社会学意义上看，世俗化完全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趋向，甚至被当成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尺度。（注：周宪主编，“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所以，世俗化就是肯定现世生活，肯定感官享受，肯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表现出以具体功利为追求、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它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非常贴近而融洽的，可以说，它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心理土壤。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必然表现为中国青年世俗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二十年，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二十年。这二十年，为中国青年理性化与世俗化提供了从容的机会。其间又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这里，我们主要引用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实证资料加以说明。
第一阶段，人生价值的反思（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不仅是濒临崩溃的经济和荒芜萧条的文化，更有深重的心理创伤。虚幻的国家共同体，在一个声音、一种思想的大同中达到了极端的异化，个人价值也在“螺丝钉精神”的无我教化中得以消失。“文革”结束以后，虽然经历了拨乱反正，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压抑人性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体制并没有改变，还形成了新的“两个凡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序幕，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进而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1977年，当几十万青年精英，以高考竞技场上胜利者的姿态，满怀激情地步入大学校门时，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舍我其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主义的忧患意识主导下，全身心投入到知识的海洋中，同时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也对“文革”进行不断的反思。包括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对爱情的反思、对家庭婚姻的反思、对知识价值的反思、对心灵伤痕的反思，最后以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形成高潮。1980年5月， 《中国青年》刊登了“潘晓的来信”，引发了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实质上是对文革期间和文革前人生价值观念的反思。这一过程是迷惘和痛心疾首的。青年们发现，自己所坚信和追求的理想与现实竟有着惊人的差距，人生的历程是如此的艰辛，人生的目的又是那样的飘忽不定。潘晓信中提出了“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的本质是不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人生信条对不对”等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各界青年很快参与讨论， 在很短的时间里编辑部收到了57000 多份稿件和来信、 100多篇专题讨论文章。青年一代要民主，反腐败， 要求个人的发展和利益，进而引发青年一代“自我奋斗、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追求思想的精神与激情十分高涨，还带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功利追求。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当代青年在以旁观者的角色对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给予关注的同时，也以实践者的角色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 其人生价值观的结构也逐渐趋于完善。 80年代初期，青年思想主轴偏重于“以社会为中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一端。当时，席卷全国的青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催发了“五讲四美三热爱”之花争奇斗妍。张华、华山抢险英雄集体层出不穷争做“四有”新人蔚然成风。“投身革命、立志成才”成为青年的自觉行动。但是，到了80年代末，青年思想主轴在来势汹涌的西方社会思潮流变中，轴心逐渐偏向于“以我为中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极。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走向，无疑是青年思想主轴的风向仪。根据上海大学国际商学院调查表明（注：陶国富，“青年精神支柱的倾斜及重构”，《青年研究》，1991年，第4期。 ）：大学生人生理想有下述变化：“为祖国富强及为人民幸福而学习”，1982年为72.1%，1989年为10%；“为个人成才成家，为了出国”，1982年为20.6%，1989年为69%；同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点，1982年为5.7%，1989年为58.2 %。根据上海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城建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和上海水产大学等9种类型13所高校对1862名大学生调查（注：田杰， “向未来迁徒：青年社会流动与打工浪潮”，《中国青年研究》，1997年，第6期。）， 认为：①“人生是由无数机遇组成”：“有道理”的为68.2%，“说不清”的为22.4%，“不可取”的为4.7%； ②“天生我才必有用”：“有道理”的为63.2%；“说不清”的为26.1%；“不可取”的为5.4 %；③“人的价值＝奉献+索取”：“有道理”的为59.1%，“说不清”的为23.6%，“不可取”的为8.7%；④“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别人”：“有道理”的为45.8%，“说不清”的为32.4%， “不可取”的为13.4%；⑤“命中没有，不可强求”：“有道理”的为45.2%， “说不清”32.5%，“不可取”的为20.4%；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有道理”的为44%，“说不清”的为27.7%，“不可取”的为18.4%；⑦“人生充满了痛苦、烦恼和无聊”：“有道理”的为42.5%，“说不清”的为29.7%，“不可取”的为19%；⑧“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有道理”的为37.5%，“说不清”的为25.7%，“不可取”的为29.6%；⑨“自己的前途、未来全在于自我设计”：“有道理”的为35.8%，“说不清”的为40.5%，“不可取”的为17.2%；⑩“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有道理”的为24.8%，“说不清”的为37.3%，“不可取”的为24.7%。从中不难看出，青年思想主轴偏离了主体文化的理性轨迹，“自我”、“自我价值”、“自我实现”在他们心目中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有的青年甚至还认为：人生的价值与目标就在于“个人需要的满足”或“证明自己是有作为的人”，致使他们在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和理想选择上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落差，表现为主观与客观、权利与义务、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
第二阶段，个人意识觉醒，参与意识强烈（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中期）
八十年代初，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社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当时，社会以“天之骄子”的称呼赋予了一代大学生一个美丽的光环，无形中隐含着对未来的承诺：良好的经济待遇，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等等，青年也较少考虑新的环境下实现自己理想的现实根基，“文化热”、“人才学热”与大学里的校园民主思潮相促进，一代青年在混沌又开的社会再度充当了前卫。从西单民主墙到大学生竞选，从“振兴中华，从我做起”到“小平您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几乎所有的热点问题总是与青年交织在一起的。与此同时，大学生价值取向的世俗化、功利化的步子开始加大。改革开放前，我们一直讳谈物质，一切行为和动机都被标以精神记号，思想境界成为最主要的价值衡量标准。伴随着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物质的份量开始上升，精神的地位开始下降。大学生群体价值中功利色彩开始明显强化。北京大学当时的调查显示，71.2%的学生坚持“按劳取酬”这一观念， 13.2%坚持“任何劳动都应有报酬”，46.2 %的人认为“大学生应理直气壮地争取个人功利”。（注：田杰，“向未来迁徒：青年社会流动与打工浪潮”，《中国青年研究》，1997年，第6期。）
大学生的群体价值观的世俗化和功利化是明显的，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八十年代初，从追求政治进步转向追求文凭，从“只求贡献，不思索取”或“少索取”的崇高思想境界向“按劳取酬”、“多贡献，多索取”的合理化行为过渡；二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大学生们在实施某一行为时，开始理性地考虑行为对自己发展的意义，并且讳言自我设计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大学生们开始以全面的个性发展目标来代替单一的发展目标，学习成绩或政治表现不再是主要的衡量指标，他们开始加入气质、个性等评价标准；三是教育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大学生们为社会不合理的分配局面所左右，想尽办法经商或寻找毕业出路，因而放下书本，走出课堂，尽量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青年一代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其人生价值观并没有实现个人主义与社会秩序的契合。
第三阶段，中西文化与价值观冲突（八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矛盾开始显现出来。社会弥漫着一种浮躁的心态，中西文化交流也更为广泛和深入，一些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对中国青年产生影响，“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当代西方民主政治观念等等，为广大青年所欣赏和接受，并进而形成了多元的价值取向。适逢社会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深化改革遇到了阻力，社会转型矛盾重重，青年的参与意识变成了忧患意识，敏感而又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再一次爆发出不满与愤怒，学潮一次又一次冲击社会，多元的价值产生了社会的不稳定， 终于导致了对社会发生极大震荡的1989年的政治风波。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纷繁复杂、 日益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重又陷入新的迷惘。1986年的高校学生思想意识抽查显示，认为“人生价值在于对社会做贡献，同时又取得社会报酬”的人数一直占了相当的比例，从1986年的47.7%上升到1988年的70.1%；追求“无条件为社会做贡献”的比例由1986年的47.1%下降到1988年的25.7%。八十年代初大学生择业，大多选择大专院校、全民企事业单位，到八十年代末，大学生择业观由“社会价值型”转变为“经济价值型”，把经济利益、物质待遇放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室1988年调查，希望毕业后到“三资企业”工作的大学生比例（31%）远高于以往对大学生吸引力最大的党政机关的比例（13%）。（注：杨雄，“九十年代中国大学生择业变化特点和发展趋势”，《青年研究》， 1997年，第9期。）
第四阶段，人生价值潜移默化的大转移（九十年代初）
1989年以后青年的“进取人生”观转变为逃避现实的“灰色人生观”，调侃文学，文化快餐，托福热，恋爱、沉湎于舞场，成为他们寻求人生价值寄托的手段。青年回到了对个人理想的追求与个人价值的实现之上，青年的参与意识逐步转变为远离政治现实，追逐实利的取向。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左”倾思潮受到抵制，改革深入发展，社会转型速度加快，青年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意识逐步回升，但是，青年关注社会的热点已不再是以前的政治层面，而主要停留在市场经济的层面，下海经商、创办公司、从事第二职业等成为青年追求的目标。北京大学所作的一项跟踪调查，则集中反映了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的毕业生择业取向的变化轨迹：
1991年大学生择业取向排序是：①科研、文化、卫生部门；②三资企业；③党政机关。
1992年的排序是：①大专院校、科研单位；②三资企业；③党政机关。
1993年的排序是：①三资企业；②直接出国；③大专院校、科研系统。
1994年的排序是：①沿海特区；②三资企业；③国外。
北京大学学生择业最为看重的是：
1992年排序是：①能否发挥专长；②经济收入；③社会地位。
1993年排序是：①经济收入；②能否发挥专长；③社会地位。
1994年排序是：①经济收入；②能否发挥专长；③社会地位。
第五阶段，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形成（九十年代中期以来）
九十年代开始，无论是校园还是社会，人们对讨论已不再热衷。从入学那天起，专业素质比较优秀的青年就信誓旦旦地准备考托福，他们的个人奋斗目标是明确的。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调查表明，对“人生最大幸福”的回答，前三位的是“事业有成”，“有个温暖的家”和“有知心朋友”，这都是与个人相关的关怀，而“对社会做贡献”则排到了第六位。到1995年，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如“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持否定态度的人已达1／3。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的大潮，对校园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迅速趋于实用化、功利化（注：黄志坚，“世纪之交论青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据上海复旦大学团委1996年对450名96 届本科毕业生所作的调查表明：银行系统与三资企业在毕业生择业当中居于炙手可热的位置。29.34%的毕业生选择银行系统，19.90%的学生看好三资企业。商业系统和国有企业则在同学们中反应较冷。在选择单位时最注重什么？统计显示：“发展前途”是大学生的首选项（75.25%）， 其余依次是“薪水”（50.77%）、“工作条件”（14.13%）、“社会地位”（14.04%）、“人际关系”（4.34%）、“工作强度”（3.57 %）、“同领导关系”（2.04%）（注：田杰，“向未来迁徒：青年社会流动与打工浪潮”，《中国青年研究》，1997年，第6期。）。
择业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十分强烈。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大学生个性意识的普遍增强，另一方面，大学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也更为明显。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现实生活感受的直观性以及对感性满足的强烈要求，使90年代大学生在进行利益权衡时，较多地考虑目前的、现时的利益。1994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发现，72.5%的大学生希望学习实用知识，73.2%学生认为文史哲知识“没用”，69.6%学生认为“做学问太没意思，过于清苦，且不实用”。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依次为：经济收入（78.4%），能否实现个人价值（59.6%），权力和社会地位（55.6%），工作舒适、位于城市（53.7%），出国深造机会多（32%）。同期对上海重点学校大学生择业观的一项调查发现，73%的毕业生概括自己的职业选择是所谓“新三到”（到国外去、到沿海去，到赚钱最多的地方去）。这些都足以说明当代大学生以个人需求为中心， 以“实用”为标尺进行自我发展设计的取向。 据1996年3月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250名受调查的大学毕业生，有206 名回答了“影响择业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结果：经济收入，占73.3%；发挥才能，占50%；兴趣爱好，占36.4%；工作环境，占34.5%；专业对口，占28.2%；社会地位，占18.0%；升迁机会，占14.6%；住房，占13.1%；社会需要，占8.7%；学习环境，占7.3%；生活方便，占6.3%；离家近，占4.9%。与经济收入占主导地位相对应，毕业生对外资企业、金融机构等单位十分青睐。在回答“满意的工作单位”这一问题的198名同学中，分别有51.5%和29.3 %的人选择外资企业和金融机构；机关、高校由于收入稳定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分别为29.8%和21.2%；国有贸易公司为19.7%；科研单位为19.2%；工业企业为5.1%；报社为6.6%（注：北京大学团委，“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调查”， 《青年研究》，1997年，第3期。）。近几年来， 校园里的“经商热”有所降温，但是大学生的行为和价值追求的实用化和功利化已越来越明晰。应当说，这是市场经济发育初期发展的趋势使然。
九十年代青年择业的现状，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五四”时代的择业大分化。“五四”作为奠定百年中国青春基调的时代，正是青年和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时代。从那时起，文化人摘掉了方巾，放弃了单一仕途目标，不再是国家官僚集团的预备队。他们到城市或下乡村，做报人，做教师，做自由撰稿人，做职业革命者，等等。知识阶层有了多种人生目标和生存方式。它第一次改变了这一阶层人生依附的命运，因此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注：田杰，“向未来迁徒：青年社会流动与打工浪潮”，《中国青年研究》，1997年，第6期。）。 今天这一景观再次生动地出现，正是当代青年观念改变的一大表征，他们改变了自己，也必定会改变整个社会。